叶嘉莹 难忘诗骚李杜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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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历尽了平生各种不幸的一个人。但是人生经历了大的苦难,就会打破自己的小我投身于大我的境界”
  人物档案:
  叶嘉莹,号迦陵。1924年7月出生于北京一个书香世家,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加拿大籍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曾任台湾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并受聘于国内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名誉研究员。著有《迦陵论词丛稿》、《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迦陵论诗丛稿》等专著40余种。2012年6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故园春梦总依依
  叶嘉莹本是大家闺秀。她出生在京城北平一个古老而显赫的蒙古裔满族旗人家族,原与纳兰成德同里籍,祖居于叶赫地,本姓叶赫纳兰,祖辈曾在清朝为官。满族、旗人、祖上当朝为官,这几个因素似乎就注定了叶嘉莹非同寻常的身世。民国以后,主张废除满族姓氏,她的姓才简化为“叶”,以至于一般人再也不能从姓氏上判断她祖上曾经的显贵了。但是,叶嘉莹仍然能明显感觉到这种家庭出身带给她的巨大影响。
  最大的影响是她受到了难能可贵的家庭教育。虽然小时候因为祖父的封建,不许女孩子外出念书。但却很重视家庭教育,她就在家里认字、背诗。刚开蒙的时候,她的姨母则充当起了家庭教师教她《论语》,据她自己回忆,她虽然不全懂《论语》,但还是能感觉到“朝闻道,夕死可矣”等语句中蕴含着“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叶嘉莹作为她这一辈中惟一的女孩,父辈们总以“新知识、旧道德”教育她。11岁那年她以同等学力考上中学后,母亲为她买来一套《词学小丛书》作为奖励。此前,她已经在伯父的指导下开始学写格律诗词。她在这个阶段接触的古典诗词,引起了她的强烈兴趣,也为她日后的诗词造诣打下了坚实基础。
  童年的记忆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叶嘉莹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时的院落,据说那是她曾经当过“佐领”的曾祖父买下的,是道光年间的一所大四合院。已故著名学者邓云乡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特意描述了这个浸润着古老文化气息的大四合院,他说:“这是一所标准的大四合院……格局很好,十分有规模。”因为邓老先生的母亲常常生病,而叶嘉莹的伯父是中医,所以有机会走进这所院落。在这个三进的四合院里,叶嘉莹祖父住正房五间,伯父跟父亲两个人住东厢房和西厢房,而伯父是个藏书家,前院的一排房就像图书馆一样,有三间是用来藏书的,全是书架。伯父的书房是叶嘉莹受益最多的地方,她喜欢什么书就找出来看。
  孩提时期的叶嘉莹活动的主要范围就是家里的那个四合院,上学以后也仅仅局限于家里和学校的两点一线。可以说,叶嘉莹小时候的天地是狭小的。但是,幸运的是,她能接受教育,接触中国古典诗词,从而为她打开了一个无比广阔的世界。身体可以受到局限,但是谁又能阻止心灵的飞翔呢?
  15岁时,她为自家院子里的一棵翠竹写下了一首《对窗前秋竹有感》:“记得年时花满庭,枝梢时见度流萤。而今花落萤飞尽,忍向西风独自青。”这首诗似乎已经在昭示着叶嘉莹一生的命运:看尽繁华,洗却芳菲,却依然绝世而独立,宁折不屈,青翠依然。
  但在那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岁月里,叶嘉莹经历了八年抗战在沦陷区的生活,毕业后在北平教书,两年后结婚随丈夫工作调动去了台湾,然后到美国和加拿大,处处都有叶嘉莹漂泊的身影,但是她知道自己的根已经深深地扎在了遥远的故国故园,时时魂牵梦绕,挥之不去——“祝取重番花事好,故园春梦总依依”,就是叶嘉莹此种心境的绝佳写照。
  师从顾随
  1941年,17岁的叶嘉莹考上了辅仁大学国文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遇到了古典文学名师顾随羡季先生,并深得先生赏识。也许是出于对古典诗词的热爱,又或许是出于对羡季先生的仰慕,叶嘉莹学习异常认真刻苦。她会时常向人展示她在学习期间记下的几大本课堂笔记,这是她历经几十年辗转漂泊但一直珍藏着的宝贵财富。更重要的是,她不仅仅是收藏这些笔记,而且把笔记交给了顾先生的女儿、河北大学的顾之京老师,将这些笔记内容整理出版,才算是了却了自己的一桩心愿。
  国家不幸诗家幸。师从顾随期间,正是国难家愁最集中的时期,但也是叶嘉莹诗词创作最为旺盛的时期。顾先生对她的诗词极为欣赏,曾经主动和了她所写的《摇落》、《晚秋五首》等六首律诗,叶嘉莹读了老师的和诗,也写了六首诗奉和。
  其实,顾随先生对叶嘉莹的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诗词创作,更重要的是对她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影响。“拼将眼泪双双落,换取心花瓣瓣开”——这是顾先生的诗句,叶嘉莹从中感受到的是一种勇于直面人生苦难的坚毅精神;“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态过乐观之生活”——这是顾先生的名言,叶嘉莹时刻铭记于心。先生的这些教诲赋予了叶嘉莹日后面对各种人生风雨乃至苦痛折磨的神奇力量。
  顾随先生的精神人格,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叶嘉莹的骨髓。时至今日,就连她授课的方式也依然是顾先生风格的延续——脱稿讲课、离开课本“跑野马”等。同时,在顾先生心目中,叶嘉莹也是他最得意的门生。顾先生给她的信中曾经说:“年来足下听不佞讲文最勤,所得亦最多。然不佞却并不希望足下能为苦水(顾随别号)传法弟子而已。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殷殷赏识之意,拳拳期待之情,尽显于字里行间。
  弱德之美
  叶嘉莹一生命途多舛。17岁丧母,自幼饱尝生离死别之苦,爱情家庭生活谈不上幸福——正如为叶嘉莹写传记的学生张侯萍所说:“叶先生熟谙古诗词中的儿女情长,可她这一生从来没有恋爱过。”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叶嘉莹依然是那样的从容淡定、雍荣华美。在谈到词之美感特质时,叶嘉莹曾提出了“弱德”这个文学概念,这个新颖独到的概念显然来自于她自己对于生命的感悟。由文学引申至人生,“弱德”就变成了一种非常美好的品质,这种美感兼具教化的作用,是美与善的统一。叶嘉莹说:“弱德不是弱者,弱者只趴在那里挨打。弱德就是你承受,你坚持,你还要有你自己的一种操守,你要完成你自己,这种品格才是弱德。”   纵观叶嘉莹的一生,我们就会明白,正是叶嘉莹这种“弱德”成就了叶嘉莹的美。1945年大学毕业后,叶嘉莹在北平中学教书,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国民党海军任职的赵先生。一年以后,24岁的她与他结婚了。她曾经说:“我的一生都不是我的选择。我先生的姐姐是我的老师,是我的老师选择了我。”因时局动荡,结婚那年的11月,叶嘉莹随丈夫的工作调动去了台湾,1949年8月生下第一个女儿。大陆解放后,台湾的白色恐怖加剧,在大女儿才三个多月时,丈夫就因为“思想问题”被当局拘捕。随后,叶嘉莹所任教的彰化女中的校长和6位教师一并被抓,她带着怀中幼女亦在其中,罪名仍然是“莫须有”的思想问题。因为没有涉及实质的政治问题,她很快就被放了出来,却已经无家可归。“我们从故乡远到台湾去,无家无业”,“没有了宿舍,没有了薪水。”无奈之下。她只得带着怀中的女儿投奔到丈夫的一个亲戚家。但这位亲戚也刚到台湾,宿舍窘迫,祖孙三代5口人,只有两个房间,她们母女白天就到外面树阴下面徘徊,晚上在走廊铺上一条毯子打个地铺,母女二人才勉强有个安身立命之所。在当时写的一首名为《转蓬》的诗中,叶嘉莹这样表达自己的孤苦无助——“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
  直到1952年,叶嘉莹的丈夫才从监狱里放出来。当时叶嘉莹在一家私立中学教书,一个少妇,带着幼女,先生好几年没有出现过,别人不可能不猜疑,但叶嘉莹却不能对任何人诉说,因为如果校方知道自己的丈夫因为思想问题被关押,她马上就会被辞退。1953年,叶嘉莹生下了小女儿,家务负担很重,她的身体状况又一直不好,一度还得了哮喘病。1954年她因为许世英先生的推介而得以进入台湾大学教书。她当时在三所大学教七门课程,还要在电台和电视台讲授诗词,上午讲三个小时,下午讲三个小时,晚上还要讲两个小时,工作任务之重,可想而知。她进行如此高强度的劳动实在是迫不得已,因为她要负担一家人的生活,上有80岁的老父亲,下有一个念大学、一个念中学的女儿。丈夫因为无端被关押了好几年,而后几乎一直处于待业状态,脾气变得愈加暴躁。但是“弱德”的力量支撑着她挺了过来。
  1948年离开了家乡北平,1966年被台湾大学交换去了美国,1969年,叶嘉莹又离开执教了20年的台湾,去了加拿大,1970年接受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聘约。在加拿大,她必须用英文教学,用英文讲诗词,于是英文功底并不好的叶嘉莹就经常要查生字到凌晨两点钟,然后一大早就要上讲台讲课。
  与后来的打击相比,婚姻与家庭的不幸似乎不值一提。1976年,52岁的叶嘉莹又遭遇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生剧痛。这一年的3月,她从温哥华去美国的费城开会,途经多伦多,特地去看望了新婚不久的大女儿。孰料第二天,就接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噩耗:当年那个与她相依为命在患难中成长的大女儿,在外出旅游时出了车祸,与女婿一同不幸双双遇难!回到温哥华之后,叶嘉莹把自己关在家里,避免接触一切友人,无论任何人的关怀慰问,都只会更加引发她内心的伤痛。这时,诗歌又一次为她疗伤,她一连写下十首《哭女诗》,“噩耗惊心午夜闻,呼天肠断信难真。何期小别才三日,竟尔人天两地分。”“谁知百劫余生日,更哭明珠掌上珍。”“回思襁褓怀中日,二十七年一梦中。”“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这些诗句至今读来仍能感觉到叶嘉莹那种字字血泪、肝肠寸断的痛楚。
  面对人生一次又一次的残酷袭击,叶嘉莹没有倒下,没有屈服,“弱德”之美终于成就了生命的灿烂。叶嘉莹说:“我真是历尽了平生各种不幸的一个人。但是人生经历了大的苦难,就会打破自己的小我投身于大我的境界。”老子曾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笔者认为,叶嘉莹的“弱德”理论是老子“水”理论的千年知音。“弱德”之人,就像水一样,看似柔弱,却可以胜刚强。
  用生命拥抱诗歌
  叶嘉莹是一个用生命拥抱诗歌的人。因为她一生都在创作诗歌、研究诗歌、传播诗歌。正如叶嘉莹自己一首诗所说:“已是桑榆日影斜,敢言辽海作蓝霞。暮烟沉处凭谁识,一杼鲛绡满泪花。”这里的鲛绡,是指传说中鲛人所织的绡,是一种独特的材料,古有“南海出鲛绡纱,入水不濡”之说。海里的鲛人泣泪成珠,织成世界上最轻最柔最美的鲛绡。鲛绡是鲛人生命的结晶,而诗歌则是叶嘉莹生命的寄托和结晶。
  叶嘉莹用生命拥抱着诗歌,但她从来没有将自己标榜成诗人或者诗歌领域的权威学者。叶嘉莹对诗歌是一种发自心底的热爱,为了诗歌她可以“忍困不眠,忍饥不食”。于是,每当她面对生命的磨难时,诗歌能够赋予她迎难而上的勇气;每当她感受到陶渊明、杜甫在自己的体悟中复活的时候,她感觉到诗歌已经与自己的生命融为一体了,那是至美至善的无尽的愉悦。于是,在年幼丧母时、在颠沛流离时、在老年丧女时、在忧国忧民时,叶嘉莹都有自己创作的诗歌。这些她用生命写就的篇章,在这个快餐文化的时代里,也许不被潮流所青睐,但是它们必将以自己的方式留存下去。我相信,它们都将成为弥足珍贵的化石、琥珀和珍珠,无论时隔多久,人们都可以从中感受到生命的鲜活和热度。
  叶嘉莹用生命拥抱诗歌的另一个方式,就是矢志不渝地研究和传播中国古典诗词。她一生中以教授古典诗词为职志,在北平教三所中学,在台湾连中学带大学执教20年,1970年得到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聘约,还是教中国诗词。叶嘉莹始终认为,她的根在中国,诗词的根也在中国,她说:“多年来我在海外文化不同的外国土地上,用异国的语言来讲授中国的古典诗歌,总不免会有一种失根的感觉。我虽然身在国外,却总盼望着有一天能再回到自己的国家,用自己的语言去讲授自己所喜爱的诗歌。”
  1976年“文革”一结束,叶嘉莹马上给国家教委写信,申请利用自己的休假时间回国教书。得到批准之后,1979年她终于如愿以偿第一次回国讲学。已故著名学者缪钺先生评价叶嘉莹是“怀京华北斗之心,尽书生报国之力”,叶嘉莹则写下这样的诗句作为回应:“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也就是说,叶嘉莹的故园之思、报国之情和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热爱,是高度一致的。1996年,叶嘉莹在南开大学创办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并拿出自己10万美元的退休金设立了“叶氏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以奖励那些在传承中国古典诗词方面作出贡献的后进们。
  令叶嘉莹欣慰的是,她已经唤起了一大批年轻人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热爱,她的“粉丝”很多。在南开大学授课期间,可坐300人的大阶梯教室常常人满为患,听课证一证难求。叶嘉莹还记得当年第一次离开南开时,最后一晚为学生们授课的情景,并有诗为证:“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临岐一课浑难罢,直到深宵夜角吹。”下课铃声响起,却没有一个人舍得离开,师生共同陶醉于中国古典诗词的世界里,这是怎样的境界啊!自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叶嘉莹在国内各大学进行巡回式的演讲,内容均是中国古典诗词,讲者激情澎湃,听者如醉如痴。叶嘉莹今年已经是米寿高龄了,但是她传播中国古典诗词的热情和决心丝毫未减。她说:“古典诗词里蕴含的,是我国文化的精华,是当年古人的修养、学问和品格。现在的青年一般都不喜欢读古典诗词,因为它的语言是古典的,里面又有很多典故,有很多历史背景,他们自己看是很难看到里面的好处的,难免对之感到冷淡隔膜,这是很大的损失。所以我要把这些好处讲出来,希望能够传达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理解。只要有人愿意听,只要我的能力还可以讲,我愿意一直讲下去。”
  叶嘉莹还始终坚持一个观点,即诗词不能沦为应酬和歌功颂德的作品。她常常告诫她的学生说,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写诗。因为真正好的诗词作品,都是蕴含有高尚的人格、品行、意志和修养的性情之作,屈原、李白、杜甫、陶渊明、苏东坡、辛弃疾等诗人词人概莫能外。好的诗人因为不愿同流合污,有时难免会付出饥寒交迫、穷困潦倒甚至是生命的代价,但是他们用生命写出的诗歌,永远不死。
  (感谢南开大学宣传部给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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