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不是体育大国?
　　刘斌(首都体育学院教授)
　　
　　上期的《南风窗》刊登了一篇题为《从金牌大国到体育大国》的文章,作者把体育发展与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公民意识联系起来,应该说这是一个新的认识角度。
　　广州亚运会确实带给中国历史上最多的亚运会金牌,但人们已经不太在意了。这是为什么?因为在世界最瞩目的奥运会上,我们都能位列金牌榜首,一个洲际运动会当老大又算得了什么。但是,这里有两个值得商榷的观点:金牌榜第一就能视为金牌大国吗?金牌大国就能算作体育大国吗?
　　在国际体坛,科学地评估一个国家是否为体育强国,不能只计算一两次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成绩,而应该把这个国家在夏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各单项世界锦标赛、世界杯赛的成绩综合累計。同时,还要把这个国家各个运动项目的发展现状考虑进去,比如后备人才、协会或俱乐部数目、会员人数,这样才能比较客观地体现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水平。因此,我们把奥运会、亚运会上夺得的金牌数简单地相加就骄傲地视自己为金牌第一,那就大错特错了,充其量我们只能是在某届比赛的闭幕式奖牌榜上位列第一。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在盘点北京奥运会的成绩时,也称自己是奖牌榜第一,因为他们计算的是金、银、铜前三名的成绩。要知道在赛场上形势千变万化,获胜中有不小的运气成允那些取得铜牌甚至第八名的选手,换个时间地点未必不能争得第一。这样看来,中国和俄罗斯到底谁的综合实力更强还很难说。 如果不了解世界其他国家的体育实力,很容易得出中国已经很强大的结论。体育大国意味着什么,都是两条腿走路,夏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相得益彰,国际上认可的基础运动项目实力雄厚,比如田径和游泳,假如在这两项上居于落后,其他项目的发展很难平衡,称自己是体育大国就有些妄自尊大。
　　看待一国的综合体育实力还有一个指标,那就是从事体育锻炼的人数,因为这是任何运动项目发展的金字塔模式。在我国一般是计算一段时间内参加锻炼的时间。但这样的统计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真实情况?看一看国家用数以亿计的体育彩票收益建起的色彩斑斓的健身路径,锻炼的往往是白发苍苍的老者或需要康复的人,年轻人、中年人身影难觅。如果把人均体育经费、人均体育场所考虑在内,那我们的底气就更不足了。至于提高社会的公民意识,更是任重而道远。(评《南风窗》2010年第24期《从金牌大国到体育大国》)
　　
　　打着托尔斯泰的旗号,说自己的事
　　闻　一(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
　　
　　托尔斯泰和俄国革命,这是近百年来的一个经典的命题。在这个题目上做文章的人所指的革命显然是十月革命。其实,托尔斯泰和俄国革命本身毫无关系。托尔斯泰不想革命,与革命这个词本意上的行动风马牛不相干,他的周围没有出现过俄国的革命者,甚或是俄国革命的先驱者。他所能接触到的最具“革命思想”的人当算高尔基了,可高尔基也毕竟不是无产者眼中最标准的革命者。
　　托尔斯泰生活在自己打造的、封闭的“明亮的林中草地”庄园之中,这是他自己的乌托邦。他不想用暴力来组织和运作这个小小的社会,可庄园中农奴劳动仍在以他所设想的方式继续着;他主张勿以暴力抗恶,可庄园中的恶并不以他的不暴力而不存在。
　　在斯大林时期被涂上了浓重的“攻打”和“冲击”色彩的十月革命,实际上并不具有典型的,或者是革命党人所描述的那种“起义”、“暴力”的事实,甚或是相应的色彩。借托尔斯泰的非暴力来为十月革命正名,来为布尔什维克的“十月变革”声张,就成了一种旗号。把托尔斯泰的“非暴力”阐述得愈有理论色彩,十月的“暴力”就愈有生活的基础。
　　十月革命的领导人几乎没有一个到过俄国深处的农村,在沙皇制度下的农村村社里做过深入的、艰苦的革命发动工作。他们没有一面镜子来实际观察俄国的农村,于是托尔斯泰的镜子就成了宝贝。他所描述的俄国社会,包括俄国农村的情景,就成了一面可以借鉴的镜子。借镜以观史,借镜以显现实之缺,用镜以照前进之路,古自有之,世界有之。也就是所谓打着他人的旗号’来说自己的事。
　　在俄国,历史的进程总是具有暴力的色彩,尤其是在苏联时期,而对暴力的叙述又总是堂而皇之。《托尔斯泰与俄国革命》中有句话:“革命叙事不再具有堂皇的地位”,倒是很有意思的。历来,革命的叙事总是堂而皇之。一旦叙事的堂皇不再,革命是暴力还是非暴力呢?
　　“勿以暴力抗恶”的本意是“勿以恶报恶”,并不是“不抗恶”,这是托尔斯泰自己阐述过的,似乎用不着堂而皇之的叙事。(评《南风窗》2010年第24期《托尔斯泰与俄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