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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任弼时同志作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铸造这一活的灵魂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如果说，党的群众路线是一部跨越时代的进行曲，那么，弼时同志至少参与谱写了合群、靠群、为群这三首和谐的乐章。
第一乐章叫“合群”——弼时同志以宽广的胸襟和真挚的情怀，回答了“融入谁”的问题。
常识告诉人们：一滴水只有融入大江大海才不会干涸。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实践证明，离群者必败，合群者必胜。
弼时同志诞生于汨罗江畔，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沐浴着他幼小的心灵。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写过一篇作文叫《合群说》，他这样写道：“国者由人民而成，必赖人民以强。欲强之道，莫如合群。……中国有四万万同胞，而不能胜少数人之小国者，咎在不能合群也。”小小年纪，他就意识到只有与群众打成一片才有力量，把“合群”视为“强国之基”，融入群众的思想火花粲然于笔端。
五四运动的洪流，使他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城市走向乡村，从激扬文字投身到实际的斗争行列。1920年8月，他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走上了一条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合群”之路。
合群，需要理论支撑。当年，弼时同志领导共青团工作，就号召青年“努力在农民中活动”，要求共青团“深入群众”，做到“青年群众化”。1943年6月，弼时同志为纪念建党22周年，发表《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更加鲜明地指出：“每个党员对待群众的态度，不是站在群众之上，而是站在群众之中，并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的决心。”这就进一步从理论上了回答了“融入谁”的问题。
合群，需要身体力行。在革命实践中，弼时同志把融入群众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克敌制胜的力量源泉。曾经与弼时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对他重视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和合群奋斗的工作态度印象深刻。王首道回忆：“任弼时善于调查研究，喜欢看材料，喜欢遇事找群众商量，倾听群众的意见。”王震说：“他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实际，善于正确解决复杂的、重大的问题。”陆定一也回忆：“弼时同志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不怕麻烦和善于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的优良作风，这种作风使他成为全党全军所热爱的领导者。”
合群，需要倾听群众呼声。1947年1月，国民党军队包围吕梁山区云周西村，15岁的村妇联会秘书刘胡兰慷慨就义。她的英雄事迹可歌可泣，在当地老百姓中广为传颂。弼时同志知道后，深受感动，认为刘胡兰是个好典型，当即表态：“刘胡兰同志英勇就义的事迹，对全党、全军、全体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都是一个很好的政治思想教育材料，我要向毛主席报告，要大力宣传。”第二天，他就赶往王家坪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当即让警卫员摆上笔墨纸砚，奋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大字。新华社及时播发了刘胡兰的事迹和毛主席的题词。就这样，刘胡兰的名字和事迹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在各个解放区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二乐章叫“靠群”——弼时同志以坚定的信心和执著的追求，回答了“依靠谁”的问题。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只有依靠群众，才能使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弼时同志就是我党善于依靠群众的卓越领导人。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红军长征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谱写了响彻云霄的革命凯歌，但一个小小的插曲却差点改变了历史的航向。长征途中，张国焘自恃人多势众，个人野心极度膨胀，不但公然与党中央分庭抗礼，而且为了一己私利，不惜使用各种手段，对当时不明真相的红二、六军团进行分化瓦解，又是请吃送礼，又是封官许愿，并派“工作团”到红二、六军团“公关”。弼时同志知道原委后，非常气愤，但他相信红军是听党中央指挥的，只有依靠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才能最终克服分裂活动。所以，他特别嘱咐军团政治部：一是让红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不准讲反对毛、周和红一方面军的问题；二是红四方面军给红二、六军团发的文件，一律不准往下发。在过草地时，他特意来到红四方面军的队伍中，分别找徐向前、傅锺、李卓然等领导人交心谈心，商讨对策，并做广大指战员的工作，使大家明白了真相，澄清了是非。他还写信给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红二、六军团领导人，表明“我不同意张国焘的那一套”，坚决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最终促成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的大会师。从此，张国焘再也不敢小瞧这个曾是“富有青年气味”的“小弟弟”，而“要笑着叫他‘任胡子’”了。
1947年11月中旬，解放战争已转入战略反攻。此时，山西、河北、山东、华中等解放区土地改革普遍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弼时同志高兴地说：“现在群众起来了，我们不能没有坚定的方针，不能不坚决支持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他带病到钱家河周围做调查，亲自访问农民，征求他们对土改的意见。安排身边的工作人员利用外出帮助群众干活的机会，逐村逐户调查人口数、土地数和评定阶级成分的情况，交代他们外出购物时要询问商人生意好不好做，怕不怕被没收等，然后写成材料交给他。他以这种方式，掌握了三十几个村子的基本情况。在杨家沟会议上，他主持土改组的讨论，结合自己的调研，作了纠正“左”倾错误的发言，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评价。
1948年1月，在西北人民解放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他又作了《关于土地改革几个问题》的长篇报告，分析了发生“左”倾错误的原因，提出了纠正的原则和方法。后来，毛主席还称赞说：“土地法上讲，禁止乱打乱杀。弼时同志那个文件起了相当的作用。”1948年3月，党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向华北转移。一路上，弼时同志走到哪里，群众工作就做到那里。他利用一切机会接触干部和群众，听取汇报，指导工作。4月8日，他在霸墙村还专门调研土改政策落实情况，找农会主席谈话，提高干部们的思想认识。
土改激发了农民难以估量的革命热情，成为解放战争之所以势如破竹的最重要因素。这是弼时同志依靠群众，攻坚克难，推动革命走向胜利的又一个历史见证。
第三乐章叫“为群”——弼时同志以骆驼的精神和公仆的本色，回答了“为了谁”的问题。
有首歌至今还很火，名叫《为了谁》：“泥巴裹满了裤腿，汗水湿透了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为了谁？我们的党旗上铁锤和镰刀的图案早就作了昭示，弼时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也早就作了回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弼时同志是党和人民的骆驼。他一生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喜乐相连，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疑是民间疾苦声”“一枝一叶总关情。”在中央苏区，弼时同志和战士们一起上山挖野菜，过着一样艰苦的生活。在战斗行军中，他拖着虚弱的身体与指战员一道强行军，坚持“饿肚子饿不掉为群众服务这颗心，大家一定要维护群众利益，一草一木也不能侵犯。”在侯家沟调研时，他帮助部属师哲寻找到了失散15年的妻子和女儿。在延安枣园，他经常抽出时间深入农民家庭，帮助解决困难。有一次，一个叫赵占山的农民妻子得了急病，穷山沟里缺医少药，正准备将病人抬到十几里外去求医时，却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只见一位背着药箱的军医找上门来了！赵占山喜出望外，感激得热泪盈眶。原来，弼时同志交代过村长，凡是农民家里遇有急事，要马上向他报告。这次，就是弼时同志闻讯后亲自叫醒熟睡的医生，才有了这感人的一幕。
伴随弼时同志多年的几件“宝贝”，也颇能体现他的为群情怀和骆驼形象。比如一根拐杖，从长征路上就开始伴随着他。弼时同志拖着重病后虚弱的身躯，在雪山草地上吃力地扶杖前行，多次摔倒又爬起来，一直走到目的地。在延安、在西柏坡、在莫斯科、在北京，积劳成疾的弼时同志，再也离不开那根拐杖，直到走完年仅46岁的人生。又比如，一条毯子，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用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成为了革命的传家宝。再比如，一件毛背心，是妻子陈琮英用自己的围巾改织的，穿了十多年，破了照样穿着。还比如，“人走灯关”的字条，自从进了北京城，就一直贴在自家每个电灯开关处，时刻提醒孩子们和工作人员节约用电。
弼时同志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花钱多，三怕麻烦别人。这是他一生恪守的信条。弼时同志曾两次被捕入狱，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加之长期超负荷工作，以至积劳成疾。党中央非常关心他的健康，多次安排他疗养休息，但他却总是带病坚持工作。在淮海战役的决战时刻，五大书记集中办公，医生告诫他不要熬夜，他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担，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他通宵达旦地查看地图，研究战报，参与决策。有时候，夜深了，他常常对朱德说：“老总，劳逸结合，你打一会盹，精力会充沛些。”朱德劝他：“你虽然年轻，但有病在身，得注意。”弼时同志说：“我年轻些，应该更多地做事，不舒服时，靠一会就行了。”就这样，他一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后来，由于健康原因，他无法参加开国大典，只得呆在病房里，全神贯注地收听天安门城楼上传来的毛主席的声音。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迎来最严峻的挑衅。他写信给毛主席和书记处，要求“照莫斯科医生所嘱，现在开始每日4小时工作为好”。他每天阅读电报，实际工作量远远超过4小时，而且常常坚持到深夜，完全忘记了自己重疴在身。1950年10月27日，弼时同志终因劳累过度，溘然长逝……
合群、靠群、为群的经典乐章，回答了融入谁、依靠谁、为了谁的历史课题，那样的情真意切，如此的铿锵有力，这既是弼时同志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血肉相连的真实写照，也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从历史走向未来的时代强音。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第一乐章叫“合群”——弼时同志以宽广的胸襟和真挚的情怀，回答了“融入谁”的问题。
常识告诉人们：一滴水只有融入大江大海才不会干涸。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实践证明，离群者必败，合群者必胜。
弼时同志诞生于汨罗江畔，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沐浴着他幼小的心灵。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写过一篇作文叫《合群说》，他这样写道：“国者由人民而成，必赖人民以强。欲强之道，莫如合群。……中国有四万万同胞，而不能胜少数人之小国者，咎在不能合群也。”小小年纪，他就意识到只有与群众打成一片才有力量，把“合群”视为“强国之基”，融入群众的思想火花粲然于笔端。
五四运动的洪流，使他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城市走向乡村，从激扬文字投身到实际的斗争行列。1920年8月，他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走上了一条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合群”之路。
合群，需要理论支撑。当年，弼时同志领导共青团工作，就号召青年“努力在农民中活动”，要求共青团“深入群众”，做到“青年群众化”。1943年6月，弼时同志为纪念建党22周年，发表《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更加鲜明地指出：“每个党员对待群众的态度，不是站在群众之上，而是站在群众之中，并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的决心。”这就进一步从理论上了回答了“融入谁”的问题。
合群，需要身体力行。在革命实践中，弼时同志把融入群众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克敌制胜的力量源泉。曾经与弼时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对他重视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和合群奋斗的工作态度印象深刻。王首道回忆：“任弼时善于调查研究，喜欢看材料，喜欢遇事找群众商量，倾听群众的意见。”王震说：“他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实际，善于正确解决复杂的、重大的问题。”陆定一也回忆：“弼时同志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不怕麻烦和善于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的优良作风，这种作风使他成为全党全军所热爱的领导者。”
合群，需要倾听群众呼声。1947年1月，国民党军队包围吕梁山区云周西村，15岁的村妇联会秘书刘胡兰慷慨就义。她的英雄事迹可歌可泣，在当地老百姓中广为传颂。弼时同志知道后，深受感动，认为刘胡兰是个好典型，当即表态：“刘胡兰同志英勇就义的事迹，对全党、全军、全体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都是一个很好的政治思想教育材料，我要向毛主席报告，要大力宣传。”第二天，他就赶往王家坪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当即让警卫员摆上笔墨纸砚，奋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大字。新华社及时播发了刘胡兰的事迹和毛主席的题词。就这样，刘胡兰的名字和事迹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在各个解放区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二乐章叫“靠群”——弼时同志以坚定的信心和执著的追求，回答了“依靠谁”的问题。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只有依靠群众，才能使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弼时同志就是我党善于依靠群众的卓越领导人。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红军长征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谱写了响彻云霄的革命凯歌，但一个小小的插曲却差点改变了历史的航向。长征途中，张国焘自恃人多势众，个人野心极度膨胀，不但公然与党中央分庭抗礼，而且为了一己私利，不惜使用各种手段，对当时不明真相的红二、六军团进行分化瓦解，又是请吃送礼，又是封官许愿，并派“工作团”到红二、六军团“公关”。弼时同志知道原委后，非常气愤，但他相信红军是听党中央指挥的，只有依靠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才能最终克服分裂活动。所以，他特别嘱咐军团政治部：一是让红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不准讲反对毛、周和红一方面军的问题；二是红四方面军给红二、六军团发的文件，一律不准往下发。在过草地时，他特意来到红四方面军的队伍中，分别找徐向前、傅锺、李卓然等领导人交心谈心，商讨对策，并做广大指战员的工作，使大家明白了真相，澄清了是非。他还写信给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红二、六军团领导人，表明“我不同意张国焘的那一套”，坚决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最终促成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的大会师。从此，张国焘再也不敢小瞧这个曾是“富有青年气味”的“小弟弟”，而“要笑着叫他‘任胡子’”了。
1947年11月中旬，解放战争已转入战略反攻。此时，山西、河北、山东、华中等解放区土地改革普遍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弼时同志高兴地说：“现在群众起来了，我们不能没有坚定的方针，不能不坚决支持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他带病到钱家河周围做调查，亲自访问农民，征求他们对土改的意见。安排身边的工作人员利用外出帮助群众干活的机会，逐村逐户调查人口数、土地数和评定阶级成分的情况，交代他们外出购物时要询问商人生意好不好做，怕不怕被没收等，然后写成材料交给他。他以这种方式，掌握了三十几个村子的基本情况。在杨家沟会议上，他主持土改组的讨论，结合自己的调研，作了纠正“左”倾错误的发言，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评价。
1948年1月，在西北人民解放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他又作了《关于土地改革几个问题》的长篇报告，分析了发生“左”倾错误的原因，提出了纠正的原则和方法。后来，毛主席还称赞说：“土地法上讲，禁止乱打乱杀。弼时同志那个文件起了相当的作用。”1948年3月，党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向华北转移。一路上，弼时同志走到哪里，群众工作就做到那里。他利用一切机会接触干部和群众，听取汇报，指导工作。4月8日，他在霸墙村还专门调研土改政策落实情况，找农会主席谈话，提高干部们的思想认识。
土改激发了农民难以估量的革命热情，成为解放战争之所以势如破竹的最重要因素。这是弼时同志依靠群众，攻坚克难，推动革命走向胜利的又一个历史见证。
第三乐章叫“为群”——弼时同志以骆驼的精神和公仆的本色，回答了“为了谁”的问题。
有首歌至今还很火，名叫《为了谁》：“泥巴裹满了裤腿，汗水湿透了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为了谁？我们的党旗上铁锤和镰刀的图案早就作了昭示，弼时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也早就作了回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弼时同志是党和人民的骆驼。他一生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喜乐相连，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疑是民间疾苦声”“一枝一叶总关情。”在中央苏区，弼时同志和战士们一起上山挖野菜，过着一样艰苦的生活。在战斗行军中，他拖着虚弱的身体与指战员一道强行军，坚持“饿肚子饿不掉为群众服务这颗心，大家一定要维护群众利益，一草一木也不能侵犯。”在侯家沟调研时，他帮助部属师哲寻找到了失散15年的妻子和女儿。在延安枣园，他经常抽出时间深入农民家庭，帮助解决困难。有一次，一个叫赵占山的农民妻子得了急病，穷山沟里缺医少药，正准备将病人抬到十几里外去求医时，却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只见一位背着药箱的军医找上门来了！赵占山喜出望外，感激得热泪盈眶。原来，弼时同志交代过村长，凡是农民家里遇有急事，要马上向他报告。这次，就是弼时同志闻讯后亲自叫醒熟睡的医生，才有了这感人的一幕。
伴随弼时同志多年的几件“宝贝”，也颇能体现他的为群情怀和骆驼形象。比如一根拐杖，从长征路上就开始伴随着他。弼时同志拖着重病后虚弱的身躯，在雪山草地上吃力地扶杖前行，多次摔倒又爬起来，一直走到目的地。在延安、在西柏坡、在莫斯科、在北京，积劳成疾的弼时同志，再也离不开那根拐杖，直到走完年仅46岁的人生。又比如，一条毯子，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用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成为了革命的传家宝。再比如，一件毛背心，是妻子陈琮英用自己的围巾改织的，穿了十多年，破了照样穿着。还比如，“人走灯关”的字条，自从进了北京城，就一直贴在自家每个电灯开关处，时刻提醒孩子们和工作人员节约用电。
弼时同志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花钱多，三怕麻烦别人。这是他一生恪守的信条。弼时同志曾两次被捕入狱，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加之长期超负荷工作，以至积劳成疾。党中央非常关心他的健康，多次安排他疗养休息，但他却总是带病坚持工作。在淮海战役的决战时刻，五大书记集中办公，医生告诫他不要熬夜，他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担，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他通宵达旦地查看地图，研究战报，参与决策。有时候，夜深了，他常常对朱德说：“老总，劳逸结合，你打一会盹，精力会充沛些。”朱德劝他：“你虽然年轻，但有病在身，得注意。”弼时同志说：“我年轻些，应该更多地做事，不舒服时，靠一会就行了。”就这样，他一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后来，由于健康原因，他无法参加开国大典，只得呆在病房里，全神贯注地收听天安门城楼上传来的毛主席的声音。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迎来最严峻的挑衅。他写信给毛主席和书记处，要求“照莫斯科医生所嘱，现在开始每日4小时工作为好”。他每天阅读电报，实际工作量远远超过4小时，而且常常坚持到深夜，完全忘记了自己重疴在身。1950年10月27日，弼时同志终因劳累过度，溘然长逝……
合群、靠群、为群的经典乐章，回答了融入谁、依靠谁、为了谁的历史课题，那样的情真意切，如此的铿锵有力，这既是弼时同志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血肉相连的真实写照，也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从历史走向未来的时代强音。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