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读书人不读《红楼梦》，好像有点儿说不过去。但读《红楼梦》岂容易哉。不过是几个女人、几个男人的故事，竟说得这么的“寓言”，弄得“红学”“曹学”议论纷纷层出不穷。又如《红楼梦》自是好，不小心拿起一本“红、曹学”的文章，常不免暗自闷损，那么活泼泼的《石头记》，就搞得索然无味，无法可想之余，只好多读“红楼”之“梦”，少读“曹、红之学”，后者让专家们梳理去也。
　　这般说话，或有“轻狂”之嫌，其实意下不过是说，《红楼梦》的妙处乃是写“生活”，“生活之树常青”，故读《红》，要在读“本文”，读“生活”，惜乎这样读的不多。这回读到一本读《红》的书——《红楼启示录》，真是与众不同，看上几页，便放不下，一路读完。窃以为这才是读《红》的解数，于“石头”更深悟了一层。
　　故是，《启》书不是“全看清楚了”的那种自以为是，它不说应该是怎样，本来是怎样，它只说这样就是这样。它不是“专著”，它有点儿絮语，但它“动真格的”。它给曹雪芹先生拍生活照，而不是标准像。读到动情处，隐约可见《启》书作者与雪芹先生栩然“相遇”，且做“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状，于是有高山峨峨，流水洋洋，呈现出一派“我与你”的世界。读《红》原是要这样读的。
　　《启》书并不装点架子，书中的题目，端的随随便便。十个大题目底下，盖着七十余小题目，然而有趣，挥洒着作者一贯的幽默和充分的才气。如“回味起来仍然得意”，如“陌生的眼睛”“拉赞助”“这回凤姐处理得真好”“她们为什么愿意当奴隶”，玲珑剔透，别有意思，那以下的正文，盖可以想见也。
　　从这些题目可知，作者不玩“高头讲章”，约略落入“散点透视”的格局，《红》中的情节，就依次排开，逐段说到，或三言二语，或铺陈写去，不论长短，一样的赏心悦目，时而出人意表。
　　如宝玉与黛玉刚见面，遂有摔玉事起，文中道“这是深情的一狂一摔。这又是不祥的一狂一摔。在爱情的神秘、喜悦、温馨，青春的得意、坦诚、吸引，相逢的激动、珍贵、信任之中，响起这摔玉的自恨自狂，预兆了有情人终于生离死别的悲剧结局”(“黛玉与宝玉的会见”)，这似是信手拈来的议论，恰是举重若轻的点题。《启》书中，这样的关节处，目不暇接。
　　若是由一点而及其余，又是“上下其手”，满不吝的。如“陌生的眼睛”一节，二千来字而已，从黛玉、刘姥姥的眼睛说起，说到创作理论的“陌生化”，再说到《红楼梦》的意蕴阐释，复说到毛泽东和他的“同学少年”及曹雪芹不能免俗，最后挨至凤姐喜欢大众幽默语言“内人”“外人”之类，直是“汪洋恣肆，奔腾纸上”(宗璞序中语)。
　　《启》书的人物论，自也只眼独具。“李嬷嬷论”，想是无人写过的，作者写来，惟在妙趣横生而入木三分。把一个无知无识，只吃住老本，占住“大道理”而无往不胜的老奶妈，剥露清清爽爽。庄谐杂陈，皆成文章，只佩服贤者无所不能。
　　当然不止于此。对凤姐的欣赏与批判(“王熙凤的弄权及其他”等)，对兴儿人物论的评述(兴儿也“演说荣国府”)，对平儿的剖析(平儿扮演了什么角色)，对宝钗的再认识(薛宝钗的精明与节制)，等等，都透露着作者特别的见解。
　　《红楼梦》虽是一本小说，但很多时候，人们不把它看成是小说。《启》书的作者写小说是当行本色。所以说到小说的《红楼梦》，便绝少不着边际的信口开河(对《红》后四十回论合情合理，自成一家之言)，而多能揣摩原著的匠心。同时作者还是提倡“学者化”的作家，故对文化的《红楼梦》，就可以看得更为深透。这使得《红楼启示录》，一面有轻灵潇洒，一面有痛切沉重。
　　而且只有成熟的心灵，才能指点文化的底蕴，淡泊世事的悲凉。曹雪芹搬演一出悲金悼玉的红楼梦，是对那个社会的否定，还是对整个文化系统的否定；怡红公子走出大观园，是悲剧，还是喜剧，这一切正有待于一颗成熟心灵的契合，《启》书自有这样的成熟，我以为。
　　
　　(《红楼启示录》，王蒙著，三联书店一九九一年五月版，5.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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