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广场周边散落着几家书店。在Harvard Book Store不远处，有家书店挂着一块简易的牌子，书店的名称是Revolution Book，白底红字。牌子下面的橱窗陈列着几件衣服，从这里走过时，行人一般都不会很在意这里有家书店。二○○九年一月，我去哈佛参加由哈佛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联合主办的主题为“阐释中国”的会议，有点时间闲逛时，这块牌子突然跃入我的眼帘。我很诧异这里竟然有家“革命书店”。我对Revolution这个词特别敏感，在一九七五年上高一时，读过一册英语，能够记住的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和“Revolution”等。后来做博士论文，研究“文革”时期的文学，也收集过一些英文资料。我当时很好奇，去敲这家“革命书店”的门，没有人回应。这次去访学，自然惦记这家书店，有意无意去过几次，门都关着，颇有失落之感。直到五月，几个朋友一起逛街，发现这扇一直没有敲开的门，终于敞开了。
　　与哈佛广场所有的书店相比，这家“革命书店”显然过于冷清。我和朋友进去时，只有三个人，一个可能是店主，还有两位在靠近楼梯的公共空间坐着说什么。一位朋友说，这家书店是美国一个共产党组织的总部，这两位或许就在商量什么事。我一直没有去考证朋友说的这些话，因为美国确实有共产党组织，至于这家书店是否为总部还是支部，并不重要。二○○九年七月一日的《南方周末》，曾经有一篇题目颇具冲击力的报道：《活在资本主义心脏里的美国共产党》。据报道说，美共的总部在纽约曼哈顿区二十三街一个普通的八层楼上，办公室两面红色墙可能是总部最具政治色彩的部分，没有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只有几幅普通工人的黑白照片。我两度去纽约，一次就住在曼哈顿区，可能是因为临近华尔街，兴趣转移到别处，忘记行前想去二十三街的计划了。当朋友在革命书店说起美共时，我想起自己曾有的打算。“革命书店”有些政治宣传画，只有几个书架，书架上的书多与中国革命有关，其中有不少英译的“文革”时期的书籍。我挑来挑去，挑了一本关于“文革”时期妇女生活的一本英文著作。我无法评价这个书店的意义，也无法赋予这家书店在哈佛广场具有什么象征意义，在一九六八年以后，在冷战结束以后，革命、“文革”和社会主义在世界秩序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但这家书店对一种信念的坚持，仍然是令人尊敬的。
　　与遭遇这家“革命书店”的经历相似，今年五月我去布拉格访问时，无意之中在一个广告栏上看到了一张很小的关于“共产主义博物馆”的展览海报。我不知道东欧剧变之前的布拉格的面貌，但徜徉在布拉格老城，确实感受不到当年的革命氛围，布拉格老城广场弥漫的是招徕游客的商业气息。我后来在一篇短文里说，去捷克访问，我的行囊里背着三个“布拉格”：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时的布拉格；米兰·昆德拉的布拉格，许多读者不一定读过他的小说，但可能看过电影《布拉格之恋》；还有一个就是蔡依林《布拉格广场》的布拉格。按照海报指引的路线，我从查理大学招待所出门右拐，再右拐向前，终于看到了一家麦当劳，海报说“共产主义博物馆”在麦当劳楼上。这家所谓的博物馆，其实只是一个并不大的文物和图片陈列室。
　　几个很小的展厅，堆放着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政治领袖的塑像，几套明信片中的革命领袖，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有点像我们的“戏说”电视剧中的漫画式的人物。按照我们的政治立场，这个博物馆不仅不能呈现“共产主义运动”（主要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全部，相反，有许多歪曲和扭曲。但是，有些文献却对我有所触动。其中，一段文字是关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捷克土豆因病虫害减产的宣传品，它把土豆减产的原因归咎为美帝国主义的破坏；我又看到了苏联当时创作的一些关于美帝国主义的漫画，等等，这些都与我们五六十年代的情景相仿。我和同行的朋友都发现了一个常识性的现象，当时的东西方阵营都有一套话语体系来叙述对方，我们现在常常讨论到的五六十年代的一些现象也出现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在文学领域，比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问题，东欧也曾经有类似于我们的历史。查理大学的罗然教授在八十年代中期给学生讲授中国当代文学，提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很少有好的作品，情形比捷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还要糟糕。过了一天，系里的领导找她谈话，警告说：如果再发表这样的言论，你就没有上课的资格了。从这些现象来看，大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文学”其实是反映了社会主义体制的一般特征的，这些现象和特征不为当代中国所独有。我访问布拉格时，曾经问当地的学者：当年的布拉格是如何过渡到今天的布拉格的？她说，这不是三言两语能够回答的。确实，这是一个大问题。回国以后，有天季进教授打电话给我说：有一本书叫《从“东欧”到“新欧洲”》，就是回答你的问题的。我去书店买了这本书，还买到了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中译本。
　　在哈佛期间，差不多每周都会去中国城的中国超市，这个超市的位置靠近波士顿公园，因此时常会到那里转转。也就是在去了“革命书店”不久后的一个周末上午，我在公园的椅子上，一个中年人递给我一张红色的纸张，说的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在多少大学做了讲演，最近又会在什么大学讲演。纸上列有这位讲演家思考的十几个问题，其中有社会主义与公平正义，阶级压迫和剥削如何消除等等。有不少问题和我们国内的“新左派”提出的问题颇为相近。有意思的是，当我沿着“红线”走到另一个地方时，又遇见了一个集会活动。上百人聚集在那里，举着牌子，抗议奥巴马的医改方案。
　　美国学界中，左翼知识分子不是少数，我在有限的接触中，不时听到批判资本主义的声音，许多从中国过去、而今在美国学界工作的教授，不少人也是社会主义信仰者。在美国宣传社会主义，和在中国批判资本主义，其实都是平常的事，大可不必放大其意义。在三月费城的亚洲年会上，我遇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位教授，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下午他们几个左派在一起了，晚上的一场讨论也是以他们几个左派朋友为主。此时，我想到的是萨义德的一句话，大致意思是：左翼不等于马克思主义。
　　当我叙述这些细节和事情时，有一种时空错落的感觉。像我们这些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也经历了从“革命”到“后革命”的变化，沧桑点说可谓一生而经历二世。我当年佩戴“红小兵”袖章为之摇旗呐喊的“革命”，后来被界定为不能算做任何意义上的革命。但除去“文革”，革命仍然是我们这一代人发育、成长的主要背景，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并不能说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革命”。“红卫兵”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文革”结束后也发生了分化和转向（其实，这种分化和转向在“文革”后期已有迹象），阅读以红卫兵为主体写作的《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一九九八），是能够体会到这种分化和转向的脉络的，九十年代以后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争，在某种意义上是这种分化和转向的延续。
　　法国学者让-皮埃尔·勒·戈夫在《一九六八年五月，无奈的遗产》引言的标题是“五月运动的悖论”，也许，革命同样是一个悖论。这位法国学者说：“事实上，人们将会在本书中看到，整个有关人和文化的观念有时会在最美好愿望的名义下被搞得一团糟，使人对自治的思想本身产生怀疑，使区别合理与不合理、私人与公众、常态与病态的标准被搅得混乱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