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8月的一篇文章中，对本国的假冒伪劣商品史并不避讳。甲醛保鲜的肉类、工业色素勾兑的白兰地、含有石蜡的糖果，“一个世纪之前，美国消费者无法放心使用本国产品……顾客必须小心，否则就会上当乃至中毒”。丑闻被媒体持续曝光，“消费者的怒火最终促使情况发生了变化”。
　　假冒伪劣商品的历史几乎与人类的贸易史一样悠久，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类似事件的发生并非特例。今年3月份以来，肇始于有毒狗粮的“中国制造”风波亦如此。
　　所不同的是拜全球化所赐，不再只是本国的消费者对本国产品愤怒，而很可能是别国的消费者对“中国制造”表示愤怒。由于政治家之间缺乏互信，甚至由于中国处于产业链低端缺少自有品牌供别国消费者泄愤，事态于是酝酿出一种令人敏感的可能：整个国家的信用形象有被丑化的风险。
　　假冒伪劣产品充斥的生活，约等于假冒伪劣的生活。如果一种体制没有给予公民投票权，那么它很可能同样不会给予消费者对商品的选择权，这在逻辑上是一致的。美国消费者的怒火可以通过美国消费者利益委员会或美国消费者联盟等组织喷发出来，烧灼政府和企业。
　　今年初，中消协正式成为财政全额拨款单位，此前中消协因为没有诉讼主体地位，不能代理消费者起诉，被财政完全吸纳之后，这点并无改变。中国消费者可以连续将某些行业评为年度投诉最多的明星，星光却依旧灿烂。刚刚通过的《反垄断法》对消费者维权的实际意义如何，尚有待检验。
　　
　　其实，“出口转内销”一直是国内商家吸引消费者的有效策略，可见“眼睛雪亮”的群众对出口商品的质量信心普遍强过内需品。据《求是》杂志社主管的《小康》研究中心的最新调查，78.8％的受访者认为国内“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现象非常严重或比较严重；78.36％的受访者认为，现有环境下企业不讲诚信仍能获得大量利益。不妨把这两项数据，视为对产品生产环节与监管环节的评价。而在此情况下，企业家的信用度仍只排名倒数第二，政府官员被评为信用最差的群体。
　　台湾《新新闻》杂志有一个专门针对岛内政客的小栏目，很有趣：某政客若在竞选或任期内承诺某事，那么期限一到，杂志会旧事重提，摆出事实让大家看看当事人是否守信践约。
　　政府信用是社会整体信用水平的基础。日前北京市审计局的报告披露，京石高速公路北京段，截至2004年底已收费17亿余元，偿还贷款后剩余近6亿元，相关部门却允许其继续经营到2029年。收费理由是“贷款修路，收费还贷”。
　　回忆初闻“审计风暴”之时，坊间大有“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振奋精神。今年7月，国家审计署再次通报各部委共有358.7亿元的问题资金获纠正，媒体与公众的反应已颇为从容。毕竟，类似“圣人出黄河清”的前现代式幻想，只宜去《西游记》的魔幻中寻找。
　　如果问题的持续揭露没有带来实质性的改变，那么势必引发反作用：违法违规的行为被日常化，最终被社会默认。公众在“审丑疲劳”中，对社会整体信用程度的感受迅速恶化。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里斯·阿莱说过：“如果想要实行民主制或者市场经济，成功的关键要素是建立信任，对内建立信任，对外建立信任。”作为生产者与监管者，企业家群体与官员群体信用度的持续下滑，最终势必通过经济领域的产品形态反映到“中国制造”的国内、国际形象上。
　　孙悟空的不成熟就在于，他没有认清，这个世界本质上是一个人妖共存的世界，妖精不可能被“一扫光”，因为背信获利的诱惑随处可遇，人性若非如此，何需制度约束?重塑“中国制造”的信用品牌，正如政治领域的反腐败，需要长期努力于制度建设：二者甚至是正相关的，因为腐败就意味着官员没有守约完成民众信托给他的责任。对未来过于高蹈的承诺，其实是对现实信用的透支。
　　“中国制造”的信用危机，不仅是一场需要成立高规格的领导小组以急智应对的国际风波，因为言过其实的风波终将过去，更是涉及每个中国消费者根本利益的问题获得改善的序曲，因为政府行为是撬动社会信用环境改变的杠杆，是信用重塑的第一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