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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的创作技巧中，视角一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且重要的问题。我想，陈章永是熟悉格雷马斯矩阵和莫言的“我爷爷”“我奶奶”的叙事视角手法的。这篇文章里用的正是这种独特的零视角，去描述人物和事件，游刃有余地进行时间和空间的切换，并灵活地改变、转移观察和叙述的角度，强化文章的表现力，让文章的可信性达到一定的高度，从而让文章中的主要人物“我爷爷”成为一个立体化的存在，并赋予他精神高地，去展示小人物的道德信仰论。
小说的故事线并不复杂，属于单线深入，借鉴了极简主义的创作原则，抛弃了后现代主义迷宫般的叙述手法，追求简单叙事，却不影响小说中的原乡表达，充满了生活的活跃气息。但正是这些简单的情节背后，隐含了许多令人沉思的东西。故事背景在一个东西走向的古镇，老街，“我爷爷”是个捡粪，制作粪饼的普通小人物，而小说里另一个对立性人物便是老街人口中的混账东西——抗美，将这两个人物推向故事高潮的，是“我爷爷”养的狗。于是，两个人，几条狗，将人性幽微挖掘得深刻又复杂，并通过对立描写，将“我爷爷”那种无论何时何地都秉持着个人的道德操守与精神信仰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爷爷”的形象是鲜活而普通的，文章开篇用一定的空间与笔墨去描摹“我爷爷”的生活情状——悠闲，自在，享受生活。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壶中日月，悠然自得”（即使他做的是我们认为最脏的事）。他以捡粪，做粪饼为职业，养活自己和“我奶奶”，外加三条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爷爷”捡粪并不仅仅是为了生计，而是为小镇，为老街的生态环境做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文章中写道：“东大街西大街整天人来人往，却没有公用的厕所”，“老桥连接的东大街和西大街是正街，正街人多粪少，有粪也多是牲畜的粪便，难捡。我爷爷走的是背街。背街人少粪多，人粪牲畜粪都有，好捡”。从这里的环境背景中可以看出小说的时间背景应该是在公厕等环卫生态建设未普及的时候，可想而知，如果没有“我爷爷”这样的捡粪人，老街会是什么样子呢？
后来，“我爷爷”搭建了一个简易的公厕，其目的可以看作是为了捡粪，但显然这个公厕的存在，对于流动人口颇多的老街来说，它存在的社會价值，远远超过了“我爷爷”所得到的那点儿物质价值。读过几年私塾的“我爷爷”说：“与人方便，与己有利。”不得不说，作为一个捡粪的，能够有这样的思想觉悟，实属不易。抗美偷粪，面对“我奶奶”的质问，“我爷爷”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管”。但我们可以看出，他只是在敷衍“我奶奶”，后文也没有做出“管”的交代。面对要对狗下砒霜的小偷的时候，“我爷爷”又冷静地说：“狗毒心不毒，你呀，人毒心也毒。拾起你的包子走吧。”不计较，不追究，“我爷爷”深谙宽容的艺术。
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我们都知道，写人是小说的根本目的，如果小说只是单一地去刻画“我爷爷”这个正面人物，它的思想意义未免过于单薄，于是，小说塑造了反面人物抗美。将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正反人物“我爷爷”和抗美，放在正反对比的环境中去描写，则最大程度地将“我爷爷”推到了一个更高更显著的位置。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作品将正面人物写得生动有形，反面人物却苍白无力，究其原因，或许是担心反面人物占领文本空间，喧宾夺主。但在这篇小说里，抗美的描写细致到位，几乎是将他从小到大的斑斑劣迹细数了一遍，陈章永对他的重视程度，一点儿也不亚于“我爷爷”。这是因为他知道，正面人物的塑造，必须要接受不同光线的照射，才能呈现出立体多姿的形象，而反面人物，正是那光线里最强烈的一束，所有的对于反面人物的描写，看似剥夺正面人物的文本空间，实则是为了让读者更清楚地去认知正面人物。
那么，抗美一切劣迹的呈现，无一不在折射“我爷爷”的人性之美。陈章永深谙隐藏艺术，其价值在于用怎样的清晰度去表现人物形象。
这篇小说的结尾，抗美带着打狗队去“逼宫”，“我爷爷”指挥狗与打狗队进行了一番较量。上半场，大黄狗之所以不占上风，是因为“我爷爷”没有下死命令，狗一直未伤人，也侧面地烘托了狗常年在“我爷爷”的教养下，沾染了些许人性。下半场，大黄狗被激怒，兽性暴露，不受“我爷爷”控制，想要扑杀抗美，“我爷爷”制止未果，选择了棒杀狗。
电影中，偶尔会出现双结局的情况，旨在迎合不同观众的审美口味，结尾时，“我奶奶”说：“咬死抗美坐牢，也不能打死大黄。”这句话给了读者足够的后阅读空间，像抗美这种混账东西，读者在阅读人狗大战的过程中，下意识地希望代表善良正义的大黄，能够打败作恶多端的抗美，咬死他才好。即使没有到咬死的程度，至少也要让他受伤流血，仓皇逃跑。但“我爷爷”这个人物，始终保持着坚定不移的道德规范和内心操守，他眼含热泪，仍冷静地说：“话不能这么说。”读到这里，我们开始反思，前面我们所下意识的希望，是否代表了我们的内心已经麻木不仁，人性中缺乏最起码的对于生命的观照。
“话不能这么说”，事更不能这么做，很明显，在“我爷爷”的潜意识里，人命关天，这个事件，无论如何只有一种结局。面对他爱的狗，他讨厌的人，若做出取舍，“我爷爷”还是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这是“我爷爷”这个人物应该有的灵魂素描，也是智性写作的必要之义。
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但也是个信息爆炸，人心浮躁的时代，我们对于道德信仰的动摇和缺失，成为了一种精神状态，甚至陷入道德信仰危机。衣着光鲜，拥有体面工作的我们，对于道德信仰的笃信和奉行，或许不及整日提着粪箕，拿着粪耙捡粪的“我爷爷”。陈章永写这篇小说，塑造“我爷爷”这个人物，提出“话不能这么说”的观点，是在帮我们、帮这个社会，进行道德信仰的自我塑形。
责任编辑 十 月
小说的故事线并不复杂，属于单线深入，借鉴了极简主义的创作原则，抛弃了后现代主义迷宫般的叙述手法，追求简单叙事，却不影响小说中的原乡表达，充满了生活的活跃气息。但正是这些简单的情节背后，隐含了许多令人沉思的东西。故事背景在一个东西走向的古镇，老街，“我爷爷”是个捡粪，制作粪饼的普通小人物，而小说里另一个对立性人物便是老街人口中的混账东西——抗美，将这两个人物推向故事高潮的，是“我爷爷”养的狗。于是，两个人，几条狗，将人性幽微挖掘得深刻又复杂，并通过对立描写，将“我爷爷”那种无论何时何地都秉持着个人的道德操守与精神信仰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爷爷”的形象是鲜活而普通的，文章开篇用一定的空间与笔墨去描摹“我爷爷”的生活情状——悠闲，自在，享受生活。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壶中日月，悠然自得”（即使他做的是我们认为最脏的事）。他以捡粪，做粪饼为职业，养活自己和“我奶奶”，外加三条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爷爷”捡粪并不仅仅是为了生计，而是为小镇，为老街的生态环境做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文章中写道：“东大街西大街整天人来人往，却没有公用的厕所”，“老桥连接的东大街和西大街是正街，正街人多粪少，有粪也多是牲畜的粪便，难捡。我爷爷走的是背街。背街人少粪多，人粪牲畜粪都有，好捡”。从这里的环境背景中可以看出小说的时间背景应该是在公厕等环卫生态建设未普及的时候，可想而知，如果没有“我爷爷”这样的捡粪人，老街会是什么样子呢？
后来，“我爷爷”搭建了一个简易的公厕，其目的可以看作是为了捡粪，但显然这个公厕的存在，对于流动人口颇多的老街来说，它存在的社會价值，远远超过了“我爷爷”所得到的那点儿物质价值。读过几年私塾的“我爷爷”说：“与人方便，与己有利。”不得不说，作为一个捡粪的，能够有这样的思想觉悟，实属不易。抗美偷粪，面对“我奶奶”的质问，“我爷爷”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管”。但我们可以看出，他只是在敷衍“我奶奶”，后文也没有做出“管”的交代。面对要对狗下砒霜的小偷的时候，“我爷爷”又冷静地说：“狗毒心不毒，你呀，人毒心也毒。拾起你的包子走吧。”不计较，不追究，“我爷爷”深谙宽容的艺术。
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我们都知道，写人是小说的根本目的，如果小说只是单一地去刻画“我爷爷”这个正面人物，它的思想意义未免过于单薄，于是，小说塑造了反面人物抗美。将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正反人物“我爷爷”和抗美，放在正反对比的环境中去描写，则最大程度地将“我爷爷”推到了一个更高更显著的位置。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作品将正面人物写得生动有形，反面人物却苍白无力，究其原因，或许是担心反面人物占领文本空间，喧宾夺主。但在这篇小说里，抗美的描写细致到位，几乎是将他从小到大的斑斑劣迹细数了一遍，陈章永对他的重视程度，一点儿也不亚于“我爷爷”。这是因为他知道，正面人物的塑造，必须要接受不同光线的照射，才能呈现出立体多姿的形象，而反面人物，正是那光线里最强烈的一束，所有的对于反面人物的描写，看似剥夺正面人物的文本空间，实则是为了让读者更清楚地去认知正面人物。
那么，抗美一切劣迹的呈现，无一不在折射“我爷爷”的人性之美。陈章永深谙隐藏艺术，其价值在于用怎样的清晰度去表现人物形象。
这篇小说的结尾，抗美带着打狗队去“逼宫”，“我爷爷”指挥狗与打狗队进行了一番较量。上半场，大黄狗之所以不占上风，是因为“我爷爷”没有下死命令，狗一直未伤人，也侧面地烘托了狗常年在“我爷爷”的教养下，沾染了些许人性。下半场，大黄狗被激怒，兽性暴露，不受“我爷爷”控制，想要扑杀抗美，“我爷爷”制止未果，选择了棒杀狗。
电影中，偶尔会出现双结局的情况，旨在迎合不同观众的审美口味，结尾时，“我奶奶”说：“咬死抗美坐牢，也不能打死大黄。”这句话给了读者足够的后阅读空间，像抗美这种混账东西，读者在阅读人狗大战的过程中，下意识地希望代表善良正义的大黄，能够打败作恶多端的抗美，咬死他才好。即使没有到咬死的程度，至少也要让他受伤流血，仓皇逃跑。但“我爷爷”这个人物，始终保持着坚定不移的道德规范和内心操守，他眼含热泪，仍冷静地说：“话不能这么说。”读到这里，我们开始反思，前面我们所下意识的希望，是否代表了我们的内心已经麻木不仁，人性中缺乏最起码的对于生命的观照。
“话不能这么说”，事更不能这么做，很明显，在“我爷爷”的潜意识里，人命关天，这个事件，无论如何只有一种结局。面对他爱的狗，他讨厌的人，若做出取舍，“我爷爷”还是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这是“我爷爷”这个人物应该有的灵魂素描，也是智性写作的必要之义。
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但也是个信息爆炸，人心浮躁的时代，我们对于道德信仰的动摇和缺失，成为了一种精神状态，甚至陷入道德信仰危机。衣着光鲜，拥有体面工作的我们，对于道德信仰的笃信和奉行，或许不及整日提着粪箕，拿着粪耙捡粪的“我爷爷”。陈章永写这篇小说，塑造“我爷爷”这个人物，提出“话不能这么说”的观点，是在帮我们、帮这个社会，进行道德信仰的自我塑形。
责任编辑 十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