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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坏消息，黄怒波几乎是最后一个知道。
夜里四点钟，还在倒时差的他被无数个来电和短信从酣睡中吵醒，所有的人都在向他求证一件事：中坤冰岛买地被拒是否属实？你有何回应？
那一刻，黄怒波有些懵——他没有收到冰岛方面的消息。冰岛政府作出决定后并未第一时间通知投资方中坤的联络人，而是向第三方媒体公布了此结果。
法新社报道说，冰岛内务部长乔纳森已经宣布，使用的言辞很坚定：“我们不可能同意这家中国公司购买土地。”
作为一个商人，黄怒波对这一结果不能说没有过思想准备，但冰岛方面此前过于积极地回应给过他一种错觉；并且，从2007年至今年黄怒波申请时，冰岛政府共受理25起外国人购地申请，其中仅一起被拒绝——这令黄怒波对这一计划充满自信。
他把自己的这次商业试水高调地描述为“一个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的尝试，一个创新的尝试”。喜欢写诗的他，甚至无不感性地对外解释，冰岛买地这桩大买卖，其实只是缘起于他与北大时冰岛室友的一场陈年友谊以及一个诗人的情怀。尽管没人愿意相信这种说法。
这个计划最终以被拒绝收场。对于冰岛的决定，黄怒波说，他尊重但并不认可，西方媒体的报道造成了一定影响，但他更愿意认为是冰岛内政的问题。
“尽管此次投资未被通过，但不会妨碍我和冰岛人民的友谊，不会影响我对冰岛诗歌的继续资助。” 他后来对国内一家官方媒体说，依然感性，但辞令不乏11年中宣部官员的痕迹。
政治旋涡里的商人
“本意发力北欧旅游地产，不想深陷舆情旋涡”，令事情变坏的表面原因看似是西方媒体的质疑，其实黄怒波本人多年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工作经历，才是令他深陷舆情的敏感点。
英国《金融时报》影射这项交易的背后可能隱藏着中国对冰岛的地缘政治兴趣，同时特意强调了黄怒波本人的政府背景：前中宣部官员和建设部官员。
而这也正是此前黄怒波最为担心的一种声音，“西方媒体大多数不了解中国的时代背景，八九十年代，中国人正在经历的几乎就是一个人人下海的时代，从政府中辞职投商的干部官员数不胜数，我只是其中一个。”
他不太在媒体面前过多谈论那些岁月，但11年的中宣部生涯，一直作为一个背景存在着——29岁，正处级，它能够令一个成功企业家在没有踏上正确道路前的短暂迷途看上去更加动人。黄怒波对《南都周刊》这样描述那段时光：“在那里，时间都像是静止的，你坐在桌前，看着比自己年长的老同事，就能看到自己二十年、三十年后的模样。”
当上部长又怎样呢？那个时候的他常这样问自己，从一个中宣部年轻公务员身上，内心充满冒险欲望的黄怒波看不到改变生活的希望。那段时间里，他依靠写诗为自己营造一个隐秘世界，“我只写给自己看，诗歌对我是一种逃离。”
在中宣部工作期间，黄怒波出版了两本诗集：《不要再爱我》和《拒绝忧郁》，与他后期诗歌创作中所着重展现的向上情绪相比，此时黄怒波的诗歌则凝结着痛苦且袒露情绪。
他最终是被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惊出一身冷汗的。“我想我这一辈子不能这么活，就做个官吏，我试试看离开中宣部还能不能活？”黄怒波说。
辞职下海,那是一段很艰苦的日子，他干过打印，印过名片，卖过玩具娃娃，改造过办公楼；后来，干脆到宜昌盖住宅，到山西盖宾馆。
据媒体报道，黄怒波的第一桶金来自于1997年与中欧商学院的同学李明合作的一个楼盘，一笔赚了5000多万元，之后，中坤又接下了长河湾等项目，地越拿越多，财富不断攀升。2004年，中国房价疯狂蹿升，北京CBD的土地拍卖会上，黄怒波看到了问题，“卖药的、卖饲料的人都来做房地产了，我就认为房地产将有问题了”。此后，黄怒波开始转型，他以安徽宏村为起点开始涉足旅游地产。现在宏村一年的游客有一百万，门票收入五千万元。
黄怒波的好友陶斯亮曾与黄怒波共事多年，她在总结黄怒波的成功时特意强调了他的中宣部经历，“黄怒波懂得如何聪明地通过合法或者不违法的手段做生意，他玩得很好”。
这是值得玩味又无法说透的一句话。但黄怒波更愿意让自己的成功与“文化”产生联系。“那么多次商业战略上的选择和拐角，每一次都是对于‘文化’的选择。”他说。尤其是2006年中坤战略转型，后来黄怒波说起开发安徽宏村，“我就是想要留住那种原乡文明，留住那种古典主义的浪漫。”说这句话时，他看起来更像个诗人。
在诗人仍然穷困潦倒的时代，黄怒波是一个例外，他成为一个富翁级别的诗人。到2011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发布的黄怒波的财富为65.2亿元人民币，位居第129位。
“登山的人都是爱国者”
除了写诗，黄怒波还喜欢谈论他登山的经历，并且喜欢向外人形容那种在山顶写诗的“开阔与明朗”。
正是在企业艰难转型的那几年，黄怒波开始登山。值得一提的是，也几乎是伴随着他完成“7 2”的过程，中坤集团走出了转型瓶颈。这两件时间上并行的事情，常常被解读成黄怒波个人与企业在突出重围中的两条平行线。
黄怒波办公室外的走廊上，整整齐齐排列着这些年他的登山行头：穿旧的鞋子、用过的锅灶、空的氧气瓶、磨得发亮的手杖
夜里四点钟，还在倒时差的他被无数个来电和短信从酣睡中吵醒，所有的人都在向他求证一件事：中坤冰岛买地被拒是否属实？你有何回应？
那一刻，黄怒波有些懵——他没有收到冰岛方面的消息。冰岛政府作出决定后并未第一时间通知投资方中坤的联络人，而是向第三方媒体公布了此结果。
法新社报道说，冰岛内务部长乔纳森已经宣布，使用的言辞很坚定：“我们不可能同意这家中国公司购买土地。”
作为一个商人，黄怒波对这一结果不能说没有过思想准备，但冰岛方面此前过于积极地回应给过他一种错觉；并且，从2007年至今年黄怒波申请时，冰岛政府共受理25起外国人购地申请，其中仅一起被拒绝——这令黄怒波对这一计划充满自信。
他把自己的这次商业试水高调地描述为“一个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的尝试，一个创新的尝试”。喜欢写诗的他，甚至无不感性地对外解释，冰岛买地这桩大买卖，其实只是缘起于他与北大时冰岛室友的一场陈年友谊以及一个诗人的情怀。尽管没人愿意相信这种说法。
这个计划最终以被拒绝收场。对于冰岛的决定，黄怒波说，他尊重但并不认可，西方媒体的报道造成了一定影响，但他更愿意认为是冰岛内政的问题。
“尽管此次投资未被通过，但不会妨碍我和冰岛人民的友谊，不会影响我对冰岛诗歌的继续资助。” 他后来对国内一家官方媒体说，依然感性，但辞令不乏11年中宣部官员的痕迹。
政治旋涡里的商人
“本意发力北欧旅游地产，不想深陷舆情旋涡”，令事情变坏的表面原因看似是西方媒体的质疑，其实黄怒波本人多年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工作经历，才是令他深陷舆情的敏感点。
英国《金融时报》影射这项交易的背后可能隱藏着中国对冰岛的地缘政治兴趣，同时特意强调了黄怒波本人的政府背景：前中宣部官员和建设部官员。
而这也正是此前黄怒波最为担心的一种声音，“西方媒体大多数不了解中国的时代背景，八九十年代，中国人正在经历的几乎就是一个人人下海的时代，从政府中辞职投商的干部官员数不胜数，我只是其中一个。”
他不太在媒体面前过多谈论那些岁月，但11年的中宣部生涯，一直作为一个背景存在着——29岁，正处级，它能够令一个成功企业家在没有踏上正确道路前的短暂迷途看上去更加动人。黄怒波对《南都周刊》这样描述那段时光：“在那里，时间都像是静止的，你坐在桌前，看着比自己年长的老同事，就能看到自己二十年、三十年后的模样。”
当上部长又怎样呢？那个时候的他常这样问自己，从一个中宣部年轻公务员身上，内心充满冒险欲望的黄怒波看不到改变生活的希望。那段时间里，他依靠写诗为自己营造一个隐秘世界，“我只写给自己看，诗歌对我是一种逃离。”
在中宣部工作期间，黄怒波出版了两本诗集：《不要再爱我》和《拒绝忧郁》，与他后期诗歌创作中所着重展现的向上情绪相比，此时黄怒波的诗歌则凝结着痛苦且袒露情绪。
他最终是被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惊出一身冷汗的。“我想我这一辈子不能这么活，就做个官吏，我试试看离开中宣部还能不能活？”黄怒波说。
辞职下海,那是一段很艰苦的日子，他干过打印，印过名片，卖过玩具娃娃，改造过办公楼；后来，干脆到宜昌盖住宅，到山西盖宾馆。
据媒体报道，黄怒波的第一桶金来自于1997年与中欧商学院的同学李明合作的一个楼盘，一笔赚了5000多万元，之后，中坤又接下了长河湾等项目，地越拿越多，财富不断攀升。2004年，中国房价疯狂蹿升，北京CBD的土地拍卖会上，黄怒波看到了问题，“卖药的、卖饲料的人都来做房地产了，我就认为房地产将有问题了”。此后，黄怒波开始转型，他以安徽宏村为起点开始涉足旅游地产。现在宏村一年的游客有一百万，门票收入五千万元。
黄怒波的好友陶斯亮曾与黄怒波共事多年，她在总结黄怒波的成功时特意强调了他的中宣部经历，“黄怒波懂得如何聪明地通过合法或者不违法的手段做生意，他玩得很好”。
这是值得玩味又无法说透的一句话。但黄怒波更愿意让自己的成功与“文化”产生联系。“那么多次商业战略上的选择和拐角，每一次都是对于‘文化’的选择。”他说。尤其是2006年中坤战略转型，后来黄怒波说起开发安徽宏村，“我就是想要留住那种原乡文明，留住那种古典主义的浪漫。”说这句话时，他看起来更像个诗人。
在诗人仍然穷困潦倒的时代，黄怒波是一个例外，他成为一个富翁级别的诗人。到2011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发布的黄怒波的财富为65.2亿元人民币，位居第129位。
“登山的人都是爱国者”
除了写诗，黄怒波还喜欢谈论他登山的经历，并且喜欢向外人形容那种在山顶写诗的“开阔与明朗”。
正是在企业艰难转型的那几年，黄怒波开始登山。值得一提的是，也几乎是伴随着他完成“7 2”的过程，中坤集团走出了转型瓶颈。这两件时间上并行的事情，常常被解读成黄怒波个人与企业在突出重围中的两条平行线。
黄怒波办公室外的走廊上，整整齐齐排列着这些年他的登山行头：穿旧的鞋子、用过的锅灶、空的氧气瓶、磨得发亮的手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