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那天,我忘带准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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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遥的《人生》,写的是回乡知青,以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时空背景,描写了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一个人生的变化过程。这是本文主人公最喜欢的小说和电影,反复看了很多遍,他说,那就是他们那个年代很多回乡(农村户口回到乡村为回乡,城市户口到乡村为下乡)知识青年的写照。所幸,他的命运因为高考的恢复,有了不一样的改变——
  1977年,很遥远,但却又仿佛就在昨天……
  我是1975年1月23日从湖南邵阳的洞口县第五中学高中毕业的。毕业那天,毕业典礼上午10点就结束了,典礼以后本来大家就应该走,但是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磨蹭了半天,还是不想离开学校,这里走走,那里看看,一想到读完高中就再也没有机会走进校园、没有机会上学(我们没有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还只有17岁的我们,失落、惆怅、苦闷、伤感……各种情绪一齐涌上心头,心情非常复杂。
  再不舍,终究还是得离开。离开学校,我在乡里待了3年,在人民公社筹办林场、在公社水利工程指挥部搞宣传,如此来回兜转数月后,我到了洞口桥头中学当民办老师,每个月30块钱的工资,除了上交18块给生产队记工分以外,剩下的12块就是我的生活费。当时,我以为我的生活就是这样了……
  高考来了
  1977年10月,邓小平同志宣布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是在广播里听到的,但具体什么情况并不清楚,不知道是不是会有什么附加条件。但这个消息足以让我兴奋,却又有点让我担心不是真的。后来真的看到报纸上登了,我的心才真正踏实。
  12月高考就要开始了,说实话,我的心里还是没底的。学生时代我一直是班长,考试我不当回事,但是这次真是没底,不知道考什么呀。
  那时候讲考试,面临困难很多:一是我在教书,没时间复习,我们学校初中当时还在办考中专的复习班,高中也在办考大学的复习班;二是没有任何复习资料、考试大纲。对于考试,我们就靠自己蒙,当时自己资料有限,找资料也难上加难,不像现在有互联网,而且那时候每年课本都有变化。我小学到高中,读了十年半,每年教材都在变。考文科,我们没学过地理,其他的也全靠蒙,没有地方可以找到可靠的资料,很痛苦。背,也不知道有没有用,每天完成教学任务之后就背。那段时间,心里一直没有多少数。
  高考改变一代人命运,真的是没错。那个年代,我们要跳出农门,唯一出路就是考上大学,考上了,命运就改变了,户口迁走了,工作也会有分配。唯一出路就是这样,要么就是干农活一辈子。
  我们那会儿,所在的中学有20多个老师,自己种菜,每天上午教书,有时下午种菜,晚上还要备课。直到最后两个星期,校长说照顾我们要参加高考的,就不用去种菜了。
  我们学校那一批有7个人报考,初选上了5个,最后又淘汰了两个,最终只上了3个。
  我教书的地方是个中專考试点,如果我去监考,学校会补贴猪肉指标,但我们几个人去参加高考,就没有猪肉指标,总务主任甚至还说:“你们几个人没有肉指标补贴,就不应该到食堂吃饭啊!”没办法,我们几个人只能自己在卧室做饭,但真的很麻烦,用泥巴做个土灶,木炭作燃料,煮点米饭,家里带来的剁辣椒当菜将就着吃。
  考试那一天早上,我醒得比平常早些,没天亮就醒了,没有钟表,时间靠蒙的,做点饭吃了就往考点赶。考点是我的母校,再次回到母校,感到很高兴,对于自己能不能考上,我还是有信心的,几个成绩好的同学在一起,我们会说“我们考不上,谁能考上啊!”
  有一个细节我至今难忘:第一天考试我竟忘记带准考证。因为在母校考试,监考的都是自己老师,我一直都是班长,大家很熟悉,进门时,没有查证件就让进去了。坐好后,老师说要把准考证放桌上,我才想起来出错了。
  很奇怪,真是阴差阳错,我这么细心的人这么重要的事竟然忘记了,我真是想不明白,整个考场只有我没带准考证。好在校长来了,我赶紧举手汇报我的情况。校长得知我把准考证放在宿舍桌子上后,赶紧找了我读高中时授课的谭老师。谭老师骑着单车就给我去找,三里地的路,来回半小时就给我拿来了,真的幸亏是我的母校我的老师们。
  当时,我们考四门,语文、政治、数学、史地。考完后,没有渠道可以估分查分,只能在家里等。成绩分数也不会告诉我们,保密的,前不久我才在湘潭大学的档案里看到我的成绩。一开始电话通知我高考初选上了(当时区里有教育办,县里也有文教局,电话是区里打的),但是电话通知我总觉得不太可靠,听说县里有红榜公示,我又走了十多里路到县委大院门口去看,方才心安。然后就是体检,体检完了再等。
  湘潭大学是全国第一批确定的重点大学,分数比较高,我们公社当时第一个收到的录取通知是中南矿冶大学的,我是第二个收到通知的,2月18日。当时看到投递员来了,一看到信封上有湘潭大学字样,我特别开心。
  我们报志愿,可以从大学、专科、中专一路报下来,没有规定报多少个,你自己可以选择,我报的是湘潭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邵阳师专、武冈师范……一串下来都是湖南的,因为外省的也不熟悉,当时想着反正有个工作就行。
  我报的湘潭大学中文系新闻报道专业,结果后来这个专业取消了,我就被录到了哲学专业,哲学专业对逻辑思维能力有要求,没有数学基础不利于学习。当时总分两百多分,我数学考了56分算高分了。
  来了录取通知以后,还是在学校教书,3月5日报到,校长要我3月1日再离开,这样我就可以领到当月半个月工资。他真是菩萨心肠。
  我的大学
  我们七七级是春季入学,3月5日来到湘大。上大学很有意思,我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只到过县里的城关镇,城市是什么样子根本无法想象,没有街道概念,当时县城跟公社是一样的,除了有一个新华书店、一个电影院、一个邮电局、一个汽车站,就没别的了。   从洞口到湘潭,坐班车需要一天,早上6点多出发,下午5点多到。说不上憧憬,于我而言更多的是好奇。当时我坐班车到湘潭后,有老师和学长来接我们。我当时晕车晕得厉害,一天都没喝水,东西也没得吃,吐得一塌糊涂,从邵阳吐到湘潭,下车后人都虚脱了。当时学校的车等了半天都没来,来了辆货车把行李拖走后,就一直没来客车。我在路边小卖部买了个蛋糕,第一次吃,感觉很好吃。等了很久,老师说干脆不等了,我们就坐公共汽车走。那天下了雨,我只知道要到羊牯塘,车上好多人,老师也不认识,管不了大家,我一听到羊牯塘站就下车了,结果一下车漆黑一团,一问离学校还有两公里,我一个人摸黑走了好久。
  那个年代,从邵阳到湘潭感觉像出国一样远,一趟路费就要六七块钱,对我父母来说就是天文数字,所以他们没来送我,也没去我的大学看过我。
  当时湘大有6栋学生宿舍,12人一间,教学楼还没建,有一个大餐厅作礼堂,在平房里上课,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条件确实很苦,但我并没有感觉苦。突然可以上学了,真是如饥似渴地学习,每天就是三点一线,食堂、教室、宿舍,整天就是读书。每天至少有4节课,多的时候6节课,当时校园里不准谈恋爱,多数人也都没有心思去谈恋爱,都只想多读点书。那会儿,我们感觉找对象不重要,好不容易才得来的读书机会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班平均年龄22岁半,最大的31岁,最小的16岁。我们哲学系课特别多,当时有分考试和考查的课程,一起加起来有18门课,还没有选修的说法。我考试的课程里有几门成绩是名列前茅的。考试靠什么?靠平时积累加复习。大学里看教科书的时候不多,还是要广泛涉猎各方面的知识。
  读书条件尽管比较差,但大家都不觉得,因为读书机会太难得了。家庭情况不太好的同学都可以领到人民助学金,甲等助学金每月17.5元,其中14元是餐票,还有3.5元钱可以用来买书。
  那時生活拮据,只有两套换洗衣服。学生食堂油水少,但有一个小窗口专门卖加菜,辣椒炒肉,两毛钱一份,但是我没钱,从未光顾过。有时星期日休息半天,也多半是在荒山野岭兜圈子。
  那会儿的大学生活,就像高中生活,学习任务很重。但我们大部分人都有生活经验,所以学习起来没那么辛苦,大伙也不会有逃课的。各种社团活动有一点,但不多,文艺活动很少,我记得当时班上组织过一次交谊舞,但是大家都放不开,男女生平时都不大来往。
  我记忆深刻的是当时关于潘晓的一个大讨论:“为什么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持续了几个月,讨论很随意,没有划什么框框,每个人都可以独立思考,学术自由的氛围让人很舒坦,思想不再禁锢。那样一个过渡的时候,改革开放的大转折大变化时期,我们呼吸到了从未有过的新鲜空气,各种思潮激荡交流,释放着年轻人的天性。讨论的意见不会出小册子,因为成本太高,我们出了墙报,一整版墙都是。
  同学之间也会经常搞集体活动,我们会自己包饺子做饭吃,在宿舍走廊上搞柴火生起来。我们班上有同学很会抓泥鳅,要改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找这个同学去捉泥鳅,湘大周围很多田,一次可以搞十来斤,煮上一锅,特别好吃。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大学生活最大的感受就是非常充实,湘大在城郊,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很有学术氛围,从来没有觉得这个地方荒凉和寂寞,只会觉得上大学真的很幸福很有意思。到市里去坐公共汽车来回要4毛钱,我们很舍不得,就找了一条近路,走路要1个多小时,来回就是差不多3小时。
  我们班45个人,是湘大七七级人数最多的一个班,后来有7个人分到长沙工作,再往后很多同学都调过来了,也有一部分在北上广。
  多年来,我们几个玩得好的同学每年都会自己开车去学校,在校园里转一转看一看,有一种母校情结在。尽管现在看来,学校有些“面目全非”,以前的老房子只有几栋了,但总有一种深深的眷念,看到新建起来很多教学楼,感慨颇深。所幸当时仅有的那一栋教学楼,现在还在湘大校园里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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