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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联对华政策：1917-1924年》一书主要阐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至1924年间苏联对华政策的历史发展。该书认为，此期间苏联对华政策是革命与外交的双重政策，一方面，积极参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另一方面，获取在华权益；最后两种政策都取得了成功。
关键词：艾伦·惠廷；对华政策；革命与外交
中图分类号：D6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088-03
艾伦·惠廷（Whiting，Allen Suess，1926—），哲学博士，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20世纪60年代时是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70年代初重返学术界，曾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苏联对华政策：1917—1924年》一书是惠廷教授学术代表作之一。该书的学术思想产生于惠廷教授读博期间的一篇专题研讨作业，在其导师菲利普·莫斯利教授（Phillip Edward Mosley）的建议与指导下拓展成为他的研究苏联对华政策的博士论文，并于1954年作为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中心苏联研究的丛书之一，以《苏联对华政策：1917—1924年》（Soviet Policies in China：1917—1924）为名，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1968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再版。此外，牛津大学出版社负责此书在英国、加拿大、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出版发行。《苏联对华政策：1917—1924年》这本书是惠廷教授的第一部学术著作。美国著名中国学家费正清教授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林白教授（John M.H. Lindbeck）都为此书撰写了书评，对此书的评价都很高。
惠廷教授此书详细论述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至1924年苏联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结成联盟期间的苏联对华政策的历史发展。在书中，惠廷教授指出并描述了苏联对华政策由苏联三个掌权机构——共产国际（Comintern）、红色国际贸易联盟（Profinter）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Narkomindel，1946年后改称苏联外交部）执行及如何执行的。由此，标题中的“Soviet—苏联”一词既指代负责开展外交活动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也指代领导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分裂、红色国际贸易联盟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利益与政策交叉重叠，最后在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引导下，苏联的外部利益逐渐主导了其外交政策。“苏联国内革命派‘布尔什维克’变成了领导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政治家”[1]。然而，苏联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祖国”利益的优先保护要多于对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发展的关注。惠廷教授推翻了不少人认为的苏联是无私的这种观点，在史实档案的基础上作出如下结论：一旦苏俄在远东地区确定了自己的势力，1917年的计划和1919年的保证都将变成空谈。在中东铁路及蒙古问题上，维护苏联国土的利益比发展国际共产主义革命更重要，而且苏联执行着“从目的上来说是典型的帝国主义”政策，“因为他们寻求在某些公认的中国国土上建立苏俄政权”[2]。从利诱到威逼，苏联官员使用了各种外交手段，演示了其犬儒主义的宣传口号和现实主义的政策。尽管共产国际与红色国际贸易联盟存在着理论局限性和反资本主义的态度，苏联还是参与到中国的革命潮流中，这也极大地促成了苏俄政策定位的发展并成为苏联领导人的最终目标。
此外，此书标题中的“Policies—政策”一词用的是复数形式，因为惠廷教授认为此期间苏联的对华政策明显不只一项，而是有许多。惠廷教授认为，不是事实，而是人们的看法决定了政策，苏联20世纪初的国家结构并不是整体的，而是呈现出冲突和矛盾的局面，其根源是理论上的分歧和政治阴谋。惠廷教授分析指出苏联在中国的行动是双线进行的，他说：“列宁与他的追随者着手于一个双重政策，组织外交和革命活动以便在远东地区塑造俄罗斯权力的新形式”[3]。因此，“苏联在中国的活动有两条线：革命和外交。有时两者分别进行，有时为了共同的目的，两者又共同前进，最后，在1924年，两者合二为一，使得苏俄在中国的革命中处于优势地位”[4]。在对苏联复杂的政治力量的活动及其后的动机的分析之后，惠廷教授得出最终结论：虽然有因派系斗争导致的冗长争论，但苏联既实现了对中东铁路、外蒙古的权利要求（中国在中东铁路管理上只占次要地位，直到1952年12月中东铁路才结束中苏共管，完全由中国收回，归中国所有；1924年11月26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在外蒙古拥有了一个完全亲苏的政府），又达成了苏联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之间的联盟，确立了苏联在中国革命中的优越地位，因此，苏联的对华政策总体上是成功的[5]。
惠廷教授此书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从对列宁关于中国的零散言论的分析开始，用图表形式说明列宁对西方工人运动与民族独立运动之间联系的观点，然后对共产国际大会的决定、内部分歧争端以及苏联领导人关于远东问题的著作等资料做了认真诠释，以此作为解开苏联对其邻国——混乱中的中国实行的各项政策背后的利益与动机的线索。惠廷教授也指出，“历史很少会是一个人的单独运作，在中苏关系问题上尤其如此。列宁作为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领袖，他有很多的思考，然而作为个人，苏联对中国的政策的成功与失败不能只系于他一身，而且早在1922年疾病就开始迫使他无法对政策进行积极指导”[6]。第二部分主要是对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一直以来为了获得中华民国对苏联在蒙古及满洲边境地区扩大其影响力的认可所做的努力的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的小冲突方面，惠廷教授甚至深入研究了中苏的民族文化以及中苏马克思主义的特性和动机。这一部分以1922年驻华全权代表阿道夫·越飞（Adolf Abramovich Joffe，1883—1927）在北京的任务与各项活动为典型案例来说明苏联目的和手段的复杂性；以加拉罕（Lev Mikhailovich Karakhan，1889—1937）使华作为结束，1924年5月31日他代表苏方与北洋政府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体现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与共产国际政策的成功；另一个体现是“米歇尔·鲍罗廷被孙中山任命为修正国共革命运动的苏联设计师”[7]，确保了苏联在中国革命中的超然地位。 惠廷教授在此书中给苏联战略的定义是：机会主义、欺骗、威胁和阴谋。苏联参与谋求中东铁路的权利要求就是恰当的例子。苏联的对华政策说明，一股特别的力量使布尔什维克或情愿或不情愿地维护着俄国的帝国主义过去。1919年，沙俄对华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被废除，所有特权和优惠被放弃，然而，1924年苏联又在中国革命的动荡之中重新获得了失去的一切。那么，“苏联是如何成功地收获了在中国的私利的同时，又在广州和北京政府那里赢得了是新中国亲密盟友的好声誉”[8]？这也是惠廷教授在此书的结论部分提出的问题。
他在书中紧接着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苏联宣称其势力范围只在中国周边地区，关于一些直接的、实际的问题，苏联则秉承着谨慎友好的态度。这一时期的苏联要维护其在与中国相邻地区、特别是蒙古和北满洲里的地位，以放弃额外的领土权和军事领事保护为代价换取中国的支持。尽管苏联的利己主义再次大行其道，苏联还是设法给中国人民一种真正的朋友的印象。苏联虽然加强了对外蒙古的控制并且继续对中东铁路感兴趣，但在心理上对中国做出了让步——废除了治外法权，免除了赔偿金以及二等外交公民身份等。“俄国最想要的对新中国来说几乎无关紧要——新中国专注于摆脱庚子赔款与治外法权带来的自卑感”[9]。苏联对亚洲形势的敏锐洞察力使其在远东早早占据了优势。
苏联成功的其他原因还包括苏联媒体一定程度上成功掩盖了其对中国的目的、中国的不团结以及苏联足够强大以维护其政治特权等。他得出结论：苏联对华外交手腕成功，除了共产主义的影响这一因素外，还包括其对中国的激进分子的吸引力，例如孙中山对苏联的求助。早在1919年，苏联外交部长格·瓦·契切林（Georgy Vasilievich Chicherin，1872—1936）与国民党政府领导人孙中山通信，希望推翻公认的北京政府。同年，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承认了中国的发言人。契切林与孙中山的不频繁但很友好的通信，增强了孙中山的希望，他受挫的抱负得到了莫斯科的同情与支持。
惠廷教授指出：“苏联不必想方设法地参与到中国的革命中，他们收到了像孙中山这样重要人物的特殊邀请。”[10]孙中山对俄国革命的兴趣、他对西方世界的求助没有得到积极反应的现实、他对国民党的失望以及苏联的支援，这些因素都促使他转向苏联求助。但即使在鲍罗廷到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和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苏联领导人仍然未能就他们在中国革命中所占的地位，他们到底该做些什么等问题达成一致。惠廷教授肯定俄国仍会继续它在中国的政策，1911年至1924年的证据说明中国不能像俄国那样只靠自己奋斗，尽管俄国并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最好的世界，但俄国所提供的是其他政权不能媲美的。中国没有能力孤立存在。
惠廷教授一直认真研究涉及该时期的苏联和西方的历史材料，他在此书中对这一时期做出了详细、有价值的描述，对中苏协商签署1924年5月31日的协议的详细描述甚至是开创性的。惠廷教授在试着阐明苏联对华行为潜在动机的同时，甚至还涉及了中苏最初的接触和结盟的尝试、中苏结盟的过程及1950年中苏结盟是否是历史必然等问题，认为当时中苏双方各自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革命都面临压力，能否成功还是个未知数。“尽管20年代早期苏联的对华政策存在明显的矛盾与相悖之处，但它仍成功奠定了中苏关系的基础，并在随后的数十年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最终在1950年达成中苏联盟”[11]。
约翰·林德贝克教授认为惠廷教授的书“是一项高水平的且有重要意义的专题性研究。……研究成果值得赞美”[12]。费正清教授对此书的评价也很高，认为此书“是以对1917—1924年大量苏联文献娴熟的梳理和分析为基础的。惠廷先生翻阅了这一时期的《消息报》、《真理报》等报纸刊物、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共产国际以及其他一些刊物的档案，还包括一些小册子、书籍和演说等，以查找当时的与中国和中国革命有关的分析和言论。他的细致观察发现了各种各样的苏联方面的观点，有些甚至与人们普遍认同的观点相矛盾”，“……同时还提出了新观点，例如，广州的鲍罗廷不仅仅是人们常说的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还是苏联驻中国的政府代表。这在苏联与孙中山的联系以及一些解密的文件中得到了证实”[13]。
当然，惠廷教授此书同样存在不足之处。此书大部分篇幅用在了研究中苏在满洲和蒙古的关系。1920—1921年间，新疆是反布尔什维克活动的重要中心，红军则努力以求控制这个省，惠廷教授在此书中对中苏在新疆的关系仅仅是粗略的涉及[14]。惠廷教授第二部关于中国研究的著作《新疆：小卒还是枢纽？》（Sinkiang：Pawn or Pivot？），便专门研究苏联在新疆的战略。
第二个不足之处在于中文资料使用的少而不充分。此书对苏联内部斗争的描述很详细、明确，但是没有阐明中国共产党在共产主义组织内部的情况及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程等问题。甚至对苏联政策的解读、对苏联的对华政策在中国造成的影响与冲击的充分评估，也需要用中国国内的读物进行补充。中文资料的不够充分使此书不够完整，并且弱化了作者的分析和总结。如同美国前驻南京大使馆工作人员约翰·梅尔比（John Fremont Melby）所言：“惠廷先生呈现了相对更清晰的克林姆林宫的想法以及苏联那些总是闹矛盾的部门，而他感兴趣的中国明显放在了第二位，并且有时他在这方面的知识很模糊”[15]。
最后，因为学者本身的立场问题，惠廷教授认为当时负责中苏政策的苏联各基本部门之间虽然经常有矛盾，却在1924年布尔什维克在中国革命中确立支配地位后最终和解。此外，惠廷教授认为苏联在努力中和民族主义的要求。这说明惠廷教授倾向于降低宣传和信念（领土不被吞并，民族自我决定权）的作用，突出苏联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政治手腕，最终试图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意图对民族主义的侵害。
尽管如此，此书在资料占有方面仍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后更是成为了以俄文资料为基础的权威历史研究著作，是为惠廷教授中国研究学术生涯的良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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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2〕〔3〕〔4〕〔5〕〔6〕〔7〕〔8〕〔9〕〔10〕〔11〕〔14〕Allen S.Whiting：Soviet Policies in China：1917-1924，p.25，p.251，p.5，p.248，p.248-249，p.5，p.6，p.252，p.253，p.256，p.5，p.141.
〔12〕John M.H.Lindbeck：Review，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60， No. 4 （Jul.， 1955）， p.900-901.
〔13〕John King Fairbank：Review，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Vol. 14， No. 3 （Oct.， 1955），p.416-417.
〔15〕John F. Melby：Review，Far Eastern Survey，Vol. 24， No. 5 （May， 1955）， p.80.
（责任编辑 孙国军）
关键词：艾伦·惠廷；对华政策；革命与外交
中图分类号：D6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088-03
艾伦·惠廷（Whiting，Allen Suess，1926—），哲学博士，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20世纪60年代时是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70年代初重返学术界，曾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苏联对华政策：1917—1924年》一书是惠廷教授学术代表作之一。该书的学术思想产生于惠廷教授读博期间的一篇专题研讨作业，在其导师菲利普·莫斯利教授（Phillip Edward Mosley）的建议与指导下拓展成为他的研究苏联对华政策的博士论文，并于1954年作为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中心苏联研究的丛书之一，以《苏联对华政策：1917—1924年》（Soviet Policies in China：1917—1924）为名，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1968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再版。此外，牛津大学出版社负责此书在英国、加拿大、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出版发行。《苏联对华政策：1917—1924年》这本书是惠廷教授的第一部学术著作。美国著名中国学家费正清教授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林白教授（John M.H. Lindbeck）都为此书撰写了书评，对此书的评价都很高。
惠廷教授此书详细论述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至1924年苏联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结成联盟期间的苏联对华政策的历史发展。在书中，惠廷教授指出并描述了苏联对华政策由苏联三个掌权机构——共产国际（Comintern）、红色国际贸易联盟（Profinter）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Narkomindel，1946年后改称苏联外交部）执行及如何执行的。由此，标题中的“Soviet—苏联”一词既指代负责开展外交活动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也指代领导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分裂、红色国际贸易联盟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利益与政策交叉重叠，最后在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引导下，苏联的外部利益逐渐主导了其外交政策。“苏联国内革命派‘布尔什维克’变成了领导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政治家”[1]。然而，苏联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祖国”利益的优先保护要多于对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发展的关注。惠廷教授推翻了不少人认为的苏联是无私的这种观点，在史实档案的基础上作出如下结论：一旦苏俄在远东地区确定了自己的势力，1917年的计划和1919年的保证都将变成空谈。在中东铁路及蒙古问题上，维护苏联国土的利益比发展国际共产主义革命更重要，而且苏联执行着“从目的上来说是典型的帝国主义”政策，“因为他们寻求在某些公认的中国国土上建立苏俄政权”[2]。从利诱到威逼，苏联官员使用了各种外交手段，演示了其犬儒主义的宣传口号和现实主义的政策。尽管共产国际与红色国际贸易联盟存在着理论局限性和反资本主义的态度，苏联还是参与到中国的革命潮流中，这也极大地促成了苏俄政策定位的发展并成为苏联领导人的最终目标。
此外，此书标题中的“Policies—政策”一词用的是复数形式，因为惠廷教授认为此期间苏联的对华政策明显不只一项，而是有许多。惠廷教授认为，不是事实，而是人们的看法决定了政策，苏联20世纪初的国家结构并不是整体的，而是呈现出冲突和矛盾的局面，其根源是理论上的分歧和政治阴谋。惠廷教授分析指出苏联在中国的行动是双线进行的，他说：“列宁与他的追随者着手于一个双重政策，组织外交和革命活动以便在远东地区塑造俄罗斯权力的新形式”[3]。因此，“苏联在中国的活动有两条线：革命和外交。有时两者分别进行，有时为了共同的目的，两者又共同前进，最后，在1924年，两者合二为一，使得苏俄在中国的革命中处于优势地位”[4]。在对苏联复杂的政治力量的活动及其后的动机的分析之后，惠廷教授得出最终结论：虽然有因派系斗争导致的冗长争论，但苏联既实现了对中东铁路、外蒙古的权利要求（中国在中东铁路管理上只占次要地位，直到1952年12月中东铁路才结束中苏共管，完全由中国收回，归中国所有；1924年11月26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在外蒙古拥有了一个完全亲苏的政府），又达成了苏联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之间的联盟，确立了苏联在中国革命中的优越地位，因此，苏联的对华政策总体上是成功的[5]。
惠廷教授此书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从对列宁关于中国的零散言论的分析开始，用图表形式说明列宁对西方工人运动与民族独立运动之间联系的观点，然后对共产国际大会的决定、内部分歧争端以及苏联领导人关于远东问题的著作等资料做了认真诠释，以此作为解开苏联对其邻国——混乱中的中国实行的各项政策背后的利益与动机的线索。惠廷教授也指出，“历史很少会是一个人的单独运作，在中苏关系问题上尤其如此。列宁作为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领袖，他有很多的思考，然而作为个人，苏联对中国的政策的成功与失败不能只系于他一身，而且早在1922年疾病就开始迫使他无法对政策进行积极指导”[6]。第二部分主要是对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一直以来为了获得中华民国对苏联在蒙古及满洲边境地区扩大其影响力的认可所做的努力的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的小冲突方面，惠廷教授甚至深入研究了中苏的民族文化以及中苏马克思主义的特性和动机。这一部分以1922年驻华全权代表阿道夫·越飞（Adolf Abramovich Joffe，1883—1927）在北京的任务与各项活动为典型案例来说明苏联目的和手段的复杂性；以加拉罕（Lev Mikhailovich Karakhan，1889—1937）使华作为结束，1924年5月31日他代表苏方与北洋政府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体现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与共产国际政策的成功；另一个体现是“米歇尔·鲍罗廷被孙中山任命为修正国共革命运动的苏联设计师”[7]，确保了苏联在中国革命中的超然地位。 惠廷教授在此书中给苏联战略的定义是：机会主义、欺骗、威胁和阴谋。苏联参与谋求中东铁路的权利要求就是恰当的例子。苏联的对华政策说明，一股特别的力量使布尔什维克或情愿或不情愿地维护着俄国的帝国主义过去。1919年，沙俄对华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被废除，所有特权和优惠被放弃，然而，1924年苏联又在中国革命的动荡之中重新获得了失去的一切。那么，“苏联是如何成功地收获了在中国的私利的同时，又在广州和北京政府那里赢得了是新中国亲密盟友的好声誉”[8]？这也是惠廷教授在此书的结论部分提出的问题。
他在书中紧接着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苏联宣称其势力范围只在中国周边地区，关于一些直接的、实际的问题，苏联则秉承着谨慎友好的态度。这一时期的苏联要维护其在与中国相邻地区、特别是蒙古和北满洲里的地位，以放弃额外的领土权和军事领事保护为代价换取中国的支持。尽管苏联的利己主义再次大行其道，苏联还是设法给中国人民一种真正的朋友的印象。苏联虽然加强了对外蒙古的控制并且继续对中东铁路感兴趣，但在心理上对中国做出了让步——废除了治外法权，免除了赔偿金以及二等外交公民身份等。“俄国最想要的对新中国来说几乎无关紧要——新中国专注于摆脱庚子赔款与治外法权带来的自卑感”[9]。苏联对亚洲形势的敏锐洞察力使其在远东早早占据了优势。
苏联成功的其他原因还包括苏联媒体一定程度上成功掩盖了其对中国的目的、中国的不团结以及苏联足够强大以维护其政治特权等。他得出结论：苏联对华外交手腕成功，除了共产主义的影响这一因素外，还包括其对中国的激进分子的吸引力，例如孙中山对苏联的求助。早在1919年，苏联外交部长格·瓦·契切林（Georgy Vasilievich Chicherin，1872—1936）与国民党政府领导人孙中山通信，希望推翻公认的北京政府。同年，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承认了中国的发言人。契切林与孙中山的不频繁但很友好的通信，增强了孙中山的希望，他受挫的抱负得到了莫斯科的同情与支持。
惠廷教授指出：“苏联不必想方设法地参与到中国的革命中，他们收到了像孙中山这样重要人物的特殊邀请。”[10]孙中山对俄国革命的兴趣、他对西方世界的求助没有得到积极反应的现实、他对国民党的失望以及苏联的支援，这些因素都促使他转向苏联求助。但即使在鲍罗廷到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和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苏联领导人仍然未能就他们在中国革命中所占的地位，他们到底该做些什么等问题达成一致。惠廷教授肯定俄国仍会继续它在中国的政策，1911年至1924年的证据说明中国不能像俄国那样只靠自己奋斗，尽管俄国并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最好的世界，但俄国所提供的是其他政权不能媲美的。中国没有能力孤立存在。
惠廷教授一直认真研究涉及该时期的苏联和西方的历史材料，他在此书中对这一时期做出了详细、有价值的描述，对中苏协商签署1924年5月31日的协议的详细描述甚至是开创性的。惠廷教授在试着阐明苏联对华行为潜在动机的同时，甚至还涉及了中苏最初的接触和结盟的尝试、中苏结盟的过程及1950年中苏结盟是否是历史必然等问题，认为当时中苏双方各自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革命都面临压力，能否成功还是个未知数。“尽管20年代早期苏联的对华政策存在明显的矛盾与相悖之处，但它仍成功奠定了中苏关系的基础，并在随后的数十年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最终在1950年达成中苏联盟”[11]。
约翰·林德贝克教授认为惠廷教授的书“是一项高水平的且有重要意义的专题性研究。……研究成果值得赞美”[12]。费正清教授对此书的评价也很高，认为此书“是以对1917—1924年大量苏联文献娴熟的梳理和分析为基础的。惠廷先生翻阅了这一时期的《消息报》、《真理报》等报纸刊物、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共产国际以及其他一些刊物的档案，还包括一些小册子、书籍和演说等，以查找当时的与中国和中国革命有关的分析和言论。他的细致观察发现了各种各样的苏联方面的观点，有些甚至与人们普遍认同的观点相矛盾”，“……同时还提出了新观点，例如，广州的鲍罗廷不仅仅是人们常说的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还是苏联驻中国的政府代表。这在苏联与孙中山的联系以及一些解密的文件中得到了证实”[13]。
当然，惠廷教授此书同样存在不足之处。此书大部分篇幅用在了研究中苏在满洲和蒙古的关系。1920—1921年间，新疆是反布尔什维克活动的重要中心，红军则努力以求控制这个省，惠廷教授在此书中对中苏在新疆的关系仅仅是粗略的涉及[14]。惠廷教授第二部关于中国研究的著作《新疆：小卒还是枢纽？》（Sinkiang：Pawn or Pivot？），便专门研究苏联在新疆的战略。
第二个不足之处在于中文资料使用的少而不充分。此书对苏联内部斗争的描述很详细、明确，但是没有阐明中国共产党在共产主义组织内部的情况及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程等问题。甚至对苏联政策的解读、对苏联的对华政策在中国造成的影响与冲击的充分评估，也需要用中国国内的读物进行补充。中文资料的不够充分使此书不够完整，并且弱化了作者的分析和总结。如同美国前驻南京大使馆工作人员约翰·梅尔比（John Fremont Melby）所言：“惠廷先生呈现了相对更清晰的克林姆林宫的想法以及苏联那些总是闹矛盾的部门，而他感兴趣的中国明显放在了第二位，并且有时他在这方面的知识很模糊”[15]。
最后，因为学者本身的立场问题，惠廷教授认为当时负责中苏政策的苏联各基本部门之间虽然经常有矛盾，却在1924年布尔什维克在中国革命中确立支配地位后最终和解。此外，惠廷教授认为苏联在努力中和民族主义的要求。这说明惠廷教授倾向于降低宣传和信念（领土不被吞并，民族自我决定权）的作用，突出苏联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政治手腕，最终试图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意图对民族主义的侵害。
尽管如此，此书在资料占有方面仍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后更是成为了以俄文资料为基础的权威历史研究著作，是为惠廷教授中国研究学术生涯的良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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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2〕〔3〕〔4〕〔5〕〔6〕〔7〕〔8〕〔9〕〔10〕〔11〕〔14〕Allen S.Whiting：Soviet Policies in China：1917-1924，p.25，p.251，p.5，p.248，p.248-249，p.5，p.6，p.252，p.253，p.256，p.5，p.141.
〔12〕John M.H.Lindbeck：Review，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60， No. 4 （Jul.， 1955）， p.900-901.
〔13〕John King Fairbank：Review，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Vol. 14， No. 3 （Oct.， 1955），p.416-417.
〔15〕John F. Melby：Review，Far Eastern Survey，Vol. 24， No. 5 （May， 1955）， p.80.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