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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国，曼谷的中产阶级连续三年发动大规模反政府运动，令政治僵局难解、国家失序。被视为民主先锋的中产阶级为何演变成民主的破坏性力量?
城市中产阶级向来被视为亚洲民主化浪潮的先锋和社会稳定的基石。但在泰国，曼谷的中产阶级连续三年发动大规模反政府运动。他们控制媒体，冲击政府机关，逼总理下台，促军方政变，令政治僵局难解、国家失序，反成为重大不稳定因素。
城市中产阶级是他信经济政策的牺牲品?
泰国的城市中产阶级是前总理他信经济政策的牺牲品。1997年金融危机期间，以公务员、国企职工、中小企业主为主体的城市中产阶级遭受重创，至今怨气未消，谈全球化色变。他信在2001～2006年执政期间，执行带有一定民粹主义思想的经济政策，更加重了城市中产阶级的被剥夺感。比如，他信用巨大的财政支出，实现了绿林好汉“劫富济贫”的理想，使他在农村的威望急升，甚至一度超过以扶贫见长的国王。城市中产阶级却因海啸、禽流感、全球性通胀等事件影响，生活质量明显下降，失业率明显上升。因此，农村成为他信的根据地，城市则成为反他信的大本营，城乡对立严重。2008年初，亲他信的沙马政府续推“无他信的他信政策”，城市人口一腔怒火烧向沙马政府，爆发了冲击政府机关和国家电视台的“8·26”事件。他信想“济贫扶弱”，出发点是好的，但在使一个阶层获益的同时，大规模损害了另一重要阶层的利益，造成人民分裂，兴了一利，亦生一弊，极易造成社会动乱。
城市中产阶级深恶他信治国弊端。曼谷的大学教授、知识分子、媒体从业人员，向来被视为与普世价值接轨的弄潮兒，是泰国先进理念和文化的代表。他们的特点是更具批判性，尤其是道义批判性。知识分子强调，他信之弊在于失“德”，林林总总概有五失：一是“以国为家”。他信家族通过电信专营权，财产从2001年的12.5亿美元窜升到2005年的近100亿美元。2006年初，他信将家族电信企业、卫星通信业经营权的49.6％出售给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且无需缴税。这在中产阶级眼里落下以权谋私、出卖国家利益的罪名。二是“环境破坏”。他信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率，加快工业发展，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绿色阵营”一致声讨。三是“压制言论”。他信为保政令畅通，压制中产阶级表达意见、参政议政的诉求，禁播争论性节目，关闭电视台，起诉媒体。四是“金钱政治”。亲他信的经济集团获取垄断利益，进而买选票、买官、买法官、买民心，令泰国传统的分肥政治加剧，成为彻头彻尾的寡头政治。五是“狼子野心”。据传，他信有废君主、立共和的思想。
城市中产阶级成为保守派打击他信势力的马前卒。他信上台以来，泰国政坛保守派与革新派之争激化。保守派包括王室、军人集团、行政司法官僚、曼谷中产阶级及部分学者，他们在他信执政期间利益受损，其政治诉求是清除一党独大、一家独私的他信体制，回到f打官僚、军方和保皇人士等所谓精英掌权的时代。革新派以他信为代表，包括高新技术跨国公司等新资本集团、城市与农村贫民，主张维护他信体制。尽管他信已于2006年9月被军事政变赶下台，但由于亲他信势力握有农民大票仓，因而在今年初的选举中再度胜选。保守派无法通过合法大选夺取权力，因而鼓动城市中产阶级上街掀起反政府运动。人民民主联盟(简称民盟)声称，它们的目的就是把形势搞乱，刺激军方再度政变，推翻亲他信政权。
中产阶级也可能成为民主的破坏性力量
他信和沙马均无力化解反政府运动，被迫下台。此次反政府运动有如下特点——
城市中产阶级动员能力相当强。他们的领导核心意志坚定，影响力大，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比如，泰国媒体大亨林明达是反他信运动的鼓动家、急先锋、死硬派，“身不死，争不止”，还是支持示威群众的“金主”。前曼谷市长占龙是反他信独裁的道德正义象征，发誓要铲除他亲自培养的“政治怪兽”他信。领导核心中还有国企工会领袖宋萨、民权斗士皮朴以及非政府组织领导人等。这些人人脉资金关系广泛，影响力不容小觑。他们向主要示威者每天提供300～500铢(60～100元人民币)的现金补助和各种补给。这使主要集中在曼谷和中部的城市中产阶级，比在东北和北部的农民更容易发动。现代化的通信设备也利于示威者迅速集结。2008年8月25日，在民盟的鼓动下，示威者当晚就开始集结，凌晨即达3万人，随后两天增至5万人。
一边倒的舆论战。泰国媒体比较自由，但多为私人掌控。他信和沙马的最大失误就是未能与媒体搞好关系，失去舆论阵地。林明达等民盟巨头控制了泰文的《经理报》和ASTV电视台，以及英文的《亚洲时报》、《曼谷邮报》、《民族报》，反政府倾向明显，几乎淹没了来自政府的声音，使政府难以恢复秩序。更有甚者，民盟还抢占国家电视台，企图封杀政府声音，完全控制舆论导向。因此，多数泰国民众从媒体上看到的是以下情形：示威群众受伤、挨饿、患病；政府无能腐败、警方蛮横、军方伺机而动；诗琳通公主派医疗队诊治示威者被解读为“王室支持示威”；民盟领袖在国际主流媒体侃侃而谈，义愤填膺。
老鼠和大象的战争。“8·26”事件后，沙马曾要求军方实施紧急戒严令，但泰国陆军司令说，没必要为了对付一些老鼠而把屋顶棚掀掉。司令只说对了一半，如果示威群众是老鼠的话，政府就是大象。更形象地说，这是一群全副武装、浑身是刺、嘴尖牙利、机智灵活的老鼠，与一头笨重、迟缓、老迈的大象之间的搏斗。传说中，只要小老鼠钻进大象的鼻子就能获胜。民盟除动用弹劾、诉讼等法律手段外，还大量运用超越法律的非常规手段，令沙马等“铁嘴”失效，“铁腕”难施。林明达发狠，“对待恶劣政府就要用特殊手段”!这些手段包括：允许任何对政府不满的公民加入示威，造成滚雪球效应，使大批暴民卷入其中；鼓励占领总理府、财政部和国家电视台，制造流血冲突等“英勇行为”；针对政府宣布将实行“逮捕示威头子”、“强制驱散示威人群”以及“紧急状态”等强制性措施，民盟把妇孺僧侣安置于示威人群最外围，民盟核心成员则处于最里层，以此制约警方的驱散行动；民盟示威者身着黄衫打起保皇旗号，鼓动军队出手接管政权，为司法系统提供他信集团的罪证，以建立“统一战线”和“保护伞”；还有此起彼伏的罢工、罢课、罢飞以及断水、断电、断路等威胁。
城市之祸，屡屡造成泰国政府部门和城市管理瘫痪，陷入政争不断、经济下滑、社会分裂、民主失序的恶性循环，严重损及泰国国际形象。国际主流媒体更倾向于认为，打着民主旗号的民盟，实际上背离了民主原则。从2006年开始的泰国政治危机，再次让我们看到辩证法的伟大：曾承担起民主进程建设性力量的阶层，也孕育着民主的破坏性力量。不看到这一点，不能有效平衡好这一点，泰国民主政治就走不出死胡同。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所副所长)
城市中产阶级向来被视为亚洲民主化浪潮的先锋和社会稳定的基石。但在泰国，曼谷的中产阶级连续三年发动大规模反政府运动。他们控制媒体，冲击政府机关，逼总理下台，促军方政变，令政治僵局难解、国家失序，反成为重大不稳定因素。
城市中产阶级是他信经济政策的牺牲品?
泰国的城市中产阶级是前总理他信经济政策的牺牲品。1997年金融危机期间，以公务员、国企职工、中小企业主为主体的城市中产阶级遭受重创，至今怨气未消，谈全球化色变。他信在2001～2006年执政期间，执行带有一定民粹主义思想的经济政策，更加重了城市中产阶级的被剥夺感。比如，他信用巨大的财政支出，实现了绿林好汉“劫富济贫”的理想，使他在农村的威望急升，甚至一度超过以扶贫见长的国王。城市中产阶级却因海啸、禽流感、全球性通胀等事件影响，生活质量明显下降，失业率明显上升。因此，农村成为他信的根据地，城市则成为反他信的大本营，城乡对立严重。2008年初，亲他信的沙马政府续推“无他信的他信政策”，城市人口一腔怒火烧向沙马政府，爆发了冲击政府机关和国家电视台的“8·26”事件。他信想“济贫扶弱”，出发点是好的，但在使一个阶层获益的同时，大规模损害了另一重要阶层的利益，造成人民分裂，兴了一利，亦生一弊，极易造成社会动乱。
城市中产阶级深恶他信治国弊端。曼谷的大学教授、知识分子、媒体从业人员，向来被视为与普世价值接轨的弄潮兒，是泰国先进理念和文化的代表。他们的特点是更具批判性，尤其是道义批判性。知识分子强调，他信之弊在于失“德”，林林总总概有五失：一是“以国为家”。他信家族通过电信专营权，财产从2001年的12.5亿美元窜升到2005年的近100亿美元。2006年初，他信将家族电信企业、卫星通信业经营权的49.6％出售给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且无需缴税。这在中产阶级眼里落下以权谋私、出卖国家利益的罪名。二是“环境破坏”。他信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率，加快工业发展，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绿色阵营”一致声讨。三是“压制言论”。他信为保政令畅通，压制中产阶级表达意见、参政议政的诉求，禁播争论性节目，关闭电视台，起诉媒体。四是“金钱政治”。亲他信的经济集团获取垄断利益，进而买选票、买官、买法官、买民心，令泰国传统的分肥政治加剧，成为彻头彻尾的寡头政治。五是“狼子野心”。据传，他信有废君主、立共和的思想。
城市中产阶级成为保守派打击他信势力的马前卒。他信上台以来，泰国政坛保守派与革新派之争激化。保守派包括王室、军人集团、行政司法官僚、曼谷中产阶级及部分学者，他们在他信执政期间利益受损，其政治诉求是清除一党独大、一家独私的他信体制，回到f打官僚、军方和保皇人士等所谓精英掌权的时代。革新派以他信为代表，包括高新技术跨国公司等新资本集团、城市与农村贫民，主张维护他信体制。尽管他信已于2006年9月被军事政变赶下台，但由于亲他信势力握有农民大票仓，因而在今年初的选举中再度胜选。保守派无法通过合法大选夺取权力，因而鼓动城市中产阶级上街掀起反政府运动。人民民主联盟(简称民盟)声称，它们的目的就是把形势搞乱，刺激军方再度政变，推翻亲他信政权。
中产阶级也可能成为民主的破坏性力量
他信和沙马均无力化解反政府运动，被迫下台。此次反政府运动有如下特点——
城市中产阶级动员能力相当强。他们的领导核心意志坚定，影响力大，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比如，泰国媒体大亨林明达是反他信运动的鼓动家、急先锋、死硬派，“身不死，争不止”，还是支持示威群众的“金主”。前曼谷市长占龙是反他信独裁的道德正义象征，发誓要铲除他亲自培养的“政治怪兽”他信。领导核心中还有国企工会领袖宋萨、民权斗士皮朴以及非政府组织领导人等。这些人人脉资金关系广泛，影响力不容小觑。他们向主要示威者每天提供300～500铢(60～100元人民币)的现金补助和各种补给。这使主要集中在曼谷和中部的城市中产阶级，比在东北和北部的农民更容易发动。现代化的通信设备也利于示威者迅速集结。2008年8月25日，在民盟的鼓动下，示威者当晚就开始集结，凌晨即达3万人，随后两天增至5万人。
一边倒的舆论战。泰国媒体比较自由，但多为私人掌控。他信和沙马的最大失误就是未能与媒体搞好关系，失去舆论阵地。林明达等民盟巨头控制了泰文的《经理报》和ASTV电视台，以及英文的《亚洲时报》、《曼谷邮报》、《民族报》，反政府倾向明显，几乎淹没了来自政府的声音，使政府难以恢复秩序。更有甚者，民盟还抢占国家电视台，企图封杀政府声音，完全控制舆论导向。因此，多数泰国民众从媒体上看到的是以下情形：示威群众受伤、挨饿、患病；政府无能腐败、警方蛮横、军方伺机而动；诗琳通公主派医疗队诊治示威者被解读为“王室支持示威”；民盟领袖在国际主流媒体侃侃而谈，义愤填膺。
老鼠和大象的战争。“8·26”事件后，沙马曾要求军方实施紧急戒严令，但泰国陆军司令说，没必要为了对付一些老鼠而把屋顶棚掀掉。司令只说对了一半，如果示威群众是老鼠的话，政府就是大象。更形象地说，这是一群全副武装、浑身是刺、嘴尖牙利、机智灵活的老鼠，与一头笨重、迟缓、老迈的大象之间的搏斗。传说中，只要小老鼠钻进大象的鼻子就能获胜。民盟除动用弹劾、诉讼等法律手段外，还大量运用超越法律的非常规手段，令沙马等“铁嘴”失效，“铁腕”难施。林明达发狠，“对待恶劣政府就要用特殊手段”!这些手段包括：允许任何对政府不满的公民加入示威，造成滚雪球效应，使大批暴民卷入其中；鼓励占领总理府、财政部和国家电视台，制造流血冲突等“英勇行为”；针对政府宣布将实行“逮捕示威头子”、“强制驱散示威人群”以及“紧急状态”等强制性措施，民盟把妇孺僧侣安置于示威人群最外围，民盟核心成员则处于最里层，以此制约警方的驱散行动；民盟示威者身着黄衫打起保皇旗号，鼓动军队出手接管政权，为司法系统提供他信集团的罪证，以建立“统一战线”和“保护伞”；还有此起彼伏的罢工、罢课、罢飞以及断水、断电、断路等威胁。
城市之祸，屡屡造成泰国政府部门和城市管理瘫痪，陷入政争不断、经济下滑、社会分裂、民主失序的恶性循环，严重损及泰国国际形象。国际主流媒体更倾向于认为，打着民主旗号的民盟，实际上背离了民主原则。从2006年开始的泰国政治危机，再次让我们看到辩证法的伟大：曾承担起民主进程建设性力量的阶层，也孕育着民主的破坏性力量。不看到这一点，不能有效平衡好这一点，泰国民主政治就走不出死胡同。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