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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很羡慕那些藏书家，他们对于书的痴情，是我们这些凡人缺少的。但藏书多的人，有时候给人的印象常常是秘而不宣，总还是与读书人隔膜。倒是那些把秘籍写出来，给世人以惊喜的人，与读者的距离更近。藏书家又是书话家，颇为难得。在他们的行迹里，有世俗社会所没有的独异的存在。他们谈版本，讲掌故，说心得，彼此互感着，就文章的章法而言，是比一般的散文要讲究，内心别有一种趣味在的。
许多老的作家在晚年以写书评为乐，他们带动了书写的风气。上世纪50年代以后，书评多，书话少。文章学的概念也因之消失。要不是唐弢、黄裳这些藏书家兼书话家的存在，青年人大概不会意识到读书的文字原也可作艺术作品来写。普及这些观念的，恰是后来读书类杂志的出现。我们回顾近三十年的历史，这些刊物的存在真的有不小的价值。
我自己偶然写一点书评，但因为藏书甚少，故没有版本癖，文章也少之又少。但与几个刊物都有点关系，《博览群书》大概算是一个。前几日朋友说，《博览群书》已经创刊三十周年，是否该写点什么。我想了一下，脑子里出现了许多人与事，昨日模糊的影子渐渐清晰了起来。
最早投稿《博览群书》，大概是20年前。所作的文章都有点随意，既无系统，也少章法，编辑居然也刊发出来。那时候有几本刊物很红火，北京的《读书》《方法》，南方的《书城》《书屋》，都聚集了一批有趣的人。我注意《博览群书》的时间断断续续，没有整体印象。90年代给我的感觉是，它处于学术与新闻专刊之间，许多文章没有正襟危坐的样子。给这杂志供稿的人多是些闲人。我那时候在报社工作，读书的时间有限。但每有好书寓目，则援笔书之，好像汇报自己的心得。这本杂志有许多名家，记得王小波在上面开过专栏，写了诸多妙文。还有几位作家，也常常在杂志上出声，都随意而有趣，那样的时光里的存在，给我的记忆里以多样的意味。
编辑部偶尔请众人小聚，有趣的人很多。有翻译家冯亦代，散文家吴方，出版家岳建一，还有一批年轻的作者，聊得海阔天空。地点像是在鼓楼旁的马凯餐厅，如今想起远逝的时光，不禁涌起一阵感怀。爱书的人，倘写一点心得，都是很少伪态的。那时候科研单位没有今天的考核，作家在寻找自己想写的题材，评价在读者那里，没有太在意评估的尺子。所以在《博览群书》里有一点闲文，如向晚的散步，对苍茫的远景，投一神秘的目光，好像无意间得到诸多妙趣。
在一般人看来，创作是第一，学术研究第二，读书笔记与书评则等而下之，乃小道者也。其实《博览群书》的品位并非人们所云那么简单，几十年间虽然也有起伏，但那里的许多文字，给过读者诸多的快乐。我记得王小波谈论思想史的文字，滑稽里有幽情的流转。还有一些域外作者关于历史的文字，那时候也是激动了一些年轻人的心的。
读书笔记乃古代小品的流变，它的好处是写的时候随意，不拘于格式。我近年与它亲近很少，可能与自己的匠气写作增多有关。一般的大学老师不太给它供稿，原因很是可笑：不是核心期刊。这是值得检讨的，不是核心期刊，恰是它的优点。我们现在的文史哲研究的论文，有许多写得八股，好的文章不多。读书之乐，在一些核心期刊不易见到，而与书的互动的内心的热度，往往在小品文里。大学里的老师与学生，能够写这样的文章者，能有多少呢？
现在的关于图书描述的文字，一种是学院式的走笔，引经据典，煞有介事。这样的文章好处是带来了学理，但独自体味与感悟消失了。还不及一般读书人的印象式陈述有趣味，加上一点典故与思想，文章就活泼了许多。这样的文章在学院派来看是浅显、无系统性，但它的感性里的直观也有学术语言所没有的东西。 大学师生的阅读越来越细化，这对深化研究十分重要。但是博览的机会则被挤压，也少了随便翻翻的乐趣。但我们看那些不为考核所苦的文人的随笔，则乐也有之，趣亦甚多。《博览群书》为这样的写作带来机会，则使当下的知识园地不再是一个面孔。
有时候看到前人谈古论今的博雅、深切的文字，便觉得我们这一代人读书甚少。一个人有自己的专业，可以深下去的时候，定有不少的所得。这样的文章现在多起来了。但闲文少，趣文稀，古人的谈书的佳作难以再来，也是遗憾的事情。张中行、黄裳去世后，我们不易见到漂亮的谈书的文字，原因是作者博览得不够，学养过于单一。谈书的文章，就事论事者多显得呆板。倒是那些从容的从书海里游来游去者，让我们有意外的惊喜。但这样的人，在体制内就不易被接受。比如吴小如先生，似乎不太能写学术论文，一生所写的作品，多是梨园掌故、趣事、诗词鉴赏之类的，所谓杂家者便是。这样的人，现在在大学里很少见到，倘还那样泼墨为文，教授的路则走不通的。
吴小如的作品在报刊上发表的时候，都很短。他对于古代典籍、文坛逸事的把握，均生动有趣。谈道理的大文章不太善于，但于微妙之处嗅出玄机，是真的本领。温儒敏说他是学术警察，专能发现别人的硬伤，可感可叹。我看他关于《学诗琐忆》《治文学者宜略通小学》《古籍整理中的点、校、注、译问题》，乃读书得间的产物。他的《古文精读举隅》，谈吐间灵光闪闪，殊见功底。微小间有学识、见识，那是不易的。大学教授，以一种理论拉开架子写出宏文，可能颇有气势，但易掩饰自己的短处。吴先生的文字是实的，没有半点虚文空意，藏拙是不能的。这是知识与见识的表达，难度可能更大。但这样的文字不算学术，却有点匪夷所思。他当年在中文系评不上教授，倒折射出现代大学规则的某些问题。
有人说，吴小如的挫折，可能与其博而不精有关。如能像王瑶那样在一两个领域中沉潜下去，有煌煌巨著，岂不更好？是博而后精，还是精而后博，这是难以说清的事情。但驳杂，就为今天的读书人所少有。俞平伯先生治中国古代文学，于辞章里很有心得。我们看他谈古人典籍的文字，就觉得儒雅、深切，似乎与古人在同样的语境里互动着。如果我们看他的读书生活，则发现，书法的趣味不减，还是昆曲的爱好者，拍趣的乐趣一直在生活中。他在许多方面沉浸在古人的世界里，又能在文史间出没。既杂又精，这就有了文章的厚度。我们说博览群书而后有精神的大自在，可从这类学人身上得之。 民国期间的学人，是会处理好博与精的问题的。我读谢无量的文集，见他对文学史、古代哲学与历史典籍的研究，甚觉不俗。他关于儒家典籍的扫描，以及女性历史的思考，都是民国时期不可多得的妙著。就读书面而言，他是十分博杂的，可是在博的中间，一直有一种精的韵致。比如，从先秦诸子到晚清学人，他的目光所及，贯穿着文章学的理念。言及林林总总的人与书，能道其思想之经，辞章之纬。汉语的妙处，汇于心底。通古识今之余，悟出审美精深的所在，也是博与精的典范吧。
一些年轻的学者已经意识到此点。新近看上海的郜元宝先生的文章，就在精与博之间流动。他最早研究文艺学，后来专治现代文学。近来趣味进入先秦诗歌、两汉文章，及中古以降的作品。所以每每谈及当代文学，便古今同览，中外兼顾，点在当下，又深入到历史的母体，深度和宽度都有，文字灵动而博雅。这样的文章，比书话文体大气，也多了论文没有的审美感觉。阅读古今作品，这样的心态和眼光，也最不易得的。
今天的文人的文字日见粗鄙，阅之味同嚼蜡。治新文学的人很多，倘不通古人之学，文章总是浅薄起来。那是不知古今之变。但不看外国的作品，恐怕也会留下短板，还会被白话文所误。白话文不能在白话文体系里自然生长，它依靠的是古代经验的转化，和民间口语、外来语的渗透。百年间，大凡白话文好的作家，多是杂家，他们在非正宗的文脉里形成表达的逻辑，我们还没有好好总结。
当代的作家，能够博览群书，又有专长的人，都有不错的文字。贾平凹好的作品，出笔不俗，寻常的地方也有灵思。他在小说里蕴含了野史、杂趣，儒道释的元素无意间出来，点染出生活的百态。贾平凹的杂，不是漫无边际，总围绕着农村的精神沿革，纷繁而不出己身左右。他在这个方面，与晚明的文人很像，也略带民国读书人的气质。陈丹青近来大谈民国文人的风范，也有点这类情怀在，他从木心的写作里悟出读书的快乐，那经验与贾平凹并非不同。你看他那么推崇木心的博古通今，也有对失落的传统的叹惋吧。
自古以来，谈读书的文章多如牛毛，可敬仰者岂能以一道完？我们大多都是常人，与伟大的作家们不能比肩。这让我想起一般人的书斋体验，书多的时候，我们要找好书。好书多的时候，我们要找适宜自己的书。博者可以知晓天下，精者能深味得失。我们在这两条路上，自然会犁出道道绿色。这样的标准可能过高，未免有苛刻之求。今天的人，不是人人可以来得。但退而求其次，我们讲读书的经验，也不妨降下一格，以崇敬之心对待此事。在忙碌的人生中，未经训练，但喜博览，也是好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
许多老的作家在晚年以写书评为乐，他们带动了书写的风气。上世纪50年代以后，书评多，书话少。文章学的概念也因之消失。要不是唐弢、黄裳这些藏书家兼书话家的存在，青年人大概不会意识到读书的文字原也可作艺术作品来写。普及这些观念的，恰是后来读书类杂志的出现。我们回顾近三十年的历史，这些刊物的存在真的有不小的价值。
我自己偶然写一点书评，但因为藏书甚少，故没有版本癖，文章也少之又少。但与几个刊物都有点关系，《博览群书》大概算是一个。前几日朋友说，《博览群书》已经创刊三十周年，是否该写点什么。我想了一下，脑子里出现了许多人与事，昨日模糊的影子渐渐清晰了起来。
最早投稿《博览群书》，大概是20年前。所作的文章都有点随意，既无系统，也少章法，编辑居然也刊发出来。那时候有几本刊物很红火，北京的《读书》《方法》，南方的《书城》《书屋》，都聚集了一批有趣的人。我注意《博览群书》的时间断断续续，没有整体印象。90年代给我的感觉是，它处于学术与新闻专刊之间，许多文章没有正襟危坐的样子。给这杂志供稿的人多是些闲人。我那时候在报社工作，读书的时间有限。但每有好书寓目，则援笔书之，好像汇报自己的心得。这本杂志有许多名家，记得王小波在上面开过专栏，写了诸多妙文。还有几位作家，也常常在杂志上出声，都随意而有趣，那样的时光里的存在，给我的记忆里以多样的意味。
编辑部偶尔请众人小聚，有趣的人很多。有翻译家冯亦代，散文家吴方，出版家岳建一，还有一批年轻的作者，聊得海阔天空。地点像是在鼓楼旁的马凯餐厅，如今想起远逝的时光，不禁涌起一阵感怀。爱书的人，倘写一点心得，都是很少伪态的。那时候科研单位没有今天的考核，作家在寻找自己想写的题材，评价在读者那里，没有太在意评估的尺子。所以在《博览群书》里有一点闲文，如向晚的散步，对苍茫的远景，投一神秘的目光，好像无意间得到诸多妙趣。
在一般人看来，创作是第一，学术研究第二，读书笔记与书评则等而下之，乃小道者也。其实《博览群书》的品位并非人们所云那么简单，几十年间虽然也有起伏，但那里的许多文字，给过读者诸多的快乐。我记得王小波谈论思想史的文字，滑稽里有幽情的流转。还有一些域外作者关于历史的文字，那时候也是激动了一些年轻人的心的。
读书笔记乃古代小品的流变，它的好处是写的时候随意，不拘于格式。我近年与它亲近很少，可能与自己的匠气写作增多有关。一般的大学老师不太给它供稿，原因很是可笑：不是核心期刊。这是值得检讨的，不是核心期刊，恰是它的优点。我们现在的文史哲研究的论文，有许多写得八股，好的文章不多。读书之乐，在一些核心期刊不易见到，而与书的互动的内心的热度，往往在小品文里。大学里的老师与学生，能够写这样的文章者，能有多少呢？
现在的关于图书描述的文字，一种是学院式的走笔，引经据典，煞有介事。这样的文章好处是带来了学理，但独自体味与感悟消失了。还不及一般读书人的印象式陈述有趣味，加上一点典故与思想，文章就活泼了许多。这样的文章在学院派来看是浅显、无系统性，但它的感性里的直观也有学术语言所没有的东西。 大学师生的阅读越来越细化，这对深化研究十分重要。但是博览的机会则被挤压，也少了随便翻翻的乐趣。但我们看那些不为考核所苦的文人的随笔，则乐也有之，趣亦甚多。《博览群书》为这样的写作带来机会，则使当下的知识园地不再是一个面孔。
有时候看到前人谈古论今的博雅、深切的文字，便觉得我们这一代人读书甚少。一个人有自己的专业，可以深下去的时候，定有不少的所得。这样的文章现在多起来了。但闲文少，趣文稀，古人的谈书的佳作难以再来，也是遗憾的事情。张中行、黄裳去世后，我们不易见到漂亮的谈书的文字，原因是作者博览得不够，学养过于单一。谈书的文章，就事论事者多显得呆板。倒是那些从容的从书海里游来游去者，让我们有意外的惊喜。但这样的人，在体制内就不易被接受。比如吴小如先生，似乎不太能写学术论文，一生所写的作品，多是梨园掌故、趣事、诗词鉴赏之类的，所谓杂家者便是。这样的人，现在在大学里很少见到，倘还那样泼墨为文，教授的路则走不通的。
吴小如的作品在报刊上发表的时候，都很短。他对于古代典籍、文坛逸事的把握，均生动有趣。谈道理的大文章不太善于，但于微妙之处嗅出玄机，是真的本领。温儒敏说他是学术警察，专能发现别人的硬伤，可感可叹。我看他关于《学诗琐忆》《治文学者宜略通小学》《古籍整理中的点、校、注、译问题》，乃读书得间的产物。他的《古文精读举隅》，谈吐间灵光闪闪，殊见功底。微小间有学识、见识，那是不易的。大学教授，以一种理论拉开架子写出宏文，可能颇有气势，但易掩饰自己的短处。吴先生的文字是实的，没有半点虚文空意，藏拙是不能的。这是知识与见识的表达，难度可能更大。但这样的文字不算学术，却有点匪夷所思。他当年在中文系评不上教授，倒折射出现代大学规则的某些问题。
有人说，吴小如的挫折，可能与其博而不精有关。如能像王瑶那样在一两个领域中沉潜下去，有煌煌巨著，岂不更好？是博而后精，还是精而后博，这是难以说清的事情。但驳杂，就为今天的读书人所少有。俞平伯先生治中国古代文学，于辞章里很有心得。我们看他谈古人典籍的文字，就觉得儒雅、深切，似乎与古人在同样的语境里互动着。如果我们看他的读书生活，则发现，书法的趣味不减，还是昆曲的爱好者，拍趣的乐趣一直在生活中。他在许多方面沉浸在古人的世界里，又能在文史间出没。既杂又精，这就有了文章的厚度。我们说博览群书而后有精神的大自在，可从这类学人身上得之。 民国期间的学人，是会处理好博与精的问题的。我读谢无量的文集，见他对文学史、古代哲学与历史典籍的研究，甚觉不俗。他关于儒家典籍的扫描，以及女性历史的思考，都是民国时期不可多得的妙著。就读书面而言，他是十分博杂的，可是在博的中间，一直有一种精的韵致。比如，从先秦诸子到晚清学人，他的目光所及，贯穿着文章学的理念。言及林林总总的人与书，能道其思想之经，辞章之纬。汉语的妙处，汇于心底。通古识今之余，悟出审美精深的所在，也是博与精的典范吧。
一些年轻的学者已经意识到此点。新近看上海的郜元宝先生的文章，就在精与博之间流动。他最早研究文艺学，后来专治现代文学。近来趣味进入先秦诗歌、两汉文章，及中古以降的作品。所以每每谈及当代文学，便古今同览，中外兼顾，点在当下，又深入到历史的母体，深度和宽度都有，文字灵动而博雅。这样的文章，比书话文体大气，也多了论文没有的审美感觉。阅读古今作品，这样的心态和眼光，也最不易得的。
今天的文人的文字日见粗鄙，阅之味同嚼蜡。治新文学的人很多，倘不通古人之学，文章总是浅薄起来。那是不知古今之变。但不看外国的作品，恐怕也会留下短板，还会被白话文所误。白话文不能在白话文体系里自然生长，它依靠的是古代经验的转化，和民间口语、外来语的渗透。百年间，大凡白话文好的作家，多是杂家，他们在非正宗的文脉里形成表达的逻辑，我们还没有好好总结。
当代的作家，能够博览群书，又有专长的人，都有不错的文字。贾平凹好的作品，出笔不俗，寻常的地方也有灵思。他在小说里蕴含了野史、杂趣，儒道释的元素无意间出来，点染出生活的百态。贾平凹的杂，不是漫无边际，总围绕着农村的精神沿革，纷繁而不出己身左右。他在这个方面，与晚明的文人很像，也略带民国读书人的气质。陈丹青近来大谈民国文人的风范，也有点这类情怀在，他从木心的写作里悟出读书的快乐，那经验与贾平凹并非不同。你看他那么推崇木心的博古通今，也有对失落的传统的叹惋吧。
自古以来，谈读书的文章多如牛毛，可敬仰者岂能以一道完？我们大多都是常人，与伟大的作家们不能比肩。这让我想起一般人的书斋体验，书多的时候，我们要找好书。好书多的时候，我们要找适宜自己的书。博者可以知晓天下，精者能深味得失。我们在这两条路上，自然会犁出道道绿色。这样的标准可能过高，未免有苛刻之求。今天的人，不是人人可以来得。但退而求其次，我们讲读书的经验，也不妨降下一格，以崇敬之心对待此事。在忙碌的人生中，未经训练，但喜博览，也是好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