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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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钧剑,1956年生于广西桂林,江苏南通人。先后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北京大学艺术学系研究生班、中国画研究院首届花鸟研究生班。现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总政歌舞团一级演员,中国文联演艺中心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于1993年和2011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书画展。出版有诗集《我为什么要歌唱》、《骏马背上不是我》、《哪里飞来一粒籽》、《羊咩》,散文集《明星会客厅》,画集《郁钧剑书画》。
  我学写毛笔字是从四五岁开始的,是从父母“强迫”写描红本开始的。六七岁时临摹“颜柳”。后来“文革”了,我虽然年仅10岁,但却经常随大我六七岁的“红卫兵”上街去书写标语,因为他们觉得我虽人小,但字很老练。那时候常常就是他们在前面将白纸糊在墙上,我随后就把那些革命的标语口号“悬腕”书写在纸上。这样也就常常引起十几、几十位大人的围观。后来上中学了,班主任喜欢在黑板上写隶书。那时候的中学没书读,我便“跟随”着班主任喜欢了2年的隶书。1971年参加工作在桂林歌舞团,创作室有位创作员叫伍纯道,是当时桂林市有名的书家。他见我写字的基础好,有意想指点我,但又害怕正在进行的“文革”,正是把书画艺术当作“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来批斗的。于是,只能偷偷地要我临摹些王羲之、赵孟頫、黄庭坚、文徵明等的作品。有幸的是,那时候桂林还有大量的摩崖石刻没被铲除,我便隔三差五地流连忘返于山岭之间。像叠彩山上就有米芾和沈尹默的碑刻,这一古一今两位大家的字,都是我很喜欢的。不久后调到北京总政歌舞团,我只要一有空闲便会在单身汉宿舍的水房里,用毛笔蘸着自来水,在水泥墙上习字。无心插柳柳成荫,从此“悬腕”的功夫提高得很快。20世纪80年代末相识沈鹏先生,一见如故,从此我的毛笔字走上了正轨。沈鹏先生要求我多写碑版,写写金刚经,写写魏碑石鼓文。后来沈先生见我多喜行书,便要求我多写写王铎。在我的书法道路上,对我影响最大、教诲最多的是沈鹏先生。我无数次地得到过沈先生的耳提面命,他还是我20世纪90年代初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介绍人。这一切都是我一生中的荣幸。
  在我的“书法”道路上给予我提携的还有王镛兄和白煦兄。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跟他俩一同客游山东烟台,王镛兄写字,无论是如拳大字,还是如蝇小字,都仅用一管“秃”笔完成,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尤其是他的字风,对我日后的书法审美影响很大。他在烟台还给我刻过一朱一白的两方名章,我至今爱不释手。认识白煦兄更早些,白兄谦谦君子的儒雅之风同样让我敬佩。1993年,我冒天下之大不韪,斗胆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人书画展,就是白煦兄躬身亲为我操持的。他那忙前忙后为我布展的身影,至今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学画画也是从四五岁开始的,但却是自觉自愿的。也许喜欢涂鸦是所有孩子的童年天性吧。记忆中画画最缺乏的是纸,因为在我们的童年时代,一切生活的资源都十分贫乏。如果哪天母亲下班回来告诉我给我带了些白纸,那会让我高兴很久。我会用铅笔在这些白纸上画我最爱的武士将军。有一阵子因为读了个神话故事,说有一位孤苦伶仃、年轻英俊的渔夫捕到了一只硕大的河蚌,舍不得吃,回家养在水缸里,不料这河蚌每天趁渔夫外出打鱼时,为报答渔夫的不杀之恩,便变成仙女为他做好饭菜。渔夫每天回来都纳闷啊,有一天假装又去打鱼,其实是躲在屋外窗后偷看,才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于是那阵子我又特别地爱画仙女。童年的我还爱画一盘盘的鸡鸭鱼肉和各种各样的瓜蔬。画鸡鸭鱼肉是因为那时候不能经常吃到这些东西,有点像“望梅止渴”。而喜欢画各种瓜蔬,是因为当时的家园很大,母亲种有许多的花,许多的树,许多的菜豆。还别说,正因为有了这些童年的涂鸦经历,长大后才知道其实这些就是“无师自通”地学到了一些素描的技巧。
  敢于拿起毛笔画画那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了。当时总政歌舞团合唱队有位叫马清雄的男低音喜画,曾师从陆俨少,其妻姐当时还是中国画研究院办公室主任。而中国画研究院与我们总政歌舞团仅有两站路的距离,我便常常跟着好友老马到研究院去玩耍。与研究院熟识之后,院长刘勃舒便好几次要我帮他们组织些联欢活动,比如“国际水墨画大展”,比如“吴作人基金会成立”,我都会帮他们请上陈佩斯、朱时茂等名流为他们捧场。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别人用毛笔作画,就是看研究院的画家邓林大姐作画。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毛笔作画高深莫测而不敢染指。和蔼可亲的邓林大姐见我对学画有渴求,便让我与老马时常到她画室“做客”。从此我开始习画花鸟。
  在学画道路上我也非常幸运,因为有上面所说的“关系”,当时在中国画研究院我可以“肆无忌惮”地游走在刘勃舒院长、龙瑞兄、邓林大姐等人的画室。吴作人先生患病前,在一段时间内我也能经常光顾他的寓所,请他点评我幼稚的画作。这些年来,我还得到过诸多先生兄长的教诲和鞭策。诸如南通老乡范曾先生不仅在我的画作上为我补写过高士与书童,还多次允许我在他的画室看他作画。先生对我的言传身教将使我受用一辈子。诸如王明明兄,就曾亲自为我的十余幅画稿从构图布局上予以了修改。我照他改过的图稿重画一遍,果然豁然长进。诸如刘大为先生,他不止一次地教诲我要多看看青藤徐渭、八大山人,还欣然介绍我加入了中国美术家协会。还有诸如韩美林兄,在我的歌唱事业最辉煌的年月,却题词给我以警示“钧剑吾兄,创作辉煌,歌声嘹亮,别忘了将来归档丹青。”
  2004年,我有幸就读于中国画研究院首届花鸟研究生班,师从詹庚西先生,这使我学到了在花鸟画上许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道理。毕业时,詹先生送了一幅他的先生李苦禅送给他的一幅画给我,那幅画上有苦禅先生后来补写给詹先生的题词:“六一年教室师示笔。庚西存毫。八三叟苦禅。”在此题词下又有詹先生给我的墨香犹存的新题词“赠钧剑弟存。庚西”。詹先生说,这幅画是他的先生晚年时赠送给他的,他再转赠给我,表示着一种传承,其实又是一种鞭策。我受宠若惊。
  常说人生如流水。在人生的江河里,不时有曲折缓急,不时会起伏跌宕。而这样的生命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是富是贫、是官是民都一样。当然,话虽这样说,但仔细想想,其实每一个人是可以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比如说大到志向,小到每天时间的安排、工作的完成,都可以由自己来设计、规划并付诸于实践,以体现自我存在的价值。多少年来我的空闲时间都把舞文弄墨放在首选,尤其是“知天命”后,工作再忙,每天基本是子时睡,卯时起。古人说闻鸡起舞,而我是闻鸡书画。因此在有意无意间收获了不少书画作品。
  一眨眼,我就从艺四十年了。我把我的青春岁月都献给了歌唱事业,尤其是军旅歌唱事业。几年前,我开始负责组织中国文学艺术界的不少大型文化活动,但依然把许多业余时间付给了书画。若干年后,歌是不可能再唱了,也不好意思再唱了,古人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撵旧人”,因此,文化活动也会有新人出来组织。但书画是有可能也是可以继续的。因为我觉得我的生命,唯有在自我、大雅、淡定、修行的书画中才能得到永生。
  责任编辑:宋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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