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成为“净资本输出国”，未来投资前景良好，“一带一路”建设潜力巨大。与此同时，民族宗教因素、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与失衡三大因素相互交织，导致2016年全球国家风险水平上升，且短期内现有风险格局仍将延续。因此，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除了要关注投资机会和收益，更需要注重国家风险的评估与防范。
　　投资者需防范多重风险
　　2015年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政治局势看，各国表现差异较大，部分国家完成选举和政府更迭，政治格局稳定，部分国家则继续饱受战争和恐怖主义威胁，仍处在新一轮国家秩序和地缘政治格局重塑期。
　　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研究总部总经理陈代娣告诉《经济》记者：“‘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经济方面表现不一，但增速普遍受到大宗商品价格不振以及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部分沿线国家经济结构单一、严重依赖大宗商品，出口优势缺失显露无疑。”可以说，政治经济局势变动推动了“一带一路”部分沿线国家社会形势的变化和营商环境风险的增加。
　　目前看，东南亚地区的大规模选举已经结束，但政府面临着解决社会不平等、提高治理能力等挑战。我国投资者势必要摆正位置，积极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真正造福于当地社会，同时处理好与执政党、反对党的关系。我国与印度尼西亚在修建雅加达-万隆高速铁路的合作项目上一波三折，反映出来的问题就是国内企业对印尼佐科政府面临的国内挑战认识不够深入。
　　东南亚国家的法制建设和行政现代化程度比较有限，各个地区存在大大小小的利益团体，中国投资者更需要注意规章制度之外的隐性成本。此外，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落后，老挝全国仅有一条长3.5公里的客运铁路，而柬埔寨全国只有两条年久失修的铁路。
　　中东地区局势更为复杂。长期的政局混乱使个别国家出现权力真空，而叙利亚、利比亚等地区武装派别的内战还在继续，处于战争区域或附近的外国项目，非常容易受到波及。投资者还需要注意，外部需求萎缩和油价下跌使得大部分中东国家的经常账户恶化，外汇收入减少，汇兑限制风险较高。
　　中亚地区虽然比较平稳，但大国在该地区的博弈程度加深，中国投资者也面临越来越多竞争。中亚地区因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地缘政治角逐的对象，一方面，俄罗斯作为传统地区大国，将继续通过经济能源合作维持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另一方面，美国不仅通过国际石油公司、跨国油气管道进行油气资源的争夺，还通过多种方式扩大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另外，部分中亚国家对能源行业设置了准入壁垒或政策限制，中國企业在投资时也需要考虑其中影响。
　　本土化是规避风险关键
　　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他们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颇高。据估算，“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不包括埃及的西奈半岛），基础设施合意投资需求（能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投资需求）至少达10.6万亿美元，其中中国之外的投资需求约为1.4万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丽平告诉《经济》记者，“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投融资风险有两个层次：其一是基础设施投融资本身特点带来的风险，包括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资金回收慢等；其二，“一带一路”特定条件带来的风险，如政治制度、法律体系、政策体系、文化、宗教、地缘政治等。
　　发展中国家最大问题是汇率不稳定，这对企业的影响非常大，甚至无法估算投资成本和回收期限。目前我国对外投资的风险防范体系尚未健全，也没有政局险或汇率险，构建风险防范体系将成为“十三五”期间一项既艰巨又迫切的任务。
　　很多国家的贸易规则、法律体系不同，企业若不了解对象国的法律环境，按照国内的思维“走出去”通常会“碰钉子”。不同国家的标准差异较大，如环保标准，即使是发展中国家对环境非常严格，污染的企业不让开工。企业“走出去”一定要了解当地的法律、行业规则，要本土化，否则很难生存。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风险防范也需要国家来保驾护航，比如提供必要的法律风险保障及信息服务。企业掌握信息越多、越全、越准，对国家、行业、项目的分析和把握度则越高，越可以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
　　此外，“走出去”也对国家的监管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企业在境外的恶性竞争现象颇为尖锐，包括相互压价、拆台，甚至在投标过程中，使用不规范的手段等。这些都需要政府去进行行业规范，否则只会让中资企业倒霉，让别人坐收渔利。
　　“打铁还需自身硬”，同样的项目，有的企业做得风生水起，有些企业做得一败涂地。这与企业自身的竞争力、技术、管理水平和国际化视野有很大关系。国际化程度越高的企业在市场遇到的困难越少。联想、华为等企业在采用统一的国际化经营管理模式，首先是本土化，选择当地人做首席代表，如此一来，可以解决很多当地的问题。
　　当然，熟悉某个国家的法律环境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企业仍需摸索并谨慎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