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香弥漫,百盏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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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如果酒仅仅局限在单纯的食用价值上,还够不上文化。事实上,酒文化的物质成果衍生出酒的精神形态,魏晋醉酒的时代呼应使得竹林七贤纵情酒海,在一代酒风的感召下,七贤之后的酒中文豪对酒当歌,试图解开浊醪妙理。
  关键词: 酒文化 醉态思维 文人酒客
  中国的酒文化史册,页页都散发着迷人的芬芳,诗人艾青赞美她“具有火的性格,水的外形”。酒香早已渗透进文人骚客的笔墨中,无论是浊酒还是佳酿,都是他们心中的“缪斯女神”。竹林七贤可谓是酒中文豪的代表性人物,但中华酒家何止恒河沙数?且看酒香弥漫中百盏争辉。
  一、醉里乾坤大,壺中日月长
  “天下之饮者有三:下焉者遗冠跣足,使酒骂座,此则匹夫之饮也;中焉者抚琴醉月,狎妓观花,此文士之饮也;上焉者尊尧舜为帝,仲尼为师,取经史百家、蛮夷四方、天地万象作案酒菜肴,饮一石不乱,此哲人之饮也。”
  中国是世界上酒文化最早的发源地之一,酒的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世本》卷一有言:“帝女仪狄始坐酒醪,变五味;少康(也叫‘杜康’)作秫酒”。酒最初是作为一种信仰崇拜存在,它贯穿于酒祭、酒卜、星占、神供中,把酒当做沟通天神地祇人的中介,进行纯功利性、实用性的祈求、希冀,这是民间对酒的原始信仰。后来,酒成为伦理道德的存在,以酒礼来规定调整社会关系,维护君臣、父子、贵贱的伦理关系。但酒文化开始对民族文化性格产生影响时,与酒文化相关的文化心理也由此产生。
  一方面,由于酒礼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华民族性格中内向、保守的特性,另一方面,酒文化又在内向封闭的民族性格中注入了开放、豪放的特性,于是,文人阶层开始由日神精神偏向酒神精神。
  在“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魏晋时代,士人与酒产生了难以割舍的依附关系,纵情酒海甚至成为了魏晋时代的一种文化特征,其饮者之众、饮量之大是任何一个时代都难以抗衡的。于是,竹林七贤应运而生,我相信,这样一个文化符号一定成为了许许多多郁郁不得志的文人墨客的精神信仰,所以,魏晋之后,当残酷的社会现实粉碎了有志之士的政治理想,迫使他们沉沦到自我消遣的空间时,酒,成为他们最好的寄托,醉态思维,也成为中国文人特殊的创作形态。
  所谓醉态思维,就是酒后艺术构思问题。文士饮酒,追求狂、怪、真的酒趣,而文人在饮酒后创作的诗作、画作,也往往有狂放不羁之感,就像醉酒后书写的狂草,恣意之作中包含了真性情。饮酒之境甚至可以和老庄、禅宗相结合,从而成为文人的一种生活状况、一种创作方式。
  适度饮酒会带给人一种喜悦,一种解脱的错觉,这种感觉不足为外人道也,李白《月下独酌》:“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平日里无法告知他人、为外人所无法理解的一切在酒中都找到了知音,而“酒逢知己千杯少”,在酒后的恍惚状态中,奇异地得到了心的宁静和慰藉,正是酒的这种神秘性吸引了文士们。
  醉酒后通常会进入一种无意识的状态,这时的人是非理性的,辛弃疾《念奴娇·赋雨岩》:“醉里不知谁是我”,但“我”不再是“我”,许许多多的问题和烦恼都得到了解决。什么国仇家恨,什么理想抱负,醉酒的“我”只求醉中真,无怪乎李白“但愿长醉不复醒,乘醉挥毫诗百篇”。竹林七贤中的刘伶嗜酒如命,“死便埋我”,他是终身“唯酒是务,焉知其余”,这种不顾身后名的洒脱与旷达正是许多文人所追寻而又不敢践行的,然而在酒中,他们可以暂时忘却一切,完完全全为了自己而做一次“自己”。在这种“下意识”的精神状态下创作出的作品排除了外界的干扰和守旧思想的束缚,最大化的散发着文士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自由而洒脱。因此,醉酒成为了文人通往极致创作的桥梁。
  同样,文人创作所依赖的是灵感,而一旦醉酒,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灵感的到来便是那样的水到渠成。从古至今,概览中外,从事创作的大家都或多或少依赖烟酒,酒精带来的刺激、烟草营造的气氛,这些都成为激发灵感的有效手段。无论是创作还是生活,都需要霎那间的清明,而酒,是达到臻我之境的捷径。
  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说:“盖天机之发,不可思议也。”珠玑琳琅,最妙好词之所以能信手拈来、随意赋形,则是因酒而得,厚积薄发,需要的,是酒的契机。
  二、但愿江湖皆成酒
  竹林七贤之后,数起酒中文豪,陶渊明首屈一指。
  身处东晋末年的陶渊明,面临的是官场黑暗的狭窄空间。他看透了“扬名显亲”,彻底摆脱名利的束缚,然而众人皆醉,独醒的陶渊明只得借助酒醉来寻找在“清醒着”的人间的“世外桃源”。在陶渊明的饮酒世界里,处处体现着远离尘嚣、返璞归真的田园意蕴。他在隐居中以酒自娱,其现存诗文146篇,涉及酒者56篇,其中更有《饮酒诗二十首》,在这些饮酒诗中,有这样一首:
  其二
  斯晨斯夕,言息其庐。
  花药分列,竹林翳如。
  清琴横床,浊酒半壶。
  黄唐莫逮,慨独在余。
  这首诗堪称“竹林七贤写照”,陶渊明似乎成为了竹林七贤的化身,繁花苍翠的竹林中,独酌小饮,以花草药香为伴,逍遥自在,颇有神仙情趣,一种“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感慨悠然而生。
  陶渊明饮酒,追求的不是口感的刺激,而是享受饮酒带来的精神陶醉。可以这样说,陶渊明的出现使得酒文化出现了闲适、自然、豁达的意蕴,他的杯中酒充满了平和和满足。
  关于陶渊明的饮酒逸事不甚枚举。《宋书》卷九三《陶潜传》记载:“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率真如此。郡将候潜,值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復著之。”从此,“葛巾漉酒”成为酒文化的一个典故,体现了一代文士的超脱风貌。《续晋阳秋》载:陶渊明九月九日无酒,在宅边摘菊花枯坐,忽然一白衣人来,原来是江州刺史王弘派来送酒的,陶渊明当即对菊痛饮,大醉。这就开了千余年文人饮酒赏菊的先河,菊酒风流,千余年不绝。而陶渊明那颗藏在酒香中的真心也被后人理解。苏轼《和陶饮酒二十首》就指出了陶诗的寓意所在,其三:“道丧士失己,出语辄不情。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身如受风竹,掩冉众叶惊。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   陶渊明之后,诗仙李白成为酒的代名词,“酒中仙”之雅称李白的标志。唐人殷璠《河岳英灵集》记载:“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尝林栖数十载。”李白的饮酒诗,有《将进酒》最为后人激赏。
  《将进酒》是乐府鼓吹曲的一部,歌词专写宴饮赋诗之事,后用于激励士气,宴享功臣。李白《将进酒》用乐府旧题,写自己仕途不得志的苦悶心情。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十六《将进酒》解题曰:“古词曰:‘将进酒,乘大白’,大略以饮酒放歌为言。”“大白”是酒杯的名称,“将”是请的意思。李白的饮酒诗与陶渊明不同,他表达的不是闲适和自然,更多的是愁闷心情的纾解,“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他的豁达中总是带着丝丝缕缕的苦闷和无奈,就像初尝白酒的时候那猝不及防的苦和辣,慢慢的缠上心头。
  唐朝是一个崇尚美酒的时代,朝野上下,城乡内外,都把酒作为沟通的媒介。刘禹锡《百花行》:“长安百花时,风景宜轻薄;无人不沽酒,何处不闻乐。”作为唐代的都城,长安的整个社会文化母体都包含了旧细胞。
  李白少年隐居,在青年时代走遍巴蜀,二十五岁时离开巴蜀之地,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天宝元年,他在友人吴筠的引荐下应诏入京。李白的平生抱负是要在政治舞台上一显身手,但他走得却不是科举仕途之路,而是想得到朝中权贵的推荐,一举成就功名。名士与酒,这是扬名的最佳组合。李白以酒会友,引得贺知章“金龟换酒”,惊动京师,而《蜀道难》一出,更是赢得“谪仙人”的美誉。李白举着酒杯,在大唐开始了他酒香四溢的传奇一生。
  酒给了李白诗歌的灵感,同样,“饮酒误事”,酒后挥毫作《清平调》三首,使高力士脱靴,最终因谗言被逐。李白的一生都与酒有关,似乎他真是司掌酒的仙人,只是来到凡间游历一番。民间流传李白之死是醉酒泛舟江上,误以为水中月为天上月,俯首捉月,溺水而死。李白的一生都向往清澈明净的世界,然而他在社会现实中,始终没有能够摆脱昏暗的政治和污浊的人情,醉中捞月,不过是心愿难全的影射。
  杜甫曾作《饮中八仙歌》,其中一段“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酒的境界有许多,微醺、小酌,这些都是怡情养性的境界,而李白则钟情于“醉”的感觉,饮酒几乎成为一种嗜好,不知道这位“酒中仙”在酒酣之时,心中苦涩是否被美酒的醇香冲淡。明代邱濬《将进酒》赞李白:“平生嗜酒任天真。”(《重编琼台会稿》卷二十),也许只有在醉酒的状态下,他才能回归他的天真,回归世人眼中的“非理性”,这样,便爱上了喝醉的感觉。
  ”天高一轮月,花间一壶酒”,“举杯消愁愁更愁”,这就是千年来文人与酒之间矛盾的依附关系,而醉态思维,更是早就化作流畅的墨汁,书写千年酒文化。竹林七贤之后,一壶佳酿,篇篇佳作,酒中文豪们醉眼书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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