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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90年代以来，人口流动加剧，大量农民工子女跟随父母进入城市，流动模式从个人向家庭型转变。由于进入城市的这些孩子大多处于义务教育阶段，他们的教育問题逐渐引起各界关注。“坚持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是上海管理农民工子女教育的主轴政策。因此，本研究以在公办就读的农民工子女的学习生活为切入点，深入了解他们的现状，以生命叙事的方法描绘他们的教育融入。
【关键词】教育政策；农民工子女；公办学校；教育融入
一、研究背景
城市化进程加速，大量农民涌入城市。90年代以来，呈现家庭化整体迁移的趋势。这种人口流动的现象将长期存在，随之而来的变化和影响将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这其中以外来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和融入问题最为突出。
上海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政策导向是“两为主，民为辅”。日前，中心城区已实现农民工子女100%进入公办学校。生活在城郊的农民工子女则主要进入转制成为民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虽然教育公平的大门已经打开，但如何把政策落到实处依然是漫漫长路。
为鼓励公办学校招收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子女入学，上海探索了多种模式，包括整校招生、独立编班、插班就读等。“混合编班制”指农民工子女采用上海教材并与上海籍学生同班学习。这种做法有利于让农民工子女产生归属感，但问题在于他们采用的教材并不适应于原籍所在地的考试。“分班制”的模式，农民工子女虽与上海户籍的学生同校但不同班。这种做法有利于民工子女回到原籍后更好地适应当地教学，也方便学校对于他们统一管理，但不利于民工子女与上海学生的互动和交流，不利于他们更好地融入集体。
公办学校无差别地接收农民工子女意味着其在流入地城市接受教育的情况得到改观。但进入公办学校，在不同的模式之下，农民工子女是否能够很好的适应和融入其中呢？在“公办化”的进程中，农民工子女的切身感受是如何的，出现什么新问题，又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亟待我们的调查和发现。
二、研究方法
通过普陀学校项目基地，蹲点观察农民工子女现状，寻找有代表性的访谈对象，访谈并做出分析。
三、融入现状
（一）学校生活
在上海有这样的一群孩子，他们虽来自“外地”，却同样在上海公办学校里，和上海的孩子们一起上课，在相同的作息时间下学习生活着。
张小花是来自普陀区某中学的一名河南学生。由于在很小的时候就随父母来到上海，所以，她的生活和许多本地的孩子是类似的。六点起床，穿着校服，和同学一起上学。每天都是七节课，在课间的时候，会与同学们一起玩闹，学校里讲普通话。平时学校经常举办各类活动，张小花说：“在运动方面，我们和上海同学差不多，但学习上我们比他们强。”
普陀区TP小学最早是民办学校，后转制为公办。阿鹏就是TP小学的六年级学生。阿鹏的周围，大多数都是农民工子弟，极少有上海小朋友。学校活动也少，除了运动会，也就只有六一儿童节和春游。
TP小学与CZ中学虽都是公办学校，但是由于其提供的教学环境不一样，他们在校的生活也是不尽相同。
（二）人际交往
阿鹏生活在桃浦，在他周围几乎全都是外地来的孩子，男孩子经常会在一块追逐打闹。他家住在村庄里，周围也全部是外来人员，他也就经常会在别人家玩，就像在老家一样生活。因此，他们的居住与交往是相对封闭和隔离的，对上海本地的情况也不是太了解，处于初级融入阶段。
小龙就不一样，他爸妈在市场上上班，周围大多是上海小朋友。他已经有一些上海朋友，对上海的情况也相对解，处于完全融合的过程中。
在交往上，大部分孩子都会选择积极乐观去面对，但是环境的不一样，会使他们的认识产生很大的差距，与上海本地人的交流程度会极大的影响到她们的融入情况。融入是一个逐渐改变的过程，只有环境更加包容，才能让他们更好融入。
（三）学业适应
学业适应情况是考量农民工子女在公办学校教育融入的重要维度，可以分为学习习惯，主动性和教育教学适应三个因子。调研发现，大多数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基本养成良好的习惯，按时完成作业并积极参与讨论，不懂的问题也会及时询问老师，较好适应学校教育。但农民工子女在某些科目上，如英语还有些落后，家庭教育和对学业的监督亦有所欠缺。
四、对话政策
（一）积极影响
1.有利于农民工子女的获得公平教育的权利
2.有利于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的多元交流与碰撞
（二）政策下的矛盾点
1.“不完全公办化”
在“两为主”的背景下，一些学校的性质从民办转成公办，硬件配套设施也得到改善，但是师资力量却未能实现同步充实，教师也并未充分利用现有硬件资源，从而导致农民工子女的教学质量没有得到明显的改观。另外，有些公办学校开设出附属学校，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虽然挂钩原公办学校，但与本地学生接触的机会却明显减少，公办化的优势不能得以体现，
2.相关政策未能配套
“公办化”政策让农民工子女拥有享受相同教育资源的机会，保障他们义务教育的权利和质量。但“异地中高考”的相关政策尚未完全落实，使农民工子女遭遇了“义务阶段后”教育缺失的困境。户籍制度所设置的门槛限制了农民工子女的继续升学，而回到户籍所在地中高考的子女又需要重新融入当地的学习和生活，这就可能出现不适应等“反融入”的问题。
作者简介：张静（1991-），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农村社会学。
参考文献：
[1]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Z].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沪教委基〔2008〕3号.
[2]商亮.上海解决外来务工子女本地上学：公办挖潜，民办改良[N].人民日报， 2011年11月25日.
【关键词】教育政策；农民工子女；公办学校；教育融入
一、研究背景
城市化进程加速，大量农民涌入城市。90年代以来，呈现家庭化整体迁移的趋势。这种人口流动的现象将长期存在，随之而来的变化和影响将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这其中以外来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和融入问题最为突出。
上海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政策导向是“两为主，民为辅”。日前，中心城区已实现农民工子女100%进入公办学校。生活在城郊的农民工子女则主要进入转制成为民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虽然教育公平的大门已经打开，但如何把政策落到实处依然是漫漫长路。
为鼓励公办学校招收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子女入学，上海探索了多种模式，包括整校招生、独立编班、插班就读等。“混合编班制”指农民工子女采用上海教材并与上海籍学生同班学习。这种做法有利于让农民工子女产生归属感，但问题在于他们采用的教材并不适应于原籍所在地的考试。“分班制”的模式，农民工子女虽与上海户籍的学生同校但不同班。这种做法有利于民工子女回到原籍后更好地适应当地教学，也方便学校对于他们统一管理，但不利于民工子女与上海学生的互动和交流，不利于他们更好地融入集体。
公办学校无差别地接收农民工子女意味着其在流入地城市接受教育的情况得到改观。但进入公办学校，在不同的模式之下，农民工子女是否能够很好的适应和融入其中呢？在“公办化”的进程中，农民工子女的切身感受是如何的，出现什么新问题，又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亟待我们的调查和发现。
二、研究方法
通过普陀学校项目基地，蹲点观察农民工子女现状，寻找有代表性的访谈对象，访谈并做出分析。
三、融入现状
（一）学校生活
在上海有这样的一群孩子，他们虽来自“外地”，却同样在上海公办学校里，和上海的孩子们一起上课，在相同的作息时间下学习生活着。
张小花是来自普陀区某中学的一名河南学生。由于在很小的时候就随父母来到上海，所以，她的生活和许多本地的孩子是类似的。六点起床，穿着校服，和同学一起上学。每天都是七节课，在课间的时候，会与同学们一起玩闹，学校里讲普通话。平时学校经常举办各类活动，张小花说：“在运动方面，我们和上海同学差不多，但学习上我们比他们强。”
普陀区TP小学最早是民办学校，后转制为公办。阿鹏就是TP小学的六年级学生。阿鹏的周围，大多数都是农民工子弟，极少有上海小朋友。学校活动也少，除了运动会，也就只有六一儿童节和春游。
TP小学与CZ中学虽都是公办学校，但是由于其提供的教学环境不一样，他们在校的生活也是不尽相同。
（二）人际交往
阿鹏生活在桃浦，在他周围几乎全都是外地来的孩子，男孩子经常会在一块追逐打闹。他家住在村庄里，周围也全部是外来人员，他也就经常会在别人家玩，就像在老家一样生活。因此，他们的居住与交往是相对封闭和隔离的，对上海本地的情况也不是太了解，处于初级融入阶段。
小龙就不一样，他爸妈在市场上上班，周围大多是上海小朋友。他已经有一些上海朋友，对上海的情况也相对解，处于完全融合的过程中。
在交往上，大部分孩子都会选择积极乐观去面对，但是环境的不一样，会使他们的认识产生很大的差距，与上海本地人的交流程度会极大的影响到她们的融入情况。融入是一个逐渐改变的过程，只有环境更加包容，才能让他们更好融入。
（三）学业适应
学业适应情况是考量农民工子女在公办学校教育融入的重要维度，可以分为学习习惯，主动性和教育教学适应三个因子。调研发现，大多数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基本养成良好的习惯，按时完成作业并积极参与讨论，不懂的问题也会及时询问老师，较好适应学校教育。但农民工子女在某些科目上，如英语还有些落后，家庭教育和对学业的监督亦有所欠缺。
四、对话政策
（一）积极影响
1.有利于农民工子女的获得公平教育的权利
2.有利于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的多元交流与碰撞
（二）政策下的矛盾点
1.“不完全公办化”
在“两为主”的背景下，一些学校的性质从民办转成公办，硬件配套设施也得到改善，但是师资力量却未能实现同步充实，教师也并未充分利用现有硬件资源，从而导致农民工子女的教学质量没有得到明显的改观。另外，有些公办学校开设出附属学校，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虽然挂钩原公办学校，但与本地学生接触的机会却明显减少，公办化的优势不能得以体现，
2.相关政策未能配套
“公办化”政策让农民工子女拥有享受相同教育资源的机会，保障他们义务教育的权利和质量。但“异地中高考”的相关政策尚未完全落实，使农民工子女遭遇了“义务阶段后”教育缺失的困境。户籍制度所设置的门槛限制了农民工子女的继续升学，而回到户籍所在地中高考的子女又需要重新融入当地的学习和生活，这就可能出现不适应等“反融入”的问题。
作者简介：张静（1991-），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农村社会学。
参考文献：
[1]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Z].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沪教委基〔2008〕3号.
[2]商亮.上海解决外来务工子女本地上学：公办挖潜，民办改良[N].人民日报， 2011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