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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桃花源记》是初中语文古文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教学内容，“桃花源”是我国古代人们所构造的重要的“乌有之乡”的意象。本文主要从陶渊明创作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作者自身的生平经历和文笔细读这三个方面去相互映照，重新解读《桃花源记》背后的深刻内涵。
关键词：初中语文；《桃花源记》；乌托邦；文本解读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4）03-0011
汉代司马相如的著作《子虚赋》中提到：“楚使子虚使于齐，王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畋。畋罢，子虚过奼乌有先生，亡是公存焉。”由此得出“子虚”和“乌有”这两词，并值非真实的，捕风捉影的事情。中国的“子虚乌有”与西方的乌托邦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英语“Utopia”（乌托邦）一词来源于希腊语“oγ”（无）和“Τóπο ”（场所）这两个词，没有场所，也即“不在场”（non-presence）和“不站在对面，它既不存在于时间内的某一瞬，也不存在于空间里的某一点”，相对于现存一切，它是一个“非在”（nowhere）。“乌托邦”一同的历史由来与历史含义，可以说众所周知，它所指向的是“任何理想而臻于完美境界的地方和国家”、 “它既指个人自身的和谐，又指持久和平，需求的充分满足，现实生活世界愉快的劳动，充裕的闲暇，没有不平等，没有专断的权威……等等，而乌托邦思想家则是面对一片荒野却看到了乐园的人”。
纵观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人类对“乌托邦”的追求与设计源远流长，西方的有的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是西方经典形态的理想主义的诞生地，从奥古斯丁的“十帝之城”、康德的德福—致的“至善”，到保罗·蒂利希“超越上帝的上帝”，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以及中国“天下大同”的儒家乌托邦，“世外桃源”的道家乌托邦……一部“乌托邦”史，可谓蔚为壮观。
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总能不时听到乌托邦思想家们执著而顽强，饱含炽热理想主义情怀的激越之声，这确然是人类发展史上客观存在的、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而在初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桃花源记》显然是理解古代人们乌托邦思想的重要切入口，因此深入探讨《桃花源记》的思想内涵、作家的理想与悲凉的结局，对于正确地指导教学，实行多元解读方式，启迪学生展开丰富的联想等目的，都是百利而无一弊的。
一、陶渊明构建“乌有之乡”的社会历史根源
朱熹曰：“渊明所说者庄、老，然辞却简古。尧夫辞极卑，道理却密。”陶渊明之所以接受老庄的思想，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是息息相关的，当时，这个部分的研究，已经有很多语文教学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年，这是一个门阀制度盛行、浮靡文风泛滥、价值观念混乱的时期，东晋门阀士族与皇权之间，是一种既结合协同、相互依存又倾压争夺、排斥分离的关系，而各类士族之间也是既联合又角逐。这使得当时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特别混乱与复杂，东晋时期的阶级矛盾是比较尖锐的，当然，这是由于东晋统治者对民众实施沉重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所致，民众的负担特别沉重，怨声载道。而陶渊明的家乡江州（今江西九江）一带，战乱更加频繁，民不聊生，人民逃亡的情形很严重，这些历史背景，都形成了与“桃花源”中怡然自乐的和谐社会形成鲜明的对照，因此，陶渊明所构建的乌有之乡是有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的。此外，从思想接受方面来说，陶渊明深受道家“小国寡民”、“无为而治”等思想的影响，并有追慕阮籍无君无臣、无富无贵的社会理想，同时，陶渊明也接受过鲍敬言的无君论思想，素怀高洁，久慕淳风，眷爱丘山，厌恶官场的思想熏陶，因此，这些道家思想意识积聚起来，便成为陶渊明笔下所构建的“乌有之乡”的思想根源。
二、作家的生平经历及仕途生涯
陶渊明早年丧父，家道中落，物质生活虽然贫困，但却接受了很好的家庭教育。陶渊明少年时期就已经阅读了《老子》、《庄子》及儒家的《诗》、《书》、《礼》、《易》等著作，另外还阅读了神话、小说等“异书”。这些不同流派的经典著作给予了陶渊明以深刻的影响。儒家思想培养起他积极人世、建功立业的情怀，道家思想则使他心系自然，抱素守真。陶渊明的故乡在浔阳柴桑的栗里村，位于庐山之北，即今江西九江市西南二十里的赛湖、八里湖一带。庐山、彭蠡湖（即今鄱阳湖）的山光水色熏陶出陶渊明的山水审美意识，激发出他的创作灵感，并在更深层次上净化着他的心灵，造成了诗人对自然的强烈归依感，由此影响到他日后的人生选择。
而陶渊明的出仕时间是（公元393—405年），这一时期是陶渊明经历最为复杂、思想最为矛盾的时期。在经过了长期的仕隐交战的心理冲突与煎熬之后，也是陶渊明构建乌有之乡的另外一个心理奠基因素。陶渊明在坚决归隐之前有过五次出仕，据《宋书·隐逸传》记载，二十九岁时，陶渊明因“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可见陶渊明做官只是为了糊口，并非自己的志向。在认识到官场的污浊后，而立之年的陶渊明便深以自己的选择为耻。于是，陶渊明劝告自己顺从天陛，终老田园，这是陶渊明第一次出仕。晋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陶渊明十六岁时第二次出仕。此次在江陵做荆、江二州刺史桓玄的幕佐。但陶渊明始终不能忘怀故园与亲情，归隐之志时时涌上心头。辛丑岁（公元401年）七月，桓玄手握重兵，窥伺朝廷。陶渊明对此心怀厌恶，又遭母丧，便辞职回家了。此后几次的出世都是为了生计，迫不得已。既非发自本心，必然痛苦难熬，因此，一个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由此成为诗人对抗现实黑暗的精神领地和必然的归宿。
三、桃花源中的“子虚乌有”思想
《桃花源记》以武陵渔人作为开篇，设置了溪行捕鱼——桃源仙境——重寻迷路三段情景。在乌有之乡里，陶渊明塑造了一个“理想国”，即社会平等自由（无阶级之分），人们丰衣足食，老有所依，居有定所。这与后来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托马斯·莫尔在他著名的著作《乌托邦》里面所构建的世界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关键词：初中语文；《桃花源记》；乌托邦；文本解读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4）03-0011
汉代司马相如的著作《子虚赋》中提到：“楚使子虚使于齐，王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畋。畋罢，子虚过奼乌有先生，亡是公存焉。”由此得出“子虚”和“乌有”这两词，并值非真实的，捕风捉影的事情。中国的“子虚乌有”与西方的乌托邦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英语“Utopia”（乌托邦）一词来源于希腊语“oγ”（无）和“Τóπο ”（场所）这两个词，没有场所，也即“不在场”（non-presence）和“不站在对面，它既不存在于时间内的某一瞬，也不存在于空间里的某一点”，相对于现存一切，它是一个“非在”（nowhere）。“乌托邦”一同的历史由来与历史含义，可以说众所周知，它所指向的是“任何理想而臻于完美境界的地方和国家”、 “它既指个人自身的和谐，又指持久和平，需求的充分满足，现实生活世界愉快的劳动，充裕的闲暇，没有不平等，没有专断的权威……等等，而乌托邦思想家则是面对一片荒野却看到了乐园的人”。
纵观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人类对“乌托邦”的追求与设计源远流长，西方的有的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是西方经典形态的理想主义的诞生地，从奥古斯丁的“十帝之城”、康德的德福—致的“至善”，到保罗·蒂利希“超越上帝的上帝”，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以及中国“天下大同”的儒家乌托邦，“世外桃源”的道家乌托邦……一部“乌托邦”史，可谓蔚为壮观。
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总能不时听到乌托邦思想家们执著而顽强，饱含炽热理想主义情怀的激越之声，这确然是人类发展史上客观存在的、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而在初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桃花源记》显然是理解古代人们乌托邦思想的重要切入口，因此深入探讨《桃花源记》的思想内涵、作家的理想与悲凉的结局，对于正确地指导教学，实行多元解读方式，启迪学生展开丰富的联想等目的，都是百利而无一弊的。
一、陶渊明构建“乌有之乡”的社会历史根源
朱熹曰：“渊明所说者庄、老，然辞却简古。尧夫辞极卑，道理却密。”陶渊明之所以接受老庄的思想，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是息息相关的，当时，这个部分的研究，已经有很多语文教学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年，这是一个门阀制度盛行、浮靡文风泛滥、价值观念混乱的时期，东晋门阀士族与皇权之间，是一种既结合协同、相互依存又倾压争夺、排斥分离的关系，而各类士族之间也是既联合又角逐。这使得当时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特别混乱与复杂，东晋时期的阶级矛盾是比较尖锐的，当然，这是由于东晋统治者对民众实施沉重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所致，民众的负担特别沉重，怨声载道。而陶渊明的家乡江州（今江西九江）一带，战乱更加频繁，民不聊生，人民逃亡的情形很严重，这些历史背景，都形成了与“桃花源”中怡然自乐的和谐社会形成鲜明的对照，因此，陶渊明所构建的乌有之乡是有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的。此外，从思想接受方面来说，陶渊明深受道家“小国寡民”、“无为而治”等思想的影响，并有追慕阮籍无君无臣、无富无贵的社会理想，同时，陶渊明也接受过鲍敬言的无君论思想，素怀高洁，久慕淳风，眷爱丘山，厌恶官场的思想熏陶，因此，这些道家思想意识积聚起来，便成为陶渊明笔下所构建的“乌有之乡”的思想根源。
二、作家的生平经历及仕途生涯
陶渊明早年丧父，家道中落，物质生活虽然贫困，但却接受了很好的家庭教育。陶渊明少年时期就已经阅读了《老子》、《庄子》及儒家的《诗》、《书》、《礼》、《易》等著作，另外还阅读了神话、小说等“异书”。这些不同流派的经典著作给予了陶渊明以深刻的影响。儒家思想培养起他积极人世、建功立业的情怀，道家思想则使他心系自然，抱素守真。陶渊明的故乡在浔阳柴桑的栗里村，位于庐山之北，即今江西九江市西南二十里的赛湖、八里湖一带。庐山、彭蠡湖（即今鄱阳湖）的山光水色熏陶出陶渊明的山水审美意识，激发出他的创作灵感，并在更深层次上净化着他的心灵，造成了诗人对自然的强烈归依感，由此影响到他日后的人生选择。
而陶渊明的出仕时间是（公元393—405年），这一时期是陶渊明经历最为复杂、思想最为矛盾的时期。在经过了长期的仕隐交战的心理冲突与煎熬之后，也是陶渊明构建乌有之乡的另外一个心理奠基因素。陶渊明在坚决归隐之前有过五次出仕，据《宋书·隐逸传》记载，二十九岁时，陶渊明因“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可见陶渊明做官只是为了糊口，并非自己的志向。在认识到官场的污浊后，而立之年的陶渊明便深以自己的选择为耻。于是，陶渊明劝告自己顺从天陛，终老田园，这是陶渊明第一次出仕。晋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陶渊明十六岁时第二次出仕。此次在江陵做荆、江二州刺史桓玄的幕佐。但陶渊明始终不能忘怀故园与亲情，归隐之志时时涌上心头。辛丑岁（公元401年）七月，桓玄手握重兵，窥伺朝廷。陶渊明对此心怀厌恶，又遭母丧，便辞职回家了。此后几次的出世都是为了生计，迫不得已。既非发自本心，必然痛苦难熬，因此，一个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由此成为诗人对抗现实黑暗的精神领地和必然的归宿。
三、桃花源中的“子虚乌有”思想
《桃花源记》以武陵渔人作为开篇，设置了溪行捕鱼——桃源仙境——重寻迷路三段情景。在乌有之乡里，陶渊明塑造了一个“理想国”，即社会平等自由（无阶级之分），人们丰衣足食，老有所依，居有定所。这与后来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托马斯·莫尔在他著名的著作《乌托邦》里面所构建的世界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