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位学长，不小心丢了移动硬盘，里面装着他十年来的文稿，包括从未发表过的散文、小说、诗歌等，不下数十万字。如果初时“狡兔三窟”，弄多几个移动硬盘，未必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不过在没有电脑、移动硬盘的时代，尤其是在乱世，那些弄丢文稿的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明末有个学者，姓名跟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有微妙联系，因为他叫谈迁。似乎冥冥中有注定，谈迁正好也是位史学家。
　　明亡后，谈迁一直以遗民自居。由于身历汉胡两朝，故对人世更迭、夷夏之辨的认识尤为深刻。谈迁感于“国灭而史亦随灭”，觉得世间悲痛无有过于此者，遂以明十五朝实录为底，秉筆愤书，终于写成一部编年体明史：《国榷》。
　　《国榷》写作耗时二十多年，长达百余卷四百多万字，堪称煌煌巨著，谈迁一生志业尽在于此，藉此寄托亡国之思。不幸的是，书稿还未出版就被小偷盗去了，再找不回来。
　　这时的谈迁已五十多岁，距他逝世还有十年左右。值此年老体衰之际，一生心血付诸东流，此时他的心境如何，可想而知。但谈迁接下来的举动令人肃然起敬。他沉痛叹道：“我的手还在啊（还能写字），难道就这么算了？”无多感慨，立即开始重写此书。新的《国榷》完稿后，谈迁曾北走昌平，到明崇祯帝的陵墓前痛哭一场，不久便过世了。
　　无独有偶，近代又有一位史学大师，在国运飘摇之际遗失了重要的书稿。他即是钱穆先生。
　　抗战时期，蒋介石有意提倡宋明理学，遂命国立编译馆主持宋元明清四朝学案简编，将《清儒学案》一书的编撰托付给钱先生。因对写作时限、篇幅长短、全书体裁等均有要求，钱受命后不愿敷衍了事，故博收广蓄、精读冥思，日夜专力于此，下笔每有惬意之处。
　　其时另一位史学大师，钱先生的前辈柳诒徵先生，作为该书的审稿人。在审阅《清儒学案》的文稿时，柳诒徵先生认为它“体裁宏峻，抉择精严”，当为传世名著。这样的评价，足见此书之珍贵。
　　书稿成文后，约四五十万字，每一字均由钱先生亲笔誊抄。因时局维艰，生活清苦，未能雇人另誊副本。抗战末期，稿子还未排印，正全稿装箱，由江轮运往南京。不料行船时，有货物坠入长江，未及捞取。这部书稿正在其中。
　　后来钱先生曾起意重写是书，却发现自己再无那样的精力和兴趣了，遂作罢。所以在钱先生的全集里，并没有此书的身影，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