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去年4月上旬，我赶赴浙江大学出席“世界华文文学区域关系与跨界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结束后，杭州钱镠文化研究会秘书长钱刚先生开车来浙大启真宾馆接上我，然后驱车去拜访杭州钱镠文化研究会会长钱法成老先生。
“清明时节雨纷纷”。天上下着蒙蒙细雨，在雨中穿过杭城，别有一番风味。我默默地想着来杭州之前在网络上搜索到的对受访者的介绍：钱法成，男，笔名双戈，1932年6月25日出生，浙江嵊州人。著名剧作家、书法家。曾任浙江省文化厅厅长、浙江省文联副主席、省政协常委兼文卫体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现为浙江省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浙江省诗词学会会长，浙江省书法研究会会长。他长期从事戏曲剧本创作，与魏峨合作编剧的越剧《胭脂》、绍剧《于谦》曾荣获文化部一等奖、二等奖，婺剧《西施泪》、越剧《柳玉娘》荣获浙江省一等奖。戏曲电视连续剧《大义夫人》曾获全国“飞天奖”一等奖;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编写的越剧《貂蝉与吕布》获浙江省优秀剧本奖;京剧《南屏晚钟》获浙江省“改革之光”优秀剧本奖，电视连续剧《绍兴师爷》在1999年金鹰奖评奖中获优秀剧作奖;越剧《新龙凤锁》获杭州市特别奖。还主编出版了《中国越剧》一书。1991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魏峨双戈剧作选》，其中收有《胭脂》等10个剧目。
在车上，钱刚先生提醒我说：钱老生性淡泊，生活朴素，一切简单之极，至今仍居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广播电视局分配的职工宿舍的底楼，曾多次有人劝其搬到条件较好的居处，都被他婉拒了，只因旧居对门有一间可以泼墨挥毫、与书法为伴的工作室。踏进钱老家门，径直穿堂入室，便是他终日与此相伴的书法工作室，他自命为“不晚斋”。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常见的一户狭长的旧民居的底层房间，大约20平方米左右：靠近天井的稍大的房间内搁着一张两米多的长方形大桌子，上面堆满了各种毛笔以及已完成或尚未完成的书法作品，迎面比较醒目的是一帧“闻鸡起舞”的横幅，正是钱老遒劲有力的手书，既是书法佳作，也可领悟主人自勉自励的警策。而外间的小房间，搁着一张方桌和几张方凳，空余处，几乎全让成摞的宣纸书画等占满了，要想自由腾挪一下，也比较困难。这就是钱老平日待客和休憩之处了。直觉告诉我：钱老平素的居住空间可谓“简陋”二字，令人自然地想到刘禹锡的《陋室铭》，“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意思是虽居陋室，但住此屋的人品德高尚就不简陋了，所以接下来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千古美谈。于是，在龙井茶散发的清香中，在我问他答的对话中，钱法成先生在当代戏剧、书法与诗词领域的人格魅力、艺术才华、历史功绩以及重大贡献，在我眼中逐渐清晰并立体化了。
首先，聊起的是钱老的戏剧人生。1932年6月25日，钱法成出生于嵊州（原嵊县）崇仁镇箝口村。父亲钱全华早年在家中务农，后在镇上开了一爿小杂货店，全家便从山区搬迁至镇上，母亲张杏仙幼年很苦，长大后嫁入钱家，生育了三男一女。他是钱家的长子，且出生时正值孝女曹娥的生日，也真是一种巧合。古诗中有“剡溪蕴异秀”，这“异秀”的不仅是山水，更是人杰和戏剧艺术：嵊州是全国第二大剧种——越剧的发源地。他出生前后，正是越剧流行之时。崇仁镇是嵊县的大市镇，镇上本就建有四五个古戏台，每逢庙会就会邀请一些戏班子来演出，热闹时，四五个剧团同时鸣锣开演，令人目不暇接。从童年至少年时期，钱法成几乎都是在浓郁的琴声戏韵中度过的，一颗美丽的戏曲种子便从儿时植入心中并发芽生根。自幼聪慧的他，耳濡目染，到了十四五岁，经琴师略加指点，竟无师自通，一手胡琴已拉得悠扬婉转，名声远扬。与此同时，他还迷上了书法与绘画，“小荷才露尖尖角”，便已显示出他日后在书画方面的艺术追求。
1948年，钱法成刚满16岁。他在嵊县中学初中毕业，先是报考“杭州国立艺专”，却因体检查出眼睛色盲而只得改报“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即被录取。越山剡水，钟灵毓秀。彼时“湘师”的校长正是著名的教育家金海观先生。他是浙江诸暨人，1918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教育科，师从陶行知先生，1932年起任浙江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校长。他在主政“湘师”期间，积极推行陶行知先生教育理论，使“湘师”成为一所誉满全国的师范学校，有“浙江晓庄”之美誉。钱法成入“湘师”后，如鱼得水，不仅打下了扎实的文化知识基础，而且艺术才华也得到了尽情展示与发挥。在校期间，他参加校乐队和演出队，排演《白毛女》（当时剧名为《年三十夜》）、《赤叶河》等民族新歌剧，并进行宣传演出。“湖畔画社”由他组织且担任社长，书画创作交流活动开展起来。他还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共青团的前身），担任校团支部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正式参加工作。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后，他被选送到省委党校学习;学习结束被分配到省委宣传部报刊处工作。1955年2月，浙江省级机构调整，他所在的报刊处与新闻出版处一起转入省文化局。不久，他又被调入人事处负责党团工作。工作之余，或许是自幼痴迷于戏曲的爱好使然，只要一有空，他就去杭州各个剧场看戏。看来看去，饱受越剧、绍剧熏染的他，竟然慧眼独具地看出了昆曲这一濒临灭绝的剧种的艺术精髓与文化魅力。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日后竟会与昆曲《十五贯》结下不解之缘，并率领着浙江昆苏剧团赴京演出。
昆曲发源于江苏昆山一带，始称“水磨腔”，逶迤至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被公認为“百戏之祖”。明、清两朝，昆曲曾达到其鼎盛时期，成为当时全国最重要的剧种，被誉为“盛世元音”。在长达数百年的传承、发展过程中，昆曲以其剧目丰富多彩、文辞典雅华丽、曲调隽永婉转、舞姿柔美绚烂、武艺高超卓绝、表演真切细腻等艺术特点，成为中国戏曲和民族文化的艺术瑰宝。它融诗、乐、歌、舞、戏于一体，既有诗的意境，又有画的风姿，在中国戏曲史、文学史、音乐史上，皆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2000年，中国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人类口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但这已是后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那会儿，昆曲已是一片凋零。原来，清代中叶以后，由于昆曲经过长时间的繁盛之后，日渐失去原有的活力，开始走向衰微。昆曲的繁荣是与众多作家、学者的全力投入分不开的，待到汤显祖、李玉、洪昇、孔尚任等引领过时代思潮的知识精英消逝在历史的地平线以外，昆曲便无奈地陷入了停滞。在艺术上，昆曲细腻幽雅的特点也开始显露出远离大众欣赏趣味的一面，过分缓慢的演出节奏也让普通观众越来越难以接受，加上诸多地方戏曲在各地蓬勃兴起，如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调、二簧调，统称之乱弹，即所谓“花部”。18世纪后期的“花（地方戏）雅（昆曲）之争”，其结果以贺乾隆80寿辰，“徽班进京”，京腔皮黄等地方戏曲而取胜，昆曲逐渐退出主流舞台。之后清朝颁布解散宫廷昆曲戏班和禁止官员拥有家庭戏班的禁令，使宫廷昆曲戏班和家庭昆曲剧团不复存在，文人和绅士阶层与昆曲的密切联系遭到了致命的破坏，昆曲失去了最重要的社会基础，陷于衰落之中。清末民初，更入末路。
民国初年，苏州最后一个昆曲班子——已创办两百多年的“文福班”解散。为了挽救昆曲，1921年，张紫东、贝晋眉、徐镜清、俞粟庐、徐凌云、俞振飞、吴梅、孙咏雪等人共同筹划，在上海实业家穆藕初（1876-1943）鼎力支持下，买下苏州西大营门的五亩园，创办了“昆曲传习所”。聘请沈月泉、沈斌泉、吴义生、沈彩金、尤彩云、施桂林等“文福班”艺人为师，招收了50多名学生。这批学生一年后分行当，取艺名，艺名都有一个“传”字，小生“斜王旁”，如顾传玠、赵传珺、周传瑛;旦角“草字头”，如朱传茗、姚传芗;丑角“水字旁”，如王传淞、华传浩，周传沧;末角、老外和净角则为“金字旁”，如郑传鉴、施传镇、包传铎、沈传锟、周传铮、薛传钢等。这批学员学戏三年，实践演出两年，1926年正式毕业时，学会昆曲700多折戏。之后，以“传”字辈青年演员组成名为“新乐府”昆曲班，由俞振飞任艺术顾问，在上海、苏州等地演出多场。1930年，班子内起了分化和纠纷，“传字辈”演员不满领班严惠予、陶希泉大量抽成，盘剥演员收入等行径，主要小生顾传玠因演员待遇差而离班，其他演员与领班的冲突更甚，导致一批演员离开另组“共和班”。他们苦心筹款，每人一股，改成“共和制”合作戏班，于1931年9月回沪后更名为“仙霓社”，在上海、苏州、南京、无锡及杭、嘉、湖等地继续演出。1936年，为“仙霓社”劳累过度的老生施传镇死于伤寒，年仅26岁。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事爆发，日本侵略军炮轰上海，演职员们多年辛苦积攒的戏装行头全部毁于炮火。大家抱头痛哭，为保存国粹而奋斗十多年的“仙霓社”在绝望中解散。剧社解散后，主演之一的赵传珺贫病交迫，冻饿而死于上海马路旁。年仅24岁的周传瑛几次在黄浦江边徘徊，想投江自尽。名丑王传淞则在马路边摆卖地栗糕为生。“仙霓社”遭难时，上海有个“国风苏滩社”。“国风”原名“国凤”，取班主朱国梁的“国”，女演员张凤云的“凤”字为名。后听从上海《新闻报》严独鹤先生的建议，遂改成颇有文化内涵的“国风”。班主朱国梁是宁波人，近视眼，是个落魄文人，他爱表演，能编写，且有侠义之风。他出面动员摆地摊的王传淞加入“国风”，既教表演，又兼演出。王传淞又动员落难的师弟周传瑛入社。后来龚祥甫、包传铎、周传铮也入社，演出从坐唱发展为舞台表演，苏滩中夹唱昆曲，或昆曲夹唱苏滩，称为苏昆。当时被戏称为“馄饨、面条两下锅”。
好不容易熬到了1949年，“国风”苏昆戏班的艺人饿着肚子躲在浙江嘉善的一座破庙里迎来了解放。解放军动员他们出来演出。从前唱戏的伶人一向怕演出时“弹压席”，在荷枪实弹的士兵包围的氛围中唱戏，心里充满恐惧。而眼前的军人却不一样，主动关心起他们的“吃饭问题”来，他们感到世道变了。1951年5月5日，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签发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简称“五五指示”，其中心内容是三改：“改戏，改人，改制”。根据这一精神，浙江省及嘉兴地区文化局将民营“国风”苏昆剧社，纳入了民办公助。环境虽有了些改善，但艺人的生活仍很艰难：观众少，收入差，食宿仍无保证。但在这样的艰难时刻，他们却干了两件大事：
首先，为纪念我国著名剧作家洪昇（1645-1704）逝世250周年，1954年，“国风”苏昆剧社来杭州“闯码头”。他们在杭州的演出，也正好是浙江省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之际，根据浙江省图书馆馆长张宗祥先生（1882-1965）的建议，他们在胜利剧院演出了洪昇的名著《长生殿》。张宗祥先生曾是周传瑛、王传淞等人的老师，在他的支持下，他们演出了原著中《定情》《赐盒》《进果》《絮阁》《舞盘》《密誓》《小宴》《惊变》《埋玉》《骂贼》等十出戏，引起很大反响，提升了昆曲和苏昆剧团在广大观众心目中的艺术地位。
其次，“国风”苏昆剧社又办了一件盛事。翌年，为欢迎昆曲泰斗俞振飞先生（时年55岁）及夫人黄蔓耘女士从香港归来，他们以“国风”全团力量为班底，广邀流散在全国南北各地的数十位昆曲名家，在杭州东坡剧院“大会师”，连演五日五夜优秀的昆曲折子戏，使广大观众大饱眼福和耳福，由此也培养了不少昆曲迷。时任浙江省文化局干部的钱法成即为其中之一。看完他们的精彩演出后，他真正领悟到了什么是中国戏曲的精美与国粹。
钱法成激动地向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兼文化局局长黄源递交了请调报告（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向上级提出的请调报告），“要求调离省级机关，到这个民间剧团去工作”。当时，省级机关有不少人不理解他，觉得好端端的一位省级机关干部，为何要到一个“自身难保”的穷困民间剧团去？但请调报告得到了文化局局长黄源的理解与批准，这样他就如愿以偿地到“国风”苏昆剧团去报到了。当时，他25岁。到苏昆剧团后，他和“传字辈”“世字辈”昆曲艺术家及其他演职員一起排戏，共同生活，喝大碗茶，唠家常话，成为深受大家欢迎的年富力强的剧团指导员。
这年春天，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的田汉先生来杭州，在“国风”昆苏剧团团长兼导演周传瑛陪同下去看苏昆戏。周传瑛是苏州人，“昆曲研习所”的嫡传弟子之一，有着深厚的昆曲功底，但迫于生计，昆苏并团后他也是苏剧的台柱子。田汉听台上唱的并非正宗的昆曲，有点不伦不类，一会儿是典雅的昆腔，一会儿又是吴侬软语的滩簧小调。他就问：“这是什么戏？”周传瑛脱口而出：“这是荤（昆）素（苏）戏。”二人皆笑，但笑得有点尴尬无奈。 待田汉见到了沙文汉省长，他便向沙省长提出：“请省里为昆苏剧团搞个戏，去北京演出。”沙省长答应了。这便有了此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美谈。
1955年7月5日，国务院任命著名翻译家黄源为浙江省文化局局长。黄源，浙江海盐人，年轻时留学日本，回国后曾在鲁迅支持下主编《译文》杂志。1938年参加新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过华东军管会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他从上海调来杭州赴任，带着几车书。
沙省长把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田汉交代的事，交代给了黄源。这年下半年，正值肃反运动后期。毛泽东主席亲自选定《聊斋志异》里《胭脂》等几篇小说，发给党内学习，要求干部们处理案件时不要被假象蒙蔽。这时，究竟为“国风”昆苏剧团搞什么戏，黄源并未考虑好。事有凑巧，1955年11月上旬，上海电影局局长张骏祥陪同印度电影代表团来杭州参观。送走外宾后，黄源便请他到三元坊解放剧场看昆苏剧团的戏。没想到，当晚剧团演的恰是《十五贯》初改本。两人看了非常兴奋，高度赞扬。
黄源回到家，连夜翻书，但只翻到《缀白裘》中的《判斩》《见都》《踏勘》《访鼠测字》四出戏。第二天，他调来昆苏剧团的演出本﹙初改本﹚，后来又从梅兰芳先生那里借来了朱素臣原著全本，认真阅读后，他决定组织力量整理、重排这个戏。当即组成了三人小组，立即着手改剧本。黄源亲自任组长，副组长是省文教部文艺处处长兼省文联秘书长郑伯永（1919-1962）。他是温州人，时年36岁，原为中共温州游击队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温州地委宣传部长，曾调上海文联写过小说，和黄源一起调回浙江。他负责与部长、编导、剧团三方之间联络、协调工作。另一位叫陈静（1918年生），江苏铜山人，当时37岁。他抗战时参加过抗日演剧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职华东戏曲研究院导演，1953年调入浙江越剧团任编导，曾加工、排演过越剧《五姑娘》。他还改编、导演越剧《庵堂认母》，荣获华东六省一市会演最高奖，并成为越剧经典剧目和教学剧目，由他负责整理、加工、修改剧本和现场排戏的执笔和执导。不久，“昆曲《十五贯》整理小组”正式成立，除组长黄源、副组长郑伯永和执笔兼执导陈静外，又加入成员：“国风”昆苏剧团团长兼导演周传瑛（时年44岁，剧中扮演况钟）、王传淞（时年49岁，剧中扮演娄阿鼠）、朱国梁（时年46岁，剧中扮演过于执）、包传铎（时年47岁，扮演周岑兼管财务）、周传铮（扮演尤葫芦兼作曲）、李荣圻（主笛兼作曲）、项金根（司鼓）、俞金荣（主胡）等演职人员。排戏地址在钱塘门外小车桥蔡同德药店废弃的药场和养鹿场。此剧从改编到排出，前后仅花了20天时间。
《十五贯传奇》又名《双熊梦》，是根据宋元话本《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又名《错斩崔宁》）改编的。剧作家朱素臣，明末清初吴县人，著有《秦楼月》《翡翠园》等十八种传奇作品。朱素臣的传奇本，将原故事发生地从南宋都城杭州移到明代的苏州、无锡一带，将前后审案的两个不知名的杭州府尹，改写为三个官吏，其中两个是明代历史名臣：况钟（1383-1442），江西靖安人，小吏出身，永乐年任礼部主事、郎中，宣德五年出任苏州知府，严惩贪吏，减免税赋，连任十三年，后卒于任上;周忱（1381-1453），江西吉水人，明永樂二年进士，任刑部郎中二十年，宣德五年任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创平米法，改军赋役，和况钟合奏减免江南重赋，疏浚吴淞江，设济农仓，在江南凡二十年，景泰二年70岁时被迫致仕。江南人六百多年来皆奉其为财神。过于执则是虚构的人物。在朱素臣的传奇中，主要人物的基本性格和形象已初具，故事情节也大大丰富了不少。只是戏的线条纷杂，太注重在“巧”字上做文章，有些关键戏强调不够，唱词不够通俗，并有一些迷信成分（如托梦等）。原著共有“开场、泣别、鼠窃、得环、摧花、饵毒”等26折，整出戏须演两个晚上。浙昆初改本经删改后缩短至一个晚上的戏，原著中熊友蕙、尤三姑的戏虽已减少，但仍保留有“男监”等戏，两条线索还在;文字还须加工;“托梦”痕迹尚存;况钟破案的事实依据尚不足;况钟、周忱、过于执三个官员之间的戏还不够饱满;戏的气氛节奏尚须处理，高潮戏不够;戏还是太长等等。
经由黄源主持、陈静执笔的《十五贯》整理本削减为八出：“杀尤、受嫌、被冤、判斩、见都、踏勘、测字、审鼠”。整理本对全部唱词和部分道白上作了大胆而谨慎的修改，既保留了昆曲的韵味，又要符合人物的身份、涵养和历史感，还要做到唱词和道白精炼、切意、上口、好懂，雅俗共赏，使观众无欣赏障碍;戏剧情节要合情合理而又引人入胜，明快简洁而又曲折离奇，并且打破陈套，做到干脆利落;人物塑造匠心独具，加上周传瑛、王传淞等老艺术家的高超演技，使得剧中主要人物性格突出、入木三分而又分寸恰当，鲜明生动而又耐人咀嚼，具有典型性和现实意义。历经六百多年深厚艺术积淀的古老昆曲，再加上话剧、戏曲及新老导演智慧的融合，在舞台上精心营造了具有厚重历史感的艺术氛围，设置了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的悬念，没有空泛的说教，情节发展一波三折，自然能把全场观众的目光和心牢牢吸引住。
整理后的昆曲《十五贯》决定于1956年元旦起，在杭州胜利剧院公演。当时，报纸上登出的广告词是“字句通俗，唱词说白，幻灯说明。票价二、三、四角”，比整理之前演出的每一档座位价格有所提高。令人没想到的是，昆曲《十五贯》公演一开始，平时门可罗雀的昆曲演出，竟然十分抢手，在杭城居然连演24场（其中胜利剧院18场，移至杭州工人文化宫剧场演2场，再返回到胜利剧院加演4场），场场爆满，好评如潮。
“国风”苏昆剧团乘胜追击，马不停蹄，携《十五贯》移师上海。1956年2月14日起，先在上海永安公司剧场演出，后移师新建的中苏友好大厦剧场。时任华东局书记魏文伯、上海市领导陈丕显都前来观看，看了之后他们决定：为华东局和上海市所有处以上干部作专场演出。此后，《十五贯》在上海火了，连演了25场。当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同志正巧在沪视察工作，他也来看了演出，非常高兴，指定要昆曲《十五贯》进京演出。
昆曲《十五贯》在进京演出之前，1956年4月1日，浙江省批准改民办“国风苏昆剧团”为国营“浙江昆苏剧团”。从此，“浙昆”便成为昆曲绵延不绝的重镇之一。
浙昆全团演职人员于4月4日起赴京，由钱法成任领队。他们带了两个昆剧大戏：《十五贯》和《长生殿》，还有一些昆苏折子戏。临行前，黄源叮嘱领队：“到北京要坚持演出《十五贯》，不要因为初演冷场而换戏。”他还要钱法成每天晚上向他电话汇报演出情况。
抵京后，昆剧演出被安排在前门外广和剧场。清康熙二十八年，即1689年，适逢佟皇后丧期，洪昇的《长生殿》禁演事件恰好就发生在这里。二百多年后在这个剧场上演昆曲《十五贯》，似乎也具有某种文化传承的象征意义。浙江昆苏剧团4月6日到京，4月8日，按照惯例招待首都文艺界看《十五贯》，9日看《长生殿》，4月10日起《十五贯》售票公演。
售票演出伊始，情况不太妙，第一场只卖出40多张票。北京的观众对浙江昆苏剧团和演出剧目感到生疏，又恰逢全国话剧会演，观众已经看饱了好戏，昆曲这里就少人问津。但是，“识宝”的首都文艺界名人们都动员起来了。62岁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不但亲自来看戏，亲笔撰文推荐，还每天买十几张票送给亲友来看;还有夏衍、田汉、欧阳予倩、张庚、白云生、戴不凡等戏剧名家都来看了戏，并且还都著文力荐。舆论热起来了，场子也逐渐热了起来。
中宣部文艺处处长、著名文艺评论家林默涵看了《十五贯》后，便推荐给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罗瑞卿部长看后又推荐给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便提出要看《十五贯》。于是，接到上级重要指示的钱法成便带上剧团于4月17日进中南海怀仁堂演出。戏毕，毛泽东主席带头鼓掌并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
4月19日，周恩来总理从外地回京，当天晚上就来到广和剧场看戏。戏演完后又亲自来到舞台底下的地下化妆间，同浙昆全团同志促膝座谈，历时近一个小时。
4月21日，在“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热潮中，文化部在吉祥戏院召开表彰大会，向浙昆全体演职人员传达了毛主席的三点指示：“是好戏;要奖励;要推广。”当场奖给剧团五千元钱，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可是一笔不菲的巨款了。
转眼到了5月1日，北京举行国际劳动节大游行，44人的浙昆剧团竟有8人上了天安门观礼台。钱法成又一次见到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
5月2日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彭真等中央领导，在中央直属机关礼堂第二次观看《十五贯》。5月13日晚上十时，毛主席等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开完会议后，又在紫光阁小剧场观看了浙昆的昆苏折子戏。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多次看戏，也是对中国戏曲传统艺术和基层剧团作调研。
5月17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亲自参加并召开了有200多人参加的昆曲《十五贯》大型研讨会。研讨会由周扬、钱俊瑞、田汉、周传瑛、马师曾五人主持。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谈起》的社论。这句话其实是田汉先生说的，社论则是夏衍先生让袁鹰执笔的。从此，曾经风雨飘摇、难以为继的昆曲这一剧种终于被“救活”并受到了国家和政府的重视。
5月27日，浙昆剧团全体演职人员怀着依依惜别之情离开北京。这次进京，《十五贯》在北京共演出了47场，观众达七万多人次。离京前，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先生为剧团主要成员设宴饯行，席间由叶圣陶、老舍等文化名人作陪。文化部还为剧团安排了《十五贯》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攝彩色电影。于是，浙昆剧团从天津、济南、南京，一路演到上海，然后留在上海拍电影。电影由陶金任导演，摄影师为黄绍芬、陈震祥。拍完电影后，剧团又赴四川等多省，作巡回演出。
就这样，改编本《十五贯》的成功，犹如枯树逢早春，老枝爆新芽，促使中华古老剧种昆曲迎来了复苏，并焕发出了新的生机。浙江昆苏剧团一跃成为国家和浙江省的重点剧团：浙江昆剧团，后来又成立了浙江京昆艺术剧院。而在《十五贯》进京之前，全国只有一个规模很小、40多人的浙江昆苏剧团﹙其中有18名传字辈世字辈演员和学员﹚。除此之外，浙江仅有两个小得可怜、难以生存的草昆剧团：永嘉昆剧团和宣平昆剧团。而《十五贯》演出成功后，周总理指示：要重视这个剧种，不要只是把它的艺术拆成零件使用。于是不少昆曲人材从社会的各个角落被召回，并开始加快培养新一代昆曲新人。
1956年10月23日，作为昆曲的发源地，为加强昆曲的发展，江苏省政府决定将原来的“苏州市民锋实验苏剧团”改为“江苏省苏昆剧团”，驻地仍在苏州，交由苏州市文化局代管，并将昆剧作为苏州戏曲工作的重点。之后随团培养了一批“继”字辈学员，如张继青、丁继兰、华继静、章继涓等。他们中不少人都受到过俞振飞、言慧珠等昆曲大师的手把手指点。1959年，江苏省苏昆剧团分团，一部分演职员到了南京，另组江苏省昆剧团。
1957年6月22日，北方昆曲剧院在北京组建，韩世昌、白云生、侯永奎、马祥麟、侯玉山、白云珍等昆曲老艺人都一一归队。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北京戏曲学校把一个班级建制划归北方昆曲剧院，招收新学员。
1957年冬，已经二十年断了昆曲香火的湖南省，在湖南嘉禾县办了湘昆学员培训班。1960年以该班学员为基础，成立了郴州专区湘昆剧团，现为省管的湖南省湘昆剧院。
1961年，上海成立了以上海戏曲学校昆曲班为主体的上海青年京昆剧团，后又发展成上海昆剧团。
由于浙昆《十五贯》的演出成功，在全国很快便形成了具有七个专业昆剧团体以及戏校、培训班，有近千名演职人员的专门队伍，昆曲受到了国家和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和保护。2000年，中国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人类口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所以，“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实在是功德无量。后来，钱法成虽因工作需要调离了浙江省昆剧团而担任文化厅的领导工作，但在多年后的1981年，他在题为《纪念昆曲传习所六十周年》的诗中写道：“幽兰喜得回春力，古艺芬芳万代留。一闪韶光廿五年（指1956年他带队赴京演出《十五贯》——笔者注），影中还留旧容颜。青春过往休追叹，不枉今生有艺传。”表达了对于昆曲这一国宝“喜得回春力”而能够“芬芳万代留”，以及自己为此付出的青春韶华，“不枉今生有艺传”的欣喜与欣慰之情。如今，年已耄耋之年的钱法成老先生，谈起当年的义举和盛况，如数家珍，谈兴大发，他脸上浮现出欣慰而又灿烂的笑容，在场聆听者，无不动容。
“清明时节雨纷纷”。天上下着蒙蒙细雨，在雨中穿过杭城，别有一番风味。我默默地想着来杭州之前在网络上搜索到的对受访者的介绍：钱法成，男，笔名双戈，1932年6月25日出生，浙江嵊州人。著名剧作家、书法家。曾任浙江省文化厅厅长、浙江省文联副主席、省政协常委兼文卫体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现为浙江省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浙江省诗词学会会长，浙江省书法研究会会长。他长期从事戏曲剧本创作，与魏峨合作编剧的越剧《胭脂》、绍剧《于谦》曾荣获文化部一等奖、二等奖，婺剧《西施泪》、越剧《柳玉娘》荣获浙江省一等奖。戏曲电视连续剧《大义夫人》曾获全国“飞天奖”一等奖;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编写的越剧《貂蝉与吕布》获浙江省优秀剧本奖;京剧《南屏晚钟》获浙江省“改革之光”优秀剧本奖，电视连续剧《绍兴师爷》在1999年金鹰奖评奖中获优秀剧作奖;越剧《新龙凤锁》获杭州市特别奖。还主编出版了《中国越剧》一书。1991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魏峨双戈剧作选》，其中收有《胭脂》等10个剧目。
在车上，钱刚先生提醒我说：钱老生性淡泊，生活朴素，一切简单之极，至今仍居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广播电视局分配的职工宿舍的底楼，曾多次有人劝其搬到条件较好的居处，都被他婉拒了，只因旧居对门有一间可以泼墨挥毫、与书法为伴的工作室。踏进钱老家门，径直穿堂入室，便是他终日与此相伴的书法工作室，他自命为“不晚斋”。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常见的一户狭长的旧民居的底层房间，大约20平方米左右：靠近天井的稍大的房间内搁着一张两米多的长方形大桌子，上面堆满了各种毛笔以及已完成或尚未完成的书法作品，迎面比较醒目的是一帧“闻鸡起舞”的横幅，正是钱老遒劲有力的手书，既是书法佳作，也可领悟主人自勉自励的警策。而外间的小房间，搁着一张方桌和几张方凳，空余处，几乎全让成摞的宣纸书画等占满了，要想自由腾挪一下，也比较困难。这就是钱老平日待客和休憩之处了。直觉告诉我：钱老平素的居住空间可谓“简陋”二字，令人自然地想到刘禹锡的《陋室铭》，“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意思是虽居陋室，但住此屋的人品德高尚就不简陋了，所以接下来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千古美谈。于是，在龙井茶散发的清香中，在我问他答的对话中，钱法成先生在当代戏剧、书法与诗词领域的人格魅力、艺术才华、历史功绩以及重大贡献，在我眼中逐渐清晰并立体化了。
戏痴如饮酒，历久仍香
首先，聊起的是钱老的戏剧人生。1932年6月25日，钱法成出生于嵊州（原嵊县）崇仁镇箝口村。父亲钱全华早年在家中务农，后在镇上开了一爿小杂货店，全家便从山区搬迁至镇上，母亲张杏仙幼年很苦，长大后嫁入钱家，生育了三男一女。他是钱家的长子，且出生时正值孝女曹娥的生日，也真是一种巧合。古诗中有“剡溪蕴异秀”，这“异秀”的不仅是山水，更是人杰和戏剧艺术：嵊州是全国第二大剧种——越剧的发源地。他出生前后，正是越剧流行之时。崇仁镇是嵊县的大市镇，镇上本就建有四五个古戏台，每逢庙会就会邀请一些戏班子来演出，热闹时，四五个剧团同时鸣锣开演，令人目不暇接。从童年至少年时期，钱法成几乎都是在浓郁的琴声戏韵中度过的，一颗美丽的戏曲种子便从儿时植入心中并发芽生根。自幼聪慧的他，耳濡目染，到了十四五岁，经琴师略加指点，竟无师自通，一手胡琴已拉得悠扬婉转，名声远扬。与此同时，他还迷上了书法与绘画，“小荷才露尖尖角”，便已显示出他日后在书画方面的艺术追求。
1948年，钱法成刚满16岁。他在嵊县中学初中毕业，先是报考“杭州国立艺专”，却因体检查出眼睛色盲而只得改报“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即被录取。越山剡水，钟灵毓秀。彼时“湘师”的校长正是著名的教育家金海观先生。他是浙江诸暨人，1918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教育科，师从陶行知先生，1932年起任浙江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校长。他在主政“湘师”期间，积极推行陶行知先生教育理论，使“湘师”成为一所誉满全国的师范学校，有“浙江晓庄”之美誉。钱法成入“湘师”后，如鱼得水，不仅打下了扎实的文化知识基础，而且艺术才华也得到了尽情展示与发挥。在校期间，他参加校乐队和演出队，排演《白毛女》（当时剧名为《年三十夜》）、《赤叶河》等民族新歌剧，并进行宣传演出。“湖畔画社”由他组织且担任社长，书画创作交流活动开展起来。他还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共青团的前身），担任校团支部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正式参加工作。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后，他被选送到省委党校学习;学习结束被分配到省委宣传部报刊处工作。1955年2月，浙江省级机构调整，他所在的报刊处与新闻出版处一起转入省文化局。不久，他又被调入人事处负责党团工作。工作之余，或许是自幼痴迷于戏曲的爱好使然，只要一有空，他就去杭州各个剧场看戏。看来看去，饱受越剧、绍剧熏染的他，竟然慧眼独具地看出了昆曲这一濒临灭绝的剧种的艺术精髓与文化魅力。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日后竟会与昆曲《十五贯》结下不解之缘，并率领着浙江昆苏剧团赴京演出。
昆曲辛酸泪，道来话长
昆曲发源于江苏昆山一带，始称“水磨腔”，逶迤至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被公認为“百戏之祖”。明、清两朝，昆曲曾达到其鼎盛时期，成为当时全国最重要的剧种，被誉为“盛世元音”。在长达数百年的传承、发展过程中，昆曲以其剧目丰富多彩、文辞典雅华丽、曲调隽永婉转、舞姿柔美绚烂、武艺高超卓绝、表演真切细腻等艺术特点，成为中国戏曲和民族文化的艺术瑰宝。它融诗、乐、歌、舞、戏于一体，既有诗的意境，又有画的风姿，在中国戏曲史、文学史、音乐史上，皆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2000年，中国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人类口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但这已是后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那会儿，昆曲已是一片凋零。原来，清代中叶以后，由于昆曲经过长时间的繁盛之后，日渐失去原有的活力，开始走向衰微。昆曲的繁荣是与众多作家、学者的全力投入分不开的，待到汤显祖、李玉、洪昇、孔尚任等引领过时代思潮的知识精英消逝在历史的地平线以外，昆曲便无奈地陷入了停滞。在艺术上，昆曲细腻幽雅的特点也开始显露出远离大众欣赏趣味的一面，过分缓慢的演出节奏也让普通观众越来越难以接受，加上诸多地方戏曲在各地蓬勃兴起，如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调、二簧调，统称之乱弹，即所谓“花部”。18世纪后期的“花（地方戏）雅（昆曲）之争”，其结果以贺乾隆80寿辰，“徽班进京”，京腔皮黄等地方戏曲而取胜，昆曲逐渐退出主流舞台。之后清朝颁布解散宫廷昆曲戏班和禁止官员拥有家庭戏班的禁令，使宫廷昆曲戏班和家庭昆曲剧团不复存在，文人和绅士阶层与昆曲的密切联系遭到了致命的破坏，昆曲失去了最重要的社会基础，陷于衰落之中。清末民初，更入末路。
民国初年，苏州最后一个昆曲班子——已创办两百多年的“文福班”解散。为了挽救昆曲，1921年，张紫东、贝晋眉、徐镜清、俞粟庐、徐凌云、俞振飞、吴梅、孙咏雪等人共同筹划，在上海实业家穆藕初（1876-1943）鼎力支持下，买下苏州西大营门的五亩园，创办了“昆曲传习所”。聘请沈月泉、沈斌泉、吴义生、沈彩金、尤彩云、施桂林等“文福班”艺人为师，招收了50多名学生。这批学生一年后分行当，取艺名，艺名都有一个“传”字，小生“斜王旁”，如顾传玠、赵传珺、周传瑛;旦角“草字头”，如朱传茗、姚传芗;丑角“水字旁”，如王传淞、华传浩，周传沧;末角、老外和净角则为“金字旁”，如郑传鉴、施传镇、包传铎、沈传锟、周传铮、薛传钢等。这批学员学戏三年，实践演出两年，1926年正式毕业时，学会昆曲700多折戏。之后，以“传”字辈青年演员组成名为“新乐府”昆曲班，由俞振飞任艺术顾问，在上海、苏州等地演出多场。1930年，班子内起了分化和纠纷，“传字辈”演员不满领班严惠予、陶希泉大量抽成，盘剥演员收入等行径，主要小生顾传玠因演员待遇差而离班，其他演员与领班的冲突更甚，导致一批演员离开另组“共和班”。他们苦心筹款，每人一股，改成“共和制”合作戏班，于1931年9月回沪后更名为“仙霓社”，在上海、苏州、南京、无锡及杭、嘉、湖等地继续演出。1936年，为“仙霓社”劳累过度的老生施传镇死于伤寒，年仅26岁。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事爆发，日本侵略军炮轰上海，演职员们多年辛苦积攒的戏装行头全部毁于炮火。大家抱头痛哭，为保存国粹而奋斗十多年的“仙霓社”在绝望中解散。剧社解散后，主演之一的赵传珺贫病交迫，冻饿而死于上海马路旁。年仅24岁的周传瑛几次在黄浦江边徘徊，想投江自尽。名丑王传淞则在马路边摆卖地栗糕为生。“仙霓社”遭难时，上海有个“国风苏滩社”。“国风”原名“国凤”，取班主朱国梁的“国”，女演员张凤云的“凤”字为名。后听从上海《新闻报》严独鹤先生的建议，遂改成颇有文化内涵的“国风”。班主朱国梁是宁波人，近视眼，是个落魄文人，他爱表演，能编写，且有侠义之风。他出面动员摆地摊的王传淞加入“国风”，既教表演，又兼演出。王传淞又动员落难的师弟周传瑛入社。后来龚祥甫、包传铎、周传铮也入社，演出从坐唱发展为舞台表演，苏滩中夹唱昆曲，或昆曲夹唱苏滩，称为苏昆。当时被戏称为“馄饨、面条两下锅”。
好不容易熬到了1949年，“国风”苏昆戏班的艺人饿着肚子躲在浙江嘉善的一座破庙里迎来了解放。解放军动员他们出来演出。从前唱戏的伶人一向怕演出时“弹压席”，在荷枪实弹的士兵包围的氛围中唱戏，心里充满恐惧。而眼前的军人却不一样，主动关心起他们的“吃饭问题”来，他们感到世道变了。1951年5月5日，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签发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简称“五五指示”，其中心内容是三改：“改戏，改人，改制”。根据这一精神，浙江省及嘉兴地区文化局将民营“国风”苏昆剧社，纳入了民办公助。环境虽有了些改善，但艺人的生活仍很艰难：观众少，收入差，食宿仍无保证。但在这样的艰难时刻，他们却干了两件大事：
首先，为纪念我国著名剧作家洪昇（1645-1704）逝世250周年，1954年，“国风”苏昆剧社来杭州“闯码头”。他们在杭州的演出，也正好是浙江省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之际，根据浙江省图书馆馆长张宗祥先生（1882-1965）的建议，他们在胜利剧院演出了洪昇的名著《长生殿》。张宗祥先生曾是周传瑛、王传淞等人的老师，在他的支持下，他们演出了原著中《定情》《赐盒》《进果》《絮阁》《舞盘》《密誓》《小宴》《惊变》《埋玉》《骂贼》等十出戏，引起很大反响，提升了昆曲和苏昆剧团在广大观众心目中的艺术地位。
其次，“国风”苏昆剧社又办了一件盛事。翌年，为欢迎昆曲泰斗俞振飞先生（时年55岁）及夫人黄蔓耘女士从香港归来，他们以“国风”全团力量为班底，广邀流散在全国南北各地的数十位昆曲名家，在杭州东坡剧院“大会师”，连演五日五夜优秀的昆曲折子戏，使广大观众大饱眼福和耳福，由此也培养了不少昆曲迷。时任浙江省文化局干部的钱法成即为其中之一。看完他们的精彩演出后，他真正领悟到了什么是中国戏曲的精美与国粹。
钱法成激动地向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兼文化局局长黄源递交了请调报告（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向上级提出的请调报告），“要求调离省级机关，到这个民间剧团去工作”。当时，省级机关有不少人不理解他，觉得好端端的一位省级机关干部，为何要到一个“自身难保”的穷困民间剧团去？但请调报告得到了文化局局长黄源的理解与批准，这样他就如愿以偿地到“国风”苏昆剧团去报到了。当时，他25岁。到苏昆剧团后，他和“传字辈”“世字辈”昆曲艺术家及其他演职員一起排戏，共同生活，喝大碗茶，唠家常话，成为深受大家欢迎的年富力强的剧团指导员。
这年春天，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的田汉先生来杭州，在“国风”昆苏剧团团长兼导演周传瑛陪同下去看苏昆戏。周传瑛是苏州人，“昆曲研习所”的嫡传弟子之一，有着深厚的昆曲功底，但迫于生计，昆苏并团后他也是苏剧的台柱子。田汉听台上唱的并非正宗的昆曲，有点不伦不类，一会儿是典雅的昆腔，一会儿又是吴侬软语的滩簧小调。他就问：“这是什么戏？”周传瑛脱口而出：“这是荤（昆）素（苏）戏。”二人皆笑，但笑得有点尴尬无奈。 待田汉见到了沙文汉省长，他便向沙省长提出：“请省里为昆苏剧团搞个戏，去北京演出。”沙省长答应了。这便有了此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美谈。
整理《十五贯》，不辱使命
1955年7月5日，国务院任命著名翻译家黄源为浙江省文化局局长。黄源，浙江海盐人，年轻时留学日本，回国后曾在鲁迅支持下主编《译文》杂志。1938年参加新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过华东军管会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他从上海调来杭州赴任，带着几车书。
沙省长把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田汉交代的事，交代给了黄源。这年下半年，正值肃反运动后期。毛泽东主席亲自选定《聊斋志异》里《胭脂》等几篇小说，发给党内学习，要求干部们处理案件时不要被假象蒙蔽。这时，究竟为“国风”昆苏剧团搞什么戏，黄源并未考虑好。事有凑巧，1955年11月上旬，上海电影局局长张骏祥陪同印度电影代表团来杭州参观。送走外宾后，黄源便请他到三元坊解放剧场看昆苏剧团的戏。没想到，当晚剧团演的恰是《十五贯》初改本。两人看了非常兴奋，高度赞扬。
黄源回到家，连夜翻书，但只翻到《缀白裘》中的《判斩》《见都》《踏勘》《访鼠测字》四出戏。第二天，他调来昆苏剧团的演出本﹙初改本﹚，后来又从梅兰芳先生那里借来了朱素臣原著全本，认真阅读后，他决定组织力量整理、重排这个戏。当即组成了三人小组，立即着手改剧本。黄源亲自任组长，副组长是省文教部文艺处处长兼省文联秘书长郑伯永（1919-1962）。他是温州人，时年36岁，原为中共温州游击队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温州地委宣传部长，曾调上海文联写过小说，和黄源一起调回浙江。他负责与部长、编导、剧团三方之间联络、协调工作。另一位叫陈静（1918年生），江苏铜山人，当时37岁。他抗战时参加过抗日演剧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职华东戏曲研究院导演，1953年调入浙江越剧团任编导，曾加工、排演过越剧《五姑娘》。他还改编、导演越剧《庵堂认母》，荣获华东六省一市会演最高奖，并成为越剧经典剧目和教学剧目，由他负责整理、加工、修改剧本和现场排戏的执笔和执导。不久，“昆曲《十五贯》整理小组”正式成立，除组长黄源、副组长郑伯永和执笔兼执导陈静外，又加入成员：“国风”昆苏剧团团长兼导演周传瑛（时年44岁，剧中扮演况钟）、王传淞（时年49岁，剧中扮演娄阿鼠）、朱国梁（时年46岁，剧中扮演过于执）、包传铎（时年47岁，扮演周岑兼管财务）、周传铮（扮演尤葫芦兼作曲）、李荣圻（主笛兼作曲）、项金根（司鼓）、俞金荣（主胡）等演职人员。排戏地址在钱塘门外小车桥蔡同德药店废弃的药场和养鹿场。此剧从改编到排出，前后仅花了20天时间。
《十五贯传奇》又名《双熊梦》，是根据宋元话本《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又名《错斩崔宁》）改编的。剧作家朱素臣，明末清初吴县人，著有《秦楼月》《翡翠园》等十八种传奇作品。朱素臣的传奇本，将原故事发生地从南宋都城杭州移到明代的苏州、无锡一带，将前后审案的两个不知名的杭州府尹，改写为三个官吏，其中两个是明代历史名臣：况钟（1383-1442），江西靖安人，小吏出身，永乐年任礼部主事、郎中，宣德五年出任苏州知府，严惩贪吏，减免税赋，连任十三年，后卒于任上;周忱（1381-1453），江西吉水人，明永樂二年进士，任刑部郎中二十年，宣德五年任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创平米法，改军赋役，和况钟合奏减免江南重赋，疏浚吴淞江，设济农仓，在江南凡二十年，景泰二年70岁时被迫致仕。江南人六百多年来皆奉其为财神。过于执则是虚构的人物。在朱素臣的传奇中，主要人物的基本性格和形象已初具，故事情节也大大丰富了不少。只是戏的线条纷杂，太注重在“巧”字上做文章，有些关键戏强调不够，唱词不够通俗，并有一些迷信成分（如托梦等）。原著共有“开场、泣别、鼠窃、得环、摧花、饵毒”等26折，整出戏须演两个晚上。浙昆初改本经删改后缩短至一个晚上的戏，原著中熊友蕙、尤三姑的戏虽已减少，但仍保留有“男监”等戏，两条线索还在;文字还须加工;“托梦”痕迹尚存;况钟破案的事实依据尚不足;况钟、周忱、过于执三个官员之间的戏还不够饱满;戏的气氛节奏尚须处理，高潮戏不够;戏还是太长等等。
经由黄源主持、陈静执笔的《十五贯》整理本削减为八出：“杀尤、受嫌、被冤、判斩、见都、踏勘、测字、审鼠”。整理本对全部唱词和部分道白上作了大胆而谨慎的修改，既保留了昆曲的韵味，又要符合人物的身份、涵养和历史感，还要做到唱词和道白精炼、切意、上口、好懂，雅俗共赏，使观众无欣赏障碍;戏剧情节要合情合理而又引人入胜，明快简洁而又曲折离奇，并且打破陈套，做到干脆利落;人物塑造匠心独具，加上周传瑛、王传淞等老艺术家的高超演技，使得剧中主要人物性格突出、入木三分而又分寸恰当，鲜明生动而又耐人咀嚼，具有典型性和现实意义。历经六百多年深厚艺术积淀的古老昆曲，再加上话剧、戏曲及新老导演智慧的融合，在舞台上精心营造了具有厚重历史感的艺术氛围，设置了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的悬念，没有空泛的说教，情节发展一波三折，自然能把全场观众的目光和心牢牢吸引住。
整理后的昆曲《十五贯》决定于1956年元旦起，在杭州胜利剧院公演。当时，报纸上登出的广告词是“字句通俗，唱词说白，幻灯说明。票价二、三、四角”，比整理之前演出的每一档座位价格有所提高。令人没想到的是，昆曲《十五贯》公演一开始，平时门可罗雀的昆曲演出，竟然十分抢手，在杭城居然连演24场（其中胜利剧院18场，移至杭州工人文化宫剧场演2场，再返回到胜利剧院加演4场），场场爆满，好评如潮。
“国风”苏昆剧团乘胜追击，马不停蹄，携《十五贯》移师上海。1956年2月14日起，先在上海永安公司剧场演出，后移师新建的中苏友好大厦剧场。时任华东局书记魏文伯、上海市领导陈丕显都前来观看，看了之后他们决定：为华东局和上海市所有处以上干部作专场演出。此后，《十五贯》在上海火了，连演了25场。当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同志正巧在沪视察工作，他也来看了演出，非常高兴，指定要昆曲《十五贯》进京演出。
《十五贯》进京，名满华夏
昆曲《十五贯》在进京演出之前，1956年4月1日，浙江省批准改民办“国风苏昆剧团”为国营“浙江昆苏剧团”。从此，“浙昆”便成为昆曲绵延不绝的重镇之一。
浙昆全团演职人员于4月4日起赴京，由钱法成任领队。他们带了两个昆剧大戏：《十五贯》和《长生殿》，还有一些昆苏折子戏。临行前，黄源叮嘱领队：“到北京要坚持演出《十五贯》，不要因为初演冷场而换戏。”他还要钱法成每天晚上向他电话汇报演出情况。
抵京后，昆剧演出被安排在前门外广和剧场。清康熙二十八年，即1689年，适逢佟皇后丧期，洪昇的《长生殿》禁演事件恰好就发生在这里。二百多年后在这个剧场上演昆曲《十五贯》，似乎也具有某种文化传承的象征意义。浙江昆苏剧团4月6日到京，4月8日，按照惯例招待首都文艺界看《十五贯》，9日看《长生殿》，4月10日起《十五贯》售票公演。
售票演出伊始，情况不太妙，第一场只卖出40多张票。北京的观众对浙江昆苏剧团和演出剧目感到生疏，又恰逢全国话剧会演，观众已经看饱了好戏，昆曲这里就少人问津。但是，“识宝”的首都文艺界名人们都动员起来了。62岁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不但亲自来看戏，亲笔撰文推荐，还每天买十几张票送给亲友来看;还有夏衍、田汉、欧阳予倩、张庚、白云生、戴不凡等戏剧名家都来看了戏，并且还都著文力荐。舆论热起来了，场子也逐渐热了起来。
中宣部文艺处处长、著名文艺评论家林默涵看了《十五贯》后，便推荐给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罗瑞卿部长看后又推荐给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便提出要看《十五贯》。于是，接到上级重要指示的钱法成便带上剧团于4月17日进中南海怀仁堂演出。戏毕，毛泽东主席带头鼓掌并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
4月19日，周恩来总理从外地回京，当天晚上就来到广和剧场看戏。戏演完后又亲自来到舞台底下的地下化妆间，同浙昆全团同志促膝座谈，历时近一个小时。
4月21日，在“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热潮中，文化部在吉祥戏院召开表彰大会，向浙昆全体演职人员传达了毛主席的三点指示：“是好戏;要奖励;要推广。”当场奖给剧团五千元钱，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可是一笔不菲的巨款了。
转眼到了5月1日，北京举行国际劳动节大游行，44人的浙昆剧团竟有8人上了天安门观礼台。钱法成又一次见到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
5月2日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彭真等中央领导，在中央直属机关礼堂第二次观看《十五贯》。5月13日晚上十时，毛主席等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开完会议后，又在紫光阁小剧场观看了浙昆的昆苏折子戏。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多次看戏，也是对中国戏曲传统艺术和基层剧团作调研。
5月17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亲自参加并召开了有200多人参加的昆曲《十五贯》大型研讨会。研讨会由周扬、钱俊瑞、田汉、周传瑛、马师曾五人主持。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谈起》的社论。这句话其实是田汉先生说的，社论则是夏衍先生让袁鹰执笔的。从此，曾经风雨飘摇、难以为继的昆曲这一剧种终于被“救活”并受到了国家和政府的重视。
5月27日，浙昆剧团全体演职人员怀着依依惜别之情离开北京。这次进京，《十五贯》在北京共演出了47场，观众达七万多人次。离京前，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先生为剧团主要成员设宴饯行，席间由叶圣陶、老舍等文化名人作陪。文化部还为剧团安排了《十五贯》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攝彩色电影。于是，浙昆剧团从天津、济南、南京，一路演到上海，然后留在上海拍电影。电影由陶金任导演，摄影师为黄绍芬、陈震祥。拍完电影后，剧团又赴四川等多省，作巡回演出。
就这样，改编本《十五贯》的成功，犹如枯树逢早春，老枝爆新芽，促使中华古老剧种昆曲迎来了复苏，并焕发出了新的生机。浙江昆苏剧团一跃成为国家和浙江省的重点剧团：浙江昆剧团，后来又成立了浙江京昆艺术剧院。而在《十五贯》进京之前，全国只有一个规模很小、40多人的浙江昆苏剧团﹙其中有18名传字辈世字辈演员和学员﹚。除此之外，浙江仅有两个小得可怜、难以生存的草昆剧团：永嘉昆剧团和宣平昆剧团。而《十五贯》演出成功后，周总理指示：要重视这个剧种，不要只是把它的艺术拆成零件使用。于是不少昆曲人材从社会的各个角落被召回，并开始加快培养新一代昆曲新人。
1956年10月23日，作为昆曲的发源地，为加强昆曲的发展，江苏省政府决定将原来的“苏州市民锋实验苏剧团”改为“江苏省苏昆剧团”，驻地仍在苏州，交由苏州市文化局代管，并将昆剧作为苏州戏曲工作的重点。之后随团培养了一批“继”字辈学员，如张继青、丁继兰、华继静、章继涓等。他们中不少人都受到过俞振飞、言慧珠等昆曲大师的手把手指点。1959年，江苏省苏昆剧团分团，一部分演职员到了南京，另组江苏省昆剧团。
1957年6月22日，北方昆曲剧院在北京组建，韩世昌、白云生、侯永奎、马祥麟、侯玉山、白云珍等昆曲老艺人都一一归队。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北京戏曲学校把一个班级建制划归北方昆曲剧院，招收新学员。
1957年冬，已经二十年断了昆曲香火的湖南省，在湖南嘉禾县办了湘昆学员培训班。1960年以该班学员为基础，成立了郴州专区湘昆剧团，现为省管的湖南省湘昆剧院。
1961年，上海成立了以上海戏曲学校昆曲班为主体的上海青年京昆剧团，后又发展成上海昆剧团。
由于浙昆《十五贯》的演出成功，在全国很快便形成了具有七个专业昆剧团体以及戏校、培训班，有近千名演职人员的专门队伍，昆曲受到了国家和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和保护。2000年，中国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人类口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所以，“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实在是功德无量。后来，钱法成虽因工作需要调离了浙江省昆剧团而担任文化厅的领导工作，但在多年后的1981年，他在题为《纪念昆曲传习所六十周年》的诗中写道：“幽兰喜得回春力，古艺芬芳万代留。一闪韶光廿五年（指1956年他带队赴京演出《十五贯》——笔者注），影中还留旧容颜。青春过往休追叹，不枉今生有艺传。”表达了对于昆曲这一国宝“喜得回春力”而能够“芬芳万代留”，以及自己为此付出的青春韶华，“不枉今生有艺传”的欣喜与欣慰之情。如今，年已耄耋之年的钱法成老先生，谈起当年的义举和盛况，如数家珍，谈兴大发，他脸上浮现出欣慰而又灿烂的笑容，在场聆听者，无不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