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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该著结合近代历史地理情势，考察浙籍作家流动的时代背景、地缘条件，揭示清末入都出洋之风与“五四”知识分子流动的源流关系，阐明该现象产生的内外因及推拉力。作者运用人文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城市文化学等方法，厘定“五四”作家城市流动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独特姿态，观照浙籍新文学作家的乡缘、学缘、业缘聚合力，探究他们对现代启蒙思想的追求与古代游方传统的继承，并从文学本体层面解析作家流动在新文坛的巨大回声，彰显了浙籍作家城市流动对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五四” 浙籍作家 城市流动 思想蜕变 新文学
古往今来，人类发展必然要由自然人的生活过渡到社会化阶段，逐渐走出家庭故土，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开疆拓路，推动不同国度/部族的文明奔涌向前。乡土中国素有安土重迁之风，缺少海洋国家或游牧民族的离土冒险精神，但炎黄子孙自强不息，时显游龙活力，走马古公、文人游士、半农游商游民常给静穆的中华文明输入新力。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知识分子面迎民族风雨，再掀流动狂澜，他们舟车轮转，寻找民族启蒙救亡道路。此风气弥漫神州，有些省份风势尤猛，江南成为重要的人才输出地，受到社会、历史、文学研究界的重视。历史学者许倬云曾指出：黄土平原上的居民“艰苦耐劳/安土重迁，心态比较保守。但他们在南方长江流域的邻居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地区居民的生活是快乐的，心态是活泼的，他们愿意变动，也不在乎变动。他们的歌唱有如树林里的清风和溪谷里的流水”。中国现代作家的流动现象广受瞩目，20世纪初被鲁迅等人宝重，八九十年代后有一批论著、论文问世，海外学者李欧梵、张英进提出不少创见。近年国内又出现了诸如现代作家旅行与中国文学、现代作家的国外行旅等新课题。这一现象在浙江更显得突出和抢眼，该省在“五四”后这个时间段“走出”之众、后来文学成就之巨、产生的影响之广，位全国前列甚或之首。文学史家严家炎先生曾说：“如果说五四时期文学的天空群星灿烂，那么，浙江上空的星星特别多，特别明亮。”王嘉良的《浙江20世纪文学史》等著述提出浙江现代作家的流动现象命题，称“文学浙军”的出现是“一个奇迹”。王传习的专著《浙籍作家的城市流动与五四文学发展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是该领域的又一成果，具有论题推陈出新、史料丰富、方法新颖、见解独到等特点，为我们认识中国新文学、浙江文学发展与队伍建设颇有裨益。
《浙籍作家的城市流动与五四文学发展关系研究》可谓选题严谨，参阅现有成果，努力从盲点入手寻求突破，从罅隙处开出一片天。此前学界已有成果，多见于宏论、综论、附论、泛论，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中间接提及，或通论20世纪的全国各省区的作家流动，对于求学求职、闲时旅行、革命转战、战乱播迁等复杂形态不加辨别，论述时空过广、作家人数过多即容易泛泛而谈。研究者多谈作家漂泊苦楚，淡化其出走的积极意义，而且尚少专门的研究方法，理论表述互有出入，研究者因习各表，采用“流浪”“漂泊”等说。该书专从“五四”两浙地区入手，把“城市流动”作为主线，研究内容显得更为明确切实，研究方法更具学理性。王传习一方面借鉴引用人文地理学的原理，像美国H.J.德伯里等学者把乡土、城市作为人类文化地理的两极，创提“迁移”“流动”说，这为全书研究找到了有力的支撑点。另一方面，该书又吸纳了文明史、城市史、城市社会学、文化学中“文化的归极”等观点，有益于彰显作家流动的时代进步性。中华文明素以农耕文明为主体，城市文明更似边角，在20世纪迄今的文学史上，城市多被看作现代文明的病灶，时常受到口诛笔伐。本书彰显了城市流動的双重特性，既有把去乡进城看成是摒弃封建落后奔向现代文明的积极时代意义，也有思乡还乡离乡、逃避和反抗那些“文明病”的内蕴，显示出研究者和研究态度与方法上的辩证逻辑。研究者带着流动体验与思考进入论题，论说“五四”新文学时别有慧心，使理论分析与人间情味自然有机地融合。
该著一地一时段的个案研究，见微知著，体现出开阔的视野与问题格局。从时间纵轴看，该书纵览古今人口流动史，由古代社会游士着眼，进而把目光移向近现代，选取1917—1927的时间段，使用张灏“转型时代”理论，总结归纳出新与旧的碰撞、城与乡互换的时代特点，再从古代游士身上追寻“五四”作家流动的传统血脉，从清末变革热潮中寻找动因，指出近代知识分子“入都出洋”与“五四”浙籍作家构成源流，又横向比较鲁迅等人与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的前后脚关系。基于此，进一步厘清“五四”浙籍作家城市流动的古今之别，一方面将之与古代士人游宦、山水游、游学相区分，指出浙籍作家背离安土重迁传统、到城市求学求业、追赶现代文明的现代性；另一方面，又指出“五四”作家城市流动与革命行旅、抗战流离播迁的不同点。这种研究范式，把“五四”作家与中国思想文化的消长紧密地联系起来。
从空间横轴看，该书选取40多位浙籍文学名人，也是颇费思量。目前浙籍作家范围尚无定论，或以祖籍为据，或以出生地为准。有的研究者把生于浙江丽水的川人赵景深、生于杭州的闽人林徽因、祖籍浙江杭县生于北京的梁实秋计入在内，但因他们居浙不久抑或乡情不浓，因而有些著述避而不谈；有些研究者舍弃祖籍浙籍归安，生于陕西兴安的沈尹默、祖籍浙江德清生于苏州的俞平伯、成长于永嘉的闽人郑振铎，不顾他们回浙念浙之情；还有论者取法宽泛，把新文学业绩不显的夏承焘、蔡东藩、许寿裳等列入其中，却舍弃朱希祖、陈大齐、沈泽民等新文学战将。本书博采众说，以三项原则为准，一是籍贯/出生地为浙，二是对两浙情有独钟、与两浙人士关系密切，三是曾参与新文学创作、翻译活动取得实绩的作家。生于外省的沈尹默、俞平伯以及生于温州的闽籍人郑振铎均赫然在列，少论居浙较短、乡情不浓或文坛局外人。本书着眼于“五四”浙籍作家，所论人物却皆为新文坛名宿，采用小题大做的研究路数，旨在触及全国新文学作家活动的某些规律，进而揭示文学创作规律。通过史料的搜集和归纳，指明张元济、蔡元培、章太炎、杜亚泉、何燮侯、蒋百里等乡贤的引领作用，凸显“五四”浙籍作家的弄潮儿角色，断定他们是近代民族救亡的接班人、“五四”新文学的先锋队、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的引路者。对于“迁入地”，王传习则运用城市文化学、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理论，从更高层面予以分析。20世纪中叶，社会学者唐纳德·博格等人提出“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迁移源自于环境差距，受到双重因素的影响，一是本地“推力”，本籍的自然人文环境退化迫使原住民外流，二是异地“拉力”，迁入地花香蝶自来，其地理与人文优势使外地人口闻风而动。此说至今仍受推崇，广泛应用到农民工、旅游、社会人才流动等问题研究中。本书的观点与“推——拉理论”相契合，颇让人信服。 在论析“五四”浙籍作家流动轨迹时，本书以史为据，根据作家活动史料制作三张简表，详述作家移步的时间地点，直观反映“五四”浙籍作家离乡、国内外城市流动路线图。现代作家大半生马不停蹄，足迹颇广，有些活动记述不详，还时常出现史料不一、学者观点相左的现象。逐一进行辨证，显然大费周章。作者迎难而上，广泛参阅作家自述、回忆录、年谱、年表、传记，审慎地主证、旁证，得出不少有价值的结论。例如，沈尹默、钱玄同的籍贯，今人一般笼统称之为吴兴人，作者遵照史实，将其署为吴兴前身归安县。沈尹默首次留日不足一年，不同版本的年谱、年表对具体时间看法不一，有的版本闪烁其词甚或存在讹误。对此，作者博览众说、认真考辨。潘垂统是少受关注而且资料匮乏的一位作家，本书查阅《余姚浒山潘氏宗谱》《潘垂统日记》等鲜见史籍，对其足迹做了核实。王季思入东南大学时间存在19岁1924年入读、19岁1925年入读两种说法，该书结合作家生平进行认真比对，提出合理的观点。关于孙席珍何时离乡、入北大，目前仍存歧见，该书对陈继礼《诗孩——我所知道的孙席珍教授》、王姝《孙席珍评传》等文献进行比照、推论，采信真说。为了核对戴望舒在里昂中法大学、巴黎的去留时间，作者参阅了王文彬《戴望舒年表》、李健吾《李健吾自传》、北塔《雨巷诗人戴望舒传》、罗大冈《望舒剪影》、张新颖《有情：现代中国的这些人、文、事》、王宇平《戴望舒在里昂中法大学始末》等大量资料。针对沈尹默初次留日时间，作者参阅了沈尹默《沈尹默自述》、马宝杰《沈尹默年表》、费在山《沈尹默先生学书年表》《沈尹默艺术简表》、江东《沈尹默在故乡吴兴》、郦千明《沈尹默年谱》等多部文献。为了掌握章廷谦的活动轨迹，该著作把陈学昭《海天寸心》、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吴大猷《回忆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等为旁证。此外，作者还对徐志摩就读的沪江大学、陆志韦留学的范德比尔特大学的校名问题做了查证，显示出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
该书由人口流动起步，将落脚点放在探讨浙籍作家城市流动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围绕队伍聚合、思想蜕变、文学创作等方面，层层深入，新见迭出。首先从城市流动这一核心研究视角分析“五四”浙籍作家的团结力。王传习从乡缘、学缘、业缘等角度分析浙籍作家出走乡关之后在异地人员聚集思想聚合的现象，展示他们相帮相助相提携的天然基础，最有意思的是，王传习通过梳理文学史料挖掘出“五四”时期浙籍作家们的“亲友团”特别是诸多“昆仲”同行现象，比如蔡元培兄弟、鲁迅周氏兄弟、许寿裳兄弟、胡愈之兄弟、沈雁冰兄弟、孙伏园兄弟等，这为浙军聚力下了生动的注脚。还梳理出编辑作者群（郑振铎、沈雁冰、徐调孚、胡愈之、章锡琛、周予同、乐嗣炳）、师友作者群（如章门弟子，鲁迅与许钦文、川岛、董秋芳、崔真吾、王方仁、蒋径三等，周作人与孙伏园、俞平伯、潘垂统等）、翻译作者群，等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认识更为周圆，已能公允评价激进与保守、先锋与通俗、反传统与民族文化继承等关系，陈平原撰文指出新文化运动“中军”之外“偏师”其作用不可低估。本书所言的“前锋”冲锋陷阵、“边锋”敲边鼓作用，完全切合文学史实，也契合目前的研究趋势，对我们认识“五四”新文学史的多样风貌颇有助益。其次，该书通过城市流动视角观照“五四”浙籍作家的思想嬗变过程，追溯作家們继承古代游方传统的文化渊源、接受新思想追求文化的心路历程。作者正反兼顾，通过倦游心理探讨他们受古代游士的影响，如老子不出户知天下崇尚自然、庄子逍遥游独行天地、墨子穷途而哭、陶渊明归隐田园，剖示“五四”作家非儒亲道的倾向，如鲁迅崇道近墨推崇绝圣弃智；郁达夫受严子陵感染敬慕黄老避入山水；夏丏尊、俞平伯、丰子恺等均偏爱陶诗偏爱自然闲居等。一方面阐明两浙新文学作家与传统思想文化血脉相连，另一方面彰显他们卓然而立的现代精神，如鲁迅扬弃老庄玄幻遗风、墨子歧路而哭的旧道；郁达夫沉湎于方士而关怀现世；夏丏尊淡泊处世而心怀爱人育人的热情。最后，该书通过文学文本的研究，揭示浙江籍作家的城市流动与“五四”文学的关系。全书结合文本细读，论及鲁迅《故乡》《幸福的家庭》《肥皂》《弟兄》、郁达夫《沉沦》《茑萝行》等名作，还论涉夏丏尊《长闲》《怯弱者》、川岛《惘然》、郑振铎《书之幸运》《曼兰之死》、方光焘《疟疾》、徐雉《卖淫妇》《办事员莫邪》等篇目，进而总结他们在流动的社会体验与创作经验，展示浙籍作家流动在新文坛留下的巨力回响。
中国新文学已走过百年征程，留下弥足珍贵的遗产，“五四”浙籍作家是文坛翘楚，他们的社会流动与创作活动，对于新世纪新时代文学复兴颇有启示意义。王传习潜心研究，深耕浙籍作家，同时又放眼世界，高屋建瓴，把浙籍作家放在历史的深邃里，放到浙苏皖的江南里，放到全国的社会变革里，放到世界文学的格局，以别样的视角、独特的思考、创新的发现，历史地、理论地对浙江作家和“五四”文学做了有益探索，难能可贵。
参考文献：
[1]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5.
[2] 严家炎.《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J].理论与创作，1995（1）.
[3] 王嘉良.浙江20世纪文学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1.
[4]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91.
[5] 章太炎.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0：22.
[6] 陈平原.新文化运动中“偏师”的作用及其价值[J].北京大学学报，2019（3）.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建设基地吴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编号：2018ZDJD-B018）项目成果
作 者： 宋桂友，文学博士，苏州市职业大学吴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文化研究。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关键词：“五四” 浙籍作家 城市流动 思想蜕变 新文学
古往今来，人类发展必然要由自然人的生活过渡到社会化阶段，逐渐走出家庭故土，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开疆拓路，推动不同国度/部族的文明奔涌向前。乡土中国素有安土重迁之风，缺少海洋国家或游牧民族的离土冒险精神，但炎黄子孙自强不息，时显游龙活力，走马古公、文人游士、半农游商游民常给静穆的中华文明输入新力。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知识分子面迎民族风雨，再掀流动狂澜，他们舟车轮转，寻找民族启蒙救亡道路。此风气弥漫神州，有些省份风势尤猛，江南成为重要的人才输出地，受到社会、历史、文学研究界的重视。历史学者许倬云曾指出：黄土平原上的居民“艰苦耐劳/安土重迁，心态比较保守。但他们在南方长江流域的邻居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地区居民的生活是快乐的，心态是活泼的，他们愿意变动，也不在乎变动。他们的歌唱有如树林里的清风和溪谷里的流水”。中国现代作家的流动现象广受瞩目，20世纪初被鲁迅等人宝重，八九十年代后有一批论著、论文问世，海外学者李欧梵、张英进提出不少创见。近年国内又出现了诸如现代作家旅行与中国文学、现代作家的国外行旅等新课题。这一现象在浙江更显得突出和抢眼，该省在“五四”后这个时间段“走出”之众、后来文学成就之巨、产生的影响之广，位全国前列甚或之首。文学史家严家炎先生曾说：“如果说五四时期文学的天空群星灿烂，那么，浙江上空的星星特别多，特别明亮。”王嘉良的《浙江20世纪文学史》等著述提出浙江现代作家的流动现象命题，称“文学浙军”的出现是“一个奇迹”。王传习的专著《浙籍作家的城市流动与五四文学发展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是该领域的又一成果，具有论题推陈出新、史料丰富、方法新颖、见解独到等特点，为我们认识中国新文学、浙江文学发展与队伍建设颇有裨益。
《浙籍作家的城市流动与五四文学发展关系研究》可谓选题严谨，参阅现有成果，努力从盲点入手寻求突破，从罅隙处开出一片天。此前学界已有成果，多见于宏论、综论、附论、泛论，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中间接提及，或通论20世纪的全国各省区的作家流动，对于求学求职、闲时旅行、革命转战、战乱播迁等复杂形态不加辨别，论述时空过广、作家人数过多即容易泛泛而谈。研究者多谈作家漂泊苦楚，淡化其出走的积极意义，而且尚少专门的研究方法，理论表述互有出入，研究者因习各表，采用“流浪”“漂泊”等说。该书专从“五四”两浙地区入手，把“城市流动”作为主线，研究内容显得更为明确切实，研究方法更具学理性。王传习一方面借鉴引用人文地理学的原理，像美国H.J.德伯里等学者把乡土、城市作为人类文化地理的两极，创提“迁移”“流动”说，这为全书研究找到了有力的支撑点。另一方面，该书又吸纳了文明史、城市史、城市社会学、文化学中“文化的归极”等观点，有益于彰显作家流动的时代进步性。中华文明素以农耕文明为主体，城市文明更似边角，在20世纪迄今的文学史上，城市多被看作现代文明的病灶，时常受到口诛笔伐。本书彰显了城市流動的双重特性，既有把去乡进城看成是摒弃封建落后奔向现代文明的积极时代意义，也有思乡还乡离乡、逃避和反抗那些“文明病”的内蕴，显示出研究者和研究态度与方法上的辩证逻辑。研究者带着流动体验与思考进入论题，论说“五四”新文学时别有慧心，使理论分析与人间情味自然有机地融合。
该著一地一时段的个案研究，见微知著，体现出开阔的视野与问题格局。从时间纵轴看，该书纵览古今人口流动史，由古代社会游士着眼，进而把目光移向近现代，选取1917—1927的时间段，使用张灏“转型时代”理论，总结归纳出新与旧的碰撞、城与乡互换的时代特点，再从古代游士身上追寻“五四”作家流动的传统血脉，从清末变革热潮中寻找动因，指出近代知识分子“入都出洋”与“五四”浙籍作家构成源流，又横向比较鲁迅等人与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的前后脚关系。基于此，进一步厘清“五四”浙籍作家城市流动的古今之别，一方面将之与古代士人游宦、山水游、游学相区分，指出浙籍作家背离安土重迁传统、到城市求学求业、追赶现代文明的现代性；另一方面，又指出“五四”作家城市流动与革命行旅、抗战流离播迁的不同点。这种研究范式，把“五四”作家与中国思想文化的消长紧密地联系起来。
从空间横轴看，该书选取40多位浙籍文学名人，也是颇费思量。目前浙籍作家范围尚无定论，或以祖籍为据，或以出生地为准。有的研究者把生于浙江丽水的川人赵景深、生于杭州的闽人林徽因、祖籍浙江杭县生于北京的梁实秋计入在内，但因他们居浙不久抑或乡情不浓，因而有些著述避而不谈；有些研究者舍弃祖籍浙籍归安，生于陕西兴安的沈尹默、祖籍浙江德清生于苏州的俞平伯、成长于永嘉的闽人郑振铎，不顾他们回浙念浙之情；还有论者取法宽泛，把新文学业绩不显的夏承焘、蔡东藩、许寿裳等列入其中，却舍弃朱希祖、陈大齐、沈泽民等新文学战将。本书博采众说，以三项原则为准，一是籍贯/出生地为浙，二是对两浙情有独钟、与两浙人士关系密切，三是曾参与新文学创作、翻译活动取得实绩的作家。生于外省的沈尹默、俞平伯以及生于温州的闽籍人郑振铎均赫然在列，少论居浙较短、乡情不浓或文坛局外人。本书着眼于“五四”浙籍作家，所论人物却皆为新文坛名宿，采用小题大做的研究路数，旨在触及全国新文学作家活动的某些规律，进而揭示文学创作规律。通过史料的搜集和归纳，指明张元济、蔡元培、章太炎、杜亚泉、何燮侯、蒋百里等乡贤的引领作用，凸显“五四”浙籍作家的弄潮儿角色，断定他们是近代民族救亡的接班人、“五四”新文学的先锋队、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的引路者。对于“迁入地”，王传习则运用城市文化学、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理论，从更高层面予以分析。20世纪中叶，社会学者唐纳德·博格等人提出“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迁移源自于环境差距，受到双重因素的影响，一是本地“推力”，本籍的自然人文环境退化迫使原住民外流，二是异地“拉力”，迁入地花香蝶自来，其地理与人文优势使外地人口闻风而动。此说至今仍受推崇，广泛应用到农民工、旅游、社会人才流动等问题研究中。本书的观点与“推——拉理论”相契合，颇让人信服。 在论析“五四”浙籍作家流动轨迹时，本书以史为据，根据作家活动史料制作三张简表，详述作家移步的时间地点，直观反映“五四”浙籍作家离乡、国内外城市流动路线图。现代作家大半生马不停蹄，足迹颇广，有些活动记述不详，还时常出现史料不一、学者观点相左的现象。逐一进行辨证，显然大费周章。作者迎难而上，广泛参阅作家自述、回忆录、年谱、年表、传记，审慎地主证、旁证，得出不少有价值的结论。例如，沈尹默、钱玄同的籍贯，今人一般笼统称之为吴兴人，作者遵照史实，将其署为吴兴前身归安县。沈尹默首次留日不足一年，不同版本的年谱、年表对具体时间看法不一，有的版本闪烁其词甚或存在讹误。对此，作者博览众说、认真考辨。潘垂统是少受关注而且资料匮乏的一位作家，本书查阅《余姚浒山潘氏宗谱》《潘垂统日记》等鲜见史籍，对其足迹做了核实。王季思入东南大学时间存在19岁1924年入读、19岁1925年入读两种说法，该书结合作家生平进行认真比对，提出合理的观点。关于孙席珍何时离乡、入北大，目前仍存歧见，该书对陈继礼《诗孩——我所知道的孙席珍教授》、王姝《孙席珍评传》等文献进行比照、推论，采信真说。为了核对戴望舒在里昂中法大学、巴黎的去留时间，作者参阅了王文彬《戴望舒年表》、李健吾《李健吾自传》、北塔《雨巷诗人戴望舒传》、罗大冈《望舒剪影》、张新颖《有情：现代中国的这些人、文、事》、王宇平《戴望舒在里昂中法大学始末》等大量资料。针对沈尹默初次留日时间，作者参阅了沈尹默《沈尹默自述》、马宝杰《沈尹默年表》、费在山《沈尹默先生学书年表》《沈尹默艺术简表》、江东《沈尹默在故乡吴兴》、郦千明《沈尹默年谱》等多部文献。为了掌握章廷谦的活动轨迹，该著作把陈学昭《海天寸心》、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吴大猷《回忆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等为旁证。此外，作者还对徐志摩就读的沪江大学、陆志韦留学的范德比尔特大学的校名问题做了查证，显示出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
该书由人口流动起步，将落脚点放在探讨浙籍作家城市流动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围绕队伍聚合、思想蜕变、文学创作等方面，层层深入，新见迭出。首先从城市流动这一核心研究视角分析“五四”浙籍作家的团结力。王传习从乡缘、学缘、业缘等角度分析浙籍作家出走乡关之后在异地人员聚集思想聚合的现象，展示他们相帮相助相提携的天然基础，最有意思的是，王传习通过梳理文学史料挖掘出“五四”时期浙籍作家们的“亲友团”特别是诸多“昆仲”同行现象，比如蔡元培兄弟、鲁迅周氏兄弟、许寿裳兄弟、胡愈之兄弟、沈雁冰兄弟、孙伏园兄弟等，这为浙军聚力下了生动的注脚。还梳理出编辑作者群（郑振铎、沈雁冰、徐调孚、胡愈之、章锡琛、周予同、乐嗣炳）、师友作者群（如章门弟子，鲁迅与许钦文、川岛、董秋芳、崔真吾、王方仁、蒋径三等，周作人与孙伏园、俞平伯、潘垂统等）、翻译作者群，等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认识更为周圆，已能公允评价激进与保守、先锋与通俗、反传统与民族文化继承等关系，陈平原撰文指出新文化运动“中军”之外“偏师”其作用不可低估。本书所言的“前锋”冲锋陷阵、“边锋”敲边鼓作用，完全切合文学史实，也契合目前的研究趋势，对我们认识“五四”新文学史的多样风貌颇有助益。其次，该书通过城市流动视角观照“五四”浙籍作家的思想嬗变过程，追溯作家們继承古代游方传统的文化渊源、接受新思想追求文化的心路历程。作者正反兼顾，通过倦游心理探讨他们受古代游士的影响，如老子不出户知天下崇尚自然、庄子逍遥游独行天地、墨子穷途而哭、陶渊明归隐田园，剖示“五四”作家非儒亲道的倾向，如鲁迅崇道近墨推崇绝圣弃智；郁达夫受严子陵感染敬慕黄老避入山水；夏丏尊、俞平伯、丰子恺等均偏爱陶诗偏爱自然闲居等。一方面阐明两浙新文学作家与传统思想文化血脉相连，另一方面彰显他们卓然而立的现代精神，如鲁迅扬弃老庄玄幻遗风、墨子歧路而哭的旧道；郁达夫沉湎于方士而关怀现世；夏丏尊淡泊处世而心怀爱人育人的热情。最后，该书通过文学文本的研究，揭示浙江籍作家的城市流动与“五四”文学的关系。全书结合文本细读，论及鲁迅《故乡》《幸福的家庭》《肥皂》《弟兄》、郁达夫《沉沦》《茑萝行》等名作，还论涉夏丏尊《长闲》《怯弱者》、川岛《惘然》、郑振铎《书之幸运》《曼兰之死》、方光焘《疟疾》、徐雉《卖淫妇》《办事员莫邪》等篇目，进而总结他们在流动的社会体验与创作经验，展示浙籍作家流动在新文坛留下的巨力回响。
中国新文学已走过百年征程，留下弥足珍贵的遗产，“五四”浙籍作家是文坛翘楚，他们的社会流动与创作活动，对于新世纪新时代文学复兴颇有启示意义。王传习潜心研究，深耕浙籍作家，同时又放眼世界，高屋建瓴，把浙籍作家放在历史的深邃里，放到浙苏皖的江南里，放到全国的社会变革里，放到世界文学的格局，以别样的视角、独特的思考、创新的发现，历史地、理论地对浙江作家和“五四”文学做了有益探索，难能可贵。
参考文献：
[1]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5.
[2] 严家炎.《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J].理论与创作，1995（1）.
[3] 王嘉良.浙江20世纪文学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1.
[4]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91.
[5] 章太炎.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0：22.
[6] 陈平原.新文化运动中“偏师”的作用及其价值[J].北京大学学报，2019（3）.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建设基地吴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编号：2018ZDJD-B018）项目成果
作 者： 宋桂友，文学博士，苏州市职业大学吴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文化研究。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