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2年，銀行业票据套现与诈骗大案迭发，一方面向整个行业警示着这一传统“低风险”业务的高风险；另一方面，烟台银行套现案及目前几例业内传闻中的骗取承兑汇票案再次暴露了城商行群体性的内控软肋。
　　 细究城商行的成长，即使忽略齐鲁银行伪造票据、汉口银行担保纠纷、烟台银行票据套现等案件，城商行客户甄别准入粗放、业务流程“化繁就简”、合规审计“让道”业务发展、异地扩张倚重“资源型人才”等风控隐忧积习已久。更值得关注的是，“出事”者皆有外资参股甚至控股之优良“基因”，但似乎并未对这一群银行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进行脱胎换骨的变革。有此弊病，加之银根紧缩带来的广泛资金饥渴和“内外勾结”需求，城商行群体未来在承兑汇票、信用证、“委托支付”领域面临的风险依然高企。
　　 在检讨外资入股城商行成效的同时，城商行自身亦须反思：未来在中国经济和银行业的版图中，城商行应该如何定位？在业务发展存在历史时间差的情况下，如何克服文化与认知隔阂发挥外资股东在公司治理和内部管理方面的积极作用？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近期专文对银行业“大而不强、全而不良、广而不精”的现状进行深刻思考，这一问题其实并不局限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自身的定位亦需厘清。业内基本可以确立的共识是：除少量已“做大”既成事实的城商行外，多数城商行均应该跳出银行业规模与速度情结，市场并不支持多数城商行成为全国性、全功能的大银行。绝大多数城商行应该发展为服务小微企业和在地居民的精品型的“社区银行”。这是城商行可以同外资股东一起研究的“顶层设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