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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改革开放30年，江苏经济无论从质和量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回顾总结30年的历程，让我们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但肯定成绩并不意味着我们江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已尽善尽美，问题和不足仍然存在，并且阻碍了我们的进一步发展。比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江苏还存在着制造业情结、实体经济情结、打工经济情结、过度依赖政府情结，等等。冲破和克服这些传统的“情结”，对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眼界、敞开胸怀、增强自信心和创造性非常有益。为此，我们约请《新华日报》评论处副处长李扬同志为本刊撰写了一组经济时论，以飨读者。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
之一：不能重“制造”轻“服务”
长期以来，许多地方和部门将发展经济片面地理解为上项目、建工厂，服务业许多领域被当作非生产性活动来对待，甚至还出现将工业化与发展服务业完全对立起来的。在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中，不少干部群众对此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其中，不能只倚重制造业，轻发展服务业，要大幅度提高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正成为一个强烈的发展诉求。
说起服务业，我们不应该陌生：它的范围很广，包罗了除一产二产的所有行业。可以说，从卖烧饼油条，到产品研发设计。都可归入服务业范畴。而把服务业进行细细梳理，却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很多服务业只是处于低层次的状态。比如，你说物流业发展滞后，可翻一下都市报，物流的小广告几乎每天有大半个版面，从未听说过的物流公司多如牛毛。然而，这种过度竞争只是低水平的。那些号称物流公司的企业实际上只是一个个小小的货运公司，只能提供简单的送货服务。随便翻翻广告的业务介绍，就可看出，诸如“南京一苏锡常，自备30辆对发，往返从优”。一家自称中国物流百强企业的公司，也就是“自备厢车、专线往返”。处于这样初级阶段的物流业和发达国家第三方物流企业相比，不仅服务内容单一、服务手段原始，而且根本就没触摸到物流业的核心——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的物流增值服务，如物流信息服务、订单管理、库存管理、物流成本控制、物流方案设计以及供应链管理等等。另据统计，江苏现有广告公司及广告经营单位虽达7000多家。会计事务所、法律事务所七八百家，但是独资及合资的国际知名跨国企业却寥若晨星。显然，今天我们加速提升、发展现代服务业，时不我待。
那么，现代服务业又是什么样的服务业呢?按照专业的解释，现代服务业是指伴随着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产生，用现代化的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服务方式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创造需求，引导消费，向社会提供高附加值、高层次、知识型的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业不充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又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而在解决就业问题方面，服务业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有经济学者研究发现，服务业新增就业人数是工业和建筑业的两到三倍。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由农业向二、三产业的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我国已处于工业化中期，工业大规模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开始减弱。服务业必然成为吸纳就业的主渠道。
还值得注意的是，大力发展服务业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需要。新型工业化，核心就是要改变单纯靠增加投入，以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增长方式。我们过去产业发展方面的一个重要偏差，就是没有处理好工业化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把工业化片面地等同于工业的发展。事实上，工业化是一个伴随工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全面变革与发展的过程。其中服务业具有突出重要地位。没有服务业发展的支撑，工业化就只能停留在比较初级的阶段，无法深化下去。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在工业产品的附加值构成中，纯粹的制造环节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而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中物流与营销、研发、人力资源开发、软件与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会计审计律师等专业化生产服务和中介服务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已经成为提高企业竞争力和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从而在实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发展服务业实质上也是更好地提升工业化、打造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路径。服务业发展作为新的产业分工的产物。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的推进，服务业发展在经济发展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核心是要提升工业化的水平和改变人的消费理念、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在制造业中注入先进的科技内涵，在产业分工中增加协作和专业化的因素。让人们的消费享受到更多完善的服务。现在人们谈论较多的服务业外包。其实并没有多少深刻或创新的内涵，实际所指的，就是将服务业的功能从原有产业中分离出来。走上独立化、专业化、协作化的道路，原来有着独立性的服务业企业拓展和扩大它的社会化、市场化、规模化、资本化程度。
所以，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辩证看待工业化和经济服务化的关系，真正把服务业作为产业对待，充分认识新阶段、新形势下服务业发展的地位和作用，大力发展服务业，充分发挥服务业在增加就业、促进增长、提高产业竞争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重要作用。
之二：善用“虚拟经济”的视角
似乎在不经意间，纽约石油期货市场2月期货油价在新年首个场内交易日一度“冲”过每桶100美元大关，近来又一直冲到139美元；两年前被夸奖为世界股市涨幅之最的越南股市现在正在瞠目结舌地向人们演示着令我们熟悉的“金融危机”的症候；……如今经济走向，有时更像是一块淘气者抛出的“石头”，不时激起一圈圈耐人思量的“涟漪”!
从宏观看，物价、股市、房市、汇率、流动性等等，各种矛盾和挑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集中展现，每一个问题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而至于百思而得百解。尤其是在阐释与困惑中，财富、资产的含义与我们传统的理解有了不同程度的错位。我们越来越发现，单纯用供求关系的变化这种实体经济的逻辑。显然很难对此作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这就是“虚拟经济”。
党的十六大报告就已提出。要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的视角，应成为我们的常规视角。
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与当今虚拟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有些市场现象仅以实体经济的眼光看常常会看不懂，如果从虚拟经济的视角去分析就能理清头绪：有些经济问题仅从实体经济的思路去求解常常导致误解甚至无解，而如果善于运用虚拟经济的工具，我们的办法就多了，破解难题的本领就大了。
最近，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地方，广东、上海为何对马云及其阿里巴巴如此情有独钟?背后原因让人深思。事实上，在汪洋、俞正声的眼中，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已不仅仅是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更多的是代表着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而这种发展模式正表明虚拟经济为下面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提供了“海阔凭鱼跃”的空间。
虚拟经济有三个始终被人提起又畏惧的特点：一是高风险性。虚拟经济必然产生泡沫，泡沫似乎成了 其一大特征，经济泡沫决定了不可避免的投机行为，一定范围内的泡沫是合理的，有人诙谐喻言，就像“好喝的啤酒”一样。但过多的泡沫将会导致全盘倾覆，当年海南房地产业以及东南亚经济危机正说明了这一切。但就如一个硬币的两面，虚拟经济的发展与投机活动始终是共存的。特别是金融衍生品的不断增多，在引导资源合理配置，分散投资风险的同时，也拉长了风险的链条。一旦哪一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危机大面积蔓延。二是寄生性。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虚拟经济由实体经济产生，又依附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及相关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可看成是资本的循环运动。三是周期性。虚拟经济系统的演化大体上呈现周期性的特征，一般包括实体经济加速增长、经济泡沫开始形成、货币与信用逐步膨胀、各种资产价格普遍上扬、乐观情绪四处洋溢、股价与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外部扰动造成经济泡沫破灭、各种金融指标急剧下降、人们纷纷抛售实际资产及金融资产、实体经济减速或负增长等阶段。但是这种周期性并不是循环往复，而是螺旋式向前推进的。
假如我们不了解虚拟经济的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等特征，还是以实体经济的眼光和逻辑来解读现实问题，不但可能造成理论上的偏差，而且还会由此带来实际应对中的失误。你可以不参与期市，但你却不得不接受不断高涨的现货价格，甚至眼睁睁地看着它吞掉你的所有利润。在投资日益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如果不利用金融衍生产品的对冲和价格发现功能。才是最大的风险。
虚拟经济并不是尤物。比如，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可以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实体经济的运行效率；资本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提供的套期保值等服务，降低了实体经济的经营成本和因价格或汇率波动引致的不确定性经营风险：虚拟经济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促进了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等。
善用虚拟经济的视角，主动顺应虚拟经济的规律，才能趋利避害，在风险中化解风险，真正走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两条腿”。
之三：从“打工经济”到“老板经济”
记得英国《金融时报》曾经发表《打工经济：值得中国骄傲吗?》的文章，对中国“打工经济”进行了质疑；后来，又有舆论指称，“只长骨头不长肉”成为“打工经济”的症结所在。然而，直到今天，“打工经济”VS“老板经济”仍然是一个富有弹性意味的话题。
经济学界对所谓“打工经济”大概有两种解读：就国际而言，它是指跨国公司向中国投资，获取利润，而中国则通过承接投资，以付出劳动力、土地和环境为代价，赢得发展；就国内而言，它是指农民离土离乡到城镇或企业中就业并获得相应的收入。所谓“老板经济”，正是与“打工经济”相对应的概念，从经济学层面讲，可以理解为核心技术与市场控制占主导地位、收益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模式。
我们常常用“打工经济”和“老板经济”来比喻江苏和浙江的不同就业模式。解读温州模式成功的经验，“老板经济”是支撑着温州区域经济发展的擎柱——有10多万中小企业老板，对温州经济贡献率达90％。一只打火机、一双皮鞋、一个低压电器产品，开发出了无穷商机，孕育出了数万老板。形成了名符其实的“老板经济”。进城务工闯荡的农民，受现代文明的耳濡目染，具有一定的资金积累，抛弃“小成即满、小富即安”的定势，求变思变，自己想当老板。一个地区，如果人人学会创业，个个争当老板，“老板经济”就会蓬勃发展，焕发生机。
事实上，我们对“老板经济”心向往之，却很难在短时间内走出“打工经济”的困境。因为，江苏“打工经济”的形成有其客观因素，也形成了一定的惯性。江苏长期以来公有制经济比重较大，上世纪90年代后外向型经济又得到迅猛发展，他们在给江苏人带来较多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削弱了江苏人创业“造饭碗”的压力。江苏近年来大力提倡全民创业，目的就是加大发展“老板经济”的力度。但是要看到，受主观创业能力和客观市场环境的制约，能当上老板并赚到钱的，与就业总人口相比只是少数。
大而言之，中国通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内源性经济迅速崛起，已经正在逐渐改变一味替国外跨国公司“打工”的角色。我们正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分工，通过鼓励自主创新，促进中国经济逐步由单纯的“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小而言之，要鼓励人们从单纯的就业“找饭碗”，转变为创业“造饭碗”。首先必须把培养创业精神作为建设新江苏精神的灵魂，引导人们克服小成即满、小富即安的小家子意识，使更多的人把自主创业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优先选择。一旦观念转变了，我们看到的就不仅是“找饭碗”的便利，而且还有“造饭碗”的优势。
GDP的增长并不反映增长的代价，不等于增长的质量，不等同于社会福利的同步增加和富民程度的同步提高。如何使量与质实现统一。使增长与发展更趋一致?大力推动全民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实现“打工经济”向“老板经济”的升级，是一个重要途径。让我们进一步克服传统观念的羁绊、突破计划经济的藩篱，变“打工经济”为“老板经济”。真正形成艰苦创业、自主创业、全民创业的热潮。
之四：政府不能抢了经济的“主唱”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重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其意深长。其旨宏远。
因为，不可否认，非公经济或者叫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屡屡受制于“官办经济”的干扰。曾经有人戏称，民营经济是“政策下的蛋”，甚至还有一种论调。“找市场不如找市长”，“政府办事能办成事”等等。凡此种种说明。在不少地方，行政主导的色彩还太浓，地方政府仍然是经济发展的主角。诚如一份经济分析报告认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还存在理论、观念和意识形态上的障碍。由于我们理论上的含含糊糊，实践中，给民营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混乱。也自然而然地催生了民营企业普遍的机会主义心态。如果仔细分析的话，民营经济发展中所有显在和潜在的障碍实际上缘于一点：政府之手的过度干预。
目前，资源配置中市场的基础作用和微观机制中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之间的不协调，是我们经济发展中一个突出的矛盾。国有经济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尤其大型国有企业的产权机制和制度安排与市场体制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而民营经济天然就是市场经济。如果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就必须顺应实践发展的需要，肯定民营经济的主体地位。要理性地认识到，政府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但不能因此就自认为是经济活动的主角，主导经济资源的配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的主角是企业。
对于官办经济的“偏好”。源于对政府职能的误读。应该看到。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良好市场环境的创造者、人民权利的维护者。政府职能的本质是服务，为老百姓提供公共产品、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政府应改变“驾驭市场”的地位，并从各种形式的市场参与者角色中淡出，把经济管理职能的重点转向创造和维护一个有效率的市场。需要政府提供的是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需要政府调控的是市场顾及不到的领域，如总供给与总需求、再分配关系、城乡和区域平衡；需要政府提供服务的是市场失灵的领域，如公共产品的提供、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需要政府干预的是有内部效益，但可能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领域，如土地、资源、环境、安全；需要政府投入的是外部效益大于内部效益的领域，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部分基础设施等。在其他领域，应充分发挥市场和市场主体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句话。政府不能抢了经济发展的“主唱”。
可喜的是，民营经济的归位正成为大势。目前，中国约有5000万人规模的新社会阶层，他们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并直接或间接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非公企业。数字显示，中国的私营企业正迎来速度最快的发展期。民营经济作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发展的贡献是不争的事实。
与此同时，现在有一种社会心理也需要警惕——认为民营经济投资赚钱是为自己不是为社会，甚至提出民营经济承担的责任与国有经济明显不同，因此，对于落实民营投资收益的保护政策往往很不情愿，甚至背道而驰。加之，近几年，不时出现劳资矛盾对立的“返祖”现象，一些媒体对“暴富故事”大肆渲染，对“第一桶金”原罪感的普遍追问。这实质也是对非公经济的一种“出身偏见”。
多鼓励民营经济，少依赖官办经济。现在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和最重要的生力军，政府再继续取代市场决策不仅会降低效率，而且还会形成新的不公平，形成新的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只有将政府主导型经济转变为市场主导型经济，粗放式经济增长的体制根源才能得到遏制，诚哉斯言!
责任编辑：戈尚达
之一：不能重“制造”轻“服务”
长期以来，许多地方和部门将发展经济片面地理解为上项目、建工厂，服务业许多领域被当作非生产性活动来对待，甚至还出现将工业化与发展服务业完全对立起来的。在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中，不少干部群众对此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其中，不能只倚重制造业，轻发展服务业，要大幅度提高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正成为一个强烈的发展诉求。
说起服务业，我们不应该陌生：它的范围很广，包罗了除一产二产的所有行业。可以说，从卖烧饼油条，到产品研发设计。都可归入服务业范畴。而把服务业进行细细梳理，却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很多服务业只是处于低层次的状态。比如，你说物流业发展滞后，可翻一下都市报，物流的小广告几乎每天有大半个版面，从未听说过的物流公司多如牛毛。然而，这种过度竞争只是低水平的。那些号称物流公司的企业实际上只是一个个小小的货运公司，只能提供简单的送货服务。随便翻翻广告的业务介绍，就可看出，诸如“南京一苏锡常，自备30辆对发，往返从优”。一家自称中国物流百强企业的公司，也就是“自备厢车、专线往返”。处于这样初级阶段的物流业和发达国家第三方物流企业相比，不仅服务内容单一、服务手段原始，而且根本就没触摸到物流业的核心——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的物流增值服务，如物流信息服务、订单管理、库存管理、物流成本控制、物流方案设计以及供应链管理等等。另据统计，江苏现有广告公司及广告经营单位虽达7000多家。会计事务所、法律事务所七八百家，但是独资及合资的国际知名跨国企业却寥若晨星。显然，今天我们加速提升、发展现代服务业，时不我待。
那么，现代服务业又是什么样的服务业呢?按照专业的解释，现代服务业是指伴随着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产生，用现代化的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服务方式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创造需求，引导消费，向社会提供高附加值、高层次、知识型的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业不充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又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而在解决就业问题方面，服务业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有经济学者研究发现，服务业新增就业人数是工业和建筑业的两到三倍。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由农业向二、三产业的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我国已处于工业化中期，工业大规模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开始减弱。服务业必然成为吸纳就业的主渠道。
还值得注意的是，大力发展服务业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需要。新型工业化，核心就是要改变单纯靠增加投入，以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增长方式。我们过去产业发展方面的一个重要偏差，就是没有处理好工业化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把工业化片面地等同于工业的发展。事实上，工业化是一个伴随工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全面变革与发展的过程。其中服务业具有突出重要地位。没有服务业发展的支撑，工业化就只能停留在比较初级的阶段，无法深化下去。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在工业产品的附加值构成中，纯粹的制造环节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而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中物流与营销、研发、人力资源开发、软件与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会计审计律师等专业化生产服务和中介服务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已经成为提高企业竞争力和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从而在实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发展服务业实质上也是更好地提升工业化、打造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路径。服务业发展作为新的产业分工的产物。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的推进，服务业发展在经济发展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核心是要提升工业化的水平和改变人的消费理念、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在制造业中注入先进的科技内涵，在产业分工中增加协作和专业化的因素。让人们的消费享受到更多完善的服务。现在人们谈论较多的服务业外包。其实并没有多少深刻或创新的内涵，实际所指的，就是将服务业的功能从原有产业中分离出来。走上独立化、专业化、协作化的道路，原来有着独立性的服务业企业拓展和扩大它的社会化、市场化、规模化、资本化程度。
所以，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辩证看待工业化和经济服务化的关系，真正把服务业作为产业对待，充分认识新阶段、新形势下服务业发展的地位和作用，大力发展服务业，充分发挥服务业在增加就业、促进增长、提高产业竞争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重要作用。
之二：善用“虚拟经济”的视角
似乎在不经意间，纽约石油期货市场2月期货油价在新年首个场内交易日一度“冲”过每桶100美元大关，近来又一直冲到139美元；两年前被夸奖为世界股市涨幅之最的越南股市现在正在瞠目结舌地向人们演示着令我们熟悉的“金融危机”的症候；……如今经济走向，有时更像是一块淘气者抛出的“石头”，不时激起一圈圈耐人思量的“涟漪”!
从宏观看，物价、股市、房市、汇率、流动性等等，各种矛盾和挑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集中展现，每一个问题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而至于百思而得百解。尤其是在阐释与困惑中，财富、资产的含义与我们传统的理解有了不同程度的错位。我们越来越发现，单纯用供求关系的变化这种实体经济的逻辑。显然很难对此作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这就是“虚拟经济”。
党的十六大报告就已提出。要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的视角，应成为我们的常规视角。
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与当今虚拟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有些市场现象仅以实体经济的眼光看常常会看不懂，如果从虚拟经济的视角去分析就能理清头绪：有些经济问题仅从实体经济的思路去求解常常导致误解甚至无解，而如果善于运用虚拟经济的工具，我们的办法就多了，破解难题的本领就大了。
最近，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地方，广东、上海为何对马云及其阿里巴巴如此情有独钟?背后原因让人深思。事实上，在汪洋、俞正声的眼中，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已不仅仅是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更多的是代表着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而这种发展模式正表明虚拟经济为下面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提供了“海阔凭鱼跃”的空间。
虚拟经济有三个始终被人提起又畏惧的特点：一是高风险性。虚拟经济必然产生泡沫，泡沫似乎成了 其一大特征，经济泡沫决定了不可避免的投机行为，一定范围内的泡沫是合理的，有人诙谐喻言，就像“好喝的啤酒”一样。但过多的泡沫将会导致全盘倾覆，当年海南房地产业以及东南亚经济危机正说明了这一切。但就如一个硬币的两面，虚拟经济的发展与投机活动始终是共存的。特别是金融衍生品的不断增多，在引导资源合理配置，分散投资风险的同时，也拉长了风险的链条。一旦哪一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危机大面积蔓延。二是寄生性。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虚拟经济由实体经济产生，又依附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及相关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可看成是资本的循环运动。三是周期性。虚拟经济系统的演化大体上呈现周期性的特征，一般包括实体经济加速增长、经济泡沫开始形成、货币与信用逐步膨胀、各种资产价格普遍上扬、乐观情绪四处洋溢、股价与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外部扰动造成经济泡沫破灭、各种金融指标急剧下降、人们纷纷抛售实际资产及金融资产、实体经济减速或负增长等阶段。但是这种周期性并不是循环往复，而是螺旋式向前推进的。
假如我们不了解虚拟经济的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等特征，还是以实体经济的眼光和逻辑来解读现实问题，不但可能造成理论上的偏差，而且还会由此带来实际应对中的失误。你可以不参与期市，但你却不得不接受不断高涨的现货价格，甚至眼睁睁地看着它吞掉你的所有利润。在投资日益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如果不利用金融衍生产品的对冲和价格发现功能。才是最大的风险。
虚拟经济并不是尤物。比如，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可以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实体经济的运行效率；资本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提供的套期保值等服务，降低了实体经济的经营成本和因价格或汇率波动引致的不确定性经营风险：虚拟经济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促进了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等。
善用虚拟经济的视角，主动顺应虚拟经济的规律，才能趋利避害，在风险中化解风险，真正走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两条腿”。
之三：从“打工经济”到“老板经济”
记得英国《金融时报》曾经发表《打工经济：值得中国骄傲吗?》的文章，对中国“打工经济”进行了质疑；后来，又有舆论指称，“只长骨头不长肉”成为“打工经济”的症结所在。然而，直到今天，“打工经济”VS“老板经济”仍然是一个富有弹性意味的话题。
经济学界对所谓“打工经济”大概有两种解读：就国际而言，它是指跨国公司向中国投资，获取利润，而中国则通过承接投资，以付出劳动力、土地和环境为代价，赢得发展；就国内而言，它是指农民离土离乡到城镇或企业中就业并获得相应的收入。所谓“老板经济”，正是与“打工经济”相对应的概念，从经济学层面讲，可以理解为核心技术与市场控制占主导地位、收益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模式。
我们常常用“打工经济”和“老板经济”来比喻江苏和浙江的不同就业模式。解读温州模式成功的经验，“老板经济”是支撑着温州区域经济发展的擎柱——有10多万中小企业老板，对温州经济贡献率达90％。一只打火机、一双皮鞋、一个低压电器产品，开发出了无穷商机，孕育出了数万老板。形成了名符其实的“老板经济”。进城务工闯荡的农民，受现代文明的耳濡目染，具有一定的资金积累，抛弃“小成即满、小富即安”的定势，求变思变，自己想当老板。一个地区，如果人人学会创业，个个争当老板，“老板经济”就会蓬勃发展，焕发生机。
事实上，我们对“老板经济”心向往之，却很难在短时间内走出“打工经济”的困境。因为，江苏“打工经济”的形成有其客观因素，也形成了一定的惯性。江苏长期以来公有制经济比重较大，上世纪90年代后外向型经济又得到迅猛发展，他们在给江苏人带来较多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削弱了江苏人创业“造饭碗”的压力。江苏近年来大力提倡全民创业，目的就是加大发展“老板经济”的力度。但是要看到，受主观创业能力和客观市场环境的制约，能当上老板并赚到钱的，与就业总人口相比只是少数。
大而言之，中国通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内源性经济迅速崛起，已经正在逐渐改变一味替国外跨国公司“打工”的角色。我们正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分工，通过鼓励自主创新，促进中国经济逐步由单纯的“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小而言之，要鼓励人们从单纯的就业“找饭碗”，转变为创业“造饭碗”。首先必须把培养创业精神作为建设新江苏精神的灵魂，引导人们克服小成即满、小富即安的小家子意识，使更多的人把自主创业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优先选择。一旦观念转变了，我们看到的就不仅是“找饭碗”的便利，而且还有“造饭碗”的优势。
GDP的增长并不反映增长的代价，不等于增长的质量，不等同于社会福利的同步增加和富民程度的同步提高。如何使量与质实现统一。使增长与发展更趋一致?大力推动全民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实现“打工经济”向“老板经济”的升级，是一个重要途径。让我们进一步克服传统观念的羁绊、突破计划经济的藩篱，变“打工经济”为“老板经济”。真正形成艰苦创业、自主创业、全民创业的热潮。
之四：政府不能抢了经济的“主唱”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重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其意深长。其旨宏远。
因为，不可否认，非公经济或者叫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屡屡受制于“官办经济”的干扰。曾经有人戏称，民营经济是“政策下的蛋”，甚至还有一种论调。“找市场不如找市长”，“政府办事能办成事”等等。凡此种种说明。在不少地方，行政主导的色彩还太浓，地方政府仍然是经济发展的主角。诚如一份经济分析报告认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还存在理论、观念和意识形态上的障碍。由于我们理论上的含含糊糊，实践中，给民营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混乱。也自然而然地催生了民营企业普遍的机会主义心态。如果仔细分析的话，民营经济发展中所有显在和潜在的障碍实际上缘于一点：政府之手的过度干预。
目前，资源配置中市场的基础作用和微观机制中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之间的不协调，是我们经济发展中一个突出的矛盾。国有经济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尤其大型国有企业的产权机制和制度安排与市场体制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而民营经济天然就是市场经济。如果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就必须顺应实践发展的需要，肯定民营经济的主体地位。要理性地认识到，政府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但不能因此就自认为是经济活动的主角，主导经济资源的配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的主角是企业。
对于官办经济的“偏好”。源于对政府职能的误读。应该看到。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良好市场环境的创造者、人民权利的维护者。政府职能的本质是服务，为老百姓提供公共产品、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政府应改变“驾驭市场”的地位，并从各种形式的市场参与者角色中淡出，把经济管理职能的重点转向创造和维护一个有效率的市场。需要政府提供的是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需要政府调控的是市场顾及不到的领域，如总供给与总需求、再分配关系、城乡和区域平衡；需要政府提供服务的是市场失灵的领域，如公共产品的提供、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需要政府干预的是有内部效益，但可能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领域，如土地、资源、环境、安全；需要政府投入的是外部效益大于内部效益的领域，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部分基础设施等。在其他领域，应充分发挥市场和市场主体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句话。政府不能抢了经济发展的“主唱”。
可喜的是，民营经济的归位正成为大势。目前，中国约有5000万人规模的新社会阶层，他们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并直接或间接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非公企业。数字显示，中国的私营企业正迎来速度最快的发展期。民营经济作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发展的贡献是不争的事实。
与此同时，现在有一种社会心理也需要警惕——认为民营经济投资赚钱是为自己不是为社会，甚至提出民营经济承担的责任与国有经济明显不同，因此，对于落实民营投资收益的保护政策往往很不情愿，甚至背道而驰。加之，近几年，不时出现劳资矛盾对立的“返祖”现象，一些媒体对“暴富故事”大肆渲染，对“第一桶金”原罪感的普遍追问。这实质也是对非公经济的一种“出身偏见”。
多鼓励民营经济，少依赖官办经济。现在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和最重要的生力军，政府再继续取代市场决策不仅会降低效率，而且还会形成新的不公平，形成新的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只有将政府主导型经济转变为市场主导型经济，粗放式经济增长的体制根源才能得到遏制，诚哉斯言!
责任编辑：戈尚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