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往年一样，前不久的全国“两会”同样有一些言论和提案引起了很大争议。比如，对于成为“三公”消费靶子的茅台酒，贵州有位副省长如此“叫屈”：“管资金分配的官员下来，你让他自己去餐馆吃饭，到了贵州却让他喝米酒，那不是得罪人嘛！”责任在于“跑部钱进”的体制，而不是茅台酒。还比如建议让穷人将生育指标转让给富人，建立公民的道德档案等。
　　全国“两会”如此庄严的场合，出现一些“出位言论”，应当说不是人的智识水平出了問题。相反，越是一些“出位言论”，可能背后都对应着严峻的社会问题和不合理的现状。从凝聚社会的角度看，这反映了一种对于共识形成颇具破坏性的认知习惯—目的正确决定手段正确。
　　如果稍加引申，这种对于手段正当性的轻视就会得出很荒谬的结果。“三公”消费是有体制上的原因让人不得不做，但并不代表这样做就是正确的，否则任何收买上级部门的手段都是可以允许的了。就像贪官把贪污的钱都捐资助学了，固然有让人同情的一面，但不能说贪污就是正确的。同样，穷人固然可以通过转让生育指标让下半辈子吃喝不愁，但这样下去，身体权利的出卖也可以推而广之了，这不符合现代社会有些权利绝对不能割让的基石原则。
　　浅显的道理并不能阻止“出位言论”的频繁出现，这反映出对于手段正当性的轻视并不会因为财富多寡、权力大小和社会地位高低而有程度的区别。对于手段正当性的轻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思维定势。
　　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目的正确决定手段正确”常常是自我暗示为一些不正当行为辩护的一种方式。传统文学中，普通人将解救梦想托付于侠客们，是这种做法的典型代表。比如《水浒》中，只要是反抗强权、劫富济贫的，捎带手戕害了无辜，并不影响其高大形象。反过来说，那些简单明了的道德教条，如欠债还钱、杀人偿命等，主要是约束、规范大多数普通人的。
　　对于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来说，对于手段正当性的轻视尽管常遭非议，却根深蒂固。因为，在传统社会里，对于那些力图有所作为的政治人物来说，常常面临着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实践告诉他们，如果要“做事”，那么在手段上就不能被捆住手脚。为了实现高尚的目的，“权”是必需的。所以，在传统社会改革家身上，人们经常看到不拘小节、任用酷吏、“同流不合污”等遭人非议的烙印。像王安石推行新政的班底，大都被传统史学家列入了《奸臣录》，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而在近代社会以来，人们吃政治人物“目的正确决定手段正确”的亏，以及由此受的苦，也不算少了。这是因为，近代社会以来，政治人物的行动直接诉诸广大民众的手段越来越多了，民粹的潮流常常成为政治人物凝聚力量和提升权力的法宝。受困于日益变动不居、各种社会问题层出的现实的普通人，很容易受到政治人物的感召，而召唤出的可能是集体无意识—个体的命运变得无足轻重，人变成了政治的工具而非目的。并且，卑劣的手段最终也会毁了美好的政治目标。
　　经过诸多教训后，人们也可以看到，在民主和法治社会，政治人物所受到的约束也越来越多。越是在看似一些小事上和政治人物不依不饶，反而说明了社会的成熟。一个成熟的政治社会，确定政治人物的行为边界便成了首要的任务。这简直就是划清权力边界的同义语。
　　这个时候，流行的一种说法认为，政治人物“做事”是最重要的，做事方式就不必过于较真。尤其是在官僚主义、人浮于事、跑官要官盛行的社会里，“做事”成了一种稀缺的品质，人们就会格外容易被做事的政治人物感动，但人们同样也就忽略了轻视手段正当性给社会带来的伤害。至于如何让真正能做事的政治人物越来越多和脱颖而出，则是另外一个重要问题，但这一点不应当通过赋予其特权来实现。
　　深究通过全国“两会”等场合表现出来的社会分歧，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在对问题的判断上很多时候并无多大分歧，但社会共识度为什么会持续低迷？除了利益之外，对于手段正当性的轻视是一个重要原因。潜规则的盛行和正式规则的孱弱，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轻视。社会的进步应当是目的正确和手段正确日益兼容的过程。再崇高的目的也不能掩盖手段正当性的重要性。
　　当政治生活日益充满华丽辞藻的时候，人们就有必要保持一份警惕之心。因为，越是这样，很多手段越是秘而不宣。追问手段的正当性也就成了一剂清醒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