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任务艰巨，要坚决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中的硬仗”，就要坚决扛好脱贫攻坚的政治责任，清醒认识到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艰巨性，既不能有麻痹思想、松懈情绪和厌战心理，也不能有急于脱贫、急于摘帽的急躁心态。
　　【关键词】脱贫攻坚 急躁情绪 厌战情绪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是一项艰巨、重要且紧迫的政治任务

　　國家统计局根据对全国31个省区市16万户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2017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3046万人，贫困发生率3.1%，到2020年如期实现脱贫攻坚任务，意味着平均每年要减少贫困人口1000多万人，而这些贫困人口往往集中于深度贫困地区。研究表明，深度贫困地区具有贫困人口占比高、人均可支配收入低、基础设施差等普遍特征，且各地经济基础、资源条件、民族宗教、自然环境等个性特征明显，医疗、教育、社会服务、产业发展等多重问题交织在一起，脱贫成本高，实施难度大，需要更加关注贫困地区和贫困户的个性特征。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意义重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举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之一，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在这扶贫工作即将取得胜利但又亟待最后突破的关键节点，深度贫困地区扶贫攻坚工作不仅关系到这些地区的脱贫任务，更关系到整个扶贫工作的最终进度和全面成功。脱贫工作能否完美收官，取决于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工作完成情况，意义十分重大。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时间紧迫。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的时间节点是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国家农村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目前距任务目标完成时间不过短短一、二年的时间，不仅任务重，而且时间紧。经过长期努力，我国脱贫攻坚进入“聚焦深度贫困，集中精力攻克坚中之坚”的关键阶段。该阶段成绩与艰难并存，急躁与畏难共现，需要冷静思考、精心应对。

深度贫困地区扶贫工作中急躁和厌战情绪表现在形式主义、悲观主义、放任主义

　　一是工作中出现形式主义，不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扶贫工作任务重、时间紧，完成脱贫任务是不需言说的政绩。但为了急于求成，大搞形式主义来应付上级检查则是一种政绩投机。比如，将贫困户住房“包装”换新；出现对扶贫对象的“挑客现象”，即挑选那些通过帮扶可以尽快看见良好转变的贫困户，撇开那些难以转好却急需帮扶的贫困户。“形式主义”是表面文章，忽略了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更是对国家扶贫资源的浪费，也绝对不可能解决好贫困问题。
　　二是工作中出现悲观主义，对工作畏难懈怠。深度贫困地区是长期扶贫后剩下的难点、短板。面对脱贫攻坚越往后越艰难、越是硬骨头的现象，有些地方甚至陷入“年年扶贫年年贫”的困境中，对打赢脱贫攻坚战持悲观态度。面对扶贫难题，一些扶贫干部沉不下心去找原因，而是上面怎么安排就怎么做，不积极主动探索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不强调扶贫对象的主动性和参与意识。
　　三是工作中出现放任主义，腐败作假偶有发生。深度贫困地区扶贫工作的放任主义是对工作的极度不负责。有些深度贫困地区扶贫干部没有把脱贫攻坚当成重大的政治任务、重要的民生工程，作风不实、纪律不严，对贫困问题听之任之。有些甚至将扶贫资金挪作他用，以致于利用职务之便为亲友谋“福利”、不认真履行扶贫领域相关审核程序等腐败渎职现象仍时有发生。这将会导致国家扶贫资源的损失，破坏党和政府的形象，损害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

深度贫困地区扶贫工作中急躁、厌战情绪产生的原因

　　从个体层面来看，急躁、厌战等负面情绪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个人政治站位不高，没有真正把脱贫攻坚作为一种政治担当和政治责任。甚至有选派驻村扶贫人员认为这是额外附加给自己的任务。其次是对打赢脱贫攻坚战难度的递增性和时间的持久性认识不足，深度贫困地区是脱贫攻坚战的“堡垒”，绝非朝夕之间就能完成脱贫任务。再次是工作中缺乏成就感，尤其是一线扶贫人员直接接触扶贫对象，每次走访后若发现贫困户没有任何改观、扶贫对象缺乏主动改变的意识、工作做不通时，容易产生急躁和厌战情绪。
　　从扶贫模式来看，政府在扶贫中是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社会组织、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不足。面对深度贫困地区复杂的致贫原因，政府几乎包揽了前期摸底、项目设计、项目执行、资源分配与传输、考核评估等所有环节的大小事务。然而，政府的优势在于统筹管理，劣势是效率不足，从这个角度看，政府的“全能角色”容易造成人力资源耗损、工作程序繁冗、腐败滋生，间接导致扶贫中急躁、厌战情绪的产生。在政府主导模式下，一方面，公务人员、企事业单位人员工作效率是否最大化发挥值得考量。各机关单位、国企选派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进村开展工作，督查巡查部门随机抽查帮扶开展情况，人力投入大。但有的选派人员实际上并未脱离原单位，易出现原单位和驻点村两头忙的现象，投入精力有限；选派入村的第一书记通常有两年的服务年限，年限期满可以离开，人员具有流动J生。另一方面，社会力量难以被有效激活，扶贫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社会组织、企业单位的优势是灵活、快速反应、高效，可以与政府形成互补。但目前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尚未形成规模，仅有少数大型企业、基金会等有所行动。政府虽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工作，但如何参与扶贫工作、多元主体之间如何分工协调等仍在探索中。这也是造成扶贫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拨款、资金渠道单一的原因之一。
　　从考核评估方式来看，各类考核手段在达到促进扶贫人员开展工作、了解扶贫进程作用的同时，也导致急躁、厌战情绪的产生。在目前扶贫工作考核中，实行奖优罚劣、考核成绩非常重要，关系到工作决策和资金分配、各地政府、各单位的对外形象，以及各级领导干部、扶贫人员的政绩。扶贫工作任重道远，短期内难出瞩目成绩。过度强调对扶贫结果的考核，可能会造成形式主义问题，滋生“数字脱贫”等弄虚作假现象。同时，基层迎检工作繁重，扶贫人员疲于应付。督查巡查部门随机抽查扶贫工作开展情况，帮扶不到位的，由帮扶干部承担责任。这样的考核重视结果、忽略过程，具有强化帮扶干部责任的作用，但同时也传导了压力与急躁。 　　从外部环境来看，急躁、厌战情绪的产生与外部阻力有关。阻力来源之一是由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带来的融入困难。在深度贫困的民族县，非本地、非少数民族的扶贫人员与扶贫对象之间，存在民族文化、宗教信仰上的不同，甚至还有语言文字上的差异，短期内融入当地环境并非易事。阻力来源之二是无法与扶贫对象形成良性互动。扶贫不是各级扶贫干部、一线人员单方面的扶贫，各项扶贫举措要发挥出作用必须有扶贫对象的积极改变。然而有些贫困户“等靠要”思想严重，没有主动脱贫的意识，即便参与扶贫项目，也不注重可持续性。阻力來源之三是贫困文化给扶贫人员带来的无力感。今天人们对贫困的理解不仅仅是收入不足，还包括教育、住房、医疗、信息、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匮乏。长期贫困形成了贫困群体特有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短期内不易改变。寄希望于通过下一代接受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是目前被广泛采用的办法。然而，面对当地落后的教育条件、家长对子女受教育长远利益考虑不足、甚至是子女本身都不愿再进学堂的时候，扶贫人员易产生无力感，出现急躁、厌战情绪。

克服急躁和厌战情绪、完成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任务

　　首先，对广大扶贫干部、一线扶贫人员而言，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在思想深处认识到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关系到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关系到千万贫困人口的民生福祉，是一件必须完成、必须千好的政治任务。尤其是领导干部，必须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把握好方向。此外，也应充分了解深度贫困的原因、当地贫困户的总数、贫困发生率、各类资源状况等基础信息，具体分析每户致贫原因，做到对深度贫困全局把握。从而形成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难度、脱贫所需时间的客观认识，如此才能沉下心分解任务，逐个击破。
　　其次，面对政府主导扶贫模式的弊端，可以考虑逐步转变政府大包大揽的角色，有效利用社会力量，探索多元扶贫模式。一是倡导多元主体协作模式，充分发掘利用社会力量，减轻政府扶贫人员压力。在扶贫工作中，各级政府很重视社会组织、企业、高校等多元主体的协作共建，但囿于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尚未成熟，专业扶贫组织更是缺乏，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工作尚未形成规模。应持续培育发展专业社会组织，同时加强西部贫困村落与东部社会组织的对接，以社会组织为枢纽，实现需求与资源的有效对接；学习国际经典扶贫经验。鼓励发展社会企业，为贫困地区提供社会、健康、教育等方面的服务；将贫困群体整合到劳动力市场，辅导其就业与创业。支持高校师生进驻贫困村，开展行动研究，参与地区建设。二是建立扶贫对象参与模式，杜绝“等靠要”思想，提高其自主性。2017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强调要激发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内生动力，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将帮扶政策措施与贫困群众参与挂钩，培育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和务工经商的基本能力。要使贫困户从思想上意识到自己才是最有能力改变贫困现状的人。从扶贫对象的角度出发，让其参与项目的策划，将计划交由他们组织、实施。在这个过程中让扶贫对象享有参与权和责任，形成主体意识。扶贫人员侧重于把关指导、资金借贷信息提供、专业技术服务等。还要注重贫困村的能力建设，针对一些地方“年年扶贫年年贫”的消极现象，应当意识到有效脱贫的核心是发展人的能力。充分整合贫困村内外可用资源，以党群服务中心和各类村民合作社为平台，找准契机，开展村民议事活动；培育和发展村民兴趣类、技术类等草根组织；组建培训班，提高村民文化素质，开阔视野，培养贫困村内“带头人”；对接外部社会力量，扩大村内的社会支持网络，促使村民获得主体意识，具备自我解决问题、自我决策的能力。
　　再次，进一步完善深度贫困地区扶贫攻坚的考核评估办法。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工作的难度递增，短期内成效不易显现。现行的考核评估办法不能仅看扶贫结果如何，更要看到扶贫过程如何，也即注重过程评估。过程评估有利于明晰对扶贫对象提供了哪些服务、开展了什么项目以及如何开展、各类帮扶措施是否指向计划目标等。在实际中表现为，不仅要表彰率先完成脱贫指标的基层扶贫干部，还要表彰积极探索和扎实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但因客观因素脱贫指标尚未完成的扶贫干部；不仅要注重数量上的脱贫，更要注重质量上的脱贫，即脱贫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贫困文化是否转变。结果与过程并重的考核评估方法能够缓解广大扶贫人员的心理压力，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解决深度贫困问题、提高扶贫质量上来。
　　最后，外部环境产生的阻力加大了扶贫人员工作的难度，但换一种角度看待问题、找准着力点或许能够改观急躁、厌战情绪。如少数民族地区有其自身的文化形成脉络和宗教信仰，贫困村内每个姓氏族群、每组每片甚至都有短期内难以发现的关系网络。刚入村的非本地、非少数民族扶贫人员感觉难以融入、被排斥是客观现象，不必为此失去自信。而是应时刻保持对当地文化的敏感，不断反思，努力去理解他们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对于扶贫对象主动性差的问题，扶贫人员要以扶贫对象为主体，把决策的权力交给他们，相信他们有向好的愿望和改变的可能。而扶贫工作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扭转贫困文化，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所谓“扶贫必须扶智”，面对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资源匮乏情况，各级政府应继续加大对当地教育的投入、加强东西对口支援，提高教学水平；促使贫困群体认识到下一代接受良好教育的重要性，尽可能保障贫困户子女完成义务教育。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工作系博士生郑悦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