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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外籍劳工”引出的问题在台湾社会已受到广泛关注，银幕上出现的“外籍劳工”尤其“外籍女性劳工”形象在近几年的作品中开始越发丰富而更加立体，这些女性角色往往以女性劳工和外籍新娘等形式呈现。本文旨在探求台湾外籍劳工中女性工人的影像，通过当下台湾电影对女性角色塑造的分析，探求纪录风格影像中蕴含的艺术性及人物塑造的创作特色。
[关键词]当下台湾电影 外籍女工 外籍新娘
引 言
“外籍劳工”问题已经持续成为台湾社会公众关注和谈论的领域之一，“外籍劳工”一词本身就具有特定的阶级与种族涵义，在台湾“外籍劳工”专指来自东南亚不发达国家的低等层次蓝领工人群体。也就是说，这其中不包含所有的外国人，而专门指称东南亚地区的制造业工人、家庭帮护工等。在外籍移动劳工身上，“外籍”显然是最大的一张标签，但对于“外籍女工”来说，加在身上的第二重标签便是性别——女性。因为是女性，“外籍女工”遭受着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压榨。据台湾劳动委员会的研究资料显示，20世纪60年代以后，来台女性移民的身份逐渐转变为自主性移民。女性不再只是被动与次等的角色，而开始成为拥有个人意志的劳动者，社会角色也转变为家务劳动者、娱乐从业者、工厂技术工和婚姻移民等。根据联合国的国际移民报告，到2006年时女性移民总数已经占到全球总移民人数的一半。在电影创作领域，“外籍劳工”题材也开始进入大众视野，我们看到越来越多有勇气地台湾电影人直面这一早已存在的社会问题，乐于站在外籍劳工的立场上去塑造真实的劳工生活和劳工形象，于是银幕上出现了典型的“外籍女工”形象（包括更典型的“陆配”形象），这些角色的塑造体现了新一代电影人试图化解“外劳”问题的危机和对抗的努力。
本文将集中讨论包括《台北星期天》（2010）、《歧路天堂》（2009）、《娘惹滋味》（2007）、《移民天堂》（2007）、《我的强娜威》（2003）在内的作品，这几部作品都是近些年内制作发行的剧情电影或电视电影。这些影片塑造了在台湾工作的外籍（女）劳工或外籍新娘的形象，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外籍女性工人在台湾生存状况的困苦与无奈。这些影片从题材到影像构成了一幅台湾当下社会的劳工问题缩影，尤以女性劳动工人的形象女性形象也更充满戏剧性和建构性。当然，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表达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容易被看做将社会问题搬演成神话故事，供社会大众消费“外籍劳工”的苦难生活，亦或是塑造温顺谦和卑微的外籍看护工，以人性之美转移了族群、阶级差异带来的真实的矛盾和冲突。本文重点关注当下台湾电影中“外籍女性劳工”形象的塑造，从艺术批评本体的角度切入，把握当下台湾电影中“外籍劳工”这一角色群体的类型尺度，展现其独特的视角下呈现的美学风格。
一、纪实风格的引入：逼近真实
在电影本体论基础上，审视人物形象的首要元素是对纪实和虚构的审视。当影像将逼真的人物故事和声色光影以直观的形态诉诸观众的视听感官时，电影提供的影像世界就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体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叠合。在这种情况下，“真实”与否常常成为人们对一部电影认同与否的基础条件，也是对电影塑造的人物角色认同与否的必备条件。在电影本体论的角度，人物越具备真实感，影视艺术角色则越能打动人心。当下台湾电影塑造的“外籍女性劳工”角色，之所以开始引起社会和电影界的关注，首要原因是“外籍移动工人”问题已然成为了亟需讨论和试图改变的社会问题，从这一问题切入，银幕上出现的“人物角色”栩栩如生，几乎全部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台湾外籍劳工社群的真实经验。台湾公共电视拍摄的《移民三部曲》更是全部以真实事件改编，最初涉及外籍劳工题材的也正是纪录片导演，以纪实的角度切入外籍女工的生存状态，也带有一定的现实批判立场。这样的拍摄手法，首先避免了过度抬高、美化人性而“诗化”出的虚情假意。
当下台湾电影塑造的“外籍女性劳工”是一类来源于真实生活的角色，在现实生活中，“外籍女性劳工”无外乎是工厂女工、家庭看护工、美容院发廊工作者，再有则是“外籍新娘”。这些角色在台湾电影的人物塑造中，都可以找到对应形象。人物形象所处的环境背景也符合社会环境，并没有为了煽情、感人而丢弃了生活的逻辑和情理。相反，当下台湾电影对“外籍工人”的塑造非但没有走一些纪实文学或纪录片呈现的困苦、无助、悲观，而是按照日常生活逻辑，平淡中蕴含着力量。2010年何蔚庭导演的《台北星期天》（Pinoy Sunday）以少见的“外籍劳工”题材获得了当年台湾金马奖最佳剧情片，这匹金马奖上的“黑马”非但没有控诉苦难不公，反而以优秀扎实的剧本、艺术化的时空结构，乐观积极的精神意蕴展现了两名外籍劳工在台湾的生活，辛苦疲劳但作为完整的人的天性和气质被塑造出来，也从此开始银幕上开始有了不再脸谱化的角落里的存在“外籍劳工”，也从《台北星期天》开始“外籍劳工”有了真正的角色并被观众记住。
摄影风格上，这些充满纪实风格的影片多用慢速摄影、长镜头、真实社会空间布景，常规的场面调度，并无特别技巧和独特风格的展示。
二、典型人物塑造的去性别化
当下台湾电影中的“外籍女工”形象，总体上是在两个脉络中被塑造。一类是传统的工厂女工和家政女工，另一类则是外籍新娘。2007年上映的台湾公共电视电影《娘惹滋味》（Nyonya’s Taste of Life，温知仪导演，2007）关注地正是台湾家庭外籍女佣问题，影片塑造了两位印尼女工西娣和纱丽，她们分别在两户台湾人家中做看护工。最初的对立和不了解，在印尼女工真诚、真心的工作生活中一点点将不信任与矛盾化解，将心比心换来的是放下敌意去了解，去接受。“娘惹” （Nyonyah）是专指生活在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地的人与华人结合所生的女性后代，“娘惹”以勤劳能干著名，将中华传统文化与马来西亚文化融合，擅长著名的“娘惹菜”，形成风格化的中华和南洋风味结合的料理。导演站在外籍女工的立场，看到的是社会新闻“打、偷、逃”之外另一种温情的面向。《娘惹滋味》刻画了在台湾打工的印尼娘惹的生活经历，西娣在刚来到雇主家的时候，拿出伊斯兰教祈祷服祈祷，却被雇主一家以为她“装神弄鬼”，引来一通责骂。纱丽则总是充当着开导者的角色，她看护患有阿兹海默症的雇主老人，比亲生儿女更加用心周到，终于换得了老人和其子女的信任。西娣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雇主的认可，还将自己的娘惹风味菜带引进到雇主家的小餐厅，大受欢迎。家务工作本身是高度女性化的，私人家庭雇佣工作也确实存在着女性被性骚扰等危险，家庭女工的角色在现实生活中却高度地去性别化，而维持地形象普遍是纯朴贫穷，“外籍女工”就这样被限定在特定的阶级群体中，也抑制了外籍女工的女性化气质。在台湾电影的“外籍女工”形象设定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理想女佣”模式的生产：经由选择的招工渠道，温顺的、年轻的农村女性，经过中介或者雇主的“现代化”、“文明化”训练，以渐渐具备成为“理想女佣”的特质。经由服装、发型与个性化管理，将女性移动劳工呈现出一种去性别化、符合雇主期待与详细的女佣形象。更重要的是性格上的隐忍、谦逊、质朴。《娘惹滋味》很理想化地处理了外籍家庭帮佣与雇主之间的矛盾，也给家庭雇佣女工想象性地勾勒出了一个完美结局，影片中西娣逐渐得到男主人的信任，早年丧妻而门庭冷落的小餐馆被西娣接管，生意大有起色，似乎影片也暗示着西娣通过情感的逐渐建立而取代了女主人的位置，进入台湾雇主的家庭。当然这种人物塑造的去性别化有人物扁平化的危险。 跨国婚姻中的“外籍新娘”也是外籍劳工女性受到社会压抑或者“污名化”处理的另一个更为典型和丰富的领域。在现代社会，婚姻从来就不仅仅是私人事务，它承载了种种公共和政治的包袱。这里妇女流动的性别化与阶级化呈现出与全世界劳动力流动类似的方向与性质。在婚配关系中，跨境婚姻的“外籍新娘”也被从两个角度呈现，一来是被人贩子欺骗的“受害者”，另外也是为了摆脱生活困境而嫁给富裕国家男人的“投机分子”。其中掺杂着其阶级位置地下和第三世界国家妇女身份的想象。《我的强娜威》（My Imported Wife，蔡崇隆导演，2003）将镜头对准一对买卖婚姻家庭，丈夫是有先天残疾的台湾小生意人黄乃辉，妻子则是柬埔寨外籍新娘强娜威，两人生活中的矛盾被摄影机镜头一一记录下来，展现了性格倔强自尊独立的外籍新娘强娜威的婚姻生活里的辛酸和艰辛。两人争斗的核心问题实际上仍然是经济问题，享有绝对经济主权的丈夫不愿贴补柬埔寨妻子贫穷的娘家，强娜威则坚持要帮衬娘家并宁愿独立工作，取得经济的独立。（贫穷地区“外籍新娘”也通常被说成是依靠当地男子以便让自己获得居留在台湾的合法权利，之后便能在台湾工作并满足原生家庭的物质需求。）无论是受骗被卖，还是有心机有目的，“外籍新娘”们无一不被视为急切渴望摆脱贫困的生活状况。黄乃辉同她的贫穷妻子一样，在台湾社会是处在经济地位、社会阶层的底层，或者说是未必受欢迎的群体。这些买卖跨国婚姻的丈夫往往也被贴上了某种标签，娶不到条件相当的老婆，酗酒、暴力、坏脾气。对于外籍新娘，固有的刻板观念丝毫未能动摇，花钱买卖的婚姻要达到的无非是温顺、听话、懂事、生孩子做家务的对象，这就必然决定了在身体关系上和经济关系上的双重被控制。跨国买卖婚姻给“外籍新娘”和跨国婚姻家庭带来了跨越着性别、年龄、文化与阶级的巨大鸿沟和由此造成的不断冲突。在不断冲突对抗中，如强娜威一样自强的“外籍新娘”努力地发声和表达，希望在冲突中实现和丈夫的平等对话，渴求在异乡土地上有真正的家。
准确有力的独特视点
当下台湾电影的创作者们选取了外籍女工们的角度和立场，去体验和感知外籍工人在台湾工作、生活的真实感受，进而进行创作，放弃了居高临下的雇主姿态，也慢慢摆脱了资本主义人性拯救者的角色，而是试图深入外籍女工的心灵进行创作。在这一点上，电影人的努力和诚意是值得肯定的。《台北星期天》从外籍劳工Dado和Maunl的视点切入故事，影片开头即是刚抵达台湾期待新生活的Dado在机场，全片沉浸在轻松欢快的气氛中，整体上是一部外籍劳工在台生活的喜剧片。虽然喜剧的表面底下是外籍劳工艰辛生活渴求休闲娱乐而不得的无奈和辛酸，这种底色在影片开头Dado的视点看到的一幕中就有所暗示，影片开头在台湾机场，Dado在卫生间偶遇对他招手的菲律宾老乡，从他的视点望去，老乡手上的镣铐给Dado本是满怀期待的脸上增添了一丝凝重，被遣返回家。这也正是Dado最后做出的选择，回乡才是精神上和身体上真正的救赎。类似的视点，在《歧路天堂》、《娘惹滋味》中都有展示，从外籍女工的角度，展示女性移民工人想要融入台湾社会而对台湾本土社会的体认与观察，也借外籍女工的角色视点去隐晦地批判台湾资本主义社会大都市生活的人情寡淡，《娘惹滋味》中外籍女工西娣看护着台湾寡居老人，老人的子女鲜少看望老人，忙于自己的生活互相推脱责任，而这样一个来自异域他乡的女家政工人在温暖的日常看护中也渐渐赢得了老人和其家人的信任。
结 语
这些影片通过镜头追踪或根据外籍劳工真实经历编演，深切刻画出女性外籍劳工在异国他乡所处的社会困境，如何求得生存以及满足家乡亲人的期待，如何通过善良与爱的真心付出终于赢得台湾雇主的理解和认可；如何通过真诚的付出与细心经营逐渐获得丈夫的认可，如何维系跨国境婚姻。当下台湾电影通过纪实风格的逼真影像风格、人物典型化风格化的塑造、独特准确的外籍工人视点切入，向观众展示了外籍女工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状态，并成功塑造了女家政工和外籍新娘的女性群体角色。这些外籍女工被塑造出了某一面向，她们往往隐忍、懂事、安静但内心有挣扎和觉醒，目前的银幕角色还停留在缺少人物个性化，而有扁平化、去性别化的问题。似乎影片文本往往忽略或者试图回避在资本主义将女性“异化”的过程中，资本主义推行的物质条件，女性群体在其中受到的限制，首先是一个系统化地被剥夺的过程。而当下台湾电影外籍女工、外籍新娘被塑造的过程往往提供了这样的一种想象性的解决，以乐观、积极的天性抗争或者放弃、拒绝资本流动的盘剥，以人性的共情、以女性无私、隐忍的付出化解矛盾和敌意。
本文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青年项目13YQ037成果。
参考文献：
[1]顾玉玲.我们—移动与劳动的生命记事.台湾：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公，.2008（10）；
[2]万蕙，朱，唐雪琼.女性跨国婚姻移民研究述评——以台湾外籍新娘为例.北京：妇女研究论丛，2013（5）；
[3]（美）尼尔·金.对抗类影片：电影中流离失所工人的祭坛.李时译，世界电影，2010（1）。
作者简介：严芳芳（1987-），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影视艺术、电影文化研究，现任职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系。
[关键词]当下台湾电影 外籍女工 外籍新娘
引 言
“外籍劳工”问题已经持续成为台湾社会公众关注和谈论的领域之一，“外籍劳工”一词本身就具有特定的阶级与种族涵义，在台湾“外籍劳工”专指来自东南亚不发达国家的低等层次蓝领工人群体。也就是说，这其中不包含所有的外国人，而专门指称东南亚地区的制造业工人、家庭帮护工等。在外籍移动劳工身上，“外籍”显然是最大的一张标签，但对于“外籍女工”来说，加在身上的第二重标签便是性别——女性。因为是女性，“外籍女工”遭受着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压榨。据台湾劳动委员会的研究资料显示，20世纪60年代以后，来台女性移民的身份逐渐转变为自主性移民。女性不再只是被动与次等的角色，而开始成为拥有个人意志的劳动者，社会角色也转变为家务劳动者、娱乐从业者、工厂技术工和婚姻移民等。根据联合国的国际移民报告，到2006年时女性移民总数已经占到全球总移民人数的一半。在电影创作领域，“外籍劳工”题材也开始进入大众视野，我们看到越来越多有勇气地台湾电影人直面这一早已存在的社会问题，乐于站在外籍劳工的立场上去塑造真实的劳工生活和劳工形象，于是银幕上出现了典型的“外籍女工”形象（包括更典型的“陆配”形象），这些角色的塑造体现了新一代电影人试图化解“外劳”问题的危机和对抗的努力。
本文将集中讨论包括《台北星期天》（2010）、《歧路天堂》（2009）、《娘惹滋味》（2007）、《移民天堂》（2007）、《我的强娜威》（2003）在内的作品，这几部作品都是近些年内制作发行的剧情电影或电视电影。这些影片塑造了在台湾工作的外籍（女）劳工或外籍新娘的形象，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外籍女性工人在台湾生存状况的困苦与无奈。这些影片从题材到影像构成了一幅台湾当下社会的劳工问题缩影，尤以女性劳动工人的形象女性形象也更充满戏剧性和建构性。当然，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表达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容易被看做将社会问题搬演成神话故事，供社会大众消费“外籍劳工”的苦难生活，亦或是塑造温顺谦和卑微的外籍看护工，以人性之美转移了族群、阶级差异带来的真实的矛盾和冲突。本文重点关注当下台湾电影中“外籍女性劳工”形象的塑造，从艺术批评本体的角度切入，把握当下台湾电影中“外籍劳工”这一角色群体的类型尺度，展现其独特的视角下呈现的美学风格。
一、纪实风格的引入：逼近真实
在电影本体论基础上，审视人物形象的首要元素是对纪实和虚构的审视。当影像将逼真的人物故事和声色光影以直观的形态诉诸观众的视听感官时，电影提供的影像世界就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体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叠合。在这种情况下，“真实”与否常常成为人们对一部电影认同与否的基础条件，也是对电影塑造的人物角色认同与否的必备条件。在电影本体论的角度，人物越具备真实感，影视艺术角色则越能打动人心。当下台湾电影塑造的“外籍女性劳工”角色，之所以开始引起社会和电影界的关注，首要原因是“外籍移动工人”问题已然成为了亟需讨论和试图改变的社会问题，从这一问题切入，银幕上出现的“人物角色”栩栩如生，几乎全部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台湾外籍劳工社群的真实经验。台湾公共电视拍摄的《移民三部曲》更是全部以真实事件改编，最初涉及外籍劳工题材的也正是纪录片导演，以纪实的角度切入外籍女工的生存状态，也带有一定的现实批判立场。这样的拍摄手法，首先避免了过度抬高、美化人性而“诗化”出的虚情假意。
当下台湾电影塑造的“外籍女性劳工”是一类来源于真实生活的角色，在现实生活中，“外籍女性劳工”无外乎是工厂女工、家庭看护工、美容院发廊工作者，再有则是“外籍新娘”。这些角色在台湾电影的人物塑造中，都可以找到对应形象。人物形象所处的环境背景也符合社会环境，并没有为了煽情、感人而丢弃了生活的逻辑和情理。相反，当下台湾电影对“外籍工人”的塑造非但没有走一些纪实文学或纪录片呈现的困苦、无助、悲观，而是按照日常生活逻辑，平淡中蕴含着力量。2010年何蔚庭导演的《台北星期天》（Pinoy Sunday）以少见的“外籍劳工”题材获得了当年台湾金马奖最佳剧情片，这匹金马奖上的“黑马”非但没有控诉苦难不公，反而以优秀扎实的剧本、艺术化的时空结构，乐观积极的精神意蕴展现了两名外籍劳工在台湾的生活，辛苦疲劳但作为完整的人的天性和气质被塑造出来，也从此开始银幕上开始有了不再脸谱化的角落里的存在“外籍劳工”，也从《台北星期天》开始“外籍劳工”有了真正的角色并被观众记住。
摄影风格上，这些充满纪实风格的影片多用慢速摄影、长镜头、真实社会空间布景，常规的场面调度，并无特别技巧和独特风格的展示。
二、典型人物塑造的去性别化
当下台湾电影中的“外籍女工”形象，总体上是在两个脉络中被塑造。一类是传统的工厂女工和家政女工，另一类则是外籍新娘。2007年上映的台湾公共电视电影《娘惹滋味》（Nyonya’s Taste of Life，温知仪导演，2007）关注地正是台湾家庭外籍女佣问题，影片塑造了两位印尼女工西娣和纱丽，她们分别在两户台湾人家中做看护工。最初的对立和不了解，在印尼女工真诚、真心的工作生活中一点点将不信任与矛盾化解，将心比心换来的是放下敌意去了解，去接受。“娘惹” （Nyonyah）是专指生活在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地的人与华人结合所生的女性后代，“娘惹”以勤劳能干著名，将中华传统文化与马来西亚文化融合，擅长著名的“娘惹菜”，形成风格化的中华和南洋风味结合的料理。导演站在外籍女工的立场，看到的是社会新闻“打、偷、逃”之外另一种温情的面向。《娘惹滋味》刻画了在台湾打工的印尼娘惹的生活经历，西娣在刚来到雇主家的时候，拿出伊斯兰教祈祷服祈祷，却被雇主一家以为她“装神弄鬼”，引来一通责骂。纱丽则总是充当着开导者的角色，她看护患有阿兹海默症的雇主老人，比亲生儿女更加用心周到，终于换得了老人和其子女的信任。西娣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雇主的认可，还将自己的娘惹风味菜带引进到雇主家的小餐厅，大受欢迎。家务工作本身是高度女性化的，私人家庭雇佣工作也确实存在着女性被性骚扰等危险，家庭女工的角色在现实生活中却高度地去性别化，而维持地形象普遍是纯朴贫穷，“外籍女工”就这样被限定在特定的阶级群体中，也抑制了外籍女工的女性化气质。在台湾电影的“外籍女工”形象设定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理想女佣”模式的生产：经由选择的招工渠道，温顺的、年轻的农村女性，经过中介或者雇主的“现代化”、“文明化”训练，以渐渐具备成为“理想女佣”的特质。经由服装、发型与个性化管理，将女性移动劳工呈现出一种去性别化、符合雇主期待与详细的女佣形象。更重要的是性格上的隐忍、谦逊、质朴。《娘惹滋味》很理想化地处理了外籍家庭帮佣与雇主之间的矛盾，也给家庭雇佣女工想象性地勾勒出了一个完美结局，影片中西娣逐渐得到男主人的信任，早年丧妻而门庭冷落的小餐馆被西娣接管，生意大有起色，似乎影片也暗示着西娣通过情感的逐渐建立而取代了女主人的位置，进入台湾雇主的家庭。当然这种人物塑造的去性别化有人物扁平化的危险。 跨国婚姻中的“外籍新娘”也是外籍劳工女性受到社会压抑或者“污名化”处理的另一个更为典型和丰富的领域。在现代社会，婚姻从来就不仅仅是私人事务，它承载了种种公共和政治的包袱。这里妇女流动的性别化与阶级化呈现出与全世界劳动力流动类似的方向与性质。在婚配关系中，跨境婚姻的“外籍新娘”也被从两个角度呈现，一来是被人贩子欺骗的“受害者”，另外也是为了摆脱生活困境而嫁给富裕国家男人的“投机分子”。其中掺杂着其阶级位置地下和第三世界国家妇女身份的想象。《我的强娜威》（My Imported Wife，蔡崇隆导演，2003）将镜头对准一对买卖婚姻家庭，丈夫是有先天残疾的台湾小生意人黄乃辉，妻子则是柬埔寨外籍新娘强娜威，两人生活中的矛盾被摄影机镜头一一记录下来，展现了性格倔强自尊独立的外籍新娘强娜威的婚姻生活里的辛酸和艰辛。两人争斗的核心问题实际上仍然是经济问题，享有绝对经济主权的丈夫不愿贴补柬埔寨妻子贫穷的娘家，强娜威则坚持要帮衬娘家并宁愿独立工作，取得经济的独立。（贫穷地区“外籍新娘”也通常被说成是依靠当地男子以便让自己获得居留在台湾的合法权利，之后便能在台湾工作并满足原生家庭的物质需求。）无论是受骗被卖，还是有心机有目的，“外籍新娘”们无一不被视为急切渴望摆脱贫困的生活状况。黄乃辉同她的贫穷妻子一样，在台湾社会是处在经济地位、社会阶层的底层，或者说是未必受欢迎的群体。这些买卖跨国婚姻的丈夫往往也被贴上了某种标签，娶不到条件相当的老婆，酗酒、暴力、坏脾气。对于外籍新娘，固有的刻板观念丝毫未能动摇，花钱买卖的婚姻要达到的无非是温顺、听话、懂事、生孩子做家务的对象，这就必然决定了在身体关系上和经济关系上的双重被控制。跨国买卖婚姻给“外籍新娘”和跨国婚姻家庭带来了跨越着性别、年龄、文化与阶级的巨大鸿沟和由此造成的不断冲突。在不断冲突对抗中，如强娜威一样自强的“外籍新娘”努力地发声和表达，希望在冲突中实现和丈夫的平等对话，渴求在异乡土地上有真正的家。
准确有力的独特视点
当下台湾电影的创作者们选取了外籍女工们的角度和立场，去体验和感知外籍工人在台湾工作、生活的真实感受，进而进行创作，放弃了居高临下的雇主姿态，也慢慢摆脱了资本主义人性拯救者的角色，而是试图深入外籍女工的心灵进行创作。在这一点上，电影人的努力和诚意是值得肯定的。《台北星期天》从外籍劳工Dado和Maunl的视点切入故事，影片开头即是刚抵达台湾期待新生活的Dado在机场，全片沉浸在轻松欢快的气氛中，整体上是一部外籍劳工在台生活的喜剧片。虽然喜剧的表面底下是外籍劳工艰辛生活渴求休闲娱乐而不得的无奈和辛酸，这种底色在影片开头Dado的视点看到的一幕中就有所暗示，影片开头在台湾机场，Dado在卫生间偶遇对他招手的菲律宾老乡，从他的视点望去，老乡手上的镣铐给Dado本是满怀期待的脸上增添了一丝凝重，被遣返回家。这也正是Dado最后做出的选择，回乡才是精神上和身体上真正的救赎。类似的视点，在《歧路天堂》、《娘惹滋味》中都有展示，从外籍女工的角度，展示女性移民工人想要融入台湾社会而对台湾本土社会的体认与观察，也借外籍女工的角色视点去隐晦地批判台湾资本主义社会大都市生活的人情寡淡，《娘惹滋味》中外籍女工西娣看护着台湾寡居老人，老人的子女鲜少看望老人，忙于自己的生活互相推脱责任，而这样一个来自异域他乡的女家政工人在温暖的日常看护中也渐渐赢得了老人和其家人的信任。
结 语
这些影片通过镜头追踪或根据外籍劳工真实经历编演，深切刻画出女性外籍劳工在异国他乡所处的社会困境，如何求得生存以及满足家乡亲人的期待，如何通过善良与爱的真心付出终于赢得台湾雇主的理解和认可；如何通过真诚的付出与细心经营逐渐获得丈夫的认可，如何维系跨国境婚姻。当下台湾电影通过纪实风格的逼真影像风格、人物典型化风格化的塑造、独特准确的外籍工人视点切入，向观众展示了外籍女工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状态，并成功塑造了女家政工和外籍新娘的女性群体角色。这些外籍女工被塑造出了某一面向，她们往往隐忍、懂事、安静但内心有挣扎和觉醒，目前的银幕角色还停留在缺少人物个性化，而有扁平化、去性别化的问题。似乎影片文本往往忽略或者试图回避在资本主义将女性“异化”的过程中，资本主义推行的物质条件，女性群体在其中受到的限制，首先是一个系统化地被剥夺的过程。而当下台湾电影外籍女工、外籍新娘被塑造的过程往往提供了这样的一种想象性的解决，以乐观、积极的天性抗争或者放弃、拒绝资本流动的盘剥，以人性的共情、以女性无私、隐忍的付出化解矛盾和敌意。
本文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青年项目13YQ037成果。
参考文献：
[1]顾玉玲.我们—移动与劳动的生命记事.台湾：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公，.2008（10）；
[2]万蕙，朱，唐雪琼.女性跨国婚姻移民研究述评——以台湾外籍新娘为例.北京：妇女研究论丛，2013（5）；
[3]（美）尼尔·金.对抗类影片：电影中流离失所工人的祭坛.李时译，世界电影，2010（1）。
作者简介：严芳芳（1987-），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影视艺术、电影文化研究，现任职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