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2月18日，一位年轻的中国外交官应邀在法国索邦大学发表演讲，23岁的罗曼·罗兰是当日听众之一，他在日记中写道：“他身着漂亮紫色长袍，高贵地坐在椅子上。……这是一次风趣幽默的演讲，出自一个男人和高贵种族之口，非常法国化，但更有中国味。在微笑和客气的外表下，我感到他内心的轻蔑，他自知高我们一等，把法国公众视作小孩。……听众情绪热烈，喝下全部迷魂汤，疯狂鼓掌。”（见李华川《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第53页）演讲者就是陈季同。
　　 陈季同（1852－1907），字敬如，又作镜如，号三乘槎客。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与严复、马建忠、邓世昌、刘步蟾等同为福建船政学堂毕业生，皆留学欧洲。自1875年始，陈季同被清廷派驻欧洲前后达16年，是清朝杰出外交家。在19世纪的欧洲，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堕落的、不道德的、邪恶的“停滞的帝国”。这种偏见的产生，一半是由于欧洲中心主义，一半是由于文化隔膜，对中国缺乏了解。为此，陈季同决心做两件事：一是广泛结交欧洲名流和政要，德意志帝国弗雷德里希三世、首相俾斯麦、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缔造者甘必大等政治人物，都成了他私交甚密的朋友；他还频频参加各种庆典、阅兵、沙龙和宫廷舞会，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用流利的法语到处演讲，宣传中国文化。因为陈季同，中国才开始在欧洲外交界有了声音。陈季同所做的第二件事是：用法文写作，向欧洲人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现在所知的陈季同的法文著作有8种之多，这些著作出版后，被译成英、德、意、西、丹麦等文字，大大改变了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如《中国人自画像》，1884年在巴黎出版，两年内重版11次，并被译成英、德文字。鉴于陈季同为中法文化交流所作的巨大贡献，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授予他“一级国民教育勋章”，陈季同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个中国人。
　　 但在1890年，这颗欧洲上空外交明星的命运轨迹陡然变化，陈季同因私债问题被撤职回国，成为朝廷派系斗争的牺牲品。归国后的陈季同，乃“上海最西化的中国人”（于西方风俗、文化最熟稔），故仍得到李鸿章的任用，先是派他督察河工，继派他办理交割台湾事宜。但陈季同赴台后，见民众护台决心甚巨，遂不顾使命，转与当地乡绅谋划自治。首义不成，被迫回到上海。从此，被清政府摒弃不用。但陈季同仍思报效，第二年（1896）端午，季同由上海登舟，溯江而上，前往湘黔考察矿务，1897年元旦前后结束考察。所行之处，皆有诗纪之，结集为《黔游集》。
　　 2001年元旦，旅美学者、莱斯大学钱南秀教授于上海图书馆访得陈季同手稿《学贾吟》一部，经比勘研究，确定《学贾吟》即《黔游集》定稿后的名称。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陈季同第一部中文著作，对于全面了解这位才华横溢而命途多舛的早期“海归”，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由《学贾吟》全集来看，为国生利，“一片热诚佐自强”是他湘黔之行的主要动因，正如他在《朱砂矿》诗中所说：“乞得神仙治世方，搜求铅汞入苗荒。”当他看到偏远山区亦流行吞吸鸦片，贵州、云南、四川三省交界地漫山遍野罂花摇曵，“小村十余灶，烟馆两三家”（《鸦片》），痛心不已。湘黔道上，他有充分的时间对国家强盛之道进行反思：“他山自昔能攻错，何事殷勤问主宾？”（《步镇远府全太守韵寄青溪饶大令星颿》）“中体西用”乃分宾主之论，对于习西方法律出身的陈季同来说，“师夷长技”实在是“叶公好龙”，西方的制度、文化何尝不是我们学习的对象？陈季同学贯中西，亲历中外，故能于《跳月》诗表达道德人情超越族群界限的看法，其它如《盘瓠》联系西方物种起源学说和进化论，《说地》一诗介绍了宇宙形成的过程，等等，这又不是同光体诗人所能比拟的。《学贾吟》中，陈季同挂怀兄弟、思恋妻孥的诗句随处可见，体现他人性中丰富的另一面。
　　 《学贾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