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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蔷薇有花又有刺,然而花开须有时,开花时少,无花时多。“无花的蔷薇”,则如鲁迅在段(祺瑞)治下所写,只见其刺,不为冲淡和平的人所喜。至于无花又无刺,还剩下什么呢?“无力蔷薇卧晚枝”,无非蔷薇叶子而已。
关于“两头真”
所谓“两头真”,先是一些中共的耄耋老人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他们大多生于上世纪最初20年,既是自况,也有自嘲——嘲的是自己除青年老年“两头”外,中间一段不足道,如胡绳说的“三十不立,四十而大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包括任仲夷在内的许多老同志,都曾在文章或谈话里这样自命。
他们多是上世纪20、30年代,至迟在抗日战争前后救亡运动的高潮中,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队伍的。我相信他们当时是真诚地要抗日,也是真诚地要革命。到了晚年,他们回顾一生,重新面对历史,真诚反思,祛除谵妄,进入一个新的精神境界,敢讲实事求是的真话,也是出自真诚。
这就是我理解的他们的“两头真”。
不久前,讀到署名灵子的作者对105岁老人周有光的访谈。这位在新出的《朝闻道集》中畅议“双文化论”的学者,早年为经济学家,从事大学教学和金融活动;50年代由周恩来提名参与文字改革,在创制汉语拼音方案、简化字表等方面贡献良多;“文革”以后更是关注国运民命,极大地扩充了研究范围,发表了许多创见。
周有光也用了“两头真”这一说法,他说,“年轻的时候一味天真盲从,到了老年又开始探求真理”。
这位老人不是共产党员,我从他自称的“两头真”,感到跟上述老党员们自称的“两头真”似有微妙不同。也许是因为他没有参加过革命,甚至也不是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他只是在抗战期间的重庆,有时应邀出席周恩来“礼贤下士”的小型座谈会。50年代他从上海调入北京从事文字改革工作,据说就此逃过了“反右”一劫,而他在上海经济界的一些同事、朋友如沈志远等,几乎通通落入了“右”网。
因此,他说自己晚年的“真”——探求真理,我想应该与那些老党员并无二致。但说到早年,他说的却只是“年轻的时候一味天真盲从”;说到老年“又开始探索真理”——是“又开始”,可见他过去对真理也曾探索过,然而既然那探索已被证明是“天真盲从”,不说也罢。
不管是党内还是党外的老人,当他们回首平生,不免会有各种各样的遗憾。“两头真”终因最后归于“真”,多少还是可以引为欣慰的。虽如一位老报人所说,“老时醒,醒时老”,这是人们共同的感慨,但终于活出个“真”字,也就活出了人味,活出了人生的意义。
而那些到死还念叨没升至哪一级高位,记恨某人“抢”了他交椅的人,归根结底是个利禄之徒罢了,何足道哉!
“维权”与“维稳”
“维权”和“维稳”本不该构成一对矛盾的。
“维权”,是公民起来维护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维权的同时也就维护了共和国宪法和法律的尊严,这是从根本上有利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大好事。因为依法维权,打击了侵犯公民权利的各项违法行为,有利于法治建设及社会向和谐方向发展。
“维稳”,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为此就必须打击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打击黑社会组织及其已经或可能形成操控的“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这都是要靠政府来做的事。当然,要维稳,还要反对其他破坏社会稳定的行为,其中就包括公务人员的贪贿腐败,地方各级部门的执法犯法,以公权力侵犯公民私权……这些同样会引发社会不满,严重的甚至会影响社会稳定。
因此,从理论上说,政府要“维稳”,就必须支持民间各种形式的依法“维权”,使任何一位普通公民的权利得以伸张,这样才会加强执法部门的公信力,提高政府的亲和力,也自然会促进社会的稳定。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从哪个环节开始,限制民间维权(甚至提出所谓“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口号)被纳入“维稳”的范围了。
这里出现了理论和实际的脱节,宣言与实践的分裂。这也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不顾中长期后果的进退失据。从根本上看,这更是对“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宗旨的背离。
理论、原则就不用说了,只说一个数字:国家全年用于“维稳”的费用达5000亿至6600亿之巨,其中用于限制民间维权方面的钱款究竟是多少,不详。而这笔开销每年尚有递增之势,可知不大见效,至少是“维权”和“维稳”互为水涨船高的局面,能不令人嗟叹!?
离开书面上的议论,就以世俗的眼光看,目前遍及城乡的民间维权,绝大部分纠结于经济案件——某一级政府部门或政府中的某些公务员滥用公权,侵犯甚至掠夺了某一公民或某一公民群体的经济权益,而政府有关部门或支持、包庇,或不作为,甚至对维权者施以拘捕打压等伤害。这样,由于处理不力或处理不善,就使问题从简单的经济维权转向政治维权了。
在这里,应该问:政府是干什么的?或者问:政府应该干什么?
单就这里所说的事例,假如政府有能力管住自己各级部门、各级公务员,有能力纠正滥权和违法行为,那末,至少五六千亿的“维稳”经费中就可以省出相当一部分针对维权活动的钱来,不是去填所谓“维稳”的不计成本的无底洞,而可用在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等缺钱的地方。
这又是可怜的“理想主义”吗?
然而,又听说“维稳”经费是专款专用,不得挪用的——哦!
讲话没有不重要的
不久前,江苏睢宁开了个“不准官员讲官话”的动员会,主持会议的县长说:“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天琦书记作讲话”,旋即又补充了一句:“作重要的讲话。”这位县委书记走到讲台前说:“刚才讲老百姓比较讨厌的几种情况,第一就是领导一讲话就是‘重要讲话’,尤其是县委书记,我也不知道我的讲话重要不重要。”(2010年6月24日《南方周末》)
县长的补充,说明套话的积重难返;而书记的表态,却缘于怕沦为被嘲笑的对象。其实要了解民意并不难,例如流行的短信或段子里,列举套话加以微讽时,有一句就是:“‘讲话’没有不‘重要’的。”这俏皮话,其意若曰:不管重要不重要,领导干部讲话都必冠以“重要”;官越大,讲的话越“重要”。
而我以为,说领导干部的讲话是“重要讲话”并不错。尤其是“县委书记”,不比人微言轻的草民和一般知识分子,在现行体制下,是一身系一县之安危,不说一言九鼎吧,一鼎两鼎的分量总是有的。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应该是言必信,行必果,不能轻诺而寡信,你能说他的讲话不重要?不重要的话,可讲可不讲的话,讲它干嘛?如是淡话、废话,为什么要宣之于众?上级任命你主持一个偌大范围的工作,你要对工作负责,对民众负责,还要对上级负责。“一句顶一万句”是最高标准,只适用于空前绝后的“最高指示”,但你至少要一句顶一句,句句落实嘛。一个处于重要位置上的人,能够对公众作重要讲话,正是大家期待的。怕的是你讲套话,没有任何“可听性”(比照“可读性”),更没有任何“可落实性”(比照“可操作性”),那就不仅是老百姓“讨厌”的,说是深恶痛绝也不过分。
因此我宁愿相信县委书记,甚至比他职位更高又经常须面对群众的人、应该对国运民命负责的人讲的都是重要的话;我也愿意相信,旁称他们作“重要讲话”的人,也是唯恐人们对他们的讲话掉以轻心,当耳旁风,而不一定出于奉承的私心或基于套话的习惯。
然而,我以为,既然每一次讲话都重要,何必还强调作的是“重要讲话”呢?难道是要突出于朋辈之间,显示比别人的讲话更重要吗?
我们一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那就以毛为例吧。他的“雄文四卷”中,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还有后来195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都没有标为“重要讲话”,但你能说这些讲话不重要吗?
以他的名字命名一个时代、堪称重要历史人物的毛主席,到了晚年,自认为“个人崇拜”还是要搞一点。于是,至少在他的默许下,他的片言只语都成了“最高指示”,不可谓不“重要”了。但历史证明,哪怕当年敲锣打鼓,灯笼火把,万人空巷不过夜,但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诸如“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之类不知所云的语录,不也终于唾“地”自干了吗?
“号召”和“响应”
一个时代有一个時代的流行词,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生活的侧影。
上世纪80年代,我读到一位旅美华人学者研究《红楼梦》的论文,他从后40回中常用词汇不同于前80回,论证是另一作者(高鹗)写的续书。所引数据,便是电脑统计得来的各个词汇出现的次数。
近年媒体上屡屡公布一年或若干年来的“热词”,不知道是否都下过这样的功夫,还是仅凭印象而来的。
我下不了这样的功夫,但凭我的印象,从1949年起,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号召”和“响应”曾成为中国大陆最热门的词汇。所谓热门词,就是腾传众口,从上到下,大家说话都离不开它。
1949年,是大陆易帜、新政权取代旧政权的关键一年。所有的人,“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卷入了政治热潮。随着摧枯拉朽式的军事进展,政府一路以社会动员的方式,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号召”和“响应”就是这一政治生活场景的反映。
从上到下的宣传,一是依靠报纸和广播电台,二是依靠各级干部、工作组、宣传员们的口头宣讲。前者如当时经常引用的斯大林语录,“报纸是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那时报纸和电台不是今天所说的“新闻媒介”,而是党的喉舌,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工具,它的首要职责是传达党的政策方针,随时发出号召。有时负责口头宣讲的工作队、基层干部,就是组织大家读报或听广播,也就是听党的号召,然后再组织大家“响应”这一号召,所谓“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至于这“号召”的内容,不一而足,有全国性的,有地方性的;有大运动,有小中心;有笼统的一般号召,也有要求立竿见影付诸行动的具体号召,如号召捐献飞机大炮(响应号召就得掏钱),号召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响应号召就得检举揭发,没有可揭发的也要在会上喊口号,基本如此)。
这正是号召者追求的效果:“登高一呼,八方响应!”
群众对“号召”的“响应”,再通过报纸、广播宣扬开去,声势便越来越大。那时的报道,只要是好事,都加上一句“在……的号召下”,“响应……的伟大号召”,好像只有这样,事情才显得完满。
那时还从民间口语引来两个流行的形容词,叫做“红火”和“热火朝天”,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热气高,干劲大”。政治运动则是不断掀起“新高潮”,热浪滚滚。
只是听惯了“响应”之声,习惯成自然,只能听众口一词的如斯响应,听不得逆耳之言——若非“山呼(万岁)”就不顺耳了吧。
仿佛直到1957年,人们先是积极响应“帮助党整风”的伟大号召,接着响应“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的伟大号召。1958年后,先是响应“大跃进”、“放卫星”的伟大号召,不久又要响应“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伟大号召了。
领导与群众,“号召”和“响应”的这样一种互相配合的关系,似乎到发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时,达到了当时的顶峰。在那10年的“华彩乐章”中,“伟大号召”已径直地变为“最高指示”,是强制执行的指令,所谓“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10年动乱结束,渐渐地,“号召”和“响应”这一对原来表示双向互动的词,也就似乎淡出了媒体、公文和一般的政治生活了。
(作者系诗人、作家)
蔷薇有花又有刺,然而花开须有时,开花时少,无花时多。“无花的蔷薇”,则如鲁迅在段(祺瑞)治下所写,只见其刺,不为冲淡和平的人所喜。至于无花又无刺,还剩下什么呢?“无力蔷薇卧晚枝”,无非蔷薇叶子而已。
关于“两头真”
所谓“两头真”,先是一些中共的耄耋老人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他们大多生于上世纪最初20年,既是自况,也有自嘲——嘲的是自己除青年老年“两头”外,中间一段不足道,如胡绳说的“三十不立,四十而大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包括任仲夷在内的许多老同志,都曾在文章或谈话里这样自命。
他们多是上世纪20、30年代,至迟在抗日战争前后救亡运动的高潮中,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队伍的。我相信他们当时是真诚地要抗日,也是真诚地要革命。到了晚年,他们回顾一生,重新面对历史,真诚反思,祛除谵妄,进入一个新的精神境界,敢讲实事求是的真话,也是出自真诚。
这就是我理解的他们的“两头真”。
不久前,讀到署名灵子的作者对105岁老人周有光的访谈。这位在新出的《朝闻道集》中畅议“双文化论”的学者,早年为经济学家,从事大学教学和金融活动;50年代由周恩来提名参与文字改革,在创制汉语拼音方案、简化字表等方面贡献良多;“文革”以后更是关注国运民命,极大地扩充了研究范围,发表了许多创见。
周有光也用了“两头真”这一说法,他说,“年轻的时候一味天真盲从,到了老年又开始探求真理”。
这位老人不是共产党员,我从他自称的“两头真”,感到跟上述老党员们自称的“两头真”似有微妙不同。也许是因为他没有参加过革命,甚至也不是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他只是在抗战期间的重庆,有时应邀出席周恩来“礼贤下士”的小型座谈会。50年代他从上海调入北京从事文字改革工作,据说就此逃过了“反右”一劫,而他在上海经济界的一些同事、朋友如沈志远等,几乎通通落入了“右”网。
因此,他说自己晚年的“真”——探求真理,我想应该与那些老党员并无二致。但说到早年,他说的却只是“年轻的时候一味天真盲从”;说到老年“又开始探索真理”——是“又开始”,可见他过去对真理也曾探索过,然而既然那探索已被证明是“天真盲从”,不说也罢。
不管是党内还是党外的老人,当他们回首平生,不免会有各种各样的遗憾。“两头真”终因最后归于“真”,多少还是可以引为欣慰的。虽如一位老报人所说,“老时醒,醒时老”,这是人们共同的感慨,但终于活出个“真”字,也就活出了人味,活出了人生的意义。
而那些到死还念叨没升至哪一级高位,记恨某人“抢”了他交椅的人,归根结底是个利禄之徒罢了,何足道哉!
“维权”与“维稳”
“维权”和“维稳”本不该构成一对矛盾的。
“维权”,是公民起来维护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维权的同时也就维护了共和国宪法和法律的尊严,这是从根本上有利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大好事。因为依法维权,打击了侵犯公民权利的各项违法行为,有利于法治建设及社会向和谐方向发展。
“维稳”,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为此就必须打击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打击黑社会组织及其已经或可能形成操控的“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这都是要靠政府来做的事。当然,要维稳,还要反对其他破坏社会稳定的行为,其中就包括公务人员的贪贿腐败,地方各级部门的执法犯法,以公权力侵犯公民私权……这些同样会引发社会不满,严重的甚至会影响社会稳定。
因此,从理论上说,政府要“维稳”,就必须支持民间各种形式的依法“维权”,使任何一位普通公民的权利得以伸张,这样才会加强执法部门的公信力,提高政府的亲和力,也自然会促进社会的稳定。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从哪个环节开始,限制民间维权(甚至提出所谓“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口号)被纳入“维稳”的范围了。
这里出现了理论和实际的脱节,宣言与实践的分裂。这也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不顾中长期后果的进退失据。从根本上看,这更是对“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宗旨的背离。
理论、原则就不用说了,只说一个数字:国家全年用于“维稳”的费用达5000亿至6600亿之巨,其中用于限制民间维权方面的钱款究竟是多少,不详。而这笔开销每年尚有递增之势,可知不大见效,至少是“维权”和“维稳”互为水涨船高的局面,能不令人嗟叹!?
离开书面上的议论,就以世俗的眼光看,目前遍及城乡的民间维权,绝大部分纠结于经济案件——某一级政府部门或政府中的某些公务员滥用公权,侵犯甚至掠夺了某一公民或某一公民群体的经济权益,而政府有关部门或支持、包庇,或不作为,甚至对维权者施以拘捕打压等伤害。这样,由于处理不力或处理不善,就使问题从简单的经济维权转向政治维权了。
在这里,应该问:政府是干什么的?或者问:政府应该干什么?
单就这里所说的事例,假如政府有能力管住自己各级部门、各级公务员,有能力纠正滥权和违法行为,那末,至少五六千亿的“维稳”经费中就可以省出相当一部分针对维权活动的钱来,不是去填所谓“维稳”的不计成本的无底洞,而可用在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等缺钱的地方。
这又是可怜的“理想主义”吗?
然而,又听说“维稳”经费是专款专用,不得挪用的——哦!
讲话没有不重要的
不久前,江苏睢宁开了个“不准官员讲官话”的动员会,主持会议的县长说:“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天琦书记作讲话”,旋即又补充了一句:“作重要的讲话。”这位县委书记走到讲台前说:“刚才讲老百姓比较讨厌的几种情况,第一就是领导一讲话就是‘重要讲话’,尤其是县委书记,我也不知道我的讲话重要不重要。”(2010年6月24日《南方周末》)
县长的补充,说明套话的积重难返;而书记的表态,却缘于怕沦为被嘲笑的对象。其实要了解民意并不难,例如流行的短信或段子里,列举套话加以微讽时,有一句就是:“‘讲话’没有不‘重要’的。”这俏皮话,其意若曰:不管重要不重要,领导干部讲话都必冠以“重要”;官越大,讲的话越“重要”。
而我以为,说领导干部的讲话是“重要讲话”并不错。尤其是“县委书记”,不比人微言轻的草民和一般知识分子,在现行体制下,是一身系一县之安危,不说一言九鼎吧,一鼎两鼎的分量总是有的。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应该是言必信,行必果,不能轻诺而寡信,你能说他的讲话不重要?不重要的话,可讲可不讲的话,讲它干嘛?如是淡话、废话,为什么要宣之于众?上级任命你主持一个偌大范围的工作,你要对工作负责,对民众负责,还要对上级负责。“一句顶一万句”是最高标准,只适用于空前绝后的“最高指示”,但你至少要一句顶一句,句句落实嘛。一个处于重要位置上的人,能够对公众作重要讲话,正是大家期待的。怕的是你讲套话,没有任何“可听性”(比照“可读性”),更没有任何“可落实性”(比照“可操作性”),那就不仅是老百姓“讨厌”的,说是深恶痛绝也不过分。
因此我宁愿相信县委书记,甚至比他职位更高又经常须面对群众的人、应该对国运民命负责的人讲的都是重要的话;我也愿意相信,旁称他们作“重要讲话”的人,也是唯恐人们对他们的讲话掉以轻心,当耳旁风,而不一定出于奉承的私心或基于套话的习惯。
然而,我以为,既然每一次讲话都重要,何必还强调作的是“重要讲话”呢?难道是要突出于朋辈之间,显示比别人的讲话更重要吗?
我们一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那就以毛为例吧。他的“雄文四卷”中,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还有后来195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都没有标为“重要讲话”,但你能说这些讲话不重要吗?
以他的名字命名一个时代、堪称重要历史人物的毛主席,到了晚年,自认为“个人崇拜”还是要搞一点。于是,至少在他的默许下,他的片言只语都成了“最高指示”,不可谓不“重要”了。但历史证明,哪怕当年敲锣打鼓,灯笼火把,万人空巷不过夜,但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诸如“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之类不知所云的语录,不也终于唾“地”自干了吗?
“号召”和“响应”
一个时代有一个時代的流行词,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生活的侧影。
上世纪80年代,我读到一位旅美华人学者研究《红楼梦》的论文,他从后40回中常用词汇不同于前80回,论证是另一作者(高鹗)写的续书。所引数据,便是电脑统计得来的各个词汇出现的次数。
近年媒体上屡屡公布一年或若干年来的“热词”,不知道是否都下过这样的功夫,还是仅凭印象而来的。
我下不了这样的功夫,但凭我的印象,从1949年起,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号召”和“响应”曾成为中国大陆最热门的词汇。所谓热门词,就是腾传众口,从上到下,大家说话都离不开它。
1949年,是大陆易帜、新政权取代旧政权的关键一年。所有的人,“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卷入了政治热潮。随着摧枯拉朽式的军事进展,政府一路以社会动员的方式,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号召”和“响应”就是这一政治生活场景的反映。
从上到下的宣传,一是依靠报纸和广播电台,二是依靠各级干部、工作组、宣传员们的口头宣讲。前者如当时经常引用的斯大林语录,“报纸是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那时报纸和电台不是今天所说的“新闻媒介”,而是党的喉舌,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工具,它的首要职责是传达党的政策方针,随时发出号召。有时负责口头宣讲的工作队、基层干部,就是组织大家读报或听广播,也就是听党的号召,然后再组织大家“响应”这一号召,所谓“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至于这“号召”的内容,不一而足,有全国性的,有地方性的;有大运动,有小中心;有笼统的一般号召,也有要求立竿见影付诸行动的具体号召,如号召捐献飞机大炮(响应号召就得掏钱),号召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响应号召就得检举揭发,没有可揭发的也要在会上喊口号,基本如此)。
这正是号召者追求的效果:“登高一呼,八方响应!”
群众对“号召”的“响应”,再通过报纸、广播宣扬开去,声势便越来越大。那时的报道,只要是好事,都加上一句“在……的号召下”,“响应……的伟大号召”,好像只有这样,事情才显得完满。
那时还从民间口语引来两个流行的形容词,叫做“红火”和“热火朝天”,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热气高,干劲大”。政治运动则是不断掀起“新高潮”,热浪滚滚。
只是听惯了“响应”之声,习惯成自然,只能听众口一词的如斯响应,听不得逆耳之言——若非“山呼(万岁)”就不顺耳了吧。
仿佛直到1957年,人们先是积极响应“帮助党整风”的伟大号召,接着响应“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的伟大号召。1958年后,先是响应“大跃进”、“放卫星”的伟大号召,不久又要响应“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伟大号召了。
领导与群众,“号召”和“响应”的这样一种互相配合的关系,似乎到发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时,达到了当时的顶峰。在那10年的“华彩乐章”中,“伟大号召”已径直地变为“最高指示”,是强制执行的指令,所谓“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10年动乱结束,渐渐地,“号召”和“响应”这一对原来表示双向互动的词,也就似乎淡出了媒体、公文和一般的政治生活了。
(作者系诗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