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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陆不少人说起澳门，常常就一个字：“赌”。我不愿把澳门看作一座赌城，尽管博彩业收入占澳门GDP的比例很高，且2000年以来逐年增高。以葡萄牙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佛教、妈祖崇拜、休闲娱乐等构成澳门多元共存的文化现状。古老的教堂，妈阁庙，遍布城区各处鲜艳的粉红色、橘黄色墙体的葡萄牙小楼，路边随处可见的小小香炉，无不时时散发出迷人的文化气息。
圣诞节前一星期左右，澳门的节日气氛就渐渐浓烈起来。不经意间，你发现路边扎起了很多圣诞彩塑，校园的树木都披上了圣诞彩球，居民楼门厅摆上了绿色的圣诞树，贴上了红色的对联。入夜，从很多居民家的窗台上你可以看到闪烁的彩灯。
12月23日晚，澳门文化局直属的澳门乐团联合上海歌剧院合唱团在澳门著名的“玫瑰堂”举办了一场“圣母赞主颂”音乐会，我有幸作为嘉宾应邀参加。第一次进入玫瑰堂，被她的精巧华丽所吸引。玫瑰堂是天主教多明我会（OrdoDominicanorum）在澳门也是在整个中国设立的第一座教堂，始建于1587年。多明我会声称他们得到圣母玛利亚亲授“玫瑰经”。音乐会演奏了18世纪意大利作曲家维瓦尔第的《圣母赞主颂》，19世纪法国作曲家古诺的《圣母颂》等，还加演了Jingle Bells， O Come All Ye Faithful等圣诞名曲。一个多小时的音乐会，在圣乐的时而悠长、时而激昂中很快过去了。当指挥查伟革满头大汗地过来握手时，我才意识到音乐会就要结束了，我站起来脱口而出“wonderful”。
第二天晚上，平安夜，我想看看玫瑰堂有什么活动。步行而至，只见议事厅前地到大三巴牌坊一带人潮涌动，热闹非凡。已是夜里10点多钟，几乎所有的商店、茶餐厅都开着门。民政总署大楼和广场各处的大楼小屋都张灯结彩，喷水池旁是圣诞老人和动物造型的彩灯，围着喷水池摆放了一圈，还有一个高达十几米的圣诞树彩灯。玫瑰堂大门紧闭，门口有几个节日打扮的年轻人在弹唱。大三巴广场的台阶上很多人正在观看一场流行音乐圣诞晚会。穿着时髦的年轻男女们，站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弹着电子吉他，敲着架子鼓，唱着歌颂耶稣、歌颂玛利亚的歌曲。不知他们是否懂了，但唱得很认真很投入。
拐入大三巴旁边的一条小巷，走出一两米远，周围就没有了嘈杂。小巷中几乎没有车辆，行人也不多。一个人漫步在碎石铺就的窄路上，顿觉神安心静。突然，一阵钟声，从不远处传来，在寂静的夜空中格外清亮，戛然止了我的脚步。钟声中，我的思绪一下回到英国剑桥。剑桥市镇上，傍晚、夜里，时时不知从哪个教堂传来钟声。人们或正在剑河边草地上看书、聊天，或正骑着自行车在桥上疾行，钟声响起，有人继续前行，有人站住，有人忙从书本中抬起头来，静一静自己。从剑桥回来已经几年了，那里的一切依然暗暗萦绕于胸。记得读过一位在剑桥访学的学者回国后写的文章，说自己回国后马上陷入工作、家庭的忙碌中，似乎把剑桥的一切忘记了。三个多月后的一天，洗完脸，抬头看见镜中的自己，突然想起剑桥，禁不住潸然泪下。剑桥的魅力。似乎每片树叶每块石头都透着书香的文化魅力。
我知道，钟声来自前方的圣安东尼教堂。圣安东尼教堂又名“花王堂”，是澳门最早的耶稣会教堂，始建于16世纪中叶，20世纪30年代重修。有人说圣安东尼是主管和保佑婚姻的，以前葡萄牙人多在这个教堂举行婚礼，自然少不了花。来到教堂，这个平时安静人少的地方，挤满了人，或坐或站。神父正在讲道，用粤语。听不懂，我悄悄离开，来到旁边的基督教墓地。这里安葬着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及其全家。作为第一个来中国传教的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1807年转道纽约来到澳门，直到1834年病逝，葬在澳门。据说，初来中国时，有人以轻视的口吻对他说，“马礼逊，你以为靠你一个人，就可以改变中国过去5000年来对于偶像的崇拜吗？”马礼逊回答：“我不能，但我相信神能”。正是凭着这种信念，他克服种种困难，在中国传教几十年，献出了他的一生。
墓地前面是一个小教堂。比起玫瑰堂、圣安东尼教堂，这个教堂非常简朴，也只能容纳几十人。已快夜里11点了，这里正要开始一场礼拜，教堂里已坐满了人，门外还有十几人。音乐响起，是O Come All Ye Faithful，昨晚刚听过现场演奏。这里显然是播放的CD或磁带，伴随着众人的合唱，别样地动人悦耳。一个八九岁的金发男孩举着比他还高的十字架，和他身后的高大的牧师一起，唱着颂歌，庄严地从门口缓缓进入，走到祭坛前。只有一大一小两个人理事，我想，也许他们是父子吧，就像当年马礼逊父子一起传教布道。
站在那里，圣歌声中，我慢慢闭上有些湿润的眼睛。
愿！愿世界平安。少一些天降的灾难，少一些人为的杀戮和伤害。
愿学校平安！老师们、同学们平安。
愿朋友平安！愿家人平安！
不知不觉中，眼泪涌上，静静地流淌下来。
12月25日，一觉醒来，阳光灿烂。街道上出奇地安静，偶有车辆驶过。
新的一天，新的一年，就这样开始了。
二
前些天，每到傍晚时分，天刚刚黑下来，在澳门的街边，不断有人烧纸祭祀。一开始我以为是他们家人的祭日，可看见祭祀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不解。他们多选择路口的街边，铺张大纸在地上，上面摆上花生、点心、水果，还有四五杯酒水，然后点上香，向四周拜拜，口中念念有词。最后把准备好的纸钱、元宝放入一个大大的铁桶中燃烧。很多路口火光熊熊，映照夜空。祭祀的人大部分是中老年妇女，也有带着孩子的。我偶然看到一个中年男人在祭祀，他身边有两个大编织袋，里面装满纸叠的一般大小和模样的元宝，他告诉我这是家人用两天时间折叠的，他要把它们都放入大桶烧掉，祈求家人平安，驱赶孤魂野鬼不要过来，尤其不要打扰家中小孩。
与街边祭祀的人攀谈，和澳门朋友聊天，才知这是澳门人在过“鬼节”。每年澳门人都要在农历七月初一至十五期间过“鬼节”，在街边祭祀，叫作“烧街衣”。农历七月的鬼节，道教称中元节，佛教称盂兰盆节。在大陆，尤其是北方，比较重视清明节。而清明节是祭祀自家逝去的亲人的。澳门人在鬼节，却是烧街衣驱鬼，就是说是给鬼送钱送饭，以免他们前来。
烧街衣的人太多，为了安全，政府在街边路口统一放置了很多大铁桶，外加一根木棍。烧街衣的人都把祭品放入桶中燃烧、搅动、熄灭。尽管如此，十几天的时间，到处烟熏火燎，到处祭品散落，很不“雅观”，很不“文明”。然而，传统的习俗，家庭的关怀，小区的味道，就在其中熏染着，流动着。有人说，与大陆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习俗在港澳台地区保留得更好更多。在大陆的城市特别是“文明”发达的大城市，很难看到类似烧街衣的景象，城市政府往往以安全、卫生等理由，一禁了之，甚至清明节烧纸也有种种限制，如必须在特定地点而无视市民去一趟是否方便。澳门政府的做法很值得赞赏。政府没有提倡，也没有禁止，而是提供服务。我想，这是很多传统习俗得以流传的重要因素。
不是吗？在我们一味追求“文明”的过程中，我们逐渐丢失了自己。当我们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如何能知道往何而去？只能被动卷入“文明”大潮，随波逐流。看着烧街衣的人默默地点烧，认真地喃喃，我想，或许他们真的相信鬼的存在。问之，曰，看你自己了。是啊，有没有鬼，信不信鬼神，本来就不是个科学问题，是信仰问题，心灵问题。科学不能包办一切，“小民”需要慰藉，而“鬼”各种各样，层出不穷。
大陆不少人说起澳门，常常就一个字：“赌”。我不愿把澳门看作一座赌城，尽管博彩业收入占澳门GDP的比例很高，且2000年以来逐年增高。以葡萄牙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佛教、妈祖崇拜、休闲娱乐等构成澳门多元共存的文化现状。古老的教堂，妈阁庙，遍布城区各处鲜艳的粉红色、橘黄色墙体的葡萄牙小楼，路边随处可见的小小香炉，无不时时散发出迷人的文化气息。
圣诞节前一星期左右，澳门的节日气氛就渐渐浓烈起来。不经意间，你发现路边扎起了很多圣诞彩塑，校园的树木都披上了圣诞彩球，居民楼门厅摆上了绿色的圣诞树，贴上了红色的对联。入夜，从很多居民家的窗台上你可以看到闪烁的彩灯。
12月23日晚，澳门文化局直属的澳门乐团联合上海歌剧院合唱团在澳门著名的“玫瑰堂”举办了一场“圣母赞主颂”音乐会，我有幸作为嘉宾应邀参加。第一次进入玫瑰堂，被她的精巧华丽所吸引。玫瑰堂是天主教多明我会（OrdoDominicanorum）在澳门也是在整个中国设立的第一座教堂，始建于1587年。多明我会声称他们得到圣母玛利亚亲授“玫瑰经”。音乐会演奏了18世纪意大利作曲家维瓦尔第的《圣母赞主颂》，19世纪法国作曲家古诺的《圣母颂》等，还加演了Jingle Bells， O Come All Ye Faithful等圣诞名曲。一个多小时的音乐会，在圣乐的时而悠长、时而激昂中很快过去了。当指挥查伟革满头大汗地过来握手时，我才意识到音乐会就要结束了，我站起来脱口而出“wonderful”。
第二天晚上，平安夜，我想看看玫瑰堂有什么活动。步行而至，只见议事厅前地到大三巴牌坊一带人潮涌动，热闹非凡。已是夜里10点多钟，几乎所有的商店、茶餐厅都开着门。民政总署大楼和广场各处的大楼小屋都张灯结彩，喷水池旁是圣诞老人和动物造型的彩灯，围着喷水池摆放了一圈，还有一个高达十几米的圣诞树彩灯。玫瑰堂大门紧闭，门口有几个节日打扮的年轻人在弹唱。大三巴广场的台阶上很多人正在观看一场流行音乐圣诞晚会。穿着时髦的年轻男女们，站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弹着电子吉他，敲着架子鼓，唱着歌颂耶稣、歌颂玛利亚的歌曲。不知他们是否懂了，但唱得很认真很投入。
拐入大三巴旁边的一条小巷，走出一两米远，周围就没有了嘈杂。小巷中几乎没有车辆，行人也不多。一个人漫步在碎石铺就的窄路上，顿觉神安心静。突然，一阵钟声，从不远处传来，在寂静的夜空中格外清亮，戛然止了我的脚步。钟声中，我的思绪一下回到英国剑桥。剑桥市镇上，傍晚、夜里，时时不知从哪个教堂传来钟声。人们或正在剑河边草地上看书、聊天，或正骑着自行车在桥上疾行，钟声响起，有人继续前行，有人站住，有人忙从书本中抬起头来，静一静自己。从剑桥回来已经几年了，那里的一切依然暗暗萦绕于胸。记得读过一位在剑桥访学的学者回国后写的文章，说自己回国后马上陷入工作、家庭的忙碌中，似乎把剑桥的一切忘记了。三个多月后的一天，洗完脸，抬头看见镜中的自己，突然想起剑桥，禁不住潸然泪下。剑桥的魅力。似乎每片树叶每块石头都透着书香的文化魅力。
我知道，钟声来自前方的圣安东尼教堂。圣安东尼教堂又名“花王堂”，是澳门最早的耶稣会教堂，始建于16世纪中叶，20世纪30年代重修。有人说圣安东尼是主管和保佑婚姻的，以前葡萄牙人多在这个教堂举行婚礼，自然少不了花。来到教堂，这个平时安静人少的地方，挤满了人，或坐或站。神父正在讲道，用粤语。听不懂，我悄悄离开，来到旁边的基督教墓地。这里安葬着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及其全家。作为第一个来中国传教的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1807年转道纽约来到澳门，直到1834年病逝，葬在澳门。据说，初来中国时，有人以轻视的口吻对他说，“马礼逊，你以为靠你一个人，就可以改变中国过去5000年来对于偶像的崇拜吗？”马礼逊回答：“我不能，但我相信神能”。正是凭着这种信念，他克服种种困难，在中国传教几十年，献出了他的一生。
墓地前面是一个小教堂。比起玫瑰堂、圣安东尼教堂，这个教堂非常简朴，也只能容纳几十人。已快夜里11点了，这里正要开始一场礼拜，教堂里已坐满了人，门外还有十几人。音乐响起，是O Come All Ye Faithful，昨晚刚听过现场演奏。这里显然是播放的CD或磁带，伴随着众人的合唱，别样地动人悦耳。一个八九岁的金发男孩举着比他还高的十字架，和他身后的高大的牧师一起，唱着颂歌，庄严地从门口缓缓进入，走到祭坛前。只有一大一小两个人理事，我想，也许他们是父子吧，就像当年马礼逊父子一起传教布道。
站在那里，圣歌声中，我慢慢闭上有些湿润的眼睛。
愿！愿世界平安。少一些天降的灾难，少一些人为的杀戮和伤害。
愿学校平安！老师们、同学们平安。
愿朋友平安！愿家人平安！
不知不觉中，眼泪涌上，静静地流淌下来。
12月25日，一觉醒来，阳光灿烂。街道上出奇地安静，偶有车辆驶过。
新的一天，新的一年，就这样开始了。
二
前些天，每到傍晚时分，天刚刚黑下来，在澳门的街边，不断有人烧纸祭祀。一开始我以为是他们家人的祭日，可看见祭祀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不解。他们多选择路口的街边，铺张大纸在地上，上面摆上花生、点心、水果，还有四五杯酒水，然后点上香，向四周拜拜，口中念念有词。最后把准备好的纸钱、元宝放入一个大大的铁桶中燃烧。很多路口火光熊熊，映照夜空。祭祀的人大部分是中老年妇女，也有带着孩子的。我偶然看到一个中年男人在祭祀，他身边有两个大编织袋，里面装满纸叠的一般大小和模样的元宝，他告诉我这是家人用两天时间折叠的，他要把它们都放入大桶烧掉，祈求家人平安，驱赶孤魂野鬼不要过来，尤其不要打扰家中小孩。
与街边祭祀的人攀谈，和澳门朋友聊天，才知这是澳门人在过“鬼节”。每年澳门人都要在农历七月初一至十五期间过“鬼节”，在街边祭祀，叫作“烧街衣”。农历七月的鬼节，道教称中元节，佛教称盂兰盆节。在大陆，尤其是北方，比较重视清明节。而清明节是祭祀自家逝去的亲人的。澳门人在鬼节，却是烧街衣驱鬼，就是说是给鬼送钱送饭，以免他们前来。
烧街衣的人太多，为了安全，政府在街边路口统一放置了很多大铁桶，外加一根木棍。烧街衣的人都把祭品放入桶中燃烧、搅动、熄灭。尽管如此，十几天的时间，到处烟熏火燎，到处祭品散落，很不“雅观”，很不“文明”。然而，传统的习俗，家庭的关怀，小区的味道，就在其中熏染着，流动着。有人说，与大陆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习俗在港澳台地区保留得更好更多。在大陆的城市特别是“文明”发达的大城市，很难看到类似烧街衣的景象，城市政府往往以安全、卫生等理由，一禁了之，甚至清明节烧纸也有种种限制，如必须在特定地点而无视市民去一趟是否方便。澳门政府的做法很值得赞赏。政府没有提倡，也没有禁止，而是提供服务。我想，这是很多传统习俗得以流传的重要因素。
不是吗？在我们一味追求“文明”的过程中，我们逐渐丢失了自己。当我们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如何能知道往何而去？只能被动卷入“文明”大潮，随波逐流。看着烧街衣的人默默地点烧，认真地喃喃，我想，或许他们真的相信鬼的存在。问之，曰，看你自己了。是啊，有没有鬼，信不信鬼神，本来就不是个科学问题，是信仰问题，心灵问题。科学不能包办一切，“小民”需要慰藉，而“鬼”各种各样，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