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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次贷危机及其接踵而至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研究随着危机的演变发展而不断深入，更多的分析聚焦于宏观层面的问题。的确，在经济金融全球化和风险管理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仍然出现波及范围如此广泛、损失如此巨大、影响如此深远的系统性危机，毫无疑问是整体的制度和政策设计以及发展模式出了严重问题，这应该是危机第一位的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想进一步追问下去：那些市场参与主体尤其是居于市场核心、被公认为风险管理水平领先的银行为什么乐于参与这样一场高风险的赚钱游戏，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反映出国际活跃银行的风险管理也存在致命的缺陷。本文从微观层面就危机演变过程中银行的风险管理问题进行分析，揭示银行的错误决策以及引致这些行为的内在机理，并对国内银行的风险管理提供可参考的建议。
银行在次贷危机形成中扮演了三重角色
次贷危机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积累、集中爆发的错综复杂的过程，其中经历了由次级贷款危机向次级债券、流动性、信用等不同层次危机的传导过程，很难在时间和空间上对其进行明确的分割。这一过程和图1所示的次级贷款由产生到被转化成MBS等债券，进而生成各种衍生产品，并在各金融机构间流动的过程具有内在的映射关系。在这一演化过程中，银行扮演了三重角色：首先是贷款市场发行者，其次是次债的一级市场发行者，最后是次债及其衍生品的二级市场参与者。银行的这三种角色几乎同时出现，并在每一种角色中生动展现了其相应的错误行为。
次贷的主要发行者：暗含操作风险
首先，银行始终是次贷的主要资金提供者。银行的抵押贷款市场份额从1978年的72%左右持续下降到1992年30%多，此后一直基本保持这个比例。这种下降主要是各种抵押贷款公司和经纪公司发展引起，但资金绝大多数还是来自银行，次贷正包含在这些抵押贷款中。而且在纯粹的次贷市场上，每次贷款公司的洗牌都以银行大举进入而结束。
其次，放松放贷标准的操作风险促成次贷规模不断扩张。根据实证分析证明，竞争加剧会使银行降低放贷标准，这揭示了次贷市场发展的基本原因，可以从次贷的发展历程中得到具体体现，如图2所示。特别是在房地产和证券化市场前景良好的背景下，银行基本已从审批第一还款来源转移到第二还款来源上，产生很多如不需信用评估、零首付等次级贷款，对经纪人和客户经理的尽职调查也日益淡化。
次债一级市场的发行者：异化风险管理
首先，银行因风险管理的需要而发展和参与次债一级市场。占银行资产很大比重的房贷期限偏长，尤其在利率市场化下的美国，资产久期偏大条件下的负债免疫管理的结果自然是把长期贷款转移出去，证券化正是最佳选择。这种将“贷出-持有”模式转变成“贷出-分销”模式的创新显然具有降低信用和利率风险的作用，并通过表外化也有效减少资本占用，提高资产流动性，这是银行参与一级市场的初衷。
其次，这种风险管理创新严重异化，成为次贷风险的第一级放大器。证券化的致命缺点是将银行风险转移出去的同时，将银行身份从责任人转化为中介，使银行失去应有的尽职调查动力，原有不合理激励机制更加扭曲，标准更加放松，从而产生更多次贷（见表1）。同时，证券化割断了投资者和贷款人之间信息流动，为进一步的风险埋下隐患。而银行并非置身风险之外，其中一个主要风险是证券化带来虚幻的流动性。银行将次贷看成流动性很好的资产，不仅利用表外化大大增加资本杠杆，而且高度依赖商业票据等短期化融资方法支持房贷业务，严重脱离了存款立行的审慎经营原则。另一个风险是银行并没有彻底转换成次级房贷中介，次贷本身需要在银行资产负债表里停留一段时间，同时，银行一般会自己持有部分如权益级的MBS、CDO等信用级别较低的证券。一旦二级市场逆转，就会面临次债赎回或发行失败等风险。
次债及其衍生品二级市场的参与者：导致风险的系统化
银行在二级市场的参与方式对风险的放大作用使其成为次贷危机的风险枢纽，使风险系统化。
首先，银行过度参与二级市场，将风险回归银行的同时，成为次贷风险的第二级放大器。银行出于分化风险在一级市场实施房贷证券化，又出于对MBS特别是CDO高收益的追求，在二级市场上同时投资次债。为进一步扩大次债投资，并规避巴塞尔协议监管，银行又成立专门结构投资机构（SIV），如花旗的SIV持有的CDO占市场的25%。此外，银行还通过自己建立或投资对冲基金参与次债市场。通过以上三种方式，银行几乎创造了二级市场50%的需求，反过来又催生自身继续扩张一级市场的动力，导致房贷市场风险管理扭曲。比如，2003～2006年在房贷规模缩小23%的同时，次贷却增加了156%，将风险再次放大。
其次，银行的参与方式使自身成为风险枢纽，使风险系统化，是次贷风险的第三级放大器。在直接参与二级市场方面，按照新资本协议，需要分配20%的资本权重，那么银行参与的程度有限，风险可控性也会较高。然而，银行通过发行CDS进行对冲，对冲后资本要求为0，使银行完全摆脱资本约束，可以进行无限量交易，而风险通过CDS在银行间重新分布。仅德意志银行的CDS规模就达124亿美元。而成立SIV方式更没有资本约束。同时，SIV并非简单利用银行资金投资CDO等，而是进一步发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进行融资，提高投资杠杆，市场小的波动足可通过SIV对银行资本造成巨大损失。成立对冲基金也具有类似作用。美国对冲基金约2万亿美元，按3～4倍杠杆，控制资金达8万亿美元左右，这些杠杆资金主要由银行提供，对银行也是很大威胁，成为市场风险的焦点和枢纽。
以上三种参与方式的参与基础极不稳固，使风险经过这一枢纽而系统化。这一不稳固来自于次债的定价缺陷。从次贷到CDO及CDO的n次方要经历至少两次证券化过程，每次证券化过程都导致债务人原始信息弱化，信息随着多级证券化过程而严重不对称，投资者只能根据外部评级结果进行定价，并核算损益。在市场空前繁荣而又缺乏流动性的扭曲市场下，各种次债投资机构同时依赖外部评级的信用维持近乎相同的投资策略和高额利润。一旦市场出现动摇，各种金融机构的风险都将向银行集中，并经过银行扩散至整个金融系统而集中爆发，风险系统化，造成对资本的大量需求，引发银行集体惜贷，流动性突然消失，Libor突然增大（见图3），进而形成金融危机。这种由以上三级放大器组成的风险正反馈增益机制是本次危机与上世纪末存贷危机风险特征的根本区别，是存贷危机时银行在金融系统的核心地位远高于现在，当时倒闭的银行比例也远高于现在，但整体影响却低于本次危机的根本原因。
探寻风险管理方面的深层次原因
在被认为科学、先进的风险管理体系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风险管理的多层次疏漏，从目前反映的情况看，整体上可以归纳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主观原因就是银行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风险，但有足够的激励敢于去冒险；客观原因就是银行有关风险管理的方法或技术体系存在一定的缺陷，使银行过于依赖这些技术和方法而低估了真实风险。现实情况是，这两种原因都同时存在并交织发挥作用，以下从四个方面进行总结。
风险管理理念的脆弱性使银行主动承担过高风险
审慎经营始终都应是银行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风险承担的大小与风险管理能力应相互匹配。尽管自巴塞尔协议尤其是新资本协议推行以来，国际银行业在风险管理理念上普遍强调了审慎原则，但是在竞争和高利润的诱惑下还是显露出其执行上脆弱的一面。当代的商业银行无不将风险管理视为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并把风险管理的最终目标和最高境界定位为赢利和发展。这本身没有问题，关键是在面对一个能够产生比其他业务利润高出很多的市场时，在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基于短期化的激励模式时，所谓科学的风险管理就转变为银行追求高风险、高盈利最直接的借口，审慎原则就变成风险只要自认为能够驾驭就盲目承担的主动原则。
从审慎原则出发的风险管理技术的每次突破都被变异成银行进入更高风险领域的工具，而非安全的保障，并依靠风险管理技术不断创新高收益、高风险的业务。次贷危机中银行在房贷市场和次债二级市场上表现出高操作风险正是银行看重高收益及高估风险管理能力的结果。北岩银行、新世纪公司正是以此成为英、美两国成长最快的公司之一，也因此而突然倒下。
风险治理结构和风险文化中的缺陷导致银行不能有效制约高风险业务
风险管理理念的脆弱性和不彻底必然影响到风险治理结构和风险文化的建设，进一步导致风险识别和风险管理上的激进。在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缺乏沟通及董事会对于业务风险理解和了解有限的情况下，委托代理问题必然在风险治理和风险文化中出现，以利润为中心的管理理念可能削弱风险管理应有的独立性和话语权，并扭曲风险偏好和激励机制，最终导致从上到下的风险过度偏好、风险管理岗位虚设等现象，领导意志、甚至个别活跃操作人员都可能主导整个业务。举两个可对比的例子，高盛听取两个交易员的意见及时撤出了次债市场，而花旗在为不合格贷款缴纳7000万美元罚金及为其他类似案件公开道歉后仍不反省，并在2007年初收购已有30亿美元次贷损失的第一富兰克林银行并导致高额次贷损失，正是这一问题的反映。同时，以压力测试为代表的风险识别和风险集中度分析工具并没有得到银行应有的重视。
激励机制和会计准则套利激励银行过度承担风险
客观地说，目前全球银行业普遍使用的以EVA和RAROC为核心的绩效评价体系相对于过去以财务利润为中心的考核模式，尽管在促进业务健康发展和资源合理配置、提高风险揭示与激励考核的科学性等方面有了显著的进步，但是，这些基于绩效的工具本身并没有彻底解决短期化问题。在管理导向不明确和内控不严的情况下，极有可能成为追逐短期利润的另一种翻版，改变的仅仅只是增加了一个资本成本的扣减项而已。在现实运用中，可能会存在市场人员高估利润而低估风险的问题，特别是在对业务实行当期“按量兑酬”而风险尚未闭环的情况下，问题就尤其明显。在董事会无法制定风险和报酬时间分布匹配的激励机制条件下，管理层可能制定出有利于自己的以短期利润为中心的业务发展战略。例如，次贷危机中大量发放的“2/28”型可调利息贷款（ARM），风险基本不会在前两年出现，而两年后的风险极大。根据全美抵押银行家协会的资料，2006年以后次贷不良率并非整体恶化，主要是可调利率次贷不良率显著上升，而且在明年以后还会集中暴露。
另一个与激励高度相关的因素是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公允价值计价是目前金融机构对很多金融产品计价的基本原则，但如何公允则存在很大的操作风险。由于次债及其衍生品很难精确定价，银行可以操纵定价维持高额利润，进一步激励发展次债业务，导致更大的风险和虚假利润。
迷信风险管理技术导致对风险的轻视，使银行敢于过度承担风险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风险管理理论和技术的发展给予银行管理高风险业务足够的自信，并过度依赖模型的作用。
对风险管理技术的缺陷认识不足。目前，银行风险管理主要是以VaR为基础的风险计量、以RAROC为基础的资本配置和绩效评价、以压力测试为基础的风险及风险集中度识别组成的风险管理技术体系，但这些技术都存在一定缺陷。
首先，银行忽视了VaR模型对风险的低估。VaR定义为一定置信度下的最大损失，其前提假设就是风险损失服从正态分布。但是，大量实证结论发现损失分布具有厚尾性，难以预测小频高值事件。尽管现在利用条件自回归GARCH模型或极值理论EVT来提高VaR的尾部稳定性，但仍无法完全克服这种缺陷。更致命的是，VaR一般用于计算市场风险，而CDO等流动性极差，问世时间较短，市场数据根本不具代表性，不可能准确计算其VaR。另一方面，VaR模型不具有次加性。也就是说银行必须具有处理组合中资产的相关性问题，而这也不可能准确做到。比如，美林三季度风险价值为58亿美元，实际核销金额为84亿美元。同时，VaR模型的偏差会进一步向其它模型传递，导致其它模型偏误，使偏误具有一定系统性。
其次，RAROC模型的亲周期性导致对次贷业务的不当激励。RAROC模型是一种有效考虑资本成本的绩效评估和资本配置工具，理论上说具有对财务收益按风险进行调整的作用，使银行的收益和风险相匹配。定义式为：
其中：Y、C分别为经营收入和成本；EL为预期损失，根据新巴塞尔协议，EL可以采用IRB法确定；EC为经济资本，可以用VaR值代替。由于所有参数都用历史数据求取，从图4可以看出，2005年左右的违约率（PD）相对较低。同时，由于存在房价上升预期，违约损失率（LGD）的估计也偏小，加之上面指出的VaR被低估的结论，使本来科学的RAROC从分子和分母两个方面同时高估了次贷收益，导致过多分配资本，造成次贷大量发放。
第三，过于相信压力测试，没有认识到其不完善之处。压力测试是识别风险及风险集中的有效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VaR模型的尾部缺陷。而其本身既涉及复杂的模型，又涉及主观因素影响，对次贷风险的低估也是造成银行过度承担风险的重要原因之一。主观方面的情景设置可能过于乐观，客观方面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风险的系统性无法准确考虑。图3出现的危机中的羊群效应表明，根据常态数据设置的压力测试参数无法揭示真实风险。
MBS、SIV、CDS等风险管理创新技术强化了风险的系统性和银行的脆弱性。这些新的工具在潜在的反馈增益机制下已经完全丧失了风险转移和对冲的功能，比如对信用风险的转移导致银行不能严格尽职调查，更放任房贷经纪人的包装和欺骗行为，这是本次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成立SIV及发行CDS后对CDO等的大量投资也是同样原因引起。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尽管新协议强调三大支柱的协同，但尚不能对以上产品链设计全面的监管模式，为银行逃避监管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新协议集中关注资本充足率管理，对流动性及系统性风险管理缺失，也缺乏动态风险管理的机制。第三，风险管理技术缺陷使得第二支柱的监管能力受到很大制约，第三支柱的作用也大打折扣。总之，新资本协议的三大支柱都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难以发挥应有的协同作用。
对策建议
此次危机无疑为国内银行业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风险教育课，使我们有切肤的感受去真正体会风险管理对于银行——无论是百年老店还是新生代，无论是巨无霸还是小字辈，无论是“大超市”还是“专营店”——是何等的重要，也因此有机会全面了解国际银行业的风险管理状况，既看到国内银行在发展阶段上与国际银行先进经验的差距，也正视在一般意义上国际银行业存在的问题。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明确风险管理战略，构建科学、长效的风险管理体系
高盛的例子比较值得借鉴，国内银行应该坚持把风险控制放到最突出的位置，充分发会董事会在风险管理上的作用，明确“安全第一”的风险战略目标，明确风险战略定位，坚持审慎经营的原则，综合考虑风险战略与业务战略，在整个银行内部创建一种自上而下的风险意识文化。完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尤其是业务、风险和内审相互独立、相互监督的治理架构。
重视模型风险，提倡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风险管理方法
尽管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在风险的模型化管理方面还处于初步探索的阶段，在复杂程度和先进性上与国际领先银行还有明显的差距，在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以及中小企业信贷等方面还几乎处于空白。但是，仍然需要强调，风险计量模型具有内在的风险和不稳定性，必须杜绝唯模型论的做法，不能单一依靠定量技术，模型应该被定位为风险管理的辅助工具，尤其是一些高度风险或大额业务必须与有效的定性分析和专家判断相结合，科学合理地综合使用多种管理方法，以客观全面地揭示风险，有效提高风险管控能力。
关注银行的系统性风险管理
系统性风险是本次危机的集中体现，新协议对系统性风险的忽视也客观造成了危机的爆发。从国内的情况看，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趋势性特点，银行在连续多年的快速扩张中存在战略趋同、业务趋同、结构趋同、资产集中等问题，受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不比国外银行小，潜藏着一定的系统性风险。目前，银行的行业风险管理才刚刚起步，系统性风险管理的技术、方法还相当落后。因此，需要借鉴国外成功经验，从行业风险管理为突破口，逐步建立符合自身需要的系统性风险管理体系。
设计科学的考核激励机制，加强长期风险管控
考核激励的短期化一直以来都是产生道德风险的制度土壤，一些新的管理工具也没有从根本上有效解决这个管理难题。因此，国内银行在引入RAROC等现代银行激励模式的同时，也要合理加入兼顾长期和短期的机制设计，保持与风险管理的互动，以利于业务开展，控制长期风险。比如，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股票期权，对市场部门按风险与业务实现时间的一致性设计奖励方案等。
确保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能力相匹配
金融创新不会因为次贷危机而却步，这已是共识。相反，作为一个新兴市场经济体和金融业显著落后的发展中国，中国只有进一步鼓励金融创新，深化金融市场，才能以此为契机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全球经济金融格局的调整中争取主动地位。同时，银行的业务发展必须与风险管理能力保持应有的平衡，才能实现安全和盈利。监管部门也多次强调，银行在业务创新中要做到“了解你的业务，了解你的风险”，这是创新的前提。
（作者单位：中国民生银行）
银行在次贷危机形成中扮演了三重角色
次贷危机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积累、集中爆发的错综复杂的过程，其中经历了由次级贷款危机向次级债券、流动性、信用等不同层次危机的传导过程，很难在时间和空间上对其进行明确的分割。这一过程和图1所示的次级贷款由产生到被转化成MBS等债券，进而生成各种衍生产品，并在各金融机构间流动的过程具有内在的映射关系。在这一演化过程中，银行扮演了三重角色：首先是贷款市场发行者，其次是次债的一级市场发行者，最后是次债及其衍生品的二级市场参与者。银行的这三种角色几乎同时出现，并在每一种角色中生动展现了其相应的错误行为。
次贷的主要发行者：暗含操作风险
首先，银行始终是次贷的主要资金提供者。银行的抵押贷款市场份额从1978年的72%左右持续下降到1992年30%多，此后一直基本保持这个比例。这种下降主要是各种抵押贷款公司和经纪公司发展引起，但资金绝大多数还是来自银行，次贷正包含在这些抵押贷款中。而且在纯粹的次贷市场上，每次贷款公司的洗牌都以银行大举进入而结束。
其次，放松放贷标准的操作风险促成次贷规模不断扩张。根据实证分析证明，竞争加剧会使银行降低放贷标准，这揭示了次贷市场发展的基本原因，可以从次贷的发展历程中得到具体体现，如图2所示。特别是在房地产和证券化市场前景良好的背景下，银行基本已从审批第一还款来源转移到第二还款来源上，产生很多如不需信用评估、零首付等次级贷款，对经纪人和客户经理的尽职调查也日益淡化。
次债一级市场的发行者：异化风险管理
首先，银行因风险管理的需要而发展和参与次债一级市场。占银行资产很大比重的房贷期限偏长，尤其在利率市场化下的美国，资产久期偏大条件下的负债免疫管理的结果自然是把长期贷款转移出去，证券化正是最佳选择。这种将“贷出-持有”模式转变成“贷出-分销”模式的创新显然具有降低信用和利率风险的作用，并通过表外化也有效减少资本占用，提高资产流动性，这是银行参与一级市场的初衷。
其次，这种风险管理创新严重异化，成为次贷风险的第一级放大器。证券化的致命缺点是将银行风险转移出去的同时，将银行身份从责任人转化为中介，使银行失去应有的尽职调查动力，原有不合理激励机制更加扭曲，标准更加放松，从而产生更多次贷（见表1）。同时，证券化割断了投资者和贷款人之间信息流动，为进一步的风险埋下隐患。而银行并非置身风险之外，其中一个主要风险是证券化带来虚幻的流动性。银行将次贷看成流动性很好的资产，不仅利用表外化大大增加资本杠杆，而且高度依赖商业票据等短期化融资方法支持房贷业务，严重脱离了存款立行的审慎经营原则。另一个风险是银行并没有彻底转换成次级房贷中介，次贷本身需要在银行资产负债表里停留一段时间，同时，银行一般会自己持有部分如权益级的MBS、CDO等信用级别较低的证券。一旦二级市场逆转，就会面临次债赎回或发行失败等风险。
次债及其衍生品二级市场的参与者：导致风险的系统化
银行在二级市场的参与方式对风险的放大作用使其成为次贷危机的风险枢纽，使风险系统化。
首先，银行过度参与二级市场，将风险回归银行的同时，成为次贷风险的第二级放大器。银行出于分化风险在一级市场实施房贷证券化，又出于对MBS特别是CDO高收益的追求，在二级市场上同时投资次债。为进一步扩大次债投资，并规避巴塞尔协议监管，银行又成立专门结构投资机构（SIV），如花旗的SIV持有的CDO占市场的25%。此外，银行还通过自己建立或投资对冲基金参与次债市场。通过以上三种方式，银行几乎创造了二级市场50%的需求，反过来又催生自身继续扩张一级市场的动力，导致房贷市场风险管理扭曲。比如，2003～2006年在房贷规模缩小23%的同时，次贷却增加了156%，将风险再次放大。
其次，银行的参与方式使自身成为风险枢纽，使风险系统化，是次贷风险的第三级放大器。在直接参与二级市场方面，按照新资本协议，需要分配20%的资本权重，那么银行参与的程度有限，风险可控性也会较高。然而，银行通过发行CDS进行对冲，对冲后资本要求为0，使银行完全摆脱资本约束，可以进行无限量交易，而风险通过CDS在银行间重新分布。仅德意志银行的CDS规模就达124亿美元。而成立SIV方式更没有资本约束。同时，SIV并非简单利用银行资金投资CDO等，而是进一步发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进行融资，提高投资杠杆，市场小的波动足可通过SIV对银行资本造成巨大损失。成立对冲基金也具有类似作用。美国对冲基金约2万亿美元，按3～4倍杠杆，控制资金达8万亿美元左右，这些杠杆资金主要由银行提供，对银行也是很大威胁，成为市场风险的焦点和枢纽。
以上三种参与方式的参与基础极不稳固，使风险经过这一枢纽而系统化。这一不稳固来自于次债的定价缺陷。从次贷到CDO及CDO的n次方要经历至少两次证券化过程，每次证券化过程都导致债务人原始信息弱化，信息随着多级证券化过程而严重不对称，投资者只能根据外部评级结果进行定价，并核算损益。在市场空前繁荣而又缺乏流动性的扭曲市场下，各种次债投资机构同时依赖外部评级的信用维持近乎相同的投资策略和高额利润。一旦市场出现动摇，各种金融机构的风险都将向银行集中，并经过银行扩散至整个金融系统而集中爆发，风险系统化，造成对资本的大量需求，引发银行集体惜贷，流动性突然消失，Libor突然增大（见图3），进而形成金融危机。这种由以上三级放大器组成的风险正反馈增益机制是本次危机与上世纪末存贷危机风险特征的根本区别，是存贷危机时银行在金融系统的核心地位远高于现在，当时倒闭的银行比例也远高于现在，但整体影响却低于本次危机的根本原因。
探寻风险管理方面的深层次原因
在被认为科学、先进的风险管理体系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风险管理的多层次疏漏，从目前反映的情况看，整体上可以归纳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主观原因就是银行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风险，但有足够的激励敢于去冒险；客观原因就是银行有关风险管理的方法或技术体系存在一定的缺陷，使银行过于依赖这些技术和方法而低估了真实风险。现实情况是，这两种原因都同时存在并交织发挥作用，以下从四个方面进行总结。
风险管理理念的脆弱性使银行主动承担过高风险
审慎经营始终都应是银行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风险承担的大小与风险管理能力应相互匹配。尽管自巴塞尔协议尤其是新资本协议推行以来，国际银行业在风险管理理念上普遍强调了审慎原则，但是在竞争和高利润的诱惑下还是显露出其执行上脆弱的一面。当代的商业银行无不将风险管理视为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并把风险管理的最终目标和最高境界定位为赢利和发展。这本身没有问题，关键是在面对一个能够产生比其他业务利润高出很多的市场时，在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基于短期化的激励模式时，所谓科学的风险管理就转变为银行追求高风险、高盈利最直接的借口，审慎原则就变成风险只要自认为能够驾驭就盲目承担的主动原则。
从审慎原则出发的风险管理技术的每次突破都被变异成银行进入更高风险领域的工具，而非安全的保障，并依靠风险管理技术不断创新高收益、高风险的业务。次贷危机中银行在房贷市场和次债二级市场上表现出高操作风险正是银行看重高收益及高估风险管理能力的结果。北岩银行、新世纪公司正是以此成为英、美两国成长最快的公司之一，也因此而突然倒下。
风险治理结构和风险文化中的缺陷导致银行不能有效制约高风险业务
风险管理理念的脆弱性和不彻底必然影响到风险治理结构和风险文化的建设，进一步导致风险识别和风险管理上的激进。在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缺乏沟通及董事会对于业务风险理解和了解有限的情况下，委托代理问题必然在风险治理和风险文化中出现，以利润为中心的管理理念可能削弱风险管理应有的独立性和话语权，并扭曲风险偏好和激励机制，最终导致从上到下的风险过度偏好、风险管理岗位虚设等现象，领导意志、甚至个别活跃操作人员都可能主导整个业务。举两个可对比的例子，高盛听取两个交易员的意见及时撤出了次债市场，而花旗在为不合格贷款缴纳7000万美元罚金及为其他类似案件公开道歉后仍不反省，并在2007年初收购已有30亿美元次贷损失的第一富兰克林银行并导致高额次贷损失，正是这一问题的反映。同时，以压力测试为代表的风险识别和风险集中度分析工具并没有得到银行应有的重视。
激励机制和会计准则套利激励银行过度承担风险
客观地说，目前全球银行业普遍使用的以EVA和RAROC为核心的绩效评价体系相对于过去以财务利润为中心的考核模式，尽管在促进业务健康发展和资源合理配置、提高风险揭示与激励考核的科学性等方面有了显著的进步，但是，这些基于绩效的工具本身并没有彻底解决短期化问题。在管理导向不明确和内控不严的情况下，极有可能成为追逐短期利润的另一种翻版，改变的仅仅只是增加了一个资本成本的扣减项而已。在现实运用中，可能会存在市场人员高估利润而低估风险的问题，特别是在对业务实行当期“按量兑酬”而风险尚未闭环的情况下，问题就尤其明显。在董事会无法制定风险和报酬时间分布匹配的激励机制条件下，管理层可能制定出有利于自己的以短期利润为中心的业务发展战略。例如，次贷危机中大量发放的“2/28”型可调利息贷款（ARM），风险基本不会在前两年出现，而两年后的风险极大。根据全美抵押银行家协会的资料，2006年以后次贷不良率并非整体恶化，主要是可调利率次贷不良率显著上升，而且在明年以后还会集中暴露。
另一个与激励高度相关的因素是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公允价值计价是目前金融机构对很多金融产品计价的基本原则，但如何公允则存在很大的操作风险。由于次债及其衍生品很难精确定价，银行可以操纵定价维持高额利润，进一步激励发展次债业务，导致更大的风险和虚假利润。
迷信风险管理技术导致对风险的轻视，使银行敢于过度承担风险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风险管理理论和技术的发展给予银行管理高风险业务足够的自信，并过度依赖模型的作用。
对风险管理技术的缺陷认识不足。目前，银行风险管理主要是以VaR为基础的风险计量、以RAROC为基础的资本配置和绩效评价、以压力测试为基础的风险及风险集中度识别组成的风险管理技术体系，但这些技术都存在一定缺陷。
首先，银行忽视了VaR模型对风险的低估。VaR定义为一定置信度下的最大损失，其前提假设就是风险损失服从正态分布。但是，大量实证结论发现损失分布具有厚尾性，难以预测小频高值事件。尽管现在利用条件自回归GARCH模型或极值理论EVT来提高VaR的尾部稳定性，但仍无法完全克服这种缺陷。更致命的是，VaR一般用于计算市场风险，而CDO等流动性极差，问世时间较短，市场数据根本不具代表性，不可能准确计算其VaR。另一方面，VaR模型不具有次加性。也就是说银行必须具有处理组合中资产的相关性问题，而这也不可能准确做到。比如，美林三季度风险价值为58亿美元，实际核销金额为84亿美元。同时，VaR模型的偏差会进一步向其它模型传递，导致其它模型偏误，使偏误具有一定系统性。
其次，RAROC模型的亲周期性导致对次贷业务的不当激励。RAROC模型是一种有效考虑资本成本的绩效评估和资本配置工具，理论上说具有对财务收益按风险进行调整的作用，使银行的收益和风险相匹配。定义式为：
其中：Y、C分别为经营收入和成本；EL为预期损失，根据新巴塞尔协议，EL可以采用IRB法确定；EC为经济资本，可以用VaR值代替。由于所有参数都用历史数据求取，从图4可以看出，2005年左右的违约率（PD）相对较低。同时，由于存在房价上升预期，违约损失率（LGD）的估计也偏小，加之上面指出的VaR被低估的结论，使本来科学的RAROC从分子和分母两个方面同时高估了次贷收益，导致过多分配资本，造成次贷大量发放。
第三，过于相信压力测试，没有认识到其不完善之处。压力测试是识别风险及风险集中的有效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VaR模型的尾部缺陷。而其本身既涉及复杂的模型，又涉及主观因素影响，对次贷风险的低估也是造成银行过度承担风险的重要原因之一。主观方面的情景设置可能过于乐观，客观方面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风险的系统性无法准确考虑。图3出现的危机中的羊群效应表明，根据常态数据设置的压力测试参数无法揭示真实风险。
MBS、SIV、CDS等风险管理创新技术强化了风险的系统性和银行的脆弱性。这些新的工具在潜在的反馈增益机制下已经完全丧失了风险转移和对冲的功能，比如对信用风险的转移导致银行不能严格尽职调查，更放任房贷经纪人的包装和欺骗行为，这是本次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成立SIV及发行CDS后对CDO等的大量投资也是同样原因引起。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尽管新协议强调三大支柱的协同，但尚不能对以上产品链设计全面的监管模式，为银行逃避监管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新协议集中关注资本充足率管理，对流动性及系统性风险管理缺失，也缺乏动态风险管理的机制。第三，风险管理技术缺陷使得第二支柱的监管能力受到很大制约，第三支柱的作用也大打折扣。总之，新资本协议的三大支柱都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难以发挥应有的协同作用。
对策建议
此次危机无疑为国内银行业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风险教育课，使我们有切肤的感受去真正体会风险管理对于银行——无论是百年老店还是新生代，无论是巨无霸还是小字辈，无论是“大超市”还是“专营店”——是何等的重要，也因此有机会全面了解国际银行业的风险管理状况，既看到国内银行在发展阶段上与国际银行先进经验的差距，也正视在一般意义上国际银行业存在的问题。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明确风险管理战略，构建科学、长效的风险管理体系
高盛的例子比较值得借鉴，国内银行应该坚持把风险控制放到最突出的位置，充分发会董事会在风险管理上的作用，明确“安全第一”的风险战略目标，明确风险战略定位，坚持审慎经营的原则，综合考虑风险战略与业务战略，在整个银行内部创建一种自上而下的风险意识文化。完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尤其是业务、风险和内审相互独立、相互监督的治理架构。
重视模型风险，提倡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风险管理方法
尽管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在风险的模型化管理方面还处于初步探索的阶段，在复杂程度和先进性上与国际领先银行还有明显的差距，在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以及中小企业信贷等方面还几乎处于空白。但是，仍然需要强调，风险计量模型具有内在的风险和不稳定性，必须杜绝唯模型论的做法，不能单一依靠定量技术，模型应该被定位为风险管理的辅助工具，尤其是一些高度风险或大额业务必须与有效的定性分析和专家判断相结合，科学合理地综合使用多种管理方法，以客观全面地揭示风险，有效提高风险管控能力。
关注银行的系统性风险管理
系统性风险是本次危机的集中体现，新协议对系统性风险的忽视也客观造成了危机的爆发。从国内的情况看，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趋势性特点，银行在连续多年的快速扩张中存在战略趋同、业务趋同、结构趋同、资产集中等问题，受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不比国外银行小，潜藏着一定的系统性风险。目前，银行的行业风险管理才刚刚起步，系统性风险管理的技术、方法还相当落后。因此，需要借鉴国外成功经验，从行业风险管理为突破口，逐步建立符合自身需要的系统性风险管理体系。
设计科学的考核激励机制，加强长期风险管控
考核激励的短期化一直以来都是产生道德风险的制度土壤，一些新的管理工具也没有从根本上有效解决这个管理难题。因此，国内银行在引入RAROC等现代银行激励模式的同时，也要合理加入兼顾长期和短期的机制设计，保持与风险管理的互动，以利于业务开展，控制长期风险。比如，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股票期权，对市场部门按风险与业务实现时间的一致性设计奖励方案等。
确保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能力相匹配
金融创新不会因为次贷危机而却步，这已是共识。相反，作为一个新兴市场经济体和金融业显著落后的发展中国，中国只有进一步鼓励金融创新，深化金融市场，才能以此为契机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全球经济金融格局的调整中争取主动地位。同时，银行的业务发展必须与风险管理能力保持应有的平衡，才能实现安全和盈利。监管部门也多次强调，银行在业务创新中要做到“了解你的业务，了解你的风险”，这是创新的前提。
（作者单位：中国民生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