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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于3月7日16时15分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邀请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就脱贫攻坚工作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以下为答记者问全文。
刘永富：记者朋友们，下午好。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脱贫攻坚工作的关心，也想通过你们向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脱贫攻坚的各界人士转达我们的感谢。我们今天下午发布会的主题是脱贫攻坚。会前，我们已经给各位记者朋友们提供了一个背景材料，为了把时间更多地留给记者朋友，请大家直接提问。希望大家围绕脱贫攻坚来提问题。
中央电视台记者： 刘主任，“脱贫摘帽”是时下的热词，我们在采访当中发现，现在对于“摘帽”这件事有两种态度，有的地方十分积极，层层加码，甚至出现了一些形式主义和“数字脱贫”的苗头；与此相反的是，有些地方已经达到了“摘帽”标准，却迟迟不想摘帽，您对摘帽过程中冰火两重天的现象怎么看待的？又该如何解决？谢谢。
刘永富：脱贫攻坚是要在2020年之前解决我们国家现有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所有的贫困县要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按照中央的部署，各地区都制定了脱贫攻坚时间表，有一个滚动的计划。就是说，你经过享受国家政策，经过社会各个方面的帮扶和自己的努力，达到了脱贫标准就应该脱贫。我们这个脱贫有一个标准，贫困县、贫困村的摘帽是贫困人口降低到2%以下，贫困人口脱贫就是要做到“两不愁、三保障”，“两不愁”即是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即是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
你刚才讲的这两种情况，都是不正确的，需要纠正。一种是层层加码。省里要求是2019年，市里要求2018年，县里要求2017年，像这样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层层加码的，后面必然会出现“数字脱贫”的情況，对于这种现象是要纠正的，必须是真正的脱贫，实事求是。
第二种是到了时间还不想脱贫。这种情况有，主要是一些贫困户。对这一类也要坚持标准，不管县、村、户都要坚守标准，达到标准就应该脱贫，没有到标准不能硬脱贫。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脱贫以后，到2020年之前，现有的国家政策还仍然可以继续享受，目的就是防止返贫，要巩固脱贫成果。
楚天都市报记者： 刘主任，我想请问一下今年精准扶贫的计划里提到要“集中攻坚”，第四个“坚”是陈规陋习，重点解决群众因婚丧嫁娶讲排场、搞攀比等导致的致贫返贫问题。请问，今年在集中攻这第四个“坚”方面有哪些具体的措施？谢谢。
刘永富：确实像你说的一样，贫困的原因是多种的，陈规陋习就是原因之一。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长期任务，我们要抓紧做，要加强思想教育，通过村民的民主自治方式来做这个事情。比如有的家庭本来很穷，年收入只有一两万块钱，办一场婚事，还不算彩礼，花个十万八万。丧事也是大操大办。这样的陈规陋习造成了贫困。对这一类情况，一方面我们要做思想工作，让他们改变思想观念。另一方面，要推广一些地方的成功经验，有些村成立红白喜事管理委员会，结婚当然是好事，可以办上三桌五桌，每桌三百五百元，或者再多一点，根据家里的承受能力来确定标准。如果份子钱随得比较多，越随越多，那就造成负担。对这样情况，红白喜事管理委员会要管，一方面管办事的人，另一方面管随份子的钱，不能超过一定标准。现在我们主要是通过这方面基层的自治，民主的管理，再辅之以思想教育工作来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记者： 现在，脱贫攻坚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是今后农村工作的重点。我的问题是，贫困地区怎么样能够把脱贫攻坚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深入推进脱贫攻坚有什么样的意义？谢谢。
刘永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脱贫攻坚是全党全社会的中心任务，这两项重要的工作，必须要很好结合，也能够很好结合。如何改革？这里面文章很多，各地都在进行一些探索。比如，在整合扶贫资源方面，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用于脱贫攻坚方面。我们去年一开始的计划是，在三分之一的贫困县进行财政涉农资金整合，但是，各地参加试点的县都超过了这个标准。去年纳入整合计划的是3200亿，实际整合了2300亿，用于脱贫攻坚，这就是供给侧的改革。我们还可以通过脱贫攻坚发展当地特色优势产业来提升我们的种植结构、养殖结构，防止多了、少了，买难、卖难等一系列问题，包括我们帮扶的方式都属于供给侧改革的内容。改变送钱送物、发钱发物的方式，让贫困人口能够参与进来，调动他们的内生动力，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让他们有参与感、有获得感等等，这些都是供给侧改革，是一篇大文章。现在应该说，各地都有不少探索，但还是在逐步完善过程中。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我的问题是，针对目前各地的扶贫开发成效，我们现在是怎么评估的？之前，我了解到国务院扶贫办针对扶贫开发的评估引入了第三方机制，现在第三方机制的效果怎么样，发现了哪些新的情况？这些新的结论和新的情况又会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样的方式公布？谢谢。
刘永富：现在脱贫攻坚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实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制度。国家对这方面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设计，目的就是要保证减贫的成效真实可信，经得起历史检验。现在，我们在这方面，一是有国家有关部门的考核。通过国家统计局和国务院扶贫办的有关数据来考核，这个数据是统计来的，调查来的，扶贫信息系统里得来的。二是组织省际之间开展交叉考核。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的中西部22省（区、市）互相交叉考核，每个省组织几十名干部，这个省到那个省去，那个省到这个省去，抽签来决定，去考核它的识别是不是准确，帮扶是不是精准，退出是不是精准，有什么先进的经验，有什么突出的问题和薄弱环节，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这叫交叉考核。这个考核的现场调研，在今年春节前后已经结束了，现在正在内部汇总分析，发现了不少好的经验，也发现了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 再就是第三方评估。第三方评估是委托科研机构来做，我们去年搞了一次试评估，组织了1300多人，今年是1700多人，评估费用由国家来出，不要地方拿钱，吃住行全部自费，带着照相机、录音机等设备，到地方去进村入户进行调研，也是了解上述相关情况，有定性的，也有定量的，这个现场考核也正在汇总之中。汇总完提供给政府之后，政府还要进一步分析研究，有些问题可能要向社会适当公开，大量的问题我们会通知所在地区认真整改，严肃处理，并且向国家提交报告。
美国美中时报记者： 我想问的问题是关于生态扶贫的内涵和外延的。因为，我曾经采访了一个很贫穷、很偏远的一个县，广西桂林的灌阳县，他们为了扶贫，扶贫人员爬山涉水，去到一家一家的大山里去。这里被扶贫的对象说这是中国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我看到这种现象，从我们外媒的角度也很想帮助像这样比较贫穷的县，为他们出谋划策。去年还是在这个县，桂林市政府表彰了它们的生态保护和扶贫工作。所以，在这方面我很想听听刘主任的看法，因为这个县是国家级的生态县，也是国家级的湿地公园，但是交通很不方便，还很穷。请刘主任给我们讲讲生态扶贫这方面的发展前景。谢谢。
刘永富：生态扶贫也是扶贫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非常重要。实际上，中国政府以前也是这么来部署的。大家都知道，上世纪80年代，我们在贵州毕节市搞了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试点，它的方针就是“开发扶贫、生态保护、人口控制”这三句话。当然，由于扶贫的任务比较重，在实际操作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饥不择食，只要能脱贫什么项目都上。现在，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包括生态建设，所以我们的扶贫也要适应新的变化、新的要求。首先，扶贫项目要停止破坏生态，同时还要有利于生态的修复，在这个加减法当中找到利益平衡点。
我们这次易地扶贫搬迁，涉及近1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同时还要同步搬迁一些农村人口。这些人口大多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地方，生态非常脆弱，人在山上住着就要开荒砍树、种地、烧柴等等，所以越搞越穷，生态恶化。要把这1000万人搬出来，这是一个大工程，是一个大决策。应该说1000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这是中国政府下的一个大决心。中央政府确定统一的政策，投入6000亿来搬这一批人。
现在我们搞生态保护脱贫，去年全国增加了20多万护林员，优先安排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基本上是这些、贫困的人口去当护林员。
另外，再给你讲两个例子。一个是内蒙古有一个民营企业叫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叫王文彪，他在杭锦旗治沙20年，把企业发展和生态治理相结合，现在沙产业发展起来了，把周边的贫困人口带起来，让他们脱贫了。
再举一个例子，2015年，浙江有一个养殖企业，到贵州生态脆弱的武川县去种构树，这个企业投资了3700万，到去年底已经获得利润1600万，带动了当地群众脱贫，还保护了生态。构树是中国的一种原生品种，蛋白含量很高，非常适合做饲料。杂交构树种在地里，一年砍三五茬，加工成饲料喂猪，实际上这个饲料养羊、喂牛、喂猪、喂鸡、养鱼都是可以的。这一类事情都是我们提倡的。
人民日报记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扶贫脱贫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我们也知道，刚刚过去的2016年是脱贫攻坚的首战之年，请问过去一年的工作特色和亮点是什么？作为扶贫办主任的您，对于过去一年脱贫工作的成果如何评价？谢谢。
刘永富：我们一直在做扶贫工作，脱贫攻坚是以2015年11月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发布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西部22个扶贫任务重的省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的责任书为标志，去年应该说是第一年。
第一年还是做了不少工作，一个是完成了顶层设计，继续巩固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责任机制。对贫困县的约束机制、贫困退出机制、督查巡查制度、对省级党委政府扶贫成效的考核办法都建立起来了，中央顶层设计了四梁八柱，在去年一年全部完成。中央各个部门一共出台了100多个政策文件或实施方案，各省市县乡都根據当地的情况制定了配套文件，应该说制度的设计、顶层的设计、目标任务、主要政策、保障措施基本上都构成了。
第二个亮点，去年投入最大。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钱，二是人。钱，首先是财政的钱，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投入增长43.4%，省级扶贫资金增长56.1%，包括我们地方的一些建设债券也纳入进来。所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说的超过1000亿，是指省和中央两级，另外市县还有一大批财政扶贫资金。其次是金融的钱。易地搬迁带来了1000多个亿。扶贫小额信贷，就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要通过发展产业来脱贫，金融机构给他们贷款。5万块钱以下的，三年以内免担保、免抵押，银行按基准利率放贷，扶贫资金全额贴息，县建风险基金的金融产品，我们去年新增了1706亿，累计发放2800多亿。一共有802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受益，其中去年新增了468万户。还有我们社会的资金，各类资金加起来钱不老少。
另外就是人的投入。各级党委政府在人力、精力方面的投入，各地党政一把手搞调研、督促检查、抓落实，五级书记抓扶贫。我们对12.8万个贫困村都派了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对3000万建档立卡贫困户都明确了帮扶责任人。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去年投入最大，至少是倍增。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特点，特别是我们落实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要求，不是说人越多越好，也不一定就是钱越多越好，而是要做到精准，一定要把它用好、用对。
在其他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也有不少亮点。我们去年扶贫日期间搞了第一个“脱贫攻坚奖”，全国一共有38位个人受到表彰，有贡献奖10名，奉献奖10名，还有创新奖、奋进奖，各9名，还有我们严格的考核制度等等。总体上来讲，应该说成效明显，但是脱贫攻坚是一个五年的战役，去年仅仅是首战告捷，成绩仍然是初步的，不可高估，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还要再接再厉，争取今年再战再捷。 新华社记者： 像您刚才提到的，去年是脱贫攻坚战首战告捷，数字是1240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了减贫1000万以上的目标。请问刘主任，如何能够确保这个目标顺利实现？此外还要提高脱贫的质量，脱贫之后不返贫，如何能够让这一任务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谢谢。
刘永富：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再次提出了确保今年再减少1000万以上的贫困人口。我给大家通报一个情况，我国第一次制定扶贫标准是1986年，那时候年人均纯收入只有200元人民币，当时是有1.25亿贫困人口，经过15年的努力，到2000年贫困人口减少到3200万，这十五年年均减少639万。
第二，年人均纯收入从2001年开始，扶贫标准是865元人民币，当时是9000多万贫困人口，到2010年时，降到了2600万。这十年年均减少670万。这几年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国每年都保持减贫1000万人以上。当然扶贫工作是越往后越难的，而且这次要求不能“留锅底”。完成这个任务我还是想多说几句，首先还是要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增强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工作责任感。
脱贫攻坚要在2020年确保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摘帽、消除区域性贫困，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奋斗目标，必须要完成。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这项工作亲自调研、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大家回想一下，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国内考察的第一站是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要表明我们党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第二站是到河北阜平革命老区看真贫，这向社会传递一个强烈的信号，我们党应该做什么？所以，十八大以来的每年新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第一次考察都是到贫困地区。2013年春节前，到的是甘肃，2014年到的是内蒙古，2015年到的是云南，2016年到的是重庆，2017年到的是河北张家口，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这么关心贫困人口，就说明他对贫困人口是时刻牵挂在心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竭尽全力做好这件事情，和中央保持一致，确保完成任务，维护党的信誉，维护中央的权威，绝对不能打折扣。有了这个决心、信心和责任感，具体的办法都是有的。所以，我们今年在具体办法上还要找出最困难的“坚”，在边疆民族地区、在贫困村要加大支持。目前，国家级贫困村有12.8万个，占行政村的20%左右，有60%的贫困人口是在贫困村，所以，必须加强对贫困村的支持。
我们瞄准特困地区、特困群众和贫困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加大帮扶力度，包括思想动员的力度，进行分类施策。特别是发展产业增收，易地搬迁脱贫，还有劳务输出扶贫，生态保护扶贫等等。一句话，就是继续贯彻我们精准扶贫、分类施策的根本要求。再就是保证质量，实行最严格的考核制度，必须要保证他们享受到国家的扶贫政策，他们得到了帮助，思想观念有转变，劳动技能有提升，有稳定收入的渠道。通过这些措施和办法，不仅要保证进度，更要保证质量。
山东广播电视台记者： 我想提的是关于扶贫资金安全的问题。扶贫资金是贫困群众的救命钱，社会关注度很高，山东也是在全国率先将扶贫资金审计贯穿到了扶贫的全过程。然而现在，基层干部挪用扶贫资金等这种违法的案件时有发生，侵害群众的切身利益，在脱贫攻坚的决胜阶段，要如何加强扶贫款的监管，真正发挥救命钱的作用。还有一个问题是在扶贫资金整合方面，现在中央和地方层面分别还存在着哪些阻碍，要如何解决？谢谢。
刘永富：扶贫资金有效使用对脱贫攻坚至关重要，中央重视、社会关注，这个问题既是一个老问题，又是一个新问题。我们必须要始终抓住不放，要把它解决好。
首先就是改革完善我们的制度，如何分配、怎么使用，这个事情要把它设计好。这几年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应该说这一项工作目前基本完成。
第二，要加强严格的监管。这几年监管的力度越来越大，由于这项资金涉及面广、线长，一直到县乡村，可以说分布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基层监管的难度还是有的。但是总体上讲，是在逐步好转。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些情况。2013年审计了17个县，问题资金占被审计资金的15%，2016年審计了30个县，问题资金是3%，所以这个比例还是大幅度下降。第二个变化，以前贪污、浪费的多，现在趴在帐上的滞留资金是主要的。第三个是以前在市县层面的比较多，现在主要是在乡村两级。我们的资金监管要根据这些新发生的变化调整方向，重点要向基层延伸。基层延伸首先要加强教育，要普及知识，要让老百姓了解制度。所以，现在我们要求每个县建立扶贫资金项目数据库，把项目、资金进行公示、公告，要自觉接受社会基层和群众的监督，这样一监督，基层干部就会按照要求开展扶贫工作。
另外，实事求是地讲，资金大量增加，中央和省级的拨付速度加快了。但是，县里在基层乡村做产业项目时，能力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基础不是太扎实。所以要培养基层干部的能力，把这个钱花好。这都是出现的一些新变化，我们还有不少监督手段。
最后一条是严格查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带电的高压线不是一种宣示，是一种要求，是一种做法。我手头有一个数据，纪检监察部门2016年查处了16000多个问题，处理了19000多人，检察院系统处理了1800多人，省级发现的问题处理了100多人。财政部、扶贫办去年搞了一次集中检查，处理了1000多个问题、1000多人。我们国务院扶贫办还有一个“12317”监督举报电话，开通两年来，接到1万多个电话。我们希望通过严查严管，把扶贫的钱用好，发挥好效益。我们也请社会各方面都来监督，大家共同树立一个信心，一定能够把这个钱用好。
经济日报记者： 中央提出，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这也成为很多老百姓所向往的生活。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我们有什么困难、面临最大的挑战又是什么？谢谢。
刘永富：刚才我回答记者朋友问题时讲了好多工作，也讲了一些成绩和亮点。你刚才问的问题确实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两不愁、三保障”，困难、问题、挑战还是不小的。 首先，历朝历代都有贫困，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代际传递传下来，现在要把它解决，你说能没有困难吗？我刚才讲到，在一些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以及一些交通不发达的基层，再加上一些特殊困难群体，这都是难点。
另外，我们的脱贫攻坚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要搞精准，穷人在哪里？在最不发达的地区，也可以说是最薄弱的地区。在最薄弱的地区做最精准的事情，你说这个难度和挑战大不大？在一些贫困村，在一些欠发达地区，有文化、有能力、有本事的人基本上都走了，留下的老弱病残不仅没办法，有时候也没有想法，穷惯了，等靠要，穷怕了，不敢想。在这些地方做这样的工作难度确实是大，但是很有意义，而且必须要做。所以问题、挑战还是不小的。但我还要说一个观点，正因为有困难、有问题、有挑战，才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才亲自抓，党中央、国务院才高度重视，要求五级书记一起抓，给钱给人给政策，全党全社会动员，合力攻坚。通过解决最难的问题，倒逼我们最不发达的地区发展起来，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小康社会，意义非常伟大，非常值得一做。
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讲贫困地区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我们大家要深刻理解它的含义。下了决心，找到了路子，就有办法。大家还是要有信心，特别是我们贫困地区一定要有信心，不能因为难就望而却步，不能因为要求严就搞假脱贫、数字脱贫，不能因为工作艰苦就搞形式主义、花拳绣腿来对付，我们在脱贫攻坚上绝不搞官僚主义，所以形式主义也别想来对付官僚主义。
贵州广播电视台记者：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全国要脱贫1000万人，贵州是要脱贫100万人的目标，占到这1000万人当中的十分之一。请问刘主任，您对于贵州的脱贫攻坚有什么好的建议？同时今年的脱贫攻坚也是关键期，中央对贫困地区还会有哪些好的政策支持？谢谢。
刘永富：贵州是我们国家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贫困人口全国第一，扶贫工作一直做得不错，国务院领导同志曾经表扬过，贵州省是全国的省级样板。贵州今年的脱贫任务无论是100万还是90万、80万，数字都不算少，占到全国的百分之七八。我们始终是把贫困人口多的、贫困率发生高的省作为重点，加大支持力度。至于具体怎么做，你还可以回去采访一下贵州的领导，我不能越俎代庖，我只能说它是主战场，我们要加大支持力度。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东南亚中心记者：请问刘主任，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扶贫方面都有哪些合作，效果如何？
刘永富：中国的扶贫曾经得到了世界的帮助，我们一直铭记在心，不会忘怀。现在中国的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我们也在总结经验，与国际共享。我们和东南亚、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有一些减贫的合作交流。具体到东盟，早些年我们有个东盟“10+3”，现在有一个“中国-东盟”减贫合作活动，另外，也在做老柬缅贫困村示范的项目。
下一步，我们还会进一步扩大和周边国家、东盟国家的一些合作项目，实现共享。我们也合作得很好。所有的项目进展都很好，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一定要在做好国内脱贫攻坚的基础上，加大国际减贫领域的合作，积极响应联合国2030年发展议程提出的目标，展示大国负责任的形象。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请问刘主任，我们在采访当中会发现这样的情况，不少地方把扶贫基金投资给企业，企业再分红给具体的贫困群众，贫困群众似乎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参与感，这种现象在全国是不是普遍？未来如何提高这些群众的参与度，真正让他们有致富的技能？此外，我们感受到物质扶贫似乎已经很多了，那么精神扶贫应该如何推进？谢谢。
刘永富：发展产业脱贫仍然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主攻方向，最终还是要靠发展产业来脱贫。易地扶贫搬迁，光搬走还不行，得发展产业才能增收。即使是出去打工，如果没有产业，你上哪里打工？所以必须要靠发展产业来脱贫。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它对市场风险的應对做得比较好，比较有经验。所以还是要在发展产业当中发挥企业的带动作用，贫困户的知识技能比较有限，得跟着企业走。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要履行社会责任，帮助穷人。贫困人口是脱贫的主体，企业就是发展产业的主体。所以我们的扶贫工作是政府来引导，但是仍然要市场来运作，穷人要参与、企业要带动，要形成这么一个好的机制。
但是，各地在探索过程中，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可能会差一些，就出现了你说的这些问题，就是把它搞简单了，简单粗暴操作，把钱给你，你就给穷人发钱，我们不主张这个，这个要逐步纠正。企业可以按照国家扶贫的政策享受一些信贷等方面的支持，它必须把贫困人口带动起来，要让贫困人口在企业里通过自己的劳动能够脱贫致富，这是我们的一个机制。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记者：感谢您刚才对我们内蒙古产业扶贫的肯定。我的问题是，国家对于包括像内蒙古在内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下一步在资金政策方面会不会有所侧重呢？谢谢。
刘永富：国家在制定和执行扶贫的政策过程中，对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都有特殊支持政策，内蒙古也不例外。比如说，专项扶贫资金外，转移支付都有特殊的计算因素。再比如说，修路的补助，有的地方可能一公里补助50万，在这些特别困难的地方可能就是80万。我们今后还会继续坚持这种做法，对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革命老区和连片特困地区支持的力度只会加大，不会减少。
中国妇女报记者：刘主任您好，扶贫工作对贫困地区贫困女性和她们的家庭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据我所知，在这方面，我们的扶贫也有不少典型经验得到推广。请问刘主任在今年的扶贫工作中会继续在哪些方面着力？特别是对贫困地区，比如说是不是会有一些精神文化扶贫，或者特色扶贫，因为贫困落后地区有一些女性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健康状况可能相对要弱一些，改变一个母亲就会改变一个家庭，甚至会改变她儿女的命运，所以这方面会有哪些举措？谢谢。
刘永富：我们有两句大家都熟悉的话，妇女能顶半边天，巾帼不让须眉。明天是3月8号，向妇女同志们致敬，问大家节日好。
现在贫困地区的妇女压力很大，很多男性出去打工了，她们要留下，她们是脱贫攻坚的主力军。我们非常尊重她们，要保护她们的积极性，要帮助解决难处。男同志打工离开家后，她要在家种地，要照顾老人小孩，进行子女的教育，应该说任务非常重。我们在这方面和全国妇联开展一些活动，今年我们还要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像我们扶贫资金搞的支持妇女小额担保贷款，扶贫小额信贷要更多地向妇女倾斜。我们发挥妇女的积极作用搞手工编织，在贫困地区搞扶贫车间，让妇女同志在家门口可以就业，获得收入等等。
总之，我们还是要鼓励贫困地区妇女在脱贫攻坚中发挥她们的作用。谢谢大家。
中国教育电视台记者：您刚才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提到一个词叫“代际传递”，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最有力的办法就是教育，扶贫办与教育部门有什么联动的扶贫措施？谢谢。
刘永富：教育扶贫不仅有措施，而且有脱贫的标准，义务教育没保障，就不能脱贫，教育致贫返贫是要解决的问题。教育部门对贫困地区的大学招生中，每年都有一些专门名额，而且每年在增加。对贫困地区学生上高中、上中职，在国家普惠政策的基础上，我们扶贫资金每年再补助3000元生活费。我们还有一些职业教育培训方面的合作，比如“技能脱贫千校行动”，不光是和教育部，和人社部也有合作，在全国技校里开展了一个技工培训的合作。总体上来说，如果一个穷人家的孩子能完成义务教育，特别是上了大学或者是受了职业教育，他学到一些知识和文化，知事明理，长了本事，能力强一些，就会实现脱贫，就会终止贫困代际传递。谢谢大家。
刘永富：记者朋友们，下午好。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脱贫攻坚工作的关心，也想通过你们向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脱贫攻坚的各界人士转达我们的感谢。我们今天下午发布会的主题是脱贫攻坚。会前，我们已经给各位记者朋友们提供了一个背景材料，为了把时间更多地留给记者朋友，请大家直接提问。希望大家围绕脱贫攻坚来提问题。
中央电视台记者： 刘主任，“脱贫摘帽”是时下的热词，我们在采访当中发现，现在对于“摘帽”这件事有两种态度，有的地方十分积极，层层加码，甚至出现了一些形式主义和“数字脱贫”的苗头；与此相反的是，有些地方已经达到了“摘帽”标准，却迟迟不想摘帽，您对摘帽过程中冰火两重天的现象怎么看待的？又该如何解决？谢谢。
刘永富：脱贫攻坚是要在2020年之前解决我们国家现有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所有的贫困县要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按照中央的部署，各地区都制定了脱贫攻坚时间表，有一个滚动的计划。就是说，你经过享受国家政策，经过社会各个方面的帮扶和自己的努力，达到了脱贫标准就应该脱贫。我们这个脱贫有一个标准，贫困县、贫困村的摘帽是贫困人口降低到2%以下，贫困人口脱贫就是要做到“两不愁、三保障”，“两不愁”即是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即是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
你刚才讲的这两种情况，都是不正确的，需要纠正。一种是层层加码。省里要求是2019年，市里要求2018年，县里要求2017年，像这样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层层加码的，后面必然会出现“数字脱贫”的情況，对于这种现象是要纠正的，必须是真正的脱贫，实事求是。
第二种是到了时间还不想脱贫。这种情况有，主要是一些贫困户。对这一类也要坚持标准，不管县、村、户都要坚守标准，达到标准就应该脱贫，没有到标准不能硬脱贫。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脱贫以后，到2020年之前，现有的国家政策还仍然可以继续享受，目的就是防止返贫，要巩固脱贫成果。
楚天都市报记者： 刘主任，我想请问一下今年精准扶贫的计划里提到要“集中攻坚”，第四个“坚”是陈规陋习，重点解决群众因婚丧嫁娶讲排场、搞攀比等导致的致贫返贫问题。请问，今年在集中攻这第四个“坚”方面有哪些具体的措施？谢谢。
刘永富：确实像你说的一样，贫困的原因是多种的，陈规陋习就是原因之一。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长期任务，我们要抓紧做，要加强思想教育，通过村民的民主自治方式来做这个事情。比如有的家庭本来很穷，年收入只有一两万块钱，办一场婚事，还不算彩礼，花个十万八万。丧事也是大操大办。这样的陈规陋习造成了贫困。对这一类情况，一方面我们要做思想工作，让他们改变思想观念。另一方面，要推广一些地方的成功经验，有些村成立红白喜事管理委员会，结婚当然是好事，可以办上三桌五桌，每桌三百五百元，或者再多一点，根据家里的承受能力来确定标准。如果份子钱随得比较多，越随越多，那就造成负担。对这样情况，红白喜事管理委员会要管，一方面管办事的人，另一方面管随份子的钱，不能超过一定标准。现在我们主要是通过这方面基层的自治，民主的管理，再辅之以思想教育工作来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记者： 现在，脱贫攻坚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是今后农村工作的重点。我的问题是，贫困地区怎么样能够把脱贫攻坚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深入推进脱贫攻坚有什么样的意义？谢谢。
刘永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脱贫攻坚是全党全社会的中心任务，这两项重要的工作，必须要很好结合，也能够很好结合。如何改革？这里面文章很多，各地都在进行一些探索。比如，在整合扶贫资源方面，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用于脱贫攻坚方面。我们去年一开始的计划是，在三分之一的贫困县进行财政涉农资金整合，但是，各地参加试点的县都超过了这个标准。去年纳入整合计划的是3200亿，实际整合了2300亿，用于脱贫攻坚，这就是供给侧的改革。我们还可以通过脱贫攻坚发展当地特色优势产业来提升我们的种植结构、养殖结构，防止多了、少了，买难、卖难等一系列问题，包括我们帮扶的方式都属于供给侧改革的内容。改变送钱送物、发钱发物的方式，让贫困人口能够参与进来，调动他们的内生动力，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让他们有参与感、有获得感等等，这些都是供给侧改革，是一篇大文章。现在应该说，各地都有不少探索，但还是在逐步完善过程中。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我的问题是，针对目前各地的扶贫开发成效，我们现在是怎么评估的？之前，我了解到国务院扶贫办针对扶贫开发的评估引入了第三方机制，现在第三方机制的效果怎么样，发现了哪些新的情况？这些新的结论和新的情况又会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样的方式公布？谢谢。
刘永富：现在脱贫攻坚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实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制度。国家对这方面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设计，目的就是要保证减贫的成效真实可信，经得起历史检验。现在，我们在这方面，一是有国家有关部门的考核。通过国家统计局和国务院扶贫办的有关数据来考核，这个数据是统计来的，调查来的，扶贫信息系统里得来的。二是组织省际之间开展交叉考核。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的中西部22省（区、市）互相交叉考核，每个省组织几十名干部，这个省到那个省去，那个省到这个省去，抽签来决定，去考核它的识别是不是准确，帮扶是不是精准，退出是不是精准，有什么先进的经验，有什么突出的问题和薄弱环节，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这叫交叉考核。这个考核的现场调研，在今年春节前后已经结束了，现在正在内部汇总分析，发现了不少好的经验，也发现了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 再就是第三方评估。第三方评估是委托科研机构来做，我们去年搞了一次试评估，组织了1300多人，今年是1700多人，评估费用由国家来出，不要地方拿钱，吃住行全部自费，带着照相机、录音机等设备，到地方去进村入户进行调研，也是了解上述相关情况，有定性的，也有定量的，这个现场考核也正在汇总之中。汇总完提供给政府之后，政府还要进一步分析研究，有些问题可能要向社会适当公开，大量的问题我们会通知所在地区认真整改，严肃处理，并且向国家提交报告。
美国美中时报记者： 我想问的问题是关于生态扶贫的内涵和外延的。因为，我曾经采访了一个很贫穷、很偏远的一个县，广西桂林的灌阳县，他们为了扶贫，扶贫人员爬山涉水，去到一家一家的大山里去。这里被扶贫的对象说这是中国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我看到这种现象，从我们外媒的角度也很想帮助像这样比较贫穷的县，为他们出谋划策。去年还是在这个县，桂林市政府表彰了它们的生态保护和扶贫工作。所以，在这方面我很想听听刘主任的看法，因为这个县是国家级的生态县，也是国家级的湿地公园，但是交通很不方便，还很穷。请刘主任给我们讲讲生态扶贫这方面的发展前景。谢谢。
刘永富：生态扶贫也是扶贫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非常重要。实际上，中国政府以前也是这么来部署的。大家都知道，上世纪80年代，我们在贵州毕节市搞了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试点，它的方针就是“开发扶贫、生态保护、人口控制”这三句话。当然，由于扶贫的任务比较重，在实际操作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饥不择食，只要能脱贫什么项目都上。现在，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包括生态建设，所以我们的扶贫也要适应新的变化、新的要求。首先，扶贫项目要停止破坏生态，同时还要有利于生态的修复，在这个加减法当中找到利益平衡点。
我们这次易地扶贫搬迁，涉及近1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同时还要同步搬迁一些农村人口。这些人口大多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地方，生态非常脆弱，人在山上住着就要开荒砍树、种地、烧柴等等，所以越搞越穷，生态恶化。要把这1000万人搬出来，这是一个大工程，是一个大决策。应该说1000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这是中国政府下的一个大决心。中央政府确定统一的政策，投入6000亿来搬这一批人。
现在我们搞生态保护脱贫，去年全国增加了20多万护林员，优先安排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基本上是这些、贫困的人口去当护林员。
另外，再给你讲两个例子。一个是内蒙古有一个民营企业叫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叫王文彪，他在杭锦旗治沙20年，把企业发展和生态治理相结合，现在沙产业发展起来了，把周边的贫困人口带起来，让他们脱贫了。
再举一个例子，2015年，浙江有一个养殖企业，到贵州生态脆弱的武川县去种构树，这个企业投资了3700万，到去年底已经获得利润1600万，带动了当地群众脱贫，还保护了生态。构树是中国的一种原生品种，蛋白含量很高，非常适合做饲料。杂交构树种在地里，一年砍三五茬，加工成饲料喂猪，实际上这个饲料养羊、喂牛、喂猪、喂鸡、养鱼都是可以的。这一类事情都是我们提倡的。
人民日报记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扶贫脱贫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我们也知道，刚刚过去的2016年是脱贫攻坚的首战之年，请问过去一年的工作特色和亮点是什么？作为扶贫办主任的您，对于过去一年脱贫工作的成果如何评价？谢谢。
刘永富：我们一直在做扶贫工作，脱贫攻坚是以2015年11月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发布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西部22个扶贫任务重的省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的责任书为标志，去年应该说是第一年。
第一年还是做了不少工作，一个是完成了顶层设计，继续巩固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责任机制。对贫困县的约束机制、贫困退出机制、督查巡查制度、对省级党委政府扶贫成效的考核办法都建立起来了，中央顶层设计了四梁八柱，在去年一年全部完成。中央各个部门一共出台了100多个政策文件或实施方案，各省市县乡都根據当地的情况制定了配套文件，应该说制度的设计、顶层的设计、目标任务、主要政策、保障措施基本上都构成了。
第二个亮点，去年投入最大。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钱，二是人。钱，首先是财政的钱，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投入增长43.4%，省级扶贫资金增长56.1%，包括我们地方的一些建设债券也纳入进来。所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说的超过1000亿，是指省和中央两级，另外市县还有一大批财政扶贫资金。其次是金融的钱。易地搬迁带来了1000多个亿。扶贫小额信贷，就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要通过发展产业来脱贫，金融机构给他们贷款。5万块钱以下的，三年以内免担保、免抵押，银行按基准利率放贷，扶贫资金全额贴息，县建风险基金的金融产品，我们去年新增了1706亿，累计发放2800多亿。一共有802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受益，其中去年新增了468万户。还有我们社会的资金，各类资金加起来钱不老少。
另外就是人的投入。各级党委政府在人力、精力方面的投入，各地党政一把手搞调研、督促检查、抓落实，五级书记抓扶贫。我们对12.8万个贫困村都派了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对3000万建档立卡贫困户都明确了帮扶责任人。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去年投入最大，至少是倍增。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特点，特别是我们落实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要求，不是说人越多越好，也不一定就是钱越多越好，而是要做到精准，一定要把它用好、用对。
在其他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也有不少亮点。我们去年扶贫日期间搞了第一个“脱贫攻坚奖”，全国一共有38位个人受到表彰，有贡献奖10名，奉献奖10名，还有创新奖、奋进奖，各9名，还有我们严格的考核制度等等。总体上来讲，应该说成效明显，但是脱贫攻坚是一个五年的战役，去年仅仅是首战告捷，成绩仍然是初步的，不可高估，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还要再接再厉，争取今年再战再捷。 新华社记者： 像您刚才提到的，去年是脱贫攻坚战首战告捷，数字是1240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了减贫1000万以上的目标。请问刘主任，如何能够确保这个目标顺利实现？此外还要提高脱贫的质量，脱贫之后不返贫，如何能够让这一任务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谢谢。
刘永富：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再次提出了确保今年再减少1000万以上的贫困人口。我给大家通报一个情况，我国第一次制定扶贫标准是1986年，那时候年人均纯收入只有200元人民币，当时是有1.25亿贫困人口，经过15年的努力，到2000年贫困人口减少到3200万，这十五年年均减少639万。
第二，年人均纯收入从2001年开始，扶贫标准是865元人民币，当时是9000多万贫困人口，到2010年时，降到了2600万。这十年年均减少670万。这几年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国每年都保持减贫1000万人以上。当然扶贫工作是越往后越难的，而且这次要求不能“留锅底”。完成这个任务我还是想多说几句，首先还是要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增强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工作责任感。
脱贫攻坚要在2020年确保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摘帽、消除区域性贫困，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奋斗目标，必须要完成。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这项工作亲自调研、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大家回想一下，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国内考察的第一站是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要表明我们党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第二站是到河北阜平革命老区看真贫，这向社会传递一个强烈的信号，我们党应该做什么？所以，十八大以来的每年新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第一次考察都是到贫困地区。2013年春节前，到的是甘肃，2014年到的是内蒙古，2015年到的是云南，2016年到的是重庆，2017年到的是河北张家口，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这么关心贫困人口，就说明他对贫困人口是时刻牵挂在心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竭尽全力做好这件事情，和中央保持一致，确保完成任务，维护党的信誉，维护中央的权威，绝对不能打折扣。有了这个决心、信心和责任感，具体的办法都是有的。所以，我们今年在具体办法上还要找出最困难的“坚”，在边疆民族地区、在贫困村要加大支持。目前，国家级贫困村有12.8万个，占行政村的20%左右，有60%的贫困人口是在贫困村，所以，必须加强对贫困村的支持。
我们瞄准特困地区、特困群众和贫困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加大帮扶力度，包括思想动员的力度，进行分类施策。特别是发展产业增收，易地搬迁脱贫，还有劳务输出扶贫，生态保护扶贫等等。一句话，就是继续贯彻我们精准扶贫、分类施策的根本要求。再就是保证质量，实行最严格的考核制度，必须要保证他们享受到国家的扶贫政策，他们得到了帮助，思想观念有转变，劳动技能有提升，有稳定收入的渠道。通过这些措施和办法，不仅要保证进度，更要保证质量。
山东广播电视台记者： 我想提的是关于扶贫资金安全的问题。扶贫资金是贫困群众的救命钱，社会关注度很高，山东也是在全国率先将扶贫资金审计贯穿到了扶贫的全过程。然而现在，基层干部挪用扶贫资金等这种违法的案件时有发生，侵害群众的切身利益，在脱贫攻坚的决胜阶段，要如何加强扶贫款的监管，真正发挥救命钱的作用。还有一个问题是在扶贫资金整合方面，现在中央和地方层面分别还存在着哪些阻碍，要如何解决？谢谢。
刘永富：扶贫资金有效使用对脱贫攻坚至关重要，中央重视、社会关注，这个问题既是一个老问题，又是一个新问题。我们必须要始终抓住不放，要把它解决好。
首先就是改革完善我们的制度，如何分配、怎么使用，这个事情要把它设计好。这几年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应该说这一项工作目前基本完成。
第二，要加强严格的监管。这几年监管的力度越来越大，由于这项资金涉及面广、线长，一直到县乡村，可以说分布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基层监管的难度还是有的。但是总体上讲，是在逐步好转。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些情况。2013年审计了17个县，问题资金占被审计资金的15%，2016年審计了30个县，问题资金是3%，所以这个比例还是大幅度下降。第二个变化，以前贪污、浪费的多，现在趴在帐上的滞留资金是主要的。第三个是以前在市县层面的比较多，现在主要是在乡村两级。我们的资金监管要根据这些新发生的变化调整方向，重点要向基层延伸。基层延伸首先要加强教育，要普及知识，要让老百姓了解制度。所以，现在我们要求每个县建立扶贫资金项目数据库，把项目、资金进行公示、公告，要自觉接受社会基层和群众的监督，这样一监督，基层干部就会按照要求开展扶贫工作。
另外，实事求是地讲，资金大量增加，中央和省级的拨付速度加快了。但是，县里在基层乡村做产业项目时，能力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基础不是太扎实。所以要培养基层干部的能力，把这个钱花好。这都是出现的一些新变化，我们还有不少监督手段。
最后一条是严格查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带电的高压线不是一种宣示，是一种要求，是一种做法。我手头有一个数据，纪检监察部门2016年查处了16000多个问题，处理了19000多人，检察院系统处理了1800多人，省级发现的问题处理了100多人。财政部、扶贫办去年搞了一次集中检查，处理了1000多个问题、1000多人。我们国务院扶贫办还有一个“12317”监督举报电话，开通两年来，接到1万多个电话。我们希望通过严查严管，把扶贫的钱用好，发挥好效益。我们也请社会各方面都来监督，大家共同树立一个信心，一定能够把这个钱用好。
经济日报记者： 中央提出，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这也成为很多老百姓所向往的生活。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我们有什么困难、面临最大的挑战又是什么？谢谢。
刘永富：刚才我回答记者朋友问题时讲了好多工作，也讲了一些成绩和亮点。你刚才问的问题确实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两不愁、三保障”，困难、问题、挑战还是不小的。 首先，历朝历代都有贫困，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代际传递传下来，现在要把它解决，你说能没有困难吗？我刚才讲到，在一些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以及一些交通不发达的基层，再加上一些特殊困难群体，这都是难点。
另外，我们的脱贫攻坚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要搞精准，穷人在哪里？在最不发达的地区，也可以说是最薄弱的地区。在最薄弱的地区做最精准的事情，你说这个难度和挑战大不大？在一些贫困村，在一些欠发达地区，有文化、有能力、有本事的人基本上都走了，留下的老弱病残不仅没办法，有时候也没有想法，穷惯了，等靠要，穷怕了，不敢想。在这些地方做这样的工作难度确实是大，但是很有意义，而且必须要做。所以问题、挑战还是不小的。但我还要说一个观点，正因为有困难、有问题、有挑战，才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才亲自抓，党中央、国务院才高度重视，要求五级书记一起抓，给钱给人给政策，全党全社会动员，合力攻坚。通过解决最难的问题，倒逼我们最不发达的地区发展起来，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小康社会，意义非常伟大，非常值得一做。
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讲贫困地区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我们大家要深刻理解它的含义。下了决心，找到了路子，就有办法。大家还是要有信心，特别是我们贫困地区一定要有信心，不能因为难就望而却步，不能因为要求严就搞假脱贫、数字脱贫，不能因为工作艰苦就搞形式主义、花拳绣腿来对付，我们在脱贫攻坚上绝不搞官僚主义，所以形式主义也别想来对付官僚主义。
贵州广播电视台记者：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全国要脱贫1000万人，贵州是要脱贫100万人的目标，占到这1000万人当中的十分之一。请问刘主任，您对于贵州的脱贫攻坚有什么好的建议？同时今年的脱贫攻坚也是关键期，中央对贫困地区还会有哪些好的政策支持？谢谢。
刘永富：贵州是我们国家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贫困人口全国第一，扶贫工作一直做得不错，国务院领导同志曾经表扬过，贵州省是全国的省级样板。贵州今年的脱贫任务无论是100万还是90万、80万，数字都不算少，占到全国的百分之七八。我们始终是把贫困人口多的、贫困率发生高的省作为重点，加大支持力度。至于具体怎么做，你还可以回去采访一下贵州的领导，我不能越俎代庖，我只能说它是主战场，我们要加大支持力度。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东南亚中心记者：请问刘主任，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扶贫方面都有哪些合作，效果如何？
刘永富：中国的扶贫曾经得到了世界的帮助，我们一直铭记在心，不会忘怀。现在中国的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我们也在总结经验，与国际共享。我们和东南亚、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有一些减贫的合作交流。具体到东盟，早些年我们有个东盟“10+3”，现在有一个“中国-东盟”减贫合作活动，另外，也在做老柬缅贫困村示范的项目。
下一步，我们还会进一步扩大和周边国家、东盟国家的一些合作项目，实现共享。我们也合作得很好。所有的项目进展都很好，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一定要在做好国内脱贫攻坚的基础上，加大国际减贫领域的合作，积极响应联合国2030年发展议程提出的目标，展示大国负责任的形象。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请问刘主任，我们在采访当中会发现这样的情况，不少地方把扶贫基金投资给企业，企业再分红给具体的贫困群众，贫困群众似乎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参与感，这种现象在全国是不是普遍？未来如何提高这些群众的参与度，真正让他们有致富的技能？此外，我们感受到物质扶贫似乎已经很多了，那么精神扶贫应该如何推进？谢谢。
刘永富：发展产业脱贫仍然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主攻方向，最终还是要靠发展产业来脱贫。易地扶贫搬迁，光搬走还不行，得发展产业才能增收。即使是出去打工，如果没有产业，你上哪里打工？所以必须要靠发展产业来脱贫。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它对市场风险的應对做得比较好，比较有经验。所以还是要在发展产业当中发挥企业的带动作用，贫困户的知识技能比较有限，得跟着企业走。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要履行社会责任，帮助穷人。贫困人口是脱贫的主体，企业就是发展产业的主体。所以我们的扶贫工作是政府来引导，但是仍然要市场来运作，穷人要参与、企业要带动，要形成这么一个好的机制。
但是，各地在探索过程中，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可能会差一些，就出现了你说的这些问题，就是把它搞简单了，简单粗暴操作，把钱给你，你就给穷人发钱，我们不主张这个，这个要逐步纠正。企业可以按照国家扶贫的政策享受一些信贷等方面的支持，它必须把贫困人口带动起来，要让贫困人口在企业里通过自己的劳动能够脱贫致富，这是我们的一个机制。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记者：感谢您刚才对我们内蒙古产业扶贫的肯定。我的问题是，国家对于包括像内蒙古在内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下一步在资金政策方面会不会有所侧重呢？谢谢。
刘永富：国家在制定和执行扶贫的政策过程中，对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都有特殊支持政策，内蒙古也不例外。比如说，专项扶贫资金外，转移支付都有特殊的计算因素。再比如说，修路的补助，有的地方可能一公里补助50万，在这些特别困难的地方可能就是80万。我们今后还会继续坚持这种做法，对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革命老区和连片特困地区支持的力度只会加大，不会减少。
中国妇女报记者：刘主任您好，扶贫工作对贫困地区贫困女性和她们的家庭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据我所知，在这方面，我们的扶贫也有不少典型经验得到推广。请问刘主任在今年的扶贫工作中会继续在哪些方面着力？特别是对贫困地区，比如说是不是会有一些精神文化扶贫，或者特色扶贫，因为贫困落后地区有一些女性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健康状况可能相对要弱一些，改变一个母亲就会改变一个家庭，甚至会改变她儿女的命运，所以这方面会有哪些举措？谢谢。
刘永富：我们有两句大家都熟悉的话，妇女能顶半边天，巾帼不让须眉。明天是3月8号，向妇女同志们致敬，问大家节日好。
现在贫困地区的妇女压力很大，很多男性出去打工了，她们要留下，她们是脱贫攻坚的主力军。我们非常尊重她们，要保护她们的积极性，要帮助解决难处。男同志打工离开家后，她要在家种地，要照顾老人小孩，进行子女的教育，应该说任务非常重。我们在这方面和全国妇联开展一些活动，今年我们还要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像我们扶贫资金搞的支持妇女小额担保贷款，扶贫小额信贷要更多地向妇女倾斜。我们发挥妇女的积极作用搞手工编织，在贫困地区搞扶贫车间，让妇女同志在家门口可以就业，获得收入等等。
总之，我们还是要鼓励贫困地区妇女在脱贫攻坚中发挥她们的作用。谢谢大家。
中国教育电视台记者：您刚才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提到一个词叫“代际传递”，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最有力的办法就是教育，扶贫办与教育部门有什么联动的扶贫措施？谢谢。
刘永富：教育扶贫不仅有措施，而且有脱贫的标准，义务教育没保障，就不能脱贫，教育致贫返贫是要解决的问题。教育部门对贫困地区的大学招生中，每年都有一些专门名额，而且每年在增加。对贫困地区学生上高中、上中职，在国家普惠政策的基础上，我们扶贫资金每年再补助3000元生活费。我们还有一些职业教育培训方面的合作，比如“技能脱贫千校行动”，不光是和教育部，和人社部也有合作，在全国技校里开展了一个技工培训的合作。总体上来说，如果一个穷人家的孩子能完成义务教育，特别是上了大学或者是受了职业教育，他学到一些知识和文化，知事明理，长了本事，能力强一些，就会实现脱贫，就会终止贫困代际传递。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