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百年探索的历史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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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百年的宗教工作实践中,对处理中国宗教问题的方针政策进行了艰辛探索,形成了诸多宝贵历史经验,主要包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指导、必须坚持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和党的中心任务、必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必须坚持以人为评价标准制定完善宗教政策等.党的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教科书,总结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探索的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党关于宗教问题的方针政策何以取得巨大成效,也有助于更好地立足当下、开创未来,在新时代推进宗教政策不断完善,努力开创宗教工作新局面.
其他文献
破坏生产经营罪是我国《刑法》分则第五章的最后一个罪名,向来关注度不高.然而,近年来,该罪被适用之频率愈来愈高.在网络发达的当下,破坏生产经营罪的罪状需要扩张,以满足现实生活.在此背景下,以可罚必要性为内核的实质解释论将本罪的“其他方法”进行了扩张解释.在实践操作中,结果思维导向、三段论倒置推理使本罪几乎可以包含一切对经济利益造成损害的行为.因此,必须合理解释破坏生产经营罪的“其他方法”,使其符合罪刑法定原则而不至于过度扩张.
当前,检察机关实行捕诉一体运行机制,融侦查监督于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活动中,相比之前捕诉分离模式,更有助于开展侦查活动监督工作.通过对强制性侦查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程序启动随意”“缺乏司法审查”“实际执行乱象丛生”“司法救济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进行梳理,提出了“完善实体和程序要件”“健全司法审查机制”“完善无证搜查制度”“建立健全程序性制裁机制”等几点构想.
本文分析有部论师时间观,通过有部论师对于时间的错置,正反论证,取消时间的指向性,阐明时间是众生业力的凝定的结果;时间构成众生觉知基底的形式,是连接世俗有与缘起空的中枢.在佛教证悟的体验中,时间既是觉悟者跃入永恒空性世界的刹那,同时也意味着对世俗世界中生命永恒的观照与救赎.
“神圣”问题是宗教研究的核心议题.“神圣”可以视为一个社会范畴的概念,反映着人际关系、人神关系的交往方式和逻辑,是社会结构的再现.故不同信仰体系下的“神圣”内涵及其结构有所不同.祖先崇拜是中华文明信仰体系的宗教原型,亦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作为一种信仰方式形塑社会结构.本文认为应以中国祖先崇拜为载体,探究本土的神圣话语体系,进而为中西“神圣”对话与比较搭建研究桥梁.
大数据背景下“套路贷”案件具有犯罪行为精准化,被害群体防范意识弱,年龄年轻化,犯罪集团隐蔽性强,呈现专业化组织化趋势,犯罪遗留的数据证据丰富等新特点,侦查过程中极易陷入侦查取证困难、追赃难度大,涉案人数多,初查困难,信息库之间存在壁垒等困境.解决这类案件侦查困境的对策是:重视大数据在侦查上的运用,建立大数据技术应用平台,加强舆情监测,梳理犯罪网络关系,建立多警联动机制,形成打防结合格局.
盂兰盆节是中国佛教重大节 日,在这个节 日中一个重要活动就是举办大型的水陆法会,以纪念亡者、祈福后人,从而盂兰盆与水陆会成为紧密相联的两个概念.外来词“盂兰盆”,对应的汉译是“解倒悬”,意思是后世孝子贤孙定期祭祀先人,以使祖先离苦得乐.解救先人“倒悬之苦”在此是“出离地狱”的比喻词,此观念来自《佛说盂兰盆经》.本文通过对印度古代文献的梳理,发现目前梵文词典对应“盂兰盆”的Ullambana一词,在印度传统梵文中并不存在.有的学者认为Ullambana是口语;有的学者认为“盂兰盆”来自Odana(米饭)的发
契丹是古代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辽是契丹人建立的政权.学界对契丹人萨满教信仰问题的研究受诸多因素所限,未能深入展开.本文通过分析史料中有关辽代契丹人神事活动的记载,探讨契丹萨满教信仰形式及性质概念等问题.本文认为《辽史》等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展示了辽代契丹萨满教信仰及契丹萨满的活动内容,由此分析史料中有关古代民族萨满教信仰记载的路径和影响界定契丹萨满教性质的因素.
在佛教东传的过程中,弥勒信仰发挥着弥足重要的作用.9世纪中叶,回鹘迁居西域转而尊奉佛教,接受了弥勒信仰,并一直维持到15世纪.本文通过梳理已刊布的回鹘文文献,认为弥勒造像及经变画集中出现于北庭回鹘佛寺中,回鹘文本的弥勒经典以《弥勒会见记》残卷数量最为庞大,文学作品主要有《弥勒颂》《弥勒赞诗》《圣尊弥勒赞》以及佛经题记、发愿文等.高昌回鹘的弥勒信仰并非仅来自汉传佛教,而有可能也受龟兹以及中亚地区弥勒信仰的影响.
当制度化宗教,特别是一神教,与其他性质的宗教,比如原生性宗教、民间宗教相遇,多数情况下,制度化宗教,特别是一神教会替代其他性质的宗教.然而在中、俄两国交界的额尔古纳河及黑龙江上游地区,从19世纪初到1965年,当作为制度化宗教和一神教的东正教与作为原生性宗教的萨满教相遇时,宗教冲突和宗教替代并没有发生,从而成为宗教接触的一个反例.
乔纳森·史密斯(Jonathan Z.Smith)反对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所建构的“神圣空间”(sacred space)理论,认为其中关于“神圣中心”(sacred center)的论述是基于对宗教学和人类学材料的误读.史密斯试图以相对的“位置”(place)以及作为动词的“放置”(to place)来解读宗教中的空间向度,认为是相对的位置抑或移位等,才是区分神圣与凡俗的关键,而非伊利亚德理论中“神圣中心”本身所占据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