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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从新闻到论著，常常看到大师的说法与议论，我身在教育界，终身从事教育工作，自然也颇有感想，难免也参与其中。最近又系统地回忆一下自己的观点，整理出来，算是一个总结吧。
一、“中国为何缺乏世界级大师？”
有人提出“中国为何缺乏世界级大师？”
这到底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首先，中国是否缺乏大师？然后才有“为何”的问题。而且还有世界级的标准问题，或者有大师，就是缺乏“世界级”的大师。
第一，什么样的人叫大师？钱学森那样的科学家算不算？还是教育家、社会科学家？还是别的什么师？清华大学过去说有四大名师，那都是很有学问的。教学不是一门技术，是将自己的学问传授给学生，培养学生完善自我。不讲学问，哪有什么“教学名师”？按凯洛夫教学法会培养出名师吗？古今中外没有教书匠成为名师的。
第二，世界级有什么标准？得了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才够格吗？日本学者田中耕一得了诺贝尔化学奖，算不算世界级大师？所谓“世界级大师”，这个标准还比较模糊，很难界定。如果说杰出人才，那就比较容易讨论一些。全世界每年出几个大师？还是每十年出几个大师？
第三，有的人从教育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认为教育上强调全面发展，忽视了个性特点。教育强求一律，制订了许多标准化、规范化的东西，使某一方面有特长的人才得不到成长、发展的良好环境。考研究生，外语不过线，政治不达标，总分不够数，不能录取；考博士生，有创新思想，被视为异端，不能录取；等等，就是这一类例子。达尔文上中学时，生物课不及格，但就是因为有创新观念，他创立生物进化论，成为大生物学家。现在有创新的文章，也难发表，因为它与编辑的保守观念不协调，而发表文章的权力在编辑的手中。同样，现今教育界仍然有很深刻的计划观念和长官意志，这使得许多教授学者忙于跑项目、跑基地、跑中心、跑重点学科，跑个没完。填表填个没完。检查也是没完没了。有研究能力的学者将大量时间和精力花在研究之外的形式上去，花在迎合领导意图上去，花在接受检查上去。不能全心全意地自由地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当时达尔文的研究也没有列入国家计划。对于他前期的研究，我们现在的领导也一定会认为他“不务正业”！科学家服从政治家，为政治家的设计而研究，不知哪一项是这样获得诺贝尔奖的。总之，是教育制度方面的问题。
第四，从中国历史上看，乱世出思想家比较多，例如春秋战国时代，就涌现一大批杰出人才，才有百家争鸣的局面。魏晋乱世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而且多是年轻人，如王弼20岁就开了一代新风，死时才23岁，流传至今还有五本书。汉代虽然有很多太学生和太学博士（相当于大学教授），真正著名的思想家却不多。唐代盛世出了不少著名诗人，在近三百年中，可以称得上哲学大家的却不多，一般哲学史教材中提到柳宗元、韩愈和刘禹锡三人，他们只是对天进行一场小小的争论。还有李翱的《复性论》，对后代也有较大的影响。政治方面，唐太宗与魏征的君臣议论，有些值得称道的思想。还有一些著名的佛教家、道教家、科学家、医学家、药学家和天文学家。宋代国势较弱，出的思想家就较多，北宋就有一大批，宋初三先生（孙复、胡瑗和石介），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和程颢、程颐），以及王安石父子的新学、苏氏父子的蜀学。所谓唐宋散文八大家，就有六名在宋代，只有两人在唐代。南宋有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以陆氏兄弟为代表的心学家，以及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功利学派。我国20世纪30年代出了一批大师，是否也因为当时我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时代？过去说“愤怒出诗人”，我以为“忧患出哲学家”。所谓“乱世英雄起四方”，国家危难，社会动乱，人们就要思考如何救国保种，如何恢复平静。这样就孕育产生了一批思想家。汉文帝、汉景帝时代是盛世，也有贾谊、董仲舒那样因为忧患太深，成为哲学家。乱世为什么出哲学家多，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社会混乱，思想家忧患多。另一方面当政者控制思想的力量削弱，思想家可以自由地思考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这才能有思想创新，才能形成思想体系。盛世的统治者往往实力强大，一切都在严密控制之下，思想家思想不自由，就不可能有什么思想创新，倒是会出现不少歌功颂德的文字，这是专制制度的特点。如果建立民主社会，软环境比较宽松，那么，安定的时代可能更能出思想成果和思想家。
第五，有的大师并不是当时就出了名的。例如汉代的王充，当时没有名气，过了二百年，他的著作才流行起来，现在看来，他可以说是东汉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在中国思想史和世界思想史上都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我们现在说这个时代没有大师级思想家，结论未免下得过早了点。现在大家公认毛泽东、邓小平是大思想家。过一百年，后代人回首看今天，也许他们又会发现一些伟大的思想家。而这些思想家现在还在非常落后的地方艰难度日，没有地位，也没有影响。四川有一位著名画家，是一位中学教师，贫病交加，英年早逝。他的作品在他死后才被名人发现。这种情况，也可能存在于思想界、哲学界。古今中外，都有这种实例。所谓“生不逢时”，所谓“大智若愚”，所谓“曲高和寡”，都是说的这种情况。因此，说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大思想家，结论下得太早了。
二、启功算不算大师？
由于启功仙逝，许多人都用不同的方式承认，启功先生是“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他有那么多的头衔：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又有那么多著作：《读〈红楼梦〉札记》、程乙本《红楼梦注释》、《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汉语现象论丛》、《说八股》、《启功讲学录》、《启功丛稿》，以及许多书画作品。北京师范大学介绍启功先生生平的有一挽联：
评书画，论诗文，一代宗师；承于古，创于今，永垂鸿业标青史。
从辅仁，到师大，两朝元老；学为师，行为范，不息青衿仰令仪。
这里表达出三个作为“大师”的基本要求：一是有广博的学问，对于古今书画诗文所知甚多较广，孤陋寡闻者难称大师；二是对于各学问领域有精深的研究，能传承传统文化的精华，又有许多创新，才可以为一代宗师，知识面虽广，却不雅不精，也难称大师；三是道德高尚，行为世范，道德情操有大亏损者，不足为名师、大师。启功这位大师，突出的特点是：学问博雅，道德高尚。
关于学问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应多说几句。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篇》）他认为古代的人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素质，现在有些人学习是为了让别人看的。所谓“古代”，就是他所提倡的内容，不要以为古代真的就是那样；所谓“今”，就是他针砭时弊的内容。
启功先生就是实行的“为己之学”，在研究学问中不断地改造自己，提高自己，发展自己。他谦虚谨慎、勤奋钻研，几十年如一日，学问不断增长，素质也不断提高，最后成为大师。他为北京师范大学题写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正是他自己的写照，也是他自己几十年研究学问的深刻体会和精炼概括。
现代议论“大师”有三种说法：一是无。我们这个时代是没有大师的时代，或者说中国半个世纪以来没有出现过大师；二是滥。好像到处都有大师，人人都可以成为大师，发表几篇文章，出版几本书，或者讲了一门受欢迎的课，就都可以列入大师。甚至一个电视剧收视率高了，也可以出现一批大师。三是乱。先由一些人提出规范，再由单位推荐，领导批准，造出一大批“大师”；有国家级名师，当然就在“大师”之列，也有省部（直辖市）级的名师，那也是“大师”。像过去曾有过的“人造模”那样，不知群众是否认可。
以上三种说法，可以商榷。
谁说没有大师？启功先生就是大师。2005年7月7日有六千多人到八宝山向启功先生遗体告别。从中央领导到平民百姓，从北京到外地，从国内到国外，都有人参加吊唁。送花圈、花篮、挽联、挽诗、悼辞、唁函、唁电不计其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消息和网上的文章、消息，多达几十万条。开放以来，学者的葬礼以此为最盛。能说启功先生不是大师吗？群众承认他是大师。当然大师也不止他一个。
传媒上封了许多“大师”，跟启功先生比一比，看够不够格？发表的文章有没有创新？出版的著作是不是精品？有的人做学问，是让别人看的，自己不信，利用假学问，欺世盗名。讲课、演戏、演电影，是否经得起推敲，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大师”太多了，也就贬值了，有的滥竽充数，有的假冒伪劣，有的夸大，有的拔高。而启功先生则是实实在在的大师，名副其实的大师。
国家级名师，当然就是大师。如果有的单位选拔出一百名这样的国家级名师，却没有启功先生，那么，评选标准和方式是不是都有问题？启功先生是公认的大师，却评不上，而一大批远不如启功先生的人却能名列其中，这不是很奇怪吗？也许规定了大师的年龄必须在什么范围之内，这种标准是不是有问题呢？大师能受年龄限制吗？孔子七十三，孟子八十四，董仲舒九十多，难道都必须排除在“大师”之外吗？在外国，这叫作年龄歧视。说到底，大师也好，名师也好，不是投票选举的，也不是御批的，而是在实践中逐渐成长起来的，群众认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所谓“大师”应该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上有突出的贡献，在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有创新成果，有推动作用。大师应该是立言、立德的不朽人物。近几年逝世的钟敬文先生、张岱年先生，与启功先生一样，都是真正的大师。
三、国学大师的标准是什么？
有一个时期很热闹，用投票方式，评选中国20世纪十大国学大师（王国维、钱钟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
120万人投票选出十大国学大师，又有一些人发表议论，有的认为某一大师该入选而没有入选，有的则不同意其中一些人选入“国学大师”。原因就是对“国学”有不同的理解，对“大师”也有不同的标准。
首先，什么是国学？相对于洋学，而有国学，国学最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中国学。中国学包括哪些方面？有人说，国学只限于清朝从事考据学的那些学者。现在许多人讲国学，就不仅是那些人了。一般人认为应该包括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还有两大争议：一是国学包括不包括佛教。印度传进来的佛学，算不算国学？有的认为不算，如张岱年先生撰写的《中国哲学大纲》就没有讲到佛学；有的认为佛学也算，因为佛学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化了，成为中国儒释道三大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例如许多《中国哲学史》教材，都有佛教的内容。汉语中据说有一千多个词来源于佛学，如智慧、世界、念头、灵魂、觉悟等等。中国人过的腊八节就是佛教节日，中国人因果报应观念就与佛教有关系。佛教如果算中国学的内容，那么基督教算不算？佛教传入两千多年，基督教传入也已经几百年了，到处有教堂，也有许多信众，复活节、圣诞节也有许多人过。而在中国有影响的世界各国文化，如果都算为中国的国学，那就可能泛化，有滥用的嫌疑。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国佛学家有所创新，创造出像禅宗等那样的中国化的佛学，有许多著作传世。现在世界上保存佛教典籍最多的还是中国古代用汉语撰写的。别的宗教与文化就无法与佛教相比，因此，我赞成将佛教（中国化的佛教典籍）文化列入中国学的内容。而用梵文撰写的佛教经典就不在此列。一般地说，用汉字撰写的中国古代典籍，都属于国学研究范围，当然包括经史子集。有人提出这只是汉学，不是国学，因为还有很多用少数民族文字撰写的著作。汉语在国内叫汉语，叫普通话，在台湾叫国语，在国外，就说是中国语。现在全国许多高校有中国语言文学系，讲的也主要是或者只有汉语言文学。为什么？汉族是最大的民族，是中国的代表。因此，国学、汉学、中国学，平常可以通用。大家按习惯用法，国学当然有一定的范围，主要包括对经史子集的研究。因此，我认为，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将《四库全书》作为国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没有什么大错，反映了一般的情况和普遍的观念。国学的一个特点就是模糊性，非要从概念上进行推敲，那就有讨论不完的问题，也违背了国学的一般规律。
其次，大师标准是什么？我想，第一个条件就是有比较系统的国学知识。国学以《四库全书》为主，《四库全书》卷秩浩瀚，一般人是看不完的，那些被选入十大师的名家，多数也没有看完。看完不是必要条件，知道得多一些，是需要的。以上十位，看多看少，在这一点上都是合格的。第二个条件是对这些典籍中的某些内容有较深的研究，有创新的见解，即对国学研究有所贡献。研究范围有大小之分，成果也有大小区别，但他们在研究方面都有值得称道的成果。因此，他们也都合格。第三个条件，对国学有深刻的领会，有的推崇，有的批评，都对国学的发展起过推动作用。第四个条件，总结出国学的教学方法与学习方法，培养出一个或者一批国学名家。有以上三条，没有最后一条，可以称为国学名家或大家，未必够“师”的资格。有的人懂得几国语言，懂外语并不是国学大师的必要条件，但是，懂得较多外语，对于认识、分析国学的问题，会有所帮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季羡林先生自己认为不是国学大师，别人有的称他为国学大师。我想这是在两可之间。自称，是一种谦虚；他称，是出于敬仰。
最大的问题是，有的学者激烈批评国学，能不能算国学大师？具体的说，鲁迅是不是国学大师。投票选上了他，有人提出反对。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孔子是大师，非儒的墨子也是大师，辟杨、墨的孟子也是大师，批评子思、孟子的荀子也是大师；董仲舒是大师，韩愈是大师，程、朱是理学大师，陆、王是心学大师。理学是国学，心学也是国学，虽然有诸子百家，都不在国学范围之外。汉学有大师，宋学也有大师，都在国学大师之列。不论是批评的，还是弘扬的，深入研究国学，都可以成为大师。只有那些没有研究的，或者研究不深入的，没有入国学的门，更谈不上登堂入室，他们不是真懂国学，不论是歌颂的，还是诬蔑的，都说不到点子上，始终是国学的门外汉。他们自然不是国学大师。
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陈垣先生对国学有深入的研究，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元典章校补》及释例、《史讳举例》、《清初僧诤记》、《明季滇黔佛教考》、《通鉴胡注表微》、《校勘学释例》等都是重要著作，在国内外史学界都有重大影响。他60岁以后，总结教学经验，创立“史源学实习”课程，培养了许多著名的国学名家、大师，如启功、史念海、张守常、单士元、赵光贤、柴德赓。他曾任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校长几十年。从各个方面来看，陈垣都可以称得上“国学大师”。有人提到其他一些人，也都够“大师”的资格，一大批人进行排序，当然就会有前后，不入前十名，即使排在第二十名，也是了不起的大师。因此，我认为有前十名大师，不能误解为只有这十名。另外在国学贡献方面，也不能说前十名就一定比十名以后大师贡献大，因为这投票者120万人中，真正深入研究国学的不一定多，读过他们的书，并进行比较的可能性也不大，他们的投票与候选人的社会影响有极大关系，经常有人提起，名字屡屡出现于报刊，就容易得到选票。国学研究与政治联系密切的，影响就会更大些，也容易被人提起，有的批评，如胡适；有的赞扬，如鲁迅。如果在十名以外，再有个前五十名或前百名的名录，就像军衔那样，除了十大元帅，还有十大将，以及上将、中将、少将。这些大师各有贡献，有的在某一方面比前十名都更加突出。如果在投票后，再通过各种方式，对他们的成就作介绍，那就可以推动青年对国学的了解，培养学术的兴趣，树立好的学风。这就算我对活动组织者的一种建议。
对于投票选举“国学大师”是否合适？也有争议。我以为这一活动是可以基本肯定的，它促进了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理解和重视。不论这一活动中有什么不足之处，我认为都应该感谢组织者。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一、“中国为何缺乏世界级大师？”
有人提出“中国为何缺乏世界级大师？”
这到底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首先，中国是否缺乏大师？然后才有“为何”的问题。而且还有世界级的标准问题，或者有大师，就是缺乏“世界级”的大师。
第一，什么样的人叫大师？钱学森那样的科学家算不算？还是教育家、社会科学家？还是别的什么师？清华大学过去说有四大名师，那都是很有学问的。教学不是一门技术，是将自己的学问传授给学生，培养学生完善自我。不讲学问，哪有什么“教学名师”？按凯洛夫教学法会培养出名师吗？古今中外没有教书匠成为名师的。
第二，世界级有什么标准？得了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才够格吗？日本学者田中耕一得了诺贝尔化学奖，算不算世界级大师？所谓“世界级大师”，这个标准还比较模糊，很难界定。如果说杰出人才，那就比较容易讨论一些。全世界每年出几个大师？还是每十年出几个大师？
第三，有的人从教育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认为教育上强调全面发展，忽视了个性特点。教育强求一律，制订了许多标准化、规范化的东西，使某一方面有特长的人才得不到成长、发展的良好环境。考研究生，外语不过线，政治不达标，总分不够数，不能录取；考博士生，有创新思想，被视为异端，不能录取；等等，就是这一类例子。达尔文上中学时，生物课不及格，但就是因为有创新观念，他创立生物进化论，成为大生物学家。现在有创新的文章，也难发表，因为它与编辑的保守观念不协调，而发表文章的权力在编辑的手中。同样，现今教育界仍然有很深刻的计划观念和长官意志，这使得许多教授学者忙于跑项目、跑基地、跑中心、跑重点学科，跑个没完。填表填个没完。检查也是没完没了。有研究能力的学者将大量时间和精力花在研究之外的形式上去，花在迎合领导意图上去，花在接受检查上去。不能全心全意地自由地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当时达尔文的研究也没有列入国家计划。对于他前期的研究，我们现在的领导也一定会认为他“不务正业”！科学家服从政治家，为政治家的设计而研究，不知哪一项是这样获得诺贝尔奖的。总之，是教育制度方面的问题。
第四，从中国历史上看，乱世出思想家比较多，例如春秋战国时代，就涌现一大批杰出人才，才有百家争鸣的局面。魏晋乱世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而且多是年轻人，如王弼20岁就开了一代新风，死时才23岁，流传至今还有五本书。汉代虽然有很多太学生和太学博士（相当于大学教授），真正著名的思想家却不多。唐代盛世出了不少著名诗人，在近三百年中，可以称得上哲学大家的却不多，一般哲学史教材中提到柳宗元、韩愈和刘禹锡三人，他们只是对天进行一场小小的争论。还有李翱的《复性论》，对后代也有较大的影响。政治方面，唐太宗与魏征的君臣议论，有些值得称道的思想。还有一些著名的佛教家、道教家、科学家、医学家、药学家和天文学家。宋代国势较弱，出的思想家就较多，北宋就有一大批，宋初三先生（孙复、胡瑗和石介），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和程颢、程颐），以及王安石父子的新学、苏氏父子的蜀学。所谓唐宋散文八大家，就有六名在宋代，只有两人在唐代。南宋有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以陆氏兄弟为代表的心学家，以及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功利学派。我国20世纪30年代出了一批大师，是否也因为当时我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时代？过去说“愤怒出诗人”，我以为“忧患出哲学家”。所谓“乱世英雄起四方”，国家危难，社会动乱，人们就要思考如何救国保种，如何恢复平静。这样就孕育产生了一批思想家。汉文帝、汉景帝时代是盛世，也有贾谊、董仲舒那样因为忧患太深，成为哲学家。乱世为什么出哲学家多，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社会混乱，思想家忧患多。另一方面当政者控制思想的力量削弱，思想家可以自由地思考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这才能有思想创新，才能形成思想体系。盛世的统治者往往实力强大，一切都在严密控制之下，思想家思想不自由，就不可能有什么思想创新，倒是会出现不少歌功颂德的文字，这是专制制度的特点。如果建立民主社会，软环境比较宽松，那么，安定的时代可能更能出思想成果和思想家。
第五，有的大师并不是当时就出了名的。例如汉代的王充，当时没有名气，过了二百年，他的著作才流行起来，现在看来，他可以说是东汉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在中国思想史和世界思想史上都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我们现在说这个时代没有大师级思想家，结论未免下得过早了点。现在大家公认毛泽东、邓小平是大思想家。过一百年，后代人回首看今天，也许他们又会发现一些伟大的思想家。而这些思想家现在还在非常落后的地方艰难度日，没有地位，也没有影响。四川有一位著名画家，是一位中学教师，贫病交加，英年早逝。他的作品在他死后才被名人发现。这种情况，也可能存在于思想界、哲学界。古今中外，都有这种实例。所谓“生不逢时”，所谓“大智若愚”，所谓“曲高和寡”，都是说的这种情况。因此，说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大思想家，结论下得太早了。
二、启功算不算大师？
由于启功仙逝，许多人都用不同的方式承认，启功先生是“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他有那么多的头衔：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又有那么多著作：《读〈红楼梦〉札记》、程乙本《红楼梦注释》、《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汉语现象论丛》、《说八股》、《启功讲学录》、《启功丛稿》，以及许多书画作品。北京师范大学介绍启功先生生平的有一挽联：
评书画，论诗文，一代宗师；承于古，创于今，永垂鸿业标青史。
从辅仁，到师大，两朝元老；学为师，行为范，不息青衿仰令仪。
这里表达出三个作为“大师”的基本要求：一是有广博的学问，对于古今书画诗文所知甚多较广，孤陋寡闻者难称大师；二是对于各学问领域有精深的研究，能传承传统文化的精华，又有许多创新，才可以为一代宗师，知识面虽广，却不雅不精，也难称大师；三是道德高尚，行为世范，道德情操有大亏损者，不足为名师、大师。启功这位大师，突出的特点是：学问博雅，道德高尚。
关于学问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应多说几句。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篇》）他认为古代的人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素质，现在有些人学习是为了让别人看的。所谓“古代”，就是他所提倡的内容，不要以为古代真的就是那样；所谓“今”，就是他针砭时弊的内容。
启功先生就是实行的“为己之学”，在研究学问中不断地改造自己，提高自己，发展自己。他谦虚谨慎、勤奋钻研，几十年如一日，学问不断增长，素质也不断提高，最后成为大师。他为北京师范大学题写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正是他自己的写照，也是他自己几十年研究学问的深刻体会和精炼概括。
现代议论“大师”有三种说法：一是无。我们这个时代是没有大师的时代，或者说中国半个世纪以来没有出现过大师；二是滥。好像到处都有大师，人人都可以成为大师，发表几篇文章，出版几本书，或者讲了一门受欢迎的课，就都可以列入大师。甚至一个电视剧收视率高了，也可以出现一批大师。三是乱。先由一些人提出规范，再由单位推荐，领导批准，造出一大批“大师”；有国家级名师，当然就在“大师”之列，也有省部（直辖市）级的名师，那也是“大师”。像过去曾有过的“人造模”那样，不知群众是否认可。
以上三种说法，可以商榷。
谁说没有大师？启功先生就是大师。2005年7月7日有六千多人到八宝山向启功先生遗体告别。从中央领导到平民百姓，从北京到外地，从国内到国外，都有人参加吊唁。送花圈、花篮、挽联、挽诗、悼辞、唁函、唁电不计其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消息和网上的文章、消息，多达几十万条。开放以来，学者的葬礼以此为最盛。能说启功先生不是大师吗？群众承认他是大师。当然大师也不止他一个。
传媒上封了许多“大师”，跟启功先生比一比，看够不够格？发表的文章有没有创新？出版的著作是不是精品？有的人做学问，是让别人看的，自己不信，利用假学问，欺世盗名。讲课、演戏、演电影，是否经得起推敲，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大师”太多了，也就贬值了，有的滥竽充数，有的假冒伪劣，有的夸大，有的拔高。而启功先生则是实实在在的大师，名副其实的大师。
国家级名师，当然就是大师。如果有的单位选拔出一百名这样的国家级名师，却没有启功先生，那么，评选标准和方式是不是都有问题？启功先生是公认的大师，却评不上，而一大批远不如启功先生的人却能名列其中，这不是很奇怪吗？也许规定了大师的年龄必须在什么范围之内，这种标准是不是有问题呢？大师能受年龄限制吗？孔子七十三，孟子八十四，董仲舒九十多，难道都必须排除在“大师”之外吗？在外国，这叫作年龄歧视。说到底，大师也好，名师也好，不是投票选举的，也不是御批的，而是在实践中逐渐成长起来的，群众认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所谓“大师”应该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上有突出的贡献，在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有创新成果，有推动作用。大师应该是立言、立德的不朽人物。近几年逝世的钟敬文先生、张岱年先生，与启功先生一样，都是真正的大师。
三、国学大师的标准是什么？
有一个时期很热闹，用投票方式，评选中国20世纪十大国学大师（王国维、钱钟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
120万人投票选出十大国学大师，又有一些人发表议论，有的认为某一大师该入选而没有入选，有的则不同意其中一些人选入“国学大师”。原因就是对“国学”有不同的理解，对“大师”也有不同的标准。
首先，什么是国学？相对于洋学，而有国学，国学最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中国学。中国学包括哪些方面？有人说，国学只限于清朝从事考据学的那些学者。现在许多人讲国学，就不仅是那些人了。一般人认为应该包括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还有两大争议：一是国学包括不包括佛教。印度传进来的佛学，算不算国学？有的认为不算，如张岱年先生撰写的《中国哲学大纲》就没有讲到佛学；有的认为佛学也算，因为佛学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化了，成为中国儒释道三大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例如许多《中国哲学史》教材，都有佛教的内容。汉语中据说有一千多个词来源于佛学，如智慧、世界、念头、灵魂、觉悟等等。中国人过的腊八节就是佛教节日，中国人因果报应观念就与佛教有关系。佛教如果算中国学的内容，那么基督教算不算？佛教传入两千多年，基督教传入也已经几百年了，到处有教堂，也有许多信众，复活节、圣诞节也有许多人过。而在中国有影响的世界各国文化，如果都算为中国的国学，那就可能泛化，有滥用的嫌疑。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国佛学家有所创新，创造出像禅宗等那样的中国化的佛学，有许多著作传世。现在世界上保存佛教典籍最多的还是中国古代用汉语撰写的。别的宗教与文化就无法与佛教相比，因此，我赞成将佛教（中国化的佛教典籍）文化列入中国学的内容。而用梵文撰写的佛教经典就不在此列。一般地说，用汉字撰写的中国古代典籍，都属于国学研究范围，当然包括经史子集。有人提出这只是汉学，不是国学，因为还有很多用少数民族文字撰写的著作。汉语在国内叫汉语，叫普通话，在台湾叫国语，在国外，就说是中国语。现在全国许多高校有中国语言文学系，讲的也主要是或者只有汉语言文学。为什么？汉族是最大的民族，是中国的代表。因此，国学、汉学、中国学，平常可以通用。大家按习惯用法，国学当然有一定的范围，主要包括对经史子集的研究。因此，我认为，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将《四库全书》作为国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没有什么大错，反映了一般的情况和普遍的观念。国学的一个特点就是模糊性，非要从概念上进行推敲，那就有讨论不完的问题，也违背了国学的一般规律。
其次，大师标准是什么？我想，第一个条件就是有比较系统的国学知识。国学以《四库全书》为主，《四库全书》卷秩浩瀚，一般人是看不完的，那些被选入十大师的名家，多数也没有看完。看完不是必要条件，知道得多一些，是需要的。以上十位，看多看少，在这一点上都是合格的。第二个条件是对这些典籍中的某些内容有较深的研究，有创新的见解，即对国学研究有所贡献。研究范围有大小之分，成果也有大小区别，但他们在研究方面都有值得称道的成果。因此，他们也都合格。第三个条件，对国学有深刻的领会，有的推崇，有的批评，都对国学的发展起过推动作用。第四个条件，总结出国学的教学方法与学习方法，培养出一个或者一批国学名家。有以上三条，没有最后一条，可以称为国学名家或大家，未必够“师”的资格。有的人懂得几国语言，懂外语并不是国学大师的必要条件，但是，懂得较多外语，对于认识、分析国学的问题，会有所帮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季羡林先生自己认为不是国学大师，别人有的称他为国学大师。我想这是在两可之间。自称，是一种谦虚；他称，是出于敬仰。
最大的问题是，有的学者激烈批评国学，能不能算国学大师？具体的说，鲁迅是不是国学大师。投票选上了他，有人提出反对。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孔子是大师，非儒的墨子也是大师，辟杨、墨的孟子也是大师，批评子思、孟子的荀子也是大师；董仲舒是大师，韩愈是大师，程、朱是理学大师，陆、王是心学大师。理学是国学，心学也是国学，虽然有诸子百家，都不在国学范围之外。汉学有大师，宋学也有大师，都在国学大师之列。不论是批评的，还是弘扬的，深入研究国学，都可以成为大师。只有那些没有研究的，或者研究不深入的，没有入国学的门，更谈不上登堂入室，他们不是真懂国学，不论是歌颂的，还是诬蔑的，都说不到点子上，始终是国学的门外汉。他们自然不是国学大师。
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陈垣先生对国学有深入的研究，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元典章校补》及释例、《史讳举例》、《清初僧诤记》、《明季滇黔佛教考》、《通鉴胡注表微》、《校勘学释例》等都是重要著作，在国内外史学界都有重大影响。他60岁以后，总结教学经验，创立“史源学实习”课程，培养了许多著名的国学名家、大师，如启功、史念海、张守常、单士元、赵光贤、柴德赓。他曾任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校长几十年。从各个方面来看，陈垣都可以称得上“国学大师”。有人提到其他一些人，也都够“大师”的资格，一大批人进行排序，当然就会有前后，不入前十名，即使排在第二十名，也是了不起的大师。因此，我认为有前十名大师，不能误解为只有这十名。另外在国学贡献方面，也不能说前十名就一定比十名以后大师贡献大，因为这投票者120万人中，真正深入研究国学的不一定多，读过他们的书，并进行比较的可能性也不大，他们的投票与候选人的社会影响有极大关系，经常有人提起，名字屡屡出现于报刊，就容易得到选票。国学研究与政治联系密切的，影响就会更大些，也容易被人提起，有的批评，如胡适；有的赞扬，如鲁迅。如果在十名以外，再有个前五十名或前百名的名录，就像军衔那样，除了十大元帅，还有十大将，以及上将、中将、少将。这些大师各有贡献，有的在某一方面比前十名都更加突出。如果在投票后，再通过各种方式，对他们的成就作介绍，那就可以推动青年对国学的了解，培养学术的兴趣，树立好的学风。这就算我对活动组织者的一种建议。
对于投票选举“国学大师”是否合适？也有争议。我以为这一活动是可以基本肯定的，它促进了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理解和重视。不论这一活动中有什么不足之处，我认为都应该感谢组织者。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