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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学术发展呈现出分工越来越细，综合性越来越强的趋势。多元学科交叉、重组，新兴学科不断产生。在这种形势之下，各学科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彰显自己的特色，成为各学术共同亟需思考的重要论题。当前，面对中国传统音乐学科的新形势，回顾与反思刻不容缓。
一、中国传统音乐学科研究现状
21世纪以来，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方向涌现出大量的学术人才，出版了数量可观的论著、期刊论文，逐步形成了一个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学科研究群体。以由袁静芳主编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为代表的学者对中国传统音乐整体进行了全新的总结与概括；以王耀华《中国传统音乐学的“是什么”、“为什么”和“如何为”》为代表，以问答形式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学科建设与发展进行深入解读；以杨民康《“音声”：认知与释义——对音乐民族志研究认知人类学及阐释学方法的读解》为代表，对音乐民族志研究方法进行阐释与梳理等等。毋庸置疑，中国传统音乐学科研究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随着西方民族音乐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地理学、比较心理学、比较哲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的引进，以及我国本民族音乐理论自身学术传统的延伸与发展，中国传统音乐学科研究即将或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转型期，各大音乐院校纷纷申办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研讨会，以期进一步明确当下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与教学的优势与缺失，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智慧的交流与碰撞无不使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状态与研究视界等发生着较大变化。笔者根据在中国知网上的检索结果，从学科研究视角和范式来看主要分为四类：
（一）音乐本体研究的视角
音乐本体研究是中国传统音乐最基本、最核心的研究方法。一般来说，“音乐本体”包括音乐的内部结构，即音列、调式、旋法、旋律走势、装饰润腔、节奏律动、曲式结构、织体等。早期，中国传统音乐学界多数停留在对音乐事项的描述和归纳上，诚然，这是一种研究方式，是定性研究模式，但缺失深入音乐本体内部的微观剖析。21世纪以来，借鉴计算机技术改“定性研究”为“定量研究”，对音乐形态作更细致、更微观的分析。诸如袁静芳在<中国古老音乐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的探索与创新——关于建立“中国古琴音乐文化数据库”的意义和价值》中运用计算机技术对传统音乐进行定量分析；钱茸《浅析沪剧唱词音声的地域性音乐价值—兼推-“双六选点”》采用音乐语言学（语言音乐学）研究方法对唱词音声本体进行微观剖析等等。
（二）文化背景研究的视角
在对传统音乐作形态研究的基础上，将其视角延伸至对这种音乐所处文化背景的关系考察。文化包括地缘文化、生态文化等，近些年受文化地理学、文化生态学的影响，研究视域不断拓展。如蔡际洲的《音乐文化与地理空间——近三十年来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一文结合文化地理学对近三十年来的区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徐东娜的《生态环境之差异对民间音乐留存的影响——保靖县与张家界土家族民间音乐采风有感》通过对两个地区土家族民间音乐现状的比较，探究生态环境对民间音乐留存的重要影响等等。
（三）传承流变研究的视角
传承与流变是传统音乐最为观照的主题，众多学者都在孜孜不倦地探索新的传承思路和保护方法。乔建中在《“原生态“民歌的舞台化实践与“非遗”保护》中客观分析了“舞台化”实践的“双刃性”，为“非遗”的保护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刘永福《时空里的创造流变中的传承》中诠释了“传统音乐”的内在动力及外部推动力，肯定了“传统音乐所具有的时空性（过去）、所展现的时代风貌（现在）和所焕发的永恒魅力（未来）；周青青《从房陵民歌看民歌旋律的“底层”、“借用”与“交融”》借鉴语言学关于“底层”与“借用”的理论，探索民歌音乐地域特点中的本初底色和后期影响，同时提出了音乐“交融”概念等等。
（四）文化阐释研究的视角
所谓“文化阐释”，是指对传统音乐的文化内涵、文化意义、文化特征、文化原因、文化属性、民族属性、文化功能等进行解读的一种研究。近年来，有代表性的研究诸如杨民康的《云南布朗族风俗歌[索]的变异过程及其文化解读》，对变异的云南布朗族风俗歌[索]进行文化阐释，呼吁政府和学界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陆小璐《区域文化视野中的“秦派民乐”创作研究》以“区域音乐文化研究”为理论取向的研究视角，关注“时代”、“区域”是如何对“人”与“音乐作品”产生作用的，等等。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13年7月在中国上海音乐学院举行的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第42届年会，以开放的姿态进行多元学术对话，包括八个圆桌会议、35个专题小组、133场分组研讨会、六场民族志电影等。学者们就年会拟定了六大中心议题，是一次世界级的学术盛宴。在这里必须要提到的是由黄婉主持的“云南西双版纳少数民族研究”会议小组，他们探讨了云南景洪地区基诺、布朗、哈尼、傣族四个少数民族的当代音乐文化生态；王耀华主持的题为“旋律结构、族源与移民”的圆桌会议，立足于中国本土固有的学术传统与成果，从音调结构方面探讨族源、族群移民这个论题；澳大利亚南威尔士大学的杨沐持续关注中国海南多种原住民音乐文化近三十年，对于当地原生音乐形态在“非遗”保护下发生的种种情态与变化，反思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确认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过程中的合理性：面对传统音乐在当下的生存，赵塔里木、谢嘉幸、刘嵘作为“北京传统音乐节”和“太极传统音乐奖”的筹办策划者，用“文化空间”阐明了音乐节和音乐奖举办的过程和意义，对音乐节作为“非遗”保护新形式之一进行了有力探讨。在精彩纷呈的学术论文中，除了对本地域、本国家、本族群的传统音乐理论研究外，还有不少外国学者对中国的丝竹、洞经音乐展开研究，也有部分中国学者对日本、韩国、伊斯兰等音乐课题进行研究。在这些跨国家、跨文化的研究中充分展现了不同文化视界的交流与碰撞，使笔者注意到他国音乐理论研究者与本土音乐理论研究者的自我观照之间颇有意味的张力。此次年会上放映的六部民族志电影，既有视觉感官上的体验，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21世纪，电影和电视作为重要的文化交流和沟通手段，对保存和传递非物质文化遗产有重大意义。 此次ICTM会议的点睛之笔是中国学者沈洽的主题演讲《面对失语的口境——当我们言说某种音乐声时》，他首先对传统音乐学的历史研究状况进行了全方位回顾与反思，总结出传统音乐之所以陷入“无语”的窘境是因为一种坚守古典音乐理论为基础的对音本体研究传统与另一种由西方传入的民族音乐学偏重于文化属性研究传统相互碰撞与摩擦产生的，但在这种碰撞中却产生了对音乐形态学的术语学研究至关重要的研究成果。沈洽认为现阶段传统音乐学科重新建立一套音乐形态术语学的条件已然成熟，希望国际传统音乐学会成立形态学的术语学的研究小组，把现存的研究成果放在一个桌面上充分讨论，形成共识，变成比较系统的术语学。沈洽呼吁东亚、东南亚、南美洲等许多自己的音乐文化话语体系被异化或被边缘化的国家都能根据自己的话语系统编辑出音乐形态学词典，以实现从“地方型知识”（Local knowl-edge）到“通用型知识”（Universal knowledge）转换的最终目标，变成一部真正在平等的平台上沟通的世界音乐形态学词典。他强调这是一项需要世代承袭的伟大工程，需要不断地修订、补充和再版使其日臻完善。
尊重多元学术背景，兼具研究话题的广度和深度，是ICTM的魅力所在。此次年会所引发的新思考、新建树将在不久的将来结出更丰硕的学术果实。
二、中国传统音乐学术研究发展思索
在中国传统音乐学术研究发展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宋祥瑞在《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历史与问题——兼论当代的”接轨情结”与中国现代学术的性质及任务》一文中认为：“强烈的与世界接轨的情结里潜伏着一种无意识的推论，即西方的学科正统、科学。它操纵着我们偏离自己文化一历史的轨迹，去借别人的钥匙来开自己的锁”。而钱茸在《唱词音声解析》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个现代人，既不应顶礼膜拜于外来强势文化，也不必拒绝外来文化于国门外。而当一种外来文化恰恰有利于维护我们的本土多元文化时，我们岂不应该‘西学为用’呢？”笔者认为中国传统音乐学术研究的进行与发展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1.树立正确的“母本观”
中国传统音乐学科担负着保存中国传统民间音乐“种”（母本）的重大使命。母本是源，纵使“变异类”传统音乐形态在表现形式等方面或多或少偏离母体初形态，但其“内核”终究保留反映其持有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的完整信息。树立正确的“母本观”，是牢固中国传统音乐主体地位的基石。沈洽在此次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年会上提出的关于建立一套音乐形态术语学体系并编辑成中英对照版本的词典出版发行，同时呼吁那些失去自己的音乐文化话语权的国家都能达成共识的建议和考虑，正是对音乐文化特性的有力维护。
2.建立开放思维
传统音乐有自己的源头，且常流常新。中国传统音乐并非是中国传统社会所形成的那种静态的、消极的、保守的传统音乐，更不是学堂乐歌以来所谓的那种被动接收式的传统音乐。袁静芳在《中国古老音乐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的探索与创新——关于建立“中国古琴音乐文化数据库”的意义和价值》一文中发表观点：“我们需要更新理念，接受新的思想；我们需要勤奋工作，学习了解现代科学知识。在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中，运用信息技术，革新传统音乐服务模式，促进社会音乐资源的共享，提供高质量数字化音乐资源服务，对于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提升民族的修养与素质具有深远的意义。”建立开放思维是中国传统音乐学术研究发展的智力支持。
3.避免“范式危机”。
项阳在《传统音乐的个案调查与宏观把握——关于“历史的民族音乐学”》一文中指出：“某些运用所谓‘民族音乐学’方法写出的论文，换掉一些具体时间地点和人物会惊人的相似，就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项阳所指的是那些一味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而缺乏中国历史文化内涵研究路向的论文。这种研究路向似乎也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但容易造成“范式危机”。李听在《民族音乐学对我们的影响》一文中提出疑问：“近些年，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被这样一种现象所困惑。受民族音乐学的影响，我们的很多学生甚至在研究内容都尚未确定的情况下，已然确定了‘方法’。此时的‘民族音乐学’凸显出从‘方法’往‘形式’过渡的特征，‘形式化’的研究本身也是对思维能力的一种限制。面对中国传统音乐如此丰富的内容及表现形式，我们是否可以在研究方法上有更多的选择？换言之，对于一个研究对象，我们究竟应该先有内容再有方法，还是先有方法再有内容？”在采用何种或多种研究范式上，如何避免“公式化”、“模式化”迫切需要关注与思考。
4.开创中国本土特色传统音乐新理论
今天，随着全球多元化趋势，学术升级与更新尤为重要。可喜的是，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独到新颖的理论思想，诸如李枚的“中立音”概念、桑海涛的“和色音”理论、钱茸的“唱词音声”概念等等。借鉴与吸纳“他文化”、“他科学”，完善自己的研究理论，以期建立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音乐学术理论体系是我们新时代每一位音乐学者神圣而艰巨的使命。
三、中国传统音乐学科建设创新思路
学术要发展、学科建设要创新，我们首先要明析当代“中国传统音乐学”是什么？我们既要立足于本土学术传统，深入音乐本体进行微观的描述与剖析，又能兼具国际视野，站得高、看得远地从宏观上把握音乐，同时运用当代多元的学术方法进行综合的阐释与解读，这才是真正的当代”中国传统音乐学”。笔者对于中国传统音乐学科建设创新思路有如下几方面的考虑：
1.形成优良学科建设理性思维
如何把中国传统音乐学科从一个自己的话语体系被边缘化的”失语”窘境中解救出来，需要学者们共同的努力。其中，形成良好的学科建设理性思维首当其>中。首先，弘扬“昨天一过去时”学术理论精华。前辈学者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种类进行了收集与整理，挖掘出传统音乐自身的规律，同时对传统音乐的脉络进行了解读和梳理，为当下学者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学术建设要靠一代一代的积累，我们应该尊重前辈学者的学术成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攀登；其次，提升“今天一现在进行时”学术理论层次。在学术多元的今天，我们要在发挥本学科自身学术传统优势的基础上，走出去与国际国内音乐研究接轨、与其他多元学科碰撞交流，在学科发展的动态过程中明确自己的位置和发展方向，更好地提升学术理论层次；最终，构建“明天一将来时”学术理论体系。沈洽在年会（ICTH）上的发言给了笔者很大的启发。沈洽呼吁当前中国乃至其他失去自己音乐文化话语权的国家建立各国音乐形态术语学词典，实现从地方型知识到通用型知识的转换，加强国际对话，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学者们应达成共识、共同奋斗，目标才能实现，学科发展才更健全。
一、中国传统音乐学科研究现状
21世纪以来，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方向涌现出大量的学术人才，出版了数量可观的论著、期刊论文，逐步形成了一个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学科研究群体。以由袁静芳主编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为代表的学者对中国传统音乐整体进行了全新的总结与概括；以王耀华《中国传统音乐学的“是什么”、“为什么”和“如何为”》为代表，以问答形式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学科建设与发展进行深入解读；以杨民康《“音声”：认知与释义——对音乐民族志研究认知人类学及阐释学方法的读解》为代表，对音乐民族志研究方法进行阐释与梳理等等。毋庸置疑，中国传统音乐学科研究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随着西方民族音乐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地理学、比较心理学、比较哲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的引进，以及我国本民族音乐理论自身学术传统的延伸与发展，中国传统音乐学科研究即将或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转型期，各大音乐院校纷纷申办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研讨会，以期进一步明确当下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与教学的优势与缺失，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智慧的交流与碰撞无不使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状态与研究视界等发生着较大变化。笔者根据在中国知网上的检索结果，从学科研究视角和范式来看主要分为四类：
（一）音乐本体研究的视角
音乐本体研究是中国传统音乐最基本、最核心的研究方法。一般来说，“音乐本体”包括音乐的内部结构，即音列、调式、旋法、旋律走势、装饰润腔、节奏律动、曲式结构、织体等。早期，中国传统音乐学界多数停留在对音乐事项的描述和归纳上，诚然，这是一种研究方式，是定性研究模式，但缺失深入音乐本体内部的微观剖析。21世纪以来，借鉴计算机技术改“定性研究”为“定量研究”，对音乐形态作更细致、更微观的分析。诸如袁静芳在<中国古老音乐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的探索与创新——关于建立“中国古琴音乐文化数据库”的意义和价值》中运用计算机技术对传统音乐进行定量分析；钱茸《浅析沪剧唱词音声的地域性音乐价值—兼推-“双六选点”》采用音乐语言学（语言音乐学）研究方法对唱词音声本体进行微观剖析等等。
（二）文化背景研究的视角
在对传统音乐作形态研究的基础上，将其视角延伸至对这种音乐所处文化背景的关系考察。文化包括地缘文化、生态文化等，近些年受文化地理学、文化生态学的影响，研究视域不断拓展。如蔡际洲的《音乐文化与地理空间——近三十年来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一文结合文化地理学对近三十年来的区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徐东娜的《生态环境之差异对民间音乐留存的影响——保靖县与张家界土家族民间音乐采风有感》通过对两个地区土家族民间音乐现状的比较，探究生态环境对民间音乐留存的重要影响等等。
（三）传承流变研究的视角
传承与流变是传统音乐最为观照的主题，众多学者都在孜孜不倦地探索新的传承思路和保护方法。乔建中在《“原生态“民歌的舞台化实践与“非遗”保护》中客观分析了“舞台化”实践的“双刃性”，为“非遗”的保护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刘永福《时空里的创造流变中的传承》中诠释了“传统音乐”的内在动力及外部推动力，肯定了“传统音乐所具有的时空性（过去）、所展现的时代风貌（现在）和所焕发的永恒魅力（未来）；周青青《从房陵民歌看民歌旋律的“底层”、“借用”与“交融”》借鉴语言学关于“底层”与“借用”的理论，探索民歌音乐地域特点中的本初底色和后期影响，同时提出了音乐“交融”概念等等。
（四）文化阐释研究的视角
所谓“文化阐释”，是指对传统音乐的文化内涵、文化意义、文化特征、文化原因、文化属性、民族属性、文化功能等进行解读的一种研究。近年来，有代表性的研究诸如杨民康的《云南布朗族风俗歌[索]的变异过程及其文化解读》，对变异的云南布朗族风俗歌[索]进行文化阐释，呼吁政府和学界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陆小璐《区域文化视野中的“秦派民乐”创作研究》以“区域音乐文化研究”为理论取向的研究视角，关注“时代”、“区域”是如何对“人”与“音乐作品”产生作用的，等等。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13年7月在中国上海音乐学院举行的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第42届年会，以开放的姿态进行多元学术对话，包括八个圆桌会议、35个专题小组、133场分组研讨会、六场民族志电影等。学者们就年会拟定了六大中心议题，是一次世界级的学术盛宴。在这里必须要提到的是由黄婉主持的“云南西双版纳少数民族研究”会议小组，他们探讨了云南景洪地区基诺、布朗、哈尼、傣族四个少数民族的当代音乐文化生态；王耀华主持的题为“旋律结构、族源与移民”的圆桌会议，立足于中国本土固有的学术传统与成果，从音调结构方面探讨族源、族群移民这个论题；澳大利亚南威尔士大学的杨沐持续关注中国海南多种原住民音乐文化近三十年，对于当地原生音乐形态在“非遗”保护下发生的种种情态与变化，反思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确认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过程中的合理性：面对传统音乐在当下的生存，赵塔里木、谢嘉幸、刘嵘作为“北京传统音乐节”和“太极传统音乐奖”的筹办策划者，用“文化空间”阐明了音乐节和音乐奖举办的过程和意义，对音乐节作为“非遗”保护新形式之一进行了有力探讨。在精彩纷呈的学术论文中，除了对本地域、本国家、本族群的传统音乐理论研究外，还有不少外国学者对中国的丝竹、洞经音乐展开研究，也有部分中国学者对日本、韩国、伊斯兰等音乐课题进行研究。在这些跨国家、跨文化的研究中充分展现了不同文化视界的交流与碰撞，使笔者注意到他国音乐理论研究者与本土音乐理论研究者的自我观照之间颇有意味的张力。此次年会上放映的六部民族志电影，既有视觉感官上的体验，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21世纪，电影和电视作为重要的文化交流和沟通手段，对保存和传递非物质文化遗产有重大意义。 此次ICTM会议的点睛之笔是中国学者沈洽的主题演讲《面对失语的口境——当我们言说某种音乐声时》，他首先对传统音乐学的历史研究状况进行了全方位回顾与反思，总结出传统音乐之所以陷入“无语”的窘境是因为一种坚守古典音乐理论为基础的对音本体研究传统与另一种由西方传入的民族音乐学偏重于文化属性研究传统相互碰撞与摩擦产生的，但在这种碰撞中却产生了对音乐形态学的术语学研究至关重要的研究成果。沈洽认为现阶段传统音乐学科重新建立一套音乐形态术语学的条件已然成熟，希望国际传统音乐学会成立形态学的术语学的研究小组，把现存的研究成果放在一个桌面上充分讨论，形成共识，变成比较系统的术语学。沈洽呼吁东亚、东南亚、南美洲等许多自己的音乐文化话语体系被异化或被边缘化的国家都能根据自己的话语系统编辑出音乐形态学词典，以实现从“地方型知识”（Local knowl-edge）到“通用型知识”（Universal knowledge）转换的最终目标，变成一部真正在平等的平台上沟通的世界音乐形态学词典。他强调这是一项需要世代承袭的伟大工程，需要不断地修订、补充和再版使其日臻完善。
尊重多元学术背景，兼具研究话题的广度和深度，是ICTM的魅力所在。此次年会所引发的新思考、新建树将在不久的将来结出更丰硕的学术果实。
二、中国传统音乐学术研究发展思索
在中国传统音乐学术研究发展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宋祥瑞在《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历史与问题——兼论当代的”接轨情结”与中国现代学术的性质及任务》一文中认为：“强烈的与世界接轨的情结里潜伏着一种无意识的推论，即西方的学科正统、科学。它操纵着我们偏离自己文化一历史的轨迹，去借别人的钥匙来开自己的锁”。而钱茸在《唱词音声解析》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个现代人，既不应顶礼膜拜于外来强势文化，也不必拒绝外来文化于国门外。而当一种外来文化恰恰有利于维护我们的本土多元文化时，我们岂不应该‘西学为用’呢？”笔者认为中国传统音乐学术研究的进行与发展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1.树立正确的“母本观”
中国传统音乐学科担负着保存中国传统民间音乐“种”（母本）的重大使命。母本是源，纵使“变异类”传统音乐形态在表现形式等方面或多或少偏离母体初形态，但其“内核”终究保留反映其持有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的完整信息。树立正确的“母本观”，是牢固中国传统音乐主体地位的基石。沈洽在此次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年会上提出的关于建立一套音乐形态术语学体系并编辑成中英对照版本的词典出版发行，同时呼吁那些失去自己的音乐文化话语权的国家都能达成共识的建议和考虑，正是对音乐文化特性的有力维护。
2.建立开放思维
传统音乐有自己的源头，且常流常新。中国传统音乐并非是中国传统社会所形成的那种静态的、消极的、保守的传统音乐，更不是学堂乐歌以来所谓的那种被动接收式的传统音乐。袁静芳在《中国古老音乐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的探索与创新——关于建立“中国古琴音乐文化数据库”的意义和价值》一文中发表观点：“我们需要更新理念，接受新的思想；我们需要勤奋工作，学习了解现代科学知识。在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中，运用信息技术，革新传统音乐服务模式，促进社会音乐资源的共享，提供高质量数字化音乐资源服务，对于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提升民族的修养与素质具有深远的意义。”建立开放思维是中国传统音乐学术研究发展的智力支持。
3.避免“范式危机”。
项阳在《传统音乐的个案调查与宏观把握——关于“历史的民族音乐学”》一文中指出：“某些运用所谓‘民族音乐学’方法写出的论文，换掉一些具体时间地点和人物会惊人的相似，就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项阳所指的是那些一味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而缺乏中国历史文化内涵研究路向的论文。这种研究路向似乎也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但容易造成“范式危机”。李听在《民族音乐学对我们的影响》一文中提出疑问：“近些年，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被这样一种现象所困惑。受民族音乐学的影响，我们的很多学生甚至在研究内容都尚未确定的情况下，已然确定了‘方法’。此时的‘民族音乐学’凸显出从‘方法’往‘形式’过渡的特征，‘形式化’的研究本身也是对思维能力的一种限制。面对中国传统音乐如此丰富的内容及表现形式，我们是否可以在研究方法上有更多的选择？换言之，对于一个研究对象，我们究竟应该先有内容再有方法，还是先有方法再有内容？”在采用何种或多种研究范式上，如何避免“公式化”、“模式化”迫切需要关注与思考。
4.开创中国本土特色传统音乐新理论
今天，随着全球多元化趋势，学术升级与更新尤为重要。可喜的是，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独到新颖的理论思想，诸如李枚的“中立音”概念、桑海涛的“和色音”理论、钱茸的“唱词音声”概念等等。借鉴与吸纳“他文化”、“他科学”，完善自己的研究理论，以期建立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音乐学术理论体系是我们新时代每一位音乐学者神圣而艰巨的使命。
三、中国传统音乐学科建设创新思路
学术要发展、学科建设要创新，我们首先要明析当代“中国传统音乐学”是什么？我们既要立足于本土学术传统，深入音乐本体进行微观的描述与剖析，又能兼具国际视野，站得高、看得远地从宏观上把握音乐，同时运用当代多元的学术方法进行综合的阐释与解读，这才是真正的当代”中国传统音乐学”。笔者对于中国传统音乐学科建设创新思路有如下几方面的考虑：
1.形成优良学科建设理性思维
如何把中国传统音乐学科从一个自己的话语体系被边缘化的”失语”窘境中解救出来，需要学者们共同的努力。其中，形成良好的学科建设理性思维首当其>中。首先，弘扬“昨天一过去时”学术理论精华。前辈学者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种类进行了收集与整理，挖掘出传统音乐自身的规律，同时对传统音乐的脉络进行了解读和梳理，为当下学者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学术建设要靠一代一代的积累，我们应该尊重前辈学者的学术成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攀登；其次，提升“今天一现在进行时”学术理论层次。在学术多元的今天，我们要在发挥本学科自身学术传统优势的基础上，走出去与国际国内音乐研究接轨、与其他多元学科碰撞交流，在学科发展的动态过程中明确自己的位置和发展方向，更好地提升学术理论层次；最终，构建“明天一将来时”学术理论体系。沈洽在年会（ICTH）上的发言给了笔者很大的启发。沈洽呼吁当前中国乃至其他失去自己音乐文化话语权的国家建立各国音乐形态术语学词典，实现从地方型知识到通用型知识的转换，加强国际对话，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学者们应达成共识、共同奋斗，目标才能实现，学科发展才更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