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前后，正值中央乐团改组为中国交响乐团，我在艺术策划部帮忙做点事。那个时候国外交响乐团来访还是件稀罕事，邀请外国指挥也不太容易。记得国交第一个音乐季邀请的头一位客座指挥家就是俄罗斯的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不用说，是李大爷（人们对李德伦的爱称）从中“做的媒”。
　　说起来老罗的父亲阿诺索夫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曾经来过中国，并且和当时的中央乐团有过成功的合作。等到罗日杰自己想来中国的时候却是阴差阳错，未能成行。那时我正听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曲上瘾，有些事情当面问问老罗正是机会。只是听说他不喜欢接受采访。为了不被拒绝，我事先请李大爷作陪，老爷子满口答应，还说可以兼做翻译。真把我乐坏了。采访的地点就在国交艺术总监的休息室。那是个秋天的下午，我进去的时候，刚好罗日杰和李大爷聊得正欢。因为事先和李大爷有过沟通，所以没有寒暄几句就进入了正题。我知道罗日杰为施尼特凯等非主流的年轻作曲家的作品做了不少首演，就先问了一个坊间的传闻：是不是当年因为他过多排练了现代作曲家的作品（也包括西方）而失去了莫斯科大剧院乐团首席指挥的位置？他说传闻有误。首先乐团就不对，应该是莫斯科广播管弦乐团。其次原因也不对，不是什么曲目问题，而是当局让他把乐团中的犹太音乐家赶出乐团，遭到了他的拒绝，于是被免职。接着就问了一些关于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的问题，尤其是第五的结尾部分。音乐界学者几乎无可置疑地认为，肖斯塔科维奇这首作品是慑于当权者的淫威，在末乐章营造出热烈、光明和胜利的气氛。罗日杰笑着说，西方的指挥家往往不了解当时的历史，以为是个辉煌的结尾，速度处理偏快。其实他们错了。罗日杰边说边站起来，形象地说，那个拖长的高音，就像我们俄语中的第一人称“呀-呀-呀”（俄语发音，意思是我，我，我），说了什么呢？空洞的废话，等于什么也没说嘛。之所以要处理得很慢，就是要强调那个空洞的延长音，显示反讽意味。
　　后来，李大爷还告诉了我几个罗日杰的小秘密，他来国交指挥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是平生第43次，第一个小提琴独奏者是大卫·奥伊斯特拉赫，第43个合作者是他儿子，而且使用的总谱是作曲家送给他的。采访结束后，我抱着自己收藏的他指挥老肖的唱片让他签名。签完后他问到，这些唱片是在中国国内买的吗？我告诉他有北京买的，也有莫斯科买的。他很好奇，“北京有很多唱片店吗？”我说还好吧。第二天，他兴致勃勃地便拉着我和翻译就出了门。先去了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的大楼，得知今天是周一，不营业。我们只好再去别处。到了东四南大街中图公司的唱片门市部，赶上人家装修。只好又去了王府井外文书店的二楼，万幸这家还开着。进去一看心凉半截：中间所有好的地方都让给了流行音乐，古典音乐唱片只在东面和南面围成了一个曲尺形柜臺。我们让售货员找罗日杰指挥老肖交响曲的唱片，这边我也仔细查看着。看得出老罗也很焦急。最终也没有找到。只好问店家的负责人。他们居然说最近一直就没有进口俄罗斯的唱片。我说，80年代很多啊，这才十几年的工夫。想起外文书店隔壁八面槽也有一家唱片店，抱着一丝希望过去一看，更是惨不忍睹：仅有的古典音乐唱片都堆在一个角落里，落满了厚厚一层土。我心里纳闷，要知道1996年是中国交响音乐年啊。第二天，我去新街口一个胡同里，在一个朋友承包的电影学院音像出版社门市部里，终于找到了一张夏伊的唱片。买回来送给老罗，也算了却一件心事。
　　看指挥家排练是件很有趣的事。老的中央乐团的排练厅很挤。老罗坐在指挥台上，很少讲话，基本上靠手势。记得是排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他的动作幅度不大，时而用手臂在空中划半个圆，时而双手摊开，似乎并没有什么所指。更多的时候是右手的腕子在动，动作最小时，一个手指就解决问题。比如在铜管进出的气口上，他只用食指勾一下，声部队员立刻就明白他的意思。在排老肖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时，乐队的齐奏明显力度不够。老罗摇摇头，示意重来。但乐队还是不给力。他沉吟片刻，突然冲着乐队大喊一声。大家吓了一跳：明白了，劲道不够啊。重新来过，乐队明显又过了，声音听上去有些生硬直白。老罗又用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圈，好像在说，圆一些，要有张力。调整了几次之后，队员们就找到了感觉。他也十分满意。
　　老罗的排练方式过去很少见，特别幽默风趣。既不像有些指挥那么庄重肃穆，也不像有些人的激昂慷慨，属于四两拨千斤的。很多时候，这样的做法反而收到了举重若轻的效果。比如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的第四乐章结束前，当小提琴的旋律一波高过一波时，罗日杰干脆就停止了指挥。他面对小提琴声部忽而站得笔直，忽而屈膝微蹲，面部表情一会儿滑稽，一会儿故作严肃，而队员却心领神会。效果出奇的好。当小提琴在快速运弓时，他常常用指挥棒在空中轻轻地抖动成一条曲线，让人一下子联想到毕加索的简笔画，简练干净，生动传神。这样的排练也算让我开了眼。那场演出记得是在2016年11月的保利剧院，很多人都是第一次领略罗日杰的指挥风格，散场后都说眼界大开。
　　跟他“混”了几天，也有不少好玩儿的事情。比如他喜欢收集地铁票，那个年代，北京的地铁票还是那种质地很薄很粗糙的设计，他也不管，反正收集就是。老头儿还有些率性天真，喜欢吃中国菜，去名胜古迹逛。但又是有选择的，只去了故宫、天坛和长城。听到“三音石”的回声高兴得像个孩子，而长城的“好汉坡”却是一口气上去的。他最崇拜的中国人是鲁迅，来北京的第二天就张罗着参观鲁迅博物馆。在鲁迅故居还买了不少鲁迅著作的英译本。在国交排练厅里，休息的时候我不止一次看到他在认真地读。生活中的老罗也很达观。精通绘画艺术，在各个博物馆都收藏那些有价值的画册。对诗歌翻译也有品位。1996年之后再也没有见过他。前些年听他的关门弟子焦飞虎说，他的身体很不好，很少出国演出。我建议肖斯塔科维奇诞辰110周年，能不能合作一台音乐会，上半场老肖第一，下半场第十五，那是多有意义的事情啊。飞虎说试试吧，没有把握。之后没多少时间，老人家就去世了。

作者简介

　　曹利群，曾任古典音乐评论杂志《爱乐》主编。出版有音乐散文集《历史旁的花园》《肖邦不住17号》《灯塔的光：一个世纪的回声》《慢慢天明》《缺失的档案》等。有译著《梅纽因访谈录》《如何听懂音乐》《亲爱的阿尔玛》（合译）、《歌剧》（合译）。长期致力于古典音乐的传播与推广，在多地的大学、书店、图书馆、剧院做过多场古典音乐讲座。最新出版有《不哀之歌》。
　　编辑 张子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