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1995年《集邮》杂志创刊40周年的时候，我忍不住给该刊投了一篇儿时读刊的回忆———《少年不知护邮刊》，刊登在当年第2期上。文章写道：“60年代初我上小学时，订的是《儿童时代》半月刊。刊中有我喜爱的集邮专栏，但每期才那么半页一页的，实在不过瘾。深知父母不会给我订《集邮》的，因为那是‘大人的刊物’。所以放学后我常溜到邻近的厦门大学工会俱乐部阅览厅探头探脑，期待着新一期的《集邮》上架。一个月才一本，真是太慢太慢了，比《儿童时代》难等得多!好不容易熬至新刊露脸，却又常叫某个大邮迷抢了先。我只得耐心地趴在一边，直到他慢悠悠看完了最后一页，又把封一封四审看再三，我这才能捞到机会解解饥渴……”爱到深处，邮刊期期如故人!老《集邮》曾经带给我那么多的乐趣，也带给我那么多的痛苦：1966年的8月至1979年的12月，它整整停刊了十三年又五个月!漫漫期待的岁月里，常常在睡梦里和一期又一期老《集邮》相逢又相逢!近日我到厦门大学图书馆查阅“文革”前的旧《集邮》杂志，没想到居然与自己近半个世纪前摸过的那几期老杂志真的相逢了。别来无恙，真是感慨万端!雁过留声，阅过留痕，谁知道那旧刊上布满了我儿时密密麻麻的指纹!说起这重逢的经过，还有点曲折：在我们厦门大学校园内，订阅并完整保存了1995年1月至1966年6月共120期《集邮》杂志的原本有何大仁先生与王以炎先生两位资深集邮家，不料“文革”中期何大仁被下放农村，临行前忍痛割爱，把全套《集邮》当成废纸，以每斤一角二分钱的价格卖给了收破烂的。现在当然是追悔莫及，可在当年那个万念俱灰的岁月，能保住邮票就不错了，又何以想到让百余本刊物随身流放山乡呢?再说把这些宣扬“封资修”的黑刊带到农村，目标不小，稍有不慎，岂不引火烧身?处理掉无疑是明智的选择。
　　王以炎对刊物的感情似乎比何大仁更胜一筹，因为早在50年代，他撰写的6篇邮文刊发其中。下放时硬是保住了刊物，个中风险可想而知，结果如今成为偌大的一个厦大校园中绝无仅有的一份《集邮》杂志大全套。1995年我给《中国集邮报》写《原特62“京剧脸谱”研究二三事》，为查阅1964年1期的《集邮》(上面刊有“脸谱”邮票李逵和黄盖两枚的印样)，就不得不登门恳请王老开包一阅。厦门市区还另有一位拥有《集邮》大全套的集邮家，叫林明安，是厦门一中的退体教师，八十高龄，鹤发童颜，身体很棒。他能保住全套而不散，另有传奇。但王以炎和林明安两位老人的共同点是双双从不参加“佳邮评选”，皆因不愿意剪下选票而伤了刊物，哪怕是插页中的一角!如此细腻的感情怕是今天的新邮迷难得再有了。王以炎先生的大全套可能比林明安先生的更胜一筹，因为在1966年第7期中他还藏有当年邮电局关于《集邮》“停刊整顿，请办理退款”的一纸通知!厦门大学图书馆中有三分之二套“文革”前的《集邮》。因为不全，使用价值就颇受影响，特别是1965－1966年的合订本中，仅存7期，可谓残本。而7期散册合订成一本，薄薄的，捏在手中，还没有今天的两期厚。当时一期《集邮》才12个页码，身子骨单薄得如林黛玉，风雨飘摇，实在可怜得很。不过缺胜于无，毕竟偌大的中国竟没有几家图书馆藏有“文革”前的老《集邮》!手中没有一套完整的《集邮》杂志，一直是我集邮人生中莫大的遗憾。厦大图书馆的残本聊补了我的欠缺。近日我再次借出1965－1966的合订本细读时，突然发现每期封面上加盖的印章并不是常见的“厦门大学图书馆”的圆形印章，而是“厦门大学工会俱乐部”的方形印章。这个眼熟的印章中心另有“八字告诫”———“公共读物，请勿拿走”。无疑，这就是当年放置于俱乐部阅览架上让人取阅的《集邮》。虽是残本，但残存的期期仍基本没有破损，更没有任何涂抹，可见当时览阅《集邮》的人不多，读者也比较文明。刊物由工会俱乐部的阅览室订阅，开架供师生员工览阅后，再转由图书馆库存，做到一刊两用，说明当时还是相当注意节约的。
　　不过，从今天的角度来看，1966年的《集邮》也许没有什么看头，毕竟“文革”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单薄的刊页承载着单薄的内容。就连刊载的《新中国邮票目录》中，“设计”一栏全部标的是邮票发行局，连标个设计人的名字似乎都与“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有染，“左”得令人心寒。但一个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邮迷，与那个时代的邮票和邮刊是血脉相连的，爱屋及乌，一份全身心投入的痴迷情感热烘烘地把那个年代所有与邮票有关的一切融化到了自己的骨血里……
　　拥有成千上万乃至更多热心读者的杂志，比比皆是，不足为奇；但一家期刊能让那么些爱好者期期细阅、年年收藏乃至痴迷一生的却是很难得很少见的。《集邮》是极为幸运的一家。《集邮》的编辑们呵，你们任重而道远!
　　责编/杨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