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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情回归本原
“来买捆大葱吧，两块钱一捆，帮帮这个人，大家来献一点爱心！”
2010年7月6日，长春，一个来自外地的农民李国和穿着破旧的衣服坐在地上，面前摆放着一堆堆的葱和野菜。奇怪的是，李国和自己不叫卖，一名交警却在积极地向来往的行人推销。
原来，40多岁的李国和和79岁的父亲李福祥到城里来卖葱，三轮车不小心把人撞伤了。把伤者送往医院后，交警决定将其三轮车暂扣。
然而，前来处理事故的民警李想了解到，李国和家里很穷，五口人八亩地，全指着种地的收入。李国和父亲年纪大了，他本人又患有癫痫病。这一会儿他已经抽了三回了，是路人帮着掐人中他才醒过来的。于是，李想就决定帮李国和卖掉大葱和野菜，减轻他的损失。
闻听此事，市民们纷纷掏钱购买大葱和野菜。仅用了半个多小时左右，200多斤大葱就全部卖光。
还有好心市民听到事情经过后，特地买了矿泉水送给李国和。附近一家饭店还送来了米饭和菜。而更让人感动的是，许多市民并不拿葱，塞给李国和10元、20元钱后转身就走。无疑，那一刻，这个外乡人被温暖紧紧包围。
为了凝聚社会道德力量，让人与人之间充满关爱之情，每年3月5日前后，全国范围内的学雷锋活动风起云涌。雷锋精神就是一种道德力量，体现的正是人与人之间不计回报、无私奉献的关爱之情，这和当今社会一些人秉持的“人情利益化”观念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教授万俊人说：“一个冷漠、无情、自私、甚至贪婪的社会决不是好社会，周围太缺少好人、恶人太多也不可能让我们过上好生活。”
在学雷锋活动中，志愿者纷纷走上街头，免费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服务。雷锋的追随者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无偿帮助他人，不计名利，而他们收获的是情感的回报。
苏州大学附一院的殷雪群是江苏省苏州市的学雷锋道德模范，她说：“10年前的一次突如其来的车祸，一场不计报酬的异地施救，让我重新拥有了健康，我的生命翻开了新的篇章。那些救助我的人成了我心目中的‘雷锋’。8年后，我用自己的造血干细胞挽救了一个同样年轻的白血病患者的生命。有人说过，施比受更为幸福。如今，能够帮助别人，让我感到自己是个幸福的人。”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务长丹尼斯·西蒙说：“雷锋精神在中国的回潮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雷锋精神是无私奉献的典型代表，而当今中国正处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特别需要思考雷锋精神，为转型期的中国注入可持续发展的道德力量。”他认为，中国人的钱包越来越鼓，物欲横流的喧嚣都市生活很可能会带走许多人对社会和他人的关怀，甚至恻隐之心。雷锋精神让我们不再贪图个人财富的积累，而是告诉我们奉献和真诚的价值超越一切物质利益。
“人情应该属于社会交换，不属于商品交换，它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不一定是等价交换。”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胡光伟说，“但现代中国处于急剧转型期，不少人把本属于社会交换的人情交往当成了商品交换。比如，婚丧嫁娶，朋友之间的交往一律量化成了红包礼金，收礼者一一记账，日后要找机会偿还。人情交往变了味，失去了它的本来意义。”
胡光伟认为，人与人之间加深感情、增进了解而送礼，这未尝不可，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味地物质化、利益化，就使得社会交换容易发生质变，而这是我们应该反对的。“我们应该正确区分商品交换和社会交换，还原人情交换的本质。中国社会需要人情，但要摆脱人情交往一律物质化、利益化的倾向，让人情回归本原。而雷锋身上所体现的那种非物质化的人情味正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
制度信用下的人情
人们渴望人与人的温情，但对于需要付出的时候，又会考虑计较很多，像小悦悦那样的人情冷漠事件不时发生。
“中国处于转型期，正从传统的基于农耕文化为基础的‘血亲关系社会’也就是‘人情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陌生人社会’转化。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传统的‘人情社会’崩溃，市场经济社会需要的新的制度规则体系尤其是信用体系未完全建立起来。而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的流动性加快，面对的陌生人会猛然增加，人与人之间由于缺乏信用制度保证，因而彼此缺乏信任，安全感差，出现小悦悦那样的事件就不难理解了。正因为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所以不少人只好回头寻求熟人帮助，本来可以正常办理的事情，也按照传统的惯性要找熟人，从而欠下人情，欠人情就要还，这样就逐渐发展成了目前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化、利益化的关系。” 苏州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高峰教授这样认为。
而“陌生人社会”是和“人情社会”相对而言的概念。在这样的社会，陌生人之间虽然素不相识，但是无所不在。细想起来，人类实际上生存的一切都要靠周围不认识的人。美国知名学者弗里德曼这样描述“陌生人社会”：“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陌生人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如果我们生病进医院，陌生人切开我们的身体、清洗我们、护理我们……”因此，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组成因子，是我们整个社会运转的“齿轮”。在一个理性、成熟的社会，我们寻找人情里的温暖和力量时，那些可能一辈子只见一次面的陌生人绝对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们构成了我们社会的每一寸肌肤的温度。
“人与人之间的血缘、亲缘和地缘纽带被斩断后，社会的发展，商品交换的发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信任只能靠制度或契约来维系。所以，‘陌生人社会’又被称为‘法制社会’或‘契约社会’，它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必须趋势，是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胡光伟指出，在市场经济中，礼俗和关系的作用虽然仍然约束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但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还需要制度建设来发挥作用。在‘陌生人社会’，制度是一种保障，它可以排斥人情纠葛和人情垄断，摒弃拉关系、走后门等繁琐的环节。‘陌生人社会’也可以很好地维护社会交往双方或多方的利益，减少在‘人情社会’中的行为成本。在‘陌生人社会’中，信誉是前置，就是诚信为先，在人际交往中，如果每个人都以诚实守信为荣，见利忘义为耻，那么交往成本就会大大下降。”
那么，在“陌生人社会”里，人情还存在吗？如果存在，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情呢？
“实际上，在‘陌生人社会’中，熟人、人情血缘仍然存在，这些是任何社会都不可彻底防除的，关键在于不能用这些来排斥、动摇制度。在‘陌生人社会’，我们要建立的是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以打破人们对人情和关系的心理依赖。在这种人际关系中，人们在明确的游戏规划下合作互利，交往的范围更广泛普遍，权责明确，交往的成本降低，效率更高，同时能有效地克服利益冲突，避免相互利用和猜疑。”胡光伟说，要瓦解现在的“人情社会”，最重要的措施是政府诚信和转变政府职能，弱化政府配置资源的功能，让市场和民间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整个社会营造一种浓厚的“制度文化”，只有更多地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才能为法律开辟越来越多的空间，突破“人情社会”，走向以法律为基础的“法制社会”，让人们适应“陌生人社会”中的制度化生存。
苏州市近10年来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区人口猛增至600万，其中约一半是外来人口，这是一个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模本。在这里，人情环境有什么变化呢？
在外资企业三星公司工作的中层管理人员栗平说：“公司高层会拜访政府官员，但这只是为了增进了解，加强沟通，加深感情。会带礼品，但绝不是很贵重的礼物。而在苏州工业园区里，到政府部门办事，都按照规章制度行事，没有因为不认识政府的办事人员而办不成或者拖延。”苏州市纪委宣教室的王冠豪告诉记者：“苏州在治理人情腐败上，并没什么高招，但我们要求的是强化落实执行制度的力度，按照制度规矩来办事，树立规则意识。”而苏州的志愿者队伍比较多，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苏州为奉献爱心的志愿者建立诚信积分制度，因为积分越高，就越能享受到政府的政策优惠，这是政府在制度层面探索鼓励人与人之间建立相互关爱的关系。
上海无疑是中国最为“老牌”的“陌生人社会”，上海市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周建明告诉记者：“经过多年商业文化的熏陶，上海市民的规则意识相对比较强，‘人情社会’的气氛相对比较淡些。”
“来买捆大葱吧，两块钱一捆，帮帮这个人，大家来献一点爱心！”
2010年7月6日，长春，一个来自外地的农民李国和穿着破旧的衣服坐在地上，面前摆放着一堆堆的葱和野菜。奇怪的是，李国和自己不叫卖，一名交警却在积极地向来往的行人推销。
原来，40多岁的李国和和79岁的父亲李福祥到城里来卖葱，三轮车不小心把人撞伤了。把伤者送往医院后，交警决定将其三轮车暂扣。
然而，前来处理事故的民警李想了解到，李国和家里很穷，五口人八亩地，全指着种地的收入。李国和父亲年纪大了，他本人又患有癫痫病。这一会儿他已经抽了三回了，是路人帮着掐人中他才醒过来的。于是，李想就决定帮李国和卖掉大葱和野菜，减轻他的损失。
闻听此事，市民们纷纷掏钱购买大葱和野菜。仅用了半个多小时左右，200多斤大葱就全部卖光。
还有好心市民听到事情经过后，特地买了矿泉水送给李国和。附近一家饭店还送来了米饭和菜。而更让人感动的是，许多市民并不拿葱，塞给李国和10元、20元钱后转身就走。无疑，那一刻，这个外乡人被温暖紧紧包围。
为了凝聚社会道德力量，让人与人之间充满关爱之情，每年3月5日前后，全国范围内的学雷锋活动风起云涌。雷锋精神就是一种道德力量，体现的正是人与人之间不计回报、无私奉献的关爱之情，这和当今社会一些人秉持的“人情利益化”观念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教授万俊人说：“一个冷漠、无情、自私、甚至贪婪的社会决不是好社会，周围太缺少好人、恶人太多也不可能让我们过上好生活。”
在学雷锋活动中，志愿者纷纷走上街头，免费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服务。雷锋的追随者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无偿帮助他人，不计名利，而他们收获的是情感的回报。
苏州大学附一院的殷雪群是江苏省苏州市的学雷锋道德模范，她说：“10年前的一次突如其来的车祸，一场不计报酬的异地施救，让我重新拥有了健康，我的生命翻开了新的篇章。那些救助我的人成了我心目中的‘雷锋’。8年后，我用自己的造血干细胞挽救了一个同样年轻的白血病患者的生命。有人说过，施比受更为幸福。如今，能够帮助别人，让我感到自己是个幸福的人。”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务长丹尼斯·西蒙说：“雷锋精神在中国的回潮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雷锋精神是无私奉献的典型代表，而当今中国正处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特别需要思考雷锋精神，为转型期的中国注入可持续发展的道德力量。”他认为，中国人的钱包越来越鼓，物欲横流的喧嚣都市生活很可能会带走许多人对社会和他人的关怀，甚至恻隐之心。雷锋精神让我们不再贪图个人财富的积累，而是告诉我们奉献和真诚的价值超越一切物质利益。
“人情应该属于社会交换，不属于商品交换，它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不一定是等价交换。”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胡光伟说，“但现代中国处于急剧转型期，不少人把本属于社会交换的人情交往当成了商品交换。比如，婚丧嫁娶，朋友之间的交往一律量化成了红包礼金，收礼者一一记账，日后要找机会偿还。人情交往变了味，失去了它的本来意义。”
胡光伟认为，人与人之间加深感情、增进了解而送礼，这未尝不可，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味地物质化、利益化，就使得社会交换容易发生质变，而这是我们应该反对的。“我们应该正确区分商品交换和社会交换，还原人情交换的本质。中国社会需要人情，但要摆脱人情交往一律物质化、利益化的倾向，让人情回归本原。而雷锋身上所体现的那种非物质化的人情味正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
制度信用下的人情
人们渴望人与人的温情，但对于需要付出的时候，又会考虑计较很多，像小悦悦那样的人情冷漠事件不时发生。
“中国处于转型期，正从传统的基于农耕文化为基础的‘血亲关系社会’也就是‘人情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陌生人社会’转化。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传统的‘人情社会’崩溃，市场经济社会需要的新的制度规则体系尤其是信用体系未完全建立起来。而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的流动性加快，面对的陌生人会猛然增加，人与人之间由于缺乏信用制度保证，因而彼此缺乏信任，安全感差，出现小悦悦那样的事件就不难理解了。正因为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所以不少人只好回头寻求熟人帮助，本来可以正常办理的事情，也按照传统的惯性要找熟人，从而欠下人情，欠人情就要还，这样就逐渐发展成了目前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化、利益化的关系。” 苏州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高峰教授这样认为。
而“陌生人社会”是和“人情社会”相对而言的概念。在这样的社会，陌生人之间虽然素不相识，但是无所不在。细想起来，人类实际上生存的一切都要靠周围不认识的人。美国知名学者弗里德曼这样描述“陌生人社会”：“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陌生人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如果我们生病进医院，陌生人切开我们的身体、清洗我们、护理我们……”因此，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组成因子，是我们整个社会运转的“齿轮”。在一个理性、成熟的社会，我们寻找人情里的温暖和力量时，那些可能一辈子只见一次面的陌生人绝对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们构成了我们社会的每一寸肌肤的温度。
“人与人之间的血缘、亲缘和地缘纽带被斩断后，社会的发展，商品交换的发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信任只能靠制度或契约来维系。所以，‘陌生人社会’又被称为‘法制社会’或‘契约社会’，它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必须趋势，是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胡光伟指出，在市场经济中，礼俗和关系的作用虽然仍然约束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但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还需要制度建设来发挥作用。在‘陌生人社会’，制度是一种保障，它可以排斥人情纠葛和人情垄断，摒弃拉关系、走后门等繁琐的环节。‘陌生人社会’也可以很好地维护社会交往双方或多方的利益，减少在‘人情社会’中的行为成本。在‘陌生人社会’中，信誉是前置，就是诚信为先，在人际交往中，如果每个人都以诚实守信为荣，见利忘义为耻，那么交往成本就会大大下降。”
那么，在“陌生人社会”里，人情还存在吗？如果存在，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情呢？
“实际上，在‘陌生人社会’中，熟人、人情血缘仍然存在，这些是任何社会都不可彻底防除的，关键在于不能用这些来排斥、动摇制度。在‘陌生人社会’，我们要建立的是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以打破人们对人情和关系的心理依赖。在这种人际关系中，人们在明确的游戏规划下合作互利，交往的范围更广泛普遍，权责明确，交往的成本降低，效率更高，同时能有效地克服利益冲突，避免相互利用和猜疑。”胡光伟说，要瓦解现在的“人情社会”，最重要的措施是政府诚信和转变政府职能，弱化政府配置资源的功能，让市场和民间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整个社会营造一种浓厚的“制度文化”，只有更多地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才能为法律开辟越来越多的空间，突破“人情社会”，走向以法律为基础的“法制社会”，让人们适应“陌生人社会”中的制度化生存。
苏州市近10年来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区人口猛增至600万，其中约一半是外来人口，这是一个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模本。在这里，人情环境有什么变化呢？
在外资企业三星公司工作的中层管理人员栗平说：“公司高层会拜访政府官员，但这只是为了增进了解，加强沟通，加深感情。会带礼品，但绝不是很贵重的礼物。而在苏州工业园区里，到政府部门办事，都按照规章制度行事，没有因为不认识政府的办事人员而办不成或者拖延。”苏州市纪委宣教室的王冠豪告诉记者：“苏州在治理人情腐败上，并没什么高招，但我们要求的是强化落实执行制度的力度，按照制度规矩来办事，树立规则意识。”而苏州的志愿者队伍比较多，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苏州为奉献爱心的志愿者建立诚信积分制度，因为积分越高，就越能享受到政府的政策优惠，这是政府在制度层面探索鼓励人与人之间建立相互关爱的关系。
上海无疑是中国最为“老牌”的“陌生人社会”，上海市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周建明告诉记者：“经过多年商业文化的熏陶，上海市民的规则意识相对比较强，‘人情社会’的气氛相对比较淡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