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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一)研究内容、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确立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从源头、过程、后果的全过程,按照“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思路,阐述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成及其改革方向、重点任务。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中共天津市委十届三次全会,就加快建设美丽天津作出了重要部署,号召全市上下解放思想、求真务实,为建设美丽天津、实现永续发展而努力奋斗。《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指出,要把天津建设成为生态良好、环境优美的绿色宜居之都,基本形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中共天津市委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中更着重强调,要加快建设生态宜居的现代化天津,推动绿色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完善,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绿化覆盖率大幅提升,美丽天津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环境更宜居,生态更美好。
建设生态宜居的现代化城市,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实现途径和具体表现形式,城市的生态发展之路,以实现人与人之间和谐、人与自然之间和谐为根本宗旨,以积累绿色财富和增加人类生态福利为根本目标,以合理消费、低消耗、低排放、生态资本不断增加为主要特征,以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为基本途径。本调研课题即为适应生态文明发展要求,研究如何加快实施天津市生态宜居城市的功能定位、建设目标、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本课题立足点是基于“生态宜居的现代化城市建设”,研究从如何加快天津市生态文明建设角度出发,从加快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破解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制约瓶颈等核心问题着手,科学界定“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等概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立足天津发展实际,力图从政府决策、社会经济指标和数据、科学技术三个层面,解析城市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在此基础上,对天津生态宜居现代化城市建设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二)研究重点和拟实现的创新
研究将“生态宜居的现代化城市”作为课题的逻辑主线,将生态文明思想作为其理论基础,从辩证分析政府和市场关系人手,研究天津作为中国特大城市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生态化转型等现实问题。研究应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出发,借鉴可持续发展等学科中的理论,探讨天津在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中生态宜居城市的建设目标、指导原则与实现路径。
生态宜居城市或城市生态化转型的理论内涵和表现形式,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发展阶段,有其特殊的区域性或阶段性特征。本课题以天津的生态与环境问题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天津的城市生态承载力、生态宜居指数等问题,结合国际发达城市的发展路径与经验,研究具有区域性和阶段性特征的政策措施。
(三)研究现状与述评
有关“生态城市”,國内外学术界首先针对经济发展的生态、资源、环境约束等问题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而后逐步延伸到可持续发展社会、生态承载力、生态伦理和环境公平等领域。从研究内容来看,包括生态城市基本理论城市生态承载力、城市生态文明评价、城市生态系统规划、城市生态制度与政策、城市生态修复与生态化转型等。
国外对生态城市的探索起源较早,1898年英国社会学家霍华德创建的“田园城市”学说,标志着近代生态城市思想的发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首次提出“生态城市(eco-city)”概念,(1972)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人类的定居和城市化工作必须加以规划,以避免对环境的不良影响,为大家取得社会、经济和环境三方面的最大利益”同,(1984)提出了生态城规划的5项原则,包括生态保护战略、生态基础设施、居民的生活标准、文化历史的保护、将自然融人城市。0.Yanitsky(1987)阐述了生态城市的概念7,RichardRegister(1987)论述了建设生态城市的意义、原则,并提出建立生态城市的四个原则(较小规模、就近出行物质集中物种多样)8。欧盟(2000)提出可持续发展人类住区(sustainablehumansettlements)在资源消耗、能效、可再生能源、避免职住分离、公共交通、城市循环代谢体系等领域的十项关键原则82。Doherty(2010)从城市生态系统的各个方面探讨生态城市,认为生态城市并没有统一模式和路径,只是提供多种可供选择的途径、方法和技术;Joss.S.(2011)认为生态城市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流和关键特性,也是驱动因素,强调促进可持续的城市化意识。
国内学者也对生态城市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王如松(1984)提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并(1987)发展了城市生态建设的方法论体系,形成了城市复合系统生态学的新领域,包括生态规划、生态工程与生态管理,并提出(1994)生态城市的建设要满足以下标准:人类生态学的满意原则、经济生态学的高效原则、自然生态学的和谐原则。黄光宇(1989)提出“生态城市”概念与衡量标准,并(1997)从生态经济学、生态社会学城市生态学、城市规划学和地理空间等角度阐述了生态城市的含义,提出生态城市的规划设计方法”。宋永昌(1994)强调了生态城市的标准应该是结构合理、功能高效和关系协调,并(1999)提出了评判生态城市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吗。江小军(1997)对生态城市的系统结构、运行机制、产业发展和空间形态等进行了分析4。梁鹤年(1999)提出生态主义的中心思想是“可持续发展”,要维持城市的生态完整性(integrity)和人与自然的生态连接(connectivity),城市规划要考虑城市的密度和形态。胡俊(1995)认为,建设生态城市是解决现代“城市病”问题的根本途径,城市发展要坚持扩大自然生态容量、调整经济生态结构、控制社会生态规模和提高系统的自组织性等一系列原则。刘建军(1997)认为,生态城市建设和发展要把握城市合理规模,提高环境质量的集聚度、城市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度、再生循环产业的集中度、园林绿地系统的亲和度、市区与郊区生态系统的复合度等。曾鹏和朱玉鑫(2014)构建了生态与经济协调度指标体系,并对中国十大城市群生态与经济协调度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米凯和彭羽(2014)从不同的视角,基于不同的模型,不同的研究地区对生态城市指标体系展开相关研究。凌欣(2016)认为,应强化政府对环境金融的引导作用,完善环境金融的信息管理制度;同时金融要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作出变革,通过全方位的绿色金融手段,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发挥其投融资和风险管理功能。建议建立生态城市环境基金和环境产业股权引导基金,推广运用PPP模式,健全政府购买环境服务市场,将环保信息纳人金融监管范围等。 通过对相关的研究成果的梳理分析,我们发现,国内外学者关于生态文明与生态城市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其思想内涵逐渐完善,并且已走向了实践。但对我国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中的特大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转型等问题,尚无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对于特大城市生态化转型理论的研究仍然较少,缺少相关概念、理论方法和模式等方面的系统研究。
发达国家较早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及时地认识到生态问题的重要性,在自然资源配置和环境管理等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已经建立起了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所要求的较为完善的政策体系,并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方面取得较好的效果。这些可供我们借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基本确立了生态文明的概念,树立了相应的理念与价值观,并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环境优美是一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为关键的三个方面,这三者间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生态宜居城市的基础理论与其它一些学科理论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譬如环境经济学理论、区域经济学理论、产业经济学理论等等。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发展理论与实践、可持续发展理论、循环经济理论、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理论、城市经济学理论都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相应的理论基础。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一)政治经济学视阈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把“绿色发展”列为与其他四个发展(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相并列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这就要求我们要从理论的高度和深度上把握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的问题。
马克思在分析生产关系时并不仅仅是从生产角度把握生产关系,而是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有机联系的环节把握和分析生产关系,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对我们考察社会有机体的运行具有巨大启发意义,从“社会有机体”角度来看,任何现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和其他方面息息相关的,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也是如此,我们应首先对此问题建立系统的认识观。
1.政治经济学视阈下的生态思想
第一,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生活的基础,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生态问题并非一个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的外部性问题,而是内生于人类生存、生活的问题。人类首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脱离了自然界,人类也将无法存在,同时,人类又能动地改造和利用着自然界,使自然界的一切条件能够更好地为人类所使用,服务于人类的目的和意志,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类是主体,是改造客体的力量,自然界是客体,是被改造的对象,因此,通过实践活动,人类和自然界有机地联系起来,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指出的:“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进一步地,马克思将人和自然的关系纳入到“世界历史”的宏大视角下来看待:“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這样一来,自然界就不再仅仅是作为客体意义上的纯自然物的存在,而是参与到了人类的社会历史进程之中并发挥着生成世界历史的作用。同样地,人类与自然界这种依赖与被依赖关系,恩格斯也做出过类似的表述,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从中可以看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生态问题既非单独的自然界方面的问题,也非单独的人类方面的问题,而是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矛盾运动的产物。人类首先从属于自然界,人类的生产、生活就必须顺应自然界应有的规律,一旦违背或蔑视自然规律,人类就必然会遭到自然界惩罚,生产生活等活动就不可避免地被强制中断,表现在现实中就是生态危机和生态不可持续等诸多问题,使得人类的生产生活等活动也无法持续,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第二,生态问题是人类生产活动的结果,因此,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改变人类生产活动的方式。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从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生产方式出发去看待人类社会问题,生态问题也同样如此,从现象上看,生态问题似乎是外在于,人类社会的自然界的问题,或者说,是人类的环保意识不够、环保理念不足等观念的问题,但事实上,从根本上而言,生态问题依然是人类生产活动方式所导致的问题,其中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客观性。就人类的发展历史而言,农业社会时期很少有生态问题或者说很少有因人类的行为而导致的大规模的生态危机。进人工业社会之后,由于化石燃料的采用、有机化学产品的发明、生物学医学的突飞猛进……使得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大大提升,而与之相随的是,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界造成的破坏也越来越大,有些破坏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于是,河流、土壤、大气、海洋、森林……这些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要素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危机,现实的结果呈现出了一种“发展的悖论”:人类社会越是发展,在社会生产力上越是进步,自然界所要承受的负担就会越重,于是反过来又会制约人类的发展。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矛盾,就必须改变人类生,产活动本身,采取一种对环境和生态都更为友好的方式进行生产。
第三,生态建设不仅包含生产力的改进,也包含生产关系的调整。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是要做好生态建设。生态建设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改进,另一方面是生产关系的调整,在改善和治理生态环境上,这两个方面都不可或缺。在生产力的改进上,要认识到发展的问题只能用发展的方式来解决,要大力开发清洁能源、环保材料和绿色产业,从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上彻底改变对生态环境的非友好利用;在生产关系的调整上,要探索和尝试更多的有利于节约资源、减少污染和避免浪费的组织管理方式。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天然地造成了无节制的浪费和不必要的过度消费,受利润的驱,使,产品会有必要地缩短寿命,企业全方位地对公众营造不停消费的心理,资源的利用已远远超出了人类的实际需要,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必定会对生态造成超负荷的压力,因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才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下,生态环境问题才能彻底解决。那时候,“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2.政治经济学视阈下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形成了一系列以习近平生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发展观,彰显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随着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生态建设理论在内容上不断完善、体系上不断成熟,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态建设的绿色发展观。2005年,习近平同志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述,十多年来,这一理念逐渐得到深化和加强,成为我国新时代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凹。在这一背景下,倡导和落实绿色发展观就成为解决目前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成为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必由之路,更是构建我国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一观点既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当代体现,也是我国生态建设理论的重要内容。
第二,生态建设的基本民生观。生态建设与民生有着直接的关系,民生的改善不仅体现在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的完善,更体现在生态的改善、绿色环境的营造,因此,生态环境其实就是民生,碧水蓝天本身就意味着良好舒适的生活条件。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人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不仅有温饱的需求,更有了环保的需求,既要生存好,更要生态好。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时代发展的新阶段,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论断为我国的生态建设提供了方向和指导。众所周知,生态环境问题之所以难以治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环境往往具有公共属性,对私人的监管和约束就显得相对较难,而环境民生观的提出,意味着环境问题成为了关系民生问题的一部分。这就表明,生态环境问题不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把解决生态问题作为民生问题的优先领域,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成为我国生态建设的努力方向。
第三,生态建设的全民行动观。我国的生态建设事业,不是一部分群体如环保工作者环保志愿者的任务和工作,而是全民参与的共同行动。事实上,也只有全民参与、人人皆有责任意识,才能真正把生态环境作为长久的事业建设好。“共同建设美丽中国”的提出,正是这一观念的体现。“美丽中国”是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将建设美丽中国的这一要求从政府主导过渡为全民参与的行动,体现了生态建设的全民行动观。建设美丽中国,是每个人共同的责任,生态环境具有整体性,任何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只有协力共建,才能实现共享。而在这一过程中,应该加强生态文明和绿色低碳的宣传教育,强化公民的生态理念和环保意识,转型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提倡简约适度和文明健康,促使人们从被动意识向主动意愿转变,从消极抱怨向积极行动转变,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民自觉行动,切实推进我国生态建设的进程。
(二)从政府和市场关系角度解析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施路径
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离不开具体的实施路径,在现实操作中,政府和市场关系是个关键性因素,因为所有政策、措施的决定和执行都需要借助政府力量和市场机制共同调节来得到落实。因此,从政府与市场关系角度解析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的具体实施路径,就是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题中之义。
1.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所要遵循的原则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指明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和根本目标。在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问题上,我们也必须首先确立正确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根据五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制定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在资源配置上的主导地位,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把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起来,不能割裂地看待二者关系,既不能不讲求市场规律束缚生产力发展,也不能只讲市场偏废政府的管理职能。只有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各司其职、优势互补,才能更好地激发经济活力。
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时,其具体内容包含有三个原则,这三个原则分别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原则和“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的原则。
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这一变动深刻地揭示了在我国当前阶段下,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积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这并非意味着制度性的退步或改变,而是在既有制度的约束下对经济发展进行有导向性的指挥和引导,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而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提到“决定性”的高度,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的约束和引导下,进一步为成熟的制度创造一切必备的条件。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第二个原则,即“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原则。政府通过“有形的手”可以对经济活动本身进行有效的调控,因为即使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市场失灵也是个挥之不去的魅影,政府调控的必要性不言而喻,而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对市场经济进行有目的和有方向的调控就更显得十分必要。我国进行政府调控的方向不仅是以西方福利社会为标准和蓝图,更要以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宗旨为根本准则,凡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举措,都有必要而且应该在实践中进行大胆的探索。 最后,在参考以上两个原则时,切不可轻此重彼,在方法论上我们要兼顾两方面而不能偏废,这便是第三个原则所揭示的:“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这个论断出自2014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他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又是一个重大实践命题。科学认识这一命题,准确把握其内涵,对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可以说,这一论断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中国道路充实了更为具体的内容,我们也可以看出,经过多次的阐释和论述之后,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越来越显得明朗,它不同于西方“重市场、轻政府”的模式,也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中的“重政府、轻市场”的模式,它是在当下中国经济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中结合政治经济学理论所探索出的一条新道路。
2.政府与市场的协作关系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具体体现
首先,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中要体现出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协调合作关系。一般而言,公共部门的利益和私人部门的利益比较难趋于一致,而作为市场的行为主体,公共部门、企业、家庭和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所以,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首先要综合考虑这些不同主体的不同诉求,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做出最优的选择。其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则是最为关键的环节。在市场方面,高效的市场能够及时有效地反映出生态环境的边际价值,从而能够更好地引导企业做出合理的决策,降低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激励企业采取更为节能环保的技术,推动企业更好地建立完善的绿色产品生产和消费机制,把各个生产要素进行更为优化的配置,并通过市场的反馈作用,将资源的生态价值反映到商品的生產价值之中,通过增加产品的绿色环保含量,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在政府方面,正是由于生态建设具有公共品的属性,所以不能全靠企业去完成,政府的引导作用至关重要。通过立法、监管、政策倾向等措施,政府可以从宏观调控、中观引导、微观激励全方面地激发企业和个人的环保积极性,使企业和个人能够主动参与到生态建设中来,并能够在这一实践当中有所受益,自觉培养爱护环境、保护生态的生产、生活习惯,而在这方面,个人和家庭不仅会在参与的过程中分享公共受益,更会在结果上分享生态建设的未来成果。
其次,在政府与市场协作时要考虑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均衡关系。经济增长无疑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在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时,首先要防止为了绿色而损害发展的思维,这其实是一种复古主义的做法,但是,绿色发展绝非是要回到更低层次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而是要在更高层次上为经济发展注人高质量的推动力,如果没有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物质成果,我们的生态建设也要大打折扣,只有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上,生态建设才有本可依,在这方面,政府必须简政放权,进一步激活市场活力,促进经济高效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维度,在激活市场的同时,也要防止陷入“增长高于一切”的思维,要在必要的时候约束市场无限膨胀的利润冲动,兼顾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人民健康、生活质量和文化水平等各个方面的要求,也要更加注重增长的质量而非增长的数量,更加注重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扶助,增强发展的包容性和共享性,通过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更好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最后,在政府和市场的协作中要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在生态建设中,政府和市场协作的最终结果不仅仅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还要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人类本身从属于自然界,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不是对抗性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而是互利共生、互相依赖的关系。我国古代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提倡人类的生活生产应该本于自然、顺应自然并最终反哺自然。随着工业革命的产生,人类从农业和游牧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开发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而由此带来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关系的破坏,大自然承担了前所未有的生产负担,“天人合一”的思想逐渐离人类越来越远。构建生态社会,实现绿色发展,就是要回归人与自然的原初关系,在这方面,政府和市场应同力协作、竭能尽智,修补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和损害,消除生态赤字,有效地积累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态资本和生态财富。
3.政府和市场协作实现生态建设目标的路径分析
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政府和市场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在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方面实现协作共赢。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
第一,政府通过特定的产业政策支持和引导企业进行生态建设。产业政策是政府与市场协作的一个基本形式,通过产业政策,政府可以达到特定的目的,企业也可以有利可图。考虑到生态建设并非是一项马上就能见到实际收益、获得当期利润的长久工程,政府更应该在这方面体现出其主导作用,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特许经营权的赋予等措施,可以引导社会资本及企业进人原本利润率较低的绿色行业,实现生态建设的双赢。在这方面我国也已经有较为成熟的案例,比如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对低碳环保产业的税收优惠等等,都达到了很好的合作效果,并且这方面的措施具有全局性的效果,政府可以极大范围内调动社会资本进行市场上要素的重新组合,以服务于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的目的。
第二,政府和企业合资设立绿色发展基金。在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中,资金的来源是个重要问题,政府除了可以通过特定的产业政策引导资本流向生态建设方面外,还可以直接与社会资本联合协作,共同设立绿色发展基金,以支持绿色产业发展。政府和企业合资设立基金的优势在于:首先,可以降低和分散政府的风险,引人市场化的经验,提高基金的运作效率;其次,可以为企业和社会资本提供更有保障的收益,能够为基金的筹集、管理、使用等增加更多的便利。在基金合作的基础。上,政府和社会还可以通过PPP模式进行更为深入广泛的合作。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在国外最早多用于市政工程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因为这方面的建设对企业和个人而言外部效应和社会效应明显,政府可以通过PPP模式与社会资本形成很好的协同效应。 第三,政府和企业合作进行产业园区建设。产业园区建设是我国地方政府在发展地方经济的实践经验中被证明运作得比较成功的模式,它可以起到引进外部资本、提高产业集中度实现企业的规模效应等多种良好作用。按园区所承担功能的不同,最常见产业园区有以下几种类型:物流园区、科技园区、文化创意园区、总部基地、生态农业园区等。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也可以借鉴产业园区的经验,实现规模化和集聚化。政府在这方面也可以和企业进一步展开深人的合作,通过政策、土地、税收等各方面的优惠措施,引导企业进行生态产业园区的投资,政府在这方面也可以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与上述的合资基金一道,共同致力于生态产业的打造,除了目前的生态农业园之外,还可以打造绿色生产园、节能环保示范园等各种园区,在促进本地产业转型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绿色发展的目的。
总之,以上几种模式都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在实际合作中的一些探索形式,其具体的展开形式在实践中会多种多样,并不一定囿于某一种或某一类方式,只要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有利于绿色中国的建设,一些个别的成功经验都值得进一步探索并加以推广。通过这些方式,一方面可以分担政府的负担和风险,另一方面也可以引人市场机制,为社会资本提供更有保障的收益途径,增强企业的自生能力。可以说,无论是产业政策,还是共同基金,或者是产业园区,都可以为政府和市场协作共赢实现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提供足够的动力和凝聚效应,既能够实现政府、社会和企业、个人多方的利益共赢,也能够让政府、市场、社会等多个层面的主体参与进来,共同为建设生态社会和绿色中国贡献力量。
(三)当前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六项重点任务
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已进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包括六项重点任务,包括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資源、加大环境治理力度、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1.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新的发展阶段,促进人和自然和谐共生,就是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有序利用自然,调整优化空间结构,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自然岸线格局;建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调节城市规模;推动传统制造业绿色改造,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发展绿色金融,设立绿色发展基金;提倡绿色消费等等。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就要坚持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和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
2.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我国资源相对不足,目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又进一步加剧了资源不足的矛盾。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所有的物质和流量要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绿色循环低碳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低消耗、高效率、资源化,集中表现在提高资源生产率和降低污染物最终排放和处置量上,即单位资源消耗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幅度提高和污染物最终排放处置率的大幅度降低。因此,大力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是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重要途径。
对绿色低碳经济模式的实践探索,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生态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与协调、能源高效利用与能源结构优化、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国际资金与技术的合作等。
3.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
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是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必须科学把握我国资源国情,加快转变思想观念和改革创新。
我国资源虽然总量大,但人均少、质量不高,主要资源人均占有量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普遍偏低,重要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严重偏高,这些基本国情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我们必须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
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要改变消费观念,倡导绿色消费与合理消费,摒弃奢侈浪费之风。在生产、流通、仓储、消费各环节推动节约与循环发展。建立健全资源产权初始分配与交易制度。
4.加大环境治理力度
我国已明确提出加大环境治理力度的要求,把改善生态环境作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民族复兴的重要任务,这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准确研判环境形势、顺应人民群众期盼的重大举措。
加大环境治理,从当前和长远结合上,要创新环境治理理念和方式,强化排污者主体责任,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具体措施包括:实施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推进污染物达标排放和总量减排,严密防控环境风险,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改革环境治理基础制度等。
5.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压力不断增大,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矛盾不断加剧。尽管世界各国在生态环境生态安全战略建设上已取得不小成就,但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环境逆向演化的趋势。由环境退化和生态破坏及其所引发的环境灾害和生态灾难至今没有得到减缓,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臭氧层空洞的出现与迅速扩大,及生物多样性的锐减等关系到人类本身安全的全球性生态问题,均将成为引发生态危机的隐患。
为了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全面提升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
6.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就是要建立系统完整的、具有约束力的、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等,这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要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生态文明的源头保护制度包括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自然资源用途管制制度、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等。生态文明的损害赔偿制度包括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等。生态文明的责任追究制度包括责任人赔偿制生态环境损害责任领导干部终身追究制等。生态文明的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制度包括生态环境治理制度、生态修复制度等。
三、天津市生态宜居城市建设现状
“生态宜居城市”基本的要求是适宜民众居住,被民众所接纳,能够满足市民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需要。“生态城市”是低碳的、绿色的、可持续的,能源的清洁、低污染、充分利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其主要特征是城市如生态系统一样可以进行有机循环。而“宜居城市”则要求城市要有利于居民的持久幸福,以及家庭成员的健康成长。“生态”关注的是居民的长远幸福,“宜居”则关注更多现实利益。“生态城市”和“宜居城市”的共同纽带是民众的幸福安康,要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生态宜居城市”则是同时兼顾两者,惠及市民长期和短期的利益,是城市科学发展战略的立足点。
(一)经济总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天津市经济保持较快速度增长,在2011年全市生产总值超越万亿大关的基础上,2016年全市生产总值从2010年的9224.46亿元增加到17885.39亿元,年均增量1443.48亿元,接近1999年全年规模;全市人均生产总值从2010年的72994元增加到107960元(折合17337美元),年均增长8.2%,比全国同期年均增长速度高出0.9%。
(二)产业特征
1.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产业动力转换加速2010年以前,第二产业是天津市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工业化进程较快,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为18.2%,远远高于农业和服务业,截至2010年,天津市工业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高达47.8%,高于服务业1.8个百分点;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3%,远高于服务业的33.4%。2011年以来,由于全国工业的需求有所下降,面临产能过剩等问题,天津市经济发展也面临着重要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问题,传统的工业发展对生产力的拉动效应不再明显,服务业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因此,天津市政府加大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将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全市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面对经济新常态下技术创新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日益重要的现状,天津市以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为主要目标,加快推进先进制造业重大项目的建设,发展符合现代化大都市的第三产业,从工业为主导向工业服务业双轮驱动转型。2016年,全年全市生产总值(GDP)17885.3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0%,三次产业结构为1.2:44.8:54.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20.22亿元,增长3.0%;第二产业增加值8003.87亿元,增长8.0%;第三产业增加值9661.30亿元,增长10.0%。服务业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超过50%,达到54.5%,反超第二产业9.7个百分点,形成“三二一”产业格局。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7.5%,与工业(49.5%)共同形成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2011-2016年,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2.0%,与工业增加值之间的差距缩小到1.4个百分点。
2.产业升级速度加快
经济发展离不开产业转型升级,天津市在进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同时,注重加快二三产业的转型升级。一方面,在第二产业中着力培育航空航天、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根据2016年天津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16年优势产业产值达2.51万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89.5%。其中,装备制造业产值突破万億,达到10265.21亿元,是2010年的1.5倍;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年均分别增长34.4%、25.7%、14.7%和13.5%,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幅(12.6%)。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分别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13.8%和20.8%,建成航空、汽车、资源综合利用等8个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产业集聚效应进一步显现。传统重化工业增势放缓,六大高耗能行业产值比重不断下降,由2010年的41.1%回落到2016年的30.5%。
另一方面,第三产业以高端发展、融合发展、集聚发展、借势发展、创新发展为方向,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突出表现为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金融、商务、科技等高端服务业年均增长远高于服务业平均增幅,分别达到17.1%、21.0%和15.0%。以文化创意、新型金融、楼宇经济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如雨后春笋掘地而起,其中,天津市动漫产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属于世界领先行列、融资租赁业务规模也位居全国前列③。
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显著
自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天津市委、市政府以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为主线,以科技创新为依托,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2016年全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显著成效。首先,天津市钢铁行业提前完成370万吨粗钢产能年度压减任务,生铁、粗钢、平板玻璃等产量分别下降15.0%、11.5%和1.5%。其次,加快天津市金融体制改革,着力降低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2016年比上年降低1个百分点。再次,出台40项降成本措施,减轻企业负担,近60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百元主营业务收人成本比年初下降2.28元。最后,加大对高科技领域、农林牧渔业以及文化体育娱乐等方面的投资力度,扶持薄弱产业发展,投资分别增长1.1倍.22.4%和25.1%8。 (三)生态宜居城市建设
天津市从建设“生态宜居城市”基本要求出发,坚持运用科学发展的理念,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人手,以建设适宜民众居住,被民众所接纳,能够满足市民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需要的城市为目标,通过调整产业结构降低过剩产能,建设低碳、绿色、可持续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同时,根据天津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所提出的“建设生态宜居的现代化天津”这一目标,为实现天津市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环境更宜居,生态更美好,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逐步形成了绿色文明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也已经基本建成。
1.生态承载能力加强
2011年以来,天津市坚持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将市域内的山地、河流、水库、湖泊、湿地、盐田、郊野公园、城市公园、林类、约占全市总面积四分之一的区域纳人永久性保护范围,用法律为约束制定了生态保护约束,进一步完善了生态保护的顶层设计。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生态修复,努力增强生态承载能力,实施重点生态环境治理工程,加强大黄堡、七里海、团泊洼、北大港等湿地及沿海滩涂、人海河口的生态保护和修复,湿地面积从2010年的171.8千公顷扩大至2014年的295.6千公顷,湿地占市域国土面积比重为23.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8.4个百分点,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仅低于上海(73.3%)和江苏(27.5%)。制定并落实《绿化美化行动方案》,大规模实施林业生态建设,林业投资累计完成62.19亿元,新增造林面积55.18万亩。到2015年年末,全市实有树木9155.35万株,比2010年年末增长1.3倍;林木绿化率达到23.7%,比2010年年末提高2.4个百分点;林业增加值达到4.61亿元,比2010年年末增加23倍。“十三五,”时期,天津市将造林170万亩,实现林木绿化率28.2%。
2.经济发展向低碳、高效、清洁转变
2011年以来,天津市通过转方式、调结构来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挖掘环境经济共赢“内驱力”。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耗下降6.6%,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13.9%,同时服务业增加9661.30亿元,增长10.0%,优势产业产值占工业比重达到91.4%,行业和产业结构不断向轻能耗方向发展。随着低单耗产业对高单耗产业的“替代”,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升级,五年来全市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6.3%,增速比2010年回落4.1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煤炭消费量同比减少287.56万吨,天然原油持有量同比下降6.4%,而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量同比提高2.3个百分点;能源消费由单一向多元发展,一方面,天然气消费量从2010年年末的22.93亿立方米增至63.62亿立方米,年均增长32.3%,天然气在一次能源中所占比重为12.6%,提高了7.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加大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增加风电厂和垃圾发电厂10个;光纤、太阳能电池产量大幅增加,加大新能源汽车和机器人的投入使用,投入生产的新能源汽车达4.79万辆,机器人33套;新旧动能接替转换,2016年全市能费总量同比仅增长1.4%(见表1),以较低的能源消费增长支撑了中高速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不断弱化。能耗强度大幅下降,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改善。近年来,全市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和化解过剩产能,鼓励高耗能企业节能改造,不断改进重点领域和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方式,能效水平全面提升。
3.京津冀联防联控机制深化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背景下,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始终是协同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建设生态城市的基本要求。2013年9月12日,我国首先启动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建立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目标是到2017年三地细颗粒物浓度下降25%左右。随后,2015年11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强调应该打破行政区域限制,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促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扩大区域生态空间。重点是联防联控环境污染,建立一体化的环境准入和退出机制,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实施清洁水行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生态保护与建设。同时,2015年11月,京津冀三地环保厅(局)正式签署《京津冀区域环境保护率先突破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以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为重点,以联合立法、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协同治污等10个方面为突破口,联防联控,共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自此,“京津冀环境执法联动工作机制”正式启动,联动工作机制”以务实、高效和可持續为原则,明确了联动执法四方面主要内容:一是排查与处置跨行政区区域流域重污染企业及环境污染问题、环境违法案件或突发环境污染事件;二是排查与处置位于区域饮用水源保护地、自然保护区等重要生态功能区内的排污企业;三是在国家重大活动保障、空气重污染、秸秆禁烧等特殊时期,联动排查与整治大气污染源;四是调查处理上级交办的重点案件。具体执法重点将结合京津冀三地年度环境保护重点工作及各季节环境监察阶段性重点工作任务确定。
4.环境污染治理力度增强
(1)大气环境质量显著提升
2011年以来,天津市以防治PM2.5污染为重点,深人推进“清新空气”行动,经过精准治霾、科学治污,空气质量逐年提高。根据2016年统计数据,2016全年空气质量达标天数226天;PM2.5、PM10年均浓度分别下降1.4%.11.2%。其中一级优天数比2013年增加38天,重度以上污染天数较2013年减少23天。天津市大气中主要污染物SO2、NO2、PM10、PM2.5、CO年均浓度较2013年分别下降64.4%.11.1%.31.3%、28.1%、27.0%,O3上升4.0%。环保部通报的《全国74个重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状况》表明,天津顺利退出全国大气污染最严重城市前十位。重点实施“控煤”治理工程,公众“心肺之患”明显缓解。燃煤是影响空气质量和形成PM2.5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最大力度、最快速度压减燃煤”是促进京津冀空气质量改善的攻坚重点。因此,2012年,天津继北后在全国第二个提出煤炭消费总量控制。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煤炭消费量同比减少287.56万吨,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量的11.8%,同比提高2.3个百分点。三年时间完成《清新空气行动方案》中“2017年比2012年煤炭消费减少1000万吨”任务目标的69.5%。同时,天津市加大对落后产能的淘汰力度,2014年全市已经提前完成“十二五”时期的落后产能淘汰任务。全市累计完成淘汰炼铁产能50万吨、炼钢产能40万吨、焦炭产能86万吨、水泥产能250万吨、印染产能2000万米、烧秸产能140万吨,2016年年末,全市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与2010年年末相比,分别净削减21.9%和27.5%。 (2)水环境质量更加优化
2011年以来,天津成为继北京后全国首批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试点地区,确定并严格执行水资源开发利用、用水效率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的“三条红线”,持续加强水资源保护力度,引滦工程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连续14年保持100%,南水北调中线正式通水以来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II类水质标准。完善水污染防治机制,水清岸绿前景可期。近年来,深人推进水污染源监管,自2013年实施“清水河道”行动以来,累计关闭或治理废水直排企业1112项、停产整治296家、工业渗坑治理92家。至2016年年底,全市共有污水处理厂49座,比2010年末新增19座;污水处理能力达283.3万吨/日,累计提高38.3%;污水处理率达到91.6%,提高6.3个百分点;废水中化学需氧量和氨氮的排放量与2010年年末相比,分别净削减12.3%和14.4%,超额完成节能减排约束性目标。坚持全民参与,节水型城市建设稳居国内领先地位。2011年以来,不断巩固完善节水管理体系、节水法规体系、水费价格调控体系、计划用水管理体系、节水型创建体系及节水社会宣传体系“六大体系”建设,节水管理水平实现稳步提高。全市万元GDP用水量从2010年的25立方米降至2016年的16.19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从2010年的10.8立方米降至2015年的7.65立方米;2014年,全市人均日生活用水量为124.3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8.4%,重复利用率91.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5个百分点,主要节水指标在全国领先。
(3)土壤污染防治,力度加大
天津市土壤污染来源主要为污水灌溉污染、农药污染、化肥污染、畜禽粪便污染以及农用薄膜污染,针对以上土壤污染问题,天津市政府从开展土壤污染调查人手,通过建设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提升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水平,详细调查土壤环境质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农用地进行分类管理,实施建设用地准人管理。同时,天津市政府通过对未利用地环境进行管理,严格控制新增土壤污染,强化空间布局管控。最后,将污染源监控作为土壤污染治理工作的重点,对工业污染进行严格管控,进一步降低农业和生活污染,对污染源进行有序合理的治理与修复。天津市政府建立了全市土壤环境治理目标,一方面,通过分区管控,争取到2020年中心城区域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100%;滨海新区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5%以上;环城四区重点加强新增建设用地和污灌区土壤环境风险管控;其他五区重点加强耕地及重要生态功能区保护。另一方面,通过对土壤污染全面治理,到2030年,全市土壤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全面管控。
(4)噪声、辐射污染治理方式多元化
首先,在处理噪声污染方面,天津市环保局从目前声环境现状出发,贯彻落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进一步做好天津市声环境保护_L作,以城市规划为指导,按区域规划用地的主导功能、用地现状对天津市声环境进行区划,加强对声环境的控制和治理。天津市声环境功能区划总面积1935.43km2,其中1类声环境功能区面积658.95km?,占区划总面积的34%;2类声环境功能区面积589.83km2,占区划总面积的30.5%;3类声环境功能区面积630.64km?,占区划总面积的32.6%;机场区划面积54.2km2,占区划总面积的2.8%;交通枢纽区划面积1.81km2,占区划总面积的0.1%。2016年《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加强各类噪声污染防治,新创建安静小区16个,同时对已创建安静居住小区开展复测复检工作,全市已建安静小区348个。其次,在处理辐射污染方面,增加保护辐射环境安全的有效措施,加大执法力度,2016年共完成核技术应用项目文件审批备案618件,790余次全体人员集体出动执法,依法检查和技术应用单位279家,注销许可证7家,责令停产整治6家,现场检查、检测通信基站200余个,处理群众信访270余件。同时對辐射安全进行统一监测,2016年共核发《辐射安全许可证》104件。
5.生活环境更加绿色宜居
2011年-2016年五年间,天津市以环保项目建设为重点,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推力,加强对污染地区的统一建设、统一治理。在居民生活环境方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10436.4亿元,年均完成投资2087.28亿元,加强环境噪声管理,建成安静居住小区333个;在城市绿化美化方面,2016年提高城市主体道路机扫水洗覆盖率达到90%,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保持在98%以上,污水处理厂出水达标率提高到94%,新增公园22个,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绿地率达到36.4%和32.1%,在美丽天津社情民意调查中,天津园林绿化满意度达94.8%;在废旧设施处理方面,2016年上半年就完成了淘汰全市29万辆黄标车的目标,提前实施国五机动车用汽柴油标准和国五机动车排放标准,提高了居民出行的便捷度,使城市更加年轻化,更加绿色;在美丽村庄建设方面,天津市委、市政府以“六化”和“六个一”为标准,先后建成美丽村庄461个、美丽社区480个,实现了文明生态村的建设目标。其中,天津市共有五个村庄被农业部认定为中国最美休闲乡村,四处景观被农业部认定为中国美丽田园。
2016年12月出台的《天津市特色小镇规划建设工作推动方案》拟定到2020年,本市将创建10个市级实力小镇、20个市级特色小镇。按照这一发展目标,天津在东丽区华明镇和西青区中北镇两个特色小镇的基础上,又发展了静海区团泊镇、武清区大王古镇、津南区八里台镇等一系列特色小镇,这些“颜值高”,制度新、活力足的特色小镇正在将天津城镇化建设推向新的高度。目前,京滨工业园区已成为大王古镇富民的重要支撑和区域城镇化的重要引擎,大王古镇也吸引了越来越多企业和人才落户,镇政府为部分企业解决难题,为企业发展创造良机。特色小镇同时也是解决城镇化、工业化与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四)生态宜居城市建设目标
当前天津市建立了保护、治理监管“三位一体”的生态宜居城市建设目标,以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以大气、土壤、水污染等防治為中心,以环境综合整治长效机制为支撑,坚持严肃治污全力改善生态环境,全面落实环保主体责任,加强环境保护,着力推进大绿工程,努力加快天津市生态宜居建设,目标是将天津打造成天蓝水清地绿的美丽城市。一是坚持绿色导向,保护大气质量。推动循环发展,加快淘汰转型低端低效产能,深化燃煤、扬尘、机动车和工业污染治理,集中整治“散乱污”企业,加快发展绿色产业,着力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减少钢铁、化工企业等重点行业污染物的排放。二是坚持系统施治,改善水体环境质量。加强水污染的治理工作,强化饮用水源保护,加强饮用水监管力度,全面推进污水排放的控制工作,推动地表水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以水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实施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三是坚持分类管理,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开展土壤污染调查,实施农用土地分类管理和建设用地准入管理,严控新增土壤污染,推进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四是坚持建管同步,全力提升城市品质。突出地上地下统筹、硬件软件并重、保护开发并举、功能美观兼顾的城市内涵,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抓好全国文明城区、国家级卫生区、国家园林城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国家级5A景区“五区”创建巩固工作,对美丽社区和美丽村庄建设工作进行大力扶持和鼓励,形成生态宜居的美丽新城。实现生态宜居城市建设目标要持续深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正确处理好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舍得”关系,使城市发展的主色调从黄色变为绿色,让绿色经济、绿色文化绿色社会等绿色发展理念深人人心,让天津市的山更青、水更绿、天更蓝、空气更清新⑧。
四、天津建设生态宜居城市的政策建议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建设生态宜居的现代化城市,就是要在“生态承载力”与“生态红线”的硬约束下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天津在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城市病”的困扰,例如人口膨胀、资源短缺、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近几年来,天津市以打造生态宜居环境为重点,在建设生态城市和宜居城市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进一步推进天津市的生态宜居现代化城市建设,从国内外已有经验和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来看,建设生态宜居的现代化天津,实现天津的绿色发展,首先需要政府、企业以及居民的积极共同参与,形成发展合力;其次需要根据天津市的发展现状、发展协调性和发展潜力,协调好社会、经济、产业、人口、科技、管理、资源、交通和环境等多个方面的发展问题,形成现代化发展体系。具体建议如下:
(一)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建立区域协调联动机制
积极建设美丽天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全面推进公园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附属绿地、其他绿地等园林绿化工程建设;提高全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绿地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推进中心城区主干道路、重点地区、重点次支道路沿线建筑立面整修全覆盖;提高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创建全国最整洁城市;推进城市管理规范化、标准化、动态化、常态化、信息化进程,进一步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
积极融入京津冀城市群建设,优化城市发展质量。充分发挥“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优势,进一步强化京津联动,加快实现同城化发展。加快轨道交通建设与港口群建设,尽快打造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网络化。加强三省市产业发展规划衔接,加快津冀承接平台建设。实现联防联控环境污染,贯彻执行京津冀一体化的环境准人和退出机制。
继续推进特色小镇建设。通过特色小镇吸引企业和人才落户,建议镇政府增加企业发展配套措施,为企业发展创造良机;利用特色小镇同时解决城镇化、工业化与农村现代化联动绿色发展的重大问题。
加强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对农业生产全过程进行清洁化控制,减轻农业面源污染,推进天津市农村地区的煤改气和煤改电等清洁能源工程。开展生态示范乡镇建设,改善乡镇、村生态环境,加强农村环境连片整治专项资金的监督管理。
(二)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完善生态文明顶层设计
合理规划城市结构布局。加快构建天津市生态宜居环境,应调整交通运输结构和生态绿化结构。建议紧贴居民出行需求,提高交通系统的紧凑性;扩大地铁覆盖面积,科学合理设计地铁线路,完善地下交通网络和地面公共交通体系,实现地面交通站点与地铁站点的无缝衔接;鼓励绿色交通,推动共享单车适度发展和有效管理;有效提高城市绿化率,建议预留生态空地和生态分区,在景观规划的基础上制定可持续发展总体规划,构建城市绿色网络。
适度调整城市产业布局。2018年,天津市服务业生产总值比重已经达到58.6%,总体形成了“三二一”产业发展新格局。建议全市继续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转型发展的关键环节,加快推进先进制造业重大项目建设,着力构建与现代化大都市地位相适应的服务经济体系;加快产业动能转换,积极培育航空航天、装备制造等优势支柱产业,积极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扶植互联网金融等新兴业态、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积极培育中小微科技型企业。
积极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在新《环保法》的统领下,结合《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及《京津冀区域环境保护率先突破合作框架协议》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机制,细化环境保护方案以及实现目标,并就实施结果进彳实时动态监督和反馈。
提高生态治理能力。持续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统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完善政府、企业、公众多元主体责任分担、合作共治和监督制衡机制,不断强化法律经济、科技和行政等多种治理手段,推动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促进绿色生产技术创新
注重能源利用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强对新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和生产项目的资助,利用廢弃物和有机垃圾发展生物燃料、沼气燃料代替化石燃料,减少污染物排放;积极推广新能源技术,建立清洁能源使用示范区;借鉴、引进国外先进的节能环保措施,打造生态社区。
发展绿色经济,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形成三次产业联动发展模式。推行清洁生产,强化重点行业节能减排和节水技术改造,开展生态设计,推行能效标准和用水强度标准,提高工业集约用地水平;构建绿色农业体系,发展节约集约型农业,推广使用节能型农业机械,推行农业清洁生产,加强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鼓励延伸农业产业链,大力推广农业循环经济典型模式;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优化运输结构,发展多式联运,构建绿色服务业体系。
推进公共机构绿色消费。使用政府资金建设的公共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凡具备条件的办公区要安装雨水回收系统和中水利用设施,增加创建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严格执行政府对节能环保产品的优先采购和强制采购制度,扩大政府绿色采购范围,健全标准体系和执行机制,提高政府绿色采购的水平和规模。
(四)加强检查监督力度,健全完善法制环境
加强行政监督和行政处罚力度。对涉及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行为进行监督查验;进一步推进《天津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以及有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范”配套文件的实施,细化文件执行标准,对违规行为进行严格查处。
强化公众监督。开通居民举报热线,鼓励居民就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现象进行有偿举报;公布环境保护部门的公共邮箱、在环保部门相关网站设立群众意见专区。
加强舆论监督。完善媒体曝光机制,对互联网实施实时监控,对网络曝光的问题要积极核实、查处。充分利用实体媒体,对诚信度高、规范运作的企业、单位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个人行为通过报刊、新闻媒体、政府网站等予以表扬,对违法违规行为予以曝光。
(五)注重城市文化建设,着力提升人文社会环境
加强保护和继承传统文化。坚持保护、复原、修复传统建筑,增加博物馆数量,提高博物馆展示质量,博物馆内增加社会公共服务项目。继续扩大国学文化节、妈祖文化节、杨柳青文化旅游节、五大道旅游节等活动的影响力度。在完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基础上,打造天津市非物质文化保护基地。加大传承人保护力度,建议出台政策对传承人进行扶持。
加强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文化场馆建设,增建图书馆城市展览馆、体育馆、科技馆、游泳馆等设施;打造“特色文化街区”,促进文化娱乐街、文化用品街、饮食文化街等文化街巷建设;抓好文化标识工程,打造出天津城区特色文化景观,彰显天津的文化特色。
(六)提高公众参与度,积极倡导绿色生活方式
引导确立居民生态观念。加大对生态宜居城市的宣传力度,重点加强对各居民区的宣传,引导居民积极参与到生态宜居城市建设中来,增强居民自律性;建立重大生态问题决策听证制度,让公众真正参与到重大决策中,提高政策落实的自觉性;积极开展多种活动,在提高公众参与度的同时培育居民生态观念。
倡导居民绿色生活模式。建议推动设立专门的环保咨询机构,提供环境、生态等方面的专业咨询服务;鼓励居民绿色出行,增强公共交通网络化设计,提高交通系统的紧凑性,提高公共交通便利度;建议建立健全绿色消费长效机制,加快推广新能源汽车和绿色家电等节能环保新产品;实施绿色环保建材的生产和使用,推广建筑垃圾循环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注释:
①本部分内容参考逄锦聚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
②数据来源于《2016年天津经济形势分析》,天津市统计局。
③数据来源于《2016年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天津市统计局。
④数据来源于历年《天津市统计年鉴》,天津市生态环境局。
⑤资料来源于《京津冀三省市建立环境执法联动工作机制》,北京市环境保护局。
⑥数据来源于《2016年天津市环境状况公报》,天津市生态环境局。
⑦资料来源于《天津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天津市生态环境局。
⑧资料来源于《天津市“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天津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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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内容、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确立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从源头、过程、后果的全过程,按照“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思路,阐述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成及其改革方向、重点任务。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中共天津市委十届三次全会,就加快建设美丽天津作出了重要部署,号召全市上下解放思想、求真务实,为建设美丽天津、实现永续发展而努力奋斗。《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指出,要把天津建设成为生态良好、环境优美的绿色宜居之都,基本形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中共天津市委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中更着重强调,要加快建设生态宜居的现代化天津,推动绿色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完善,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绿化覆盖率大幅提升,美丽天津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环境更宜居,生态更美好。
建设生态宜居的现代化城市,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实现途径和具体表现形式,城市的生态发展之路,以实现人与人之间和谐、人与自然之间和谐为根本宗旨,以积累绿色财富和增加人类生态福利为根本目标,以合理消费、低消耗、低排放、生态资本不断增加为主要特征,以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为基本途径。本调研课题即为适应生态文明发展要求,研究如何加快实施天津市生态宜居城市的功能定位、建设目标、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本课题立足点是基于“生态宜居的现代化城市建设”,研究从如何加快天津市生态文明建设角度出发,从加快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破解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制约瓶颈等核心问题着手,科学界定“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等概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立足天津发展实际,力图从政府决策、社会经济指标和数据、科学技术三个层面,解析城市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在此基础上,对天津生态宜居现代化城市建设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二)研究重点和拟实现的创新
研究将“生态宜居的现代化城市”作为课题的逻辑主线,将生态文明思想作为其理论基础,从辩证分析政府和市场关系人手,研究天津作为中国特大城市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生态化转型等现实问题。研究应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出发,借鉴可持续发展等学科中的理论,探讨天津在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中生态宜居城市的建设目标、指导原则与实现路径。
生态宜居城市或城市生态化转型的理论内涵和表现形式,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发展阶段,有其特殊的区域性或阶段性特征。本课题以天津的生态与环境问题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天津的城市生态承载力、生态宜居指数等问题,结合国际发达城市的发展路径与经验,研究具有区域性和阶段性特征的政策措施。
(三)研究现状与述评
有关“生态城市”,國内外学术界首先针对经济发展的生态、资源、环境约束等问题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而后逐步延伸到可持续发展社会、生态承载力、生态伦理和环境公平等领域。从研究内容来看,包括生态城市基本理论城市生态承载力、城市生态文明评价、城市生态系统规划、城市生态制度与政策、城市生态修复与生态化转型等。
国外对生态城市的探索起源较早,1898年英国社会学家霍华德创建的“田园城市”学说,标志着近代生态城市思想的发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首次提出“生态城市(eco-city)”概念,(1972)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人类的定居和城市化工作必须加以规划,以避免对环境的不良影响,为大家取得社会、经济和环境三方面的最大利益”同,(1984)提出了生态城规划的5项原则,包括生态保护战略、生态基础设施、居民的生活标准、文化历史的保护、将自然融人城市。0.Yanitsky(1987)阐述了生态城市的概念7,RichardRegister(1987)论述了建设生态城市的意义、原则,并提出建立生态城市的四个原则(较小规模、就近出行物质集中物种多样)8。欧盟(2000)提出可持续发展人类住区(sustainablehumansettlements)在资源消耗、能效、可再生能源、避免职住分离、公共交通、城市循环代谢体系等领域的十项关键原则82。Doherty(2010)从城市生态系统的各个方面探讨生态城市,认为生态城市并没有统一模式和路径,只是提供多种可供选择的途径、方法和技术;Joss.S.(2011)认为生态城市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流和关键特性,也是驱动因素,强调促进可持续的城市化意识。
国内学者也对生态城市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王如松(1984)提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并(1987)发展了城市生态建设的方法论体系,形成了城市复合系统生态学的新领域,包括生态规划、生态工程与生态管理,并提出(1994)生态城市的建设要满足以下标准:人类生态学的满意原则、经济生态学的高效原则、自然生态学的和谐原则。黄光宇(1989)提出“生态城市”概念与衡量标准,并(1997)从生态经济学、生态社会学城市生态学、城市规划学和地理空间等角度阐述了生态城市的含义,提出生态城市的规划设计方法”。宋永昌(1994)强调了生态城市的标准应该是结构合理、功能高效和关系协调,并(1999)提出了评判生态城市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吗。江小军(1997)对生态城市的系统结构、运行机制、产业发展和空间形态等进行了分析4。梁鹤年(1999)提出生态主义的中心思想是“可持续发展”,要维持城市的生态完整性(integrity)和人与自然的生态连接(connectivity),城市规划要考虑城市的密度和形态。胡俊(1995)认为,建设生态城市是解决现代“城市病”问题的根本途径,城市发展要坚持扩大自然生态容量、调整经济生态结构、控制社会生态规模和提高系统的自组织性等一系列原则。刘建军(1997)认为,生态城市建设和发展要把握城市合理规模,提高环境质量的集聚度、城市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度、再生循环产业的集中度、园林绿地系统的亲和度、市区与郊区生态系统的复合度等。曾鹏和朱玉鑫(2014)构建了生态与经济协调度指标体系,并对中国十大城市群生态与经济协调度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米凯和彭羽(2014)从不同的视角,基于不同的模型,不同的研究地区对生态城市指标体系展开相关研究。凌欣(2016)认为,应强化政府对环境金融的引导作用,完善环境金融的信息管理制度;同时金融要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作出变革,通过全方位的绿色金融手段,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发挥其投融资和风险管理功能。建议建立生态城市环境基金和环境产业股权引导基金,推广运用PPP模式,健全政府购买环境服务市场,将环保信息纳人金融监管范围等。 通过对相关的研究成果的梳理分析,我们发现,国内外学者关于生态文明与生态城市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其思想内涵逐渐完善,并且已走向了实践。但对我国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中的特大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转型等问题,尚无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对于特大城市生态化转型理论的研究仍然较少,缺少相关概念、理论方法和模式等方面的系统研究。
发达国家较早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及时地认识到生态问题的重要性,在自然资源配置和环境管理等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已经建立起了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所要求的较为完善的政策体系,并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方面取得较好的效果。这些可供我们借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基本确立了生态文明的概念,树立了相应的理念与价值观,并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环境优美是一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为关键的三个方面,这三者间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生态宜居城市的基础理论与其它一些学科理论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譬如环境经济学理论、区域经济学理论、产业经济学理论等等。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发展理论与实践、可持续发展理论、循环经济理论、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理论、城市经济学理论都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相应的理论基础。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一)政治经济学视阈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把“绿色发展”列为与其他四个发展(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相并列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这就要求我们要从理论的高度和深度上把握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的问题。
马克思在分析生产关系时并不仅仅是从生产角度把握生产关系,而是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有机联系的环节把握和分析生产关系,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对我们考察社会有机体的运行具有巨大启发意义,从“社会有机体”角度来看,任何现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和其他方面息息相关的,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也是如此,我们应首先对此问题建立系统的认识观。
1.政治经济学视阈下的生态思想
第一,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生活的基础,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生态问题并非一个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的外部性问题,而是内生于人类生存、生活的问题。人类首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脱离了自然界,人类也将无法存在,同时,人类又能动地改造和利用着自然界,使自然界的一切条件能够更好地为人类所使用,服务于人类的目的和意志,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类是主体,是改造客体的力量,自然界是客体,是被改造的对象,因此,通过实践活动,人类和自然界有机地联系起来,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指出的:“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进一步地,马克思将人和自然的关系纳入到“世界历史”的宏大视角下来看待:“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這样一来,自然界就不再仅仅是作为客体意义上的纯自然物的存在,而是参与到了人类的社会历史进程之中并发挥着生成世界历史的作用。同样地,人类与自然界这种依赖与被依赖关系,恩格斯也做出过类似的表述,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从中可以看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生态问题既非单独的自然界方面的问题,也非单独的人类方面的问题,而是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矛盾运动的产物。人类首先从属于自然界,人类的生产、生活就必须顺应自然界应有的规律,一旦违背或蔑视自然规律,人类就必然会遭到自然界惩罚,生产生活等活动就不可避免地被强制中断,表现在现实中就是生态危机和生态不可持续等诸多问题,使得人类的生产生活等活动也无法持续,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第二,生态问题是人类生产活动的结果,因此,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改变人类生产活动的方式。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从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生产方式出发去看待人类社会问题,生态问题也同样如此,从现象上看,生态问题似乎是外在于,人类社会的自然界的问题,或者说,是人类的环保意识不够、环保理念不足等观念的问题,但事实上,从根本上而言,生态问题依然是人类生产活动方式所导致的问题,其中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客观性。就人类的发展历史而言,农业社会时期很少有生态问题或者说很少有因人类的行为而导致的大规模的生态危机。进人工业社会之后,由于化石燃料的采用、有机化学产品的发明、生物学医学的突飞猛进……使得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大大提升,而与之相随的是,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界造成的破坏也越来越大,有些破坏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于是,河流、土壤、大气、海洋、森林……这些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要素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危机,现实的结果呈现出了一种“发展的悖论”:人类社会越是发展,在社会生产力上越是进步,自然界所要承受的负担就会越重,于是反过来又会制约人类的发展。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矛盾,就必须改变人类生,产活动本身,采取一种对环境和生态都更为友好的方式进行生产。
第三,生态建设不仅包含生产力的改进,也包含生产关系的调整。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是要做好生态建设。生态建设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改进,另一方面是生产关系的调整,在改善和治理生态环境上,这两个方面都不可或缺。在生产力的改进上,要认识到发展的问题只能用发展的方式来解决,要大力开发清洁能源、环保材料和绿色产业,从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上彻底改变对生态环境的非友好利用;在生产关系的调整上,要探索和尝试更多的有利于节约资源、减少污染和避免浪费的组织管理方式。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天然地造成了无节制的浪费和不必要的过度消费,受利润的驱,使,产品会有必要地缩短寿命,企业全方位地对公众营造不停消费的心理,资源的利用已远远超出了人类的实际需要,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必定会对生态造成超负荷的压力,因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才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下,生态环境问题才能彻底解决。那时候,“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2.政治经济学视阈下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形成了一系列以习近平生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发展观,彰显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随着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生态建设理论在内容上不断完善、体系上不断成熟,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态建设的绿色发展观。2005年,习近平同志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述,十多年来,这一理念逐渐得到深化和加强,成为我国新时代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凹。在这一背景下,倡导和落实绿色发展观就成为解决目前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成为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必由之路,更是构建我国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一观点既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当代体现,也是我国生态建设理论的重要内容。
第二,生态建设的基本民生观。生态建设与民生有着直接的关系,民生的改善不仅体现在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的完善,更体现在生态的改善、绿色环境的营造,因此,生态环境其实就是民生,碧水蓝天本身就意味着良好舒适的生活条件。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人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不仅有温饱的需求,更有了环保的需求,既要生存好,更要生态好。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时代发展的新阶段,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论断为我国的生态建设提供了方向和指导。众所周知,生态环境问题之所以难以治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环境往往具有公共属性,对私人的监管和约束就显得相对较难,而环境民生观的提出,意味着环境问题成为了关系民生问题的一部分。这就表明,生态环境问题不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把解决生态问题作为民生问题的优先领域,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成为我国生态建设的努力方向。
第三,生态建设的全民行动观。我国的生态建设事业,不是一部分群体如环保工作者环保志愿者的任务和工作,而是全民参与的共同行动。事实上,也只有全民参与、人人皆有责任意识,才能真正把生态环境作为长久的事业建设好。“共同建设美丽中国”的提出,正是这一观念的体现。“美丽中国”是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将建设美丽中国的这一要求从政府主导过渡为全民参与的行动,体现了生态建设的全民行动观。建设美丽中国,是每个人共同的责任,生态环境具有整体性,任何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只有协力共建,才能实现共享。而在这一过程中,应该加强生态文明和绿色低碳的宣传教育,强化公民的生态理念和环保意识,转型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提倡简约适度和文明健康,促使人们从被动意识向主动意愿转变,从消极抱怨向积极行动转变,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民自觉行动,切实推进我国生态建设的进程。
(二)从政府和市场关系角度解析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施路径
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离不开具体的实施路径,在现实操作中,政府和市场关系是个关键性因素,因为所有政策、措施的决定和执行都需要借助政府力量和市场机制共同调节来得到落实。因此,从政府与市场关系角度解析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的具体实施路径,就是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题中之义。
1.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所要遵循的原则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指明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和根本目标。在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问题上,我们也必须首先确立正确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根据五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制定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在资源配置上的主导地位,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把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起来,不能割裂地看待二者关系,既不能不讲求市场规律束缚生产力发展,也不能只讲市场偏废政府的管理职能。只有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各司其职、优势互补,才能更好地激发经济活力。
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时,其具体内容包含有三个原则,这三个原则分别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原则和“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的原则。
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这一变动深刻地揭示了在我国当前阶段下,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积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这并非意味着制度性的退步或改变,而是在既有制度的约束下对经济发展进行有导向性的指挥和引导,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而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提到“决定性”的高度,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的约束和引导下,进一步为成熟的制度创造一切必备的条件。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第二个原则,即“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原则。政府通过“有形的手”可以对经济活动本身进行有效的调控,因为即使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市场失灵也是个挥之不去的魅影,政府调控的必要性不言而喻,而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对市场经济进行有目的和有方向的调控就更显得十分必要。我国进行政府调控的方向不仅是以西方福利社会为标准和蓝图,更要以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宗旨为根本准则,凡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举措,都有必要而且应该在实践中进行大胆的探索。 最后,在参考以上两个原则时,切不可轻此重彼,在方法论上我们要兼顾两方面而不能偏废,这便是第三个原则所揭示的:“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这个论断出自2014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他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又是一个重大实践命题。科学认识这一命题,准确把握其内涵,对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可以说,这一论断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中国道路充实了更为具体的内容,我们也可以看出,经过多次的阐释和论述之后,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越来越显得明朗,它不同于西方“重市场、轻政府”的模式,也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中的“重政府、轻市场”的模式,它是在当下中国经济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中结合政治经济学理论所探索出的一条新道路。
2.政府与市场的协作关系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具体体现
首先,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中要体现出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协调合作关系。一般而言,公共部门的利益和私人部门的利益比较难趋于一致,而作为市场的行为主体,公共部门、企业、家庭和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所以,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首先要综合考虑这些不同主体的不同诉求,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做出最优的选择。其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则是最为关键的环节。在市场方面,高效的市场能够及时有效地反映出生态环境的边际价值,从而能够更好地引导企业做出合理的决策,降低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激励企业采取更为节能环保的技术,推动企业更好地建立完善的绿色产品生产和消费机制,把各个生产要素进行更为优化的配置,并通过市场的反馈作用,将资源的生态价值反映到商品的生產价值之中,通过增加产品的绿色环保含量,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在政府方面,正是由于生态建设具有公共品的属性,所以不能全靠企业去完成,政府的引导作用至关重要。通过立法、监管、政策倾向等措施,政府可以从宏观调控、中观引导、微观激励全方面地激发企业和个人的环保积极性,使企业和个人能够主动参与到生态建设中来,并能够在这一实践当中有所受益,自觉培养爱护环境、保护生态的生产、生活习惯,而在这方面,个人和家庭不仅会在参与的过程中分享公共受益,更会在结果上分享生态建设的未来成果。
其次,在政府与市场协作时要考虑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均衡关系。经济增长无疑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在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时,首先要防止为了绿色而损害发展的思维,这其实是一种复古主义的做法,但是,绿色发展绝非是要回到更低层次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而是要在更高层次上为经济发展注人高质量的推动力,如果没有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物质成果,我们的生态建设也要大打折扣,只有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上,生态建设才有本可依,在这方面,政府必须简政放权,进一步激活市场活力,促进经济高效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维度,在激活市场的同时,也要防止陷入“增长高于一切”的思维,要在必要的时候约束市场无限膨胀的利润冲动,兼顾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人民健康、生活质量和文化水平等各个方面的要求,也要更加注重增长的质量而非增长的数量,更加注重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扶助,增强发展的包容性和共享性,通过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更好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最后,在政府和市场的协作中要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在生态建设中,政府和市场协作的最终结果不仅仅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还要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人类本身从属于自然界,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不是对抗性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而是互利共生、互相依赖的关系。我国古代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提倡人类的生活生产应该本于自然、顺应自然并最终反哺自然。随着工业革命的产生,人类从农业和游牧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开发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而由此带来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关系的破坏,大自然承担了前所未有的生产负担,“天人合一”的思想逐渐离人类越来越远。构建生态社会,实现绿色发展,就是要回归人与自然的原初关系,在这方面,政府和市场应同力协作、竭能尽智,修补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和损害,消除生态赤字,有效地积累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态资本和生态财富。
3.政府和市场协作实现生态建设目标的路径分析
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政府和市场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在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方面实现协作共赢。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
第一,政府通过特定的产业政策支持和引导企业进行生态建设。产业政策是政府与市场协作的一个基本形式,通过产业政策,政府可以达到特定的目的,企业也可以有利可图。考虑到生态建设并非是一项马上就能见到实际收益、获得当期利润的长久工程,政府更应该在这方面体现出其主导作用,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特许经营权的赋予等措施,可以引导社会资本及企业进人原本利润率较低的绿色行业,实现生态建设的双赢。在这方面我国也已经有较为成熟的案例,比如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对低碳环保产业的税收优惠等等,都达到了很好的合作效果,并且这方面的措施具有全局性的效果,政府可以极大范围内调动社会资本进行市场上要素的重新组合,以服务于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的目的。
第二,政府和企业合资设立绿色发展基金。在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中,资金的来源是个重要问题,政府除了可以通过特定的产业政策引导资本流向生态建设方面外,还可以直接与社会资本联合协作,共同设立绿色发展基金,以支持绿色产业发展。政府和企业合资设立基金的优势在于:首先,可以降低和分散政府的风险,引人市场化的经验,提高基金的运作效率;其次,可以为企业和社会资本提供更有保障的收益,能够为基金的筹集、管理、使用等增加更多的便利。在基金合作的基础。上,政府和社会还可以通过PPP模式进行更为深入广泛的合作。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在国外最早多用于市政工程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因为这方面的建设对企业和个人而言外部效应和社会效应明显,政府可以通过PPP模式与社会资本形成很好的协同效应。 第三,政府和企业合作进行产业园区建设。产业园区建设是我国地方政府在发展地方经济的实践经验中被证明运作得比较成功的模式,它可以起到引进外部资本、提高产业集中度实现企业的规模效应等多种良好作用。按园区所承担功能的不同,最常见产业园区有以下几种类型:物流园区、科技园区、文化创意园区、总部基地、生态农业园区等。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也可以借鉴产业园区的经验,实现规模化和集聚化。政府在这方面也可以和企业进一步展开深人的合作,通过政策、土地、税收等各方面的优惠措施,引导企业进行生态产业园区的投资,政府在这方面也可以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与上述的合资基金一道,共同致力于生态产业的打造,除了目前的生态农业园之外,还可以打造绿色生产园、节能环保示范园等各种园区,在促进本地产业转型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绿色发展的目的。
总之,以上几种模式都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在实际合作中的一些探索形式,其具体的展开形式在实践中会多种多样,并不一定囿于某一种或某一类方式,只要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有利于绿色中国的建设,一些个别的成功经验都值得进一步探索并加以推广。通过这些方式,一方面可以分担政府的负担和风险,另一方面也可以引人市场机制,为社会资本提供更有保障的收益途径,增强企业的自生能力。可以说,无论是产业政策,还是共同基金,或者是产业园区,都可以为政府和市场协作共赢实现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提供足够的动力和凝聚效应,既能够实现政府、社会和企业、个人多方的利益共赢,也能够让政府、市场、社会等多个层面的主体参与进来,共同为建设生态社会和绿色中国贡献力量。
(三)当前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六项重点任务
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已进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包括六项重点任务,包括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資源、加大环境治理力度、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1.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新的发展阶段,促进人和自然和谐共生,就是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有序利用自然,调整优化空间结构,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自然岸线格局;建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调节城市规模;推动传统制造业绿色改造,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发展绿色金融,设立绿色发展基金;提倡绿色消费等等。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就要坚持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和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
2.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我国资源相对不足,目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又进一步加剧了资源不足的矛盾。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所有的物质和流量要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绿色循环低碳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低消耗、高效率、资源化,集中表现在提高资源生产率和降低污染物最终排放和处置量上,即单位资源消耗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幅度提高和污染物最终排放处置率的大幅度降低。因此,大力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是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重要途径。
对绿色低碳经济模式的实践探索,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生态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与协调、能源高效利用与能源结构优化、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国际资金与技术的合作等。
3.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
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是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必须科学把握我国资源国情,加快转变思想观念和改革创新。
我国资源虽然总量大,但人均少、质量不高,主要资源人均占有量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普遍偏低,重要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严重偏高,这些基本国情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我们必须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
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要改变消费观念,倡导绿色消费与合理消费,摒弃奢侈浪费之风。在生产、流通、仓储、消费各环节推动节约与循环发展。建立健全资源产权初始分配与交易制度。
4.加大环境治理力度
我国已明确提出加大环境治理力度的要求,把改善生态环境作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民族复兴的重要任务,这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准确研判环境形势、顺应人民群众期盼的重大举措。
加大环境治理,从当前和长远结合上,要创新环境治理理念和方式,强化排污者主体责任,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具体措施包括:实施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推进污染物达标排放和总量减排,严密防控环境风险,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改革环境治理基础制度等。
5.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压力不断增大,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矛盾不断加剧。尽管世界各国在生态环境生态安全战略建设上已取得不小成就,但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环境逆向演化的趋势。由环境退化和生态破坏及其所引发的环境灾害和生态灾难至今没有得到减缓,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臭氧层空洞的出现与迅速扩大,及生物多样性的锐减等关系到人类本身安全的全球性生态问题,均将成为引发生态危机的隐患。
为了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全面提升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
6.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就是要建立系统完整的、具有约束力的、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等,这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要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生态文明的源头保护制度包括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自然资源用途管制制度、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等。生态文明的损害赔偿制度包括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等。生态文明的责任追究制度包括责任人赔偿制生态环境损害责任领导干部终身追究制等。生态文明的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制度包括生态环境治理制度、生态修复制度等。
三、天津市生态宜居城市建设现状
“生态宜居城市”基本的要求是适宜民众居住,被民众所接纳,能够满足市民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需要。“生态城市”是低碳的、绿色的、可持续的,能源的清洁、低污染、充分利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其主要特征是城市如生态系统一样可以进行有机循环。而“宜居城市”则要求城市要有利于居民的持久幸福,以及家庭成员的健康成长。“生态”关注的是居民的长远幸福,“宜居”则关注更多现实利益。“生态城市”和“宜居城市”的共同纽带是民众的幸福安康,要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生态宜居城市”则是同时兼顾两者,惠及市民长期和短期的利益,是城市科学发展战略的立足点。
(一)经济总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天津市经济保持较快速度增长,在2011年全市生产总值超越万亿大关的基础上,2016年全市生产总值从2010年的9224.46亿元增加到17885.39亿元,年均增量1443.48亿元,接近1999年全年规模;全市人均生产总值从2010年的72994元增加到107960元(折合17337美元),年均增长8.2%,比全国同期年均增长速度高出0.9%。
(二)产业特征
1.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产业动力转换加速2010年以前,第二产业是天津市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工业化进程较快,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为18.2%,远远高于农业和服务业,截至2010年,天津市工业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高达47.8%,高于服务业1.8个百分点;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3%,远高于服务业的33.4%。2011年以来,由于全国工业的需求有所下降,面临产能过剩等问题,天津市经济发展也面临着重要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问题,传统的工业发展对生产力的拉动效应不再明显,服务业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因此,天津市政府加大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将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全市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面对经济新常态下技术创新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日益重要的现状,天津市以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为主要目标,加快推进先进制造业重大项目的建设,发展符合现代化大都市的第三产业,从工业为主导向工业服务业双轮驱动转型。2016年,全年全市生产总值(GDP)17885.3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0%,三次产业结构为1.2:44.8:54.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20.22亿元,增长3.0%;第二产业增加值8003.87亿元,增长8.0%;第三产业增加值9661.30亿元,增长10.0%。服务业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超过50%,达到54.5%,反超第二产业9.7个百分点,形成“三二一”产业格局。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7.5%,与工业(49.5%)共同形成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2011-2016年,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2.0%,与工业增加值之间的差距缩小到1.4个百分点。
2.产业升级速度加快
经济发展离不开产业转型升级,天津市在进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同时,注重加快二三产业的转型升级。一方面,在第二产业中着力培育航空航天、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根据2016年天津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16年优势产业产值达2.51万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89.5%。其中,装备制造业产值突破万億,达到10265.21亿元,是2010年的1.5倍;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年均分别增长34.4%、25.7%、14.7%和13.5%,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幅(12.6%)。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分别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13.8%和20.8%,建成航空、汽车、资源综合利用等8个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产业集聚效应进一步显现。传统重化工业增势放缓,六大高耗能行业产值比重不断下降,由2010年的41.1%回落到2016年的30.5%。
另一方面,第三产业以高端发展、融合发展、集聚发展、借势发展、创新发展为方向,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突出表现为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金融、商务、科技等高端服务业年均增长远高于服务业平均增幅,分别达到17.1%、21.0%和15.0%。以文化创意、新型金融、楼宇经济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如雨后春笋掘地而起,其中,天津市动漫产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属于世界领先行列、融资租赁业务规模也位居全国前列③。
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显著
自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天津市委、市政府以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为主线,以科技创新为依托,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2016年全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显著成效。首先,天津市钢铁行业提前完成370万吨粗钢产能年度压减任务,生铁、粗钢、平板玻璃等产量分别下降15.0%、11.5%和1.5%。其次,加快天津市金融体制改革,着力降低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2016年比上年降低1个百分点。再次,出台40项降成本措施,减轻企业负担,近60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百元主营业务收人成本比年初下降2.28元。最后,加大对高科技领域、农林牧渔业以及文化体育娱乐等方面的投资力度,扶持薄弱产业发展,投资分别增长1.1倍.22.4%和25.1%8。 (三)生态宜居城市建设
天津市从建设“生态宜居城市”基本要求出发,坚持运用科学发展的理念,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人手,以建设适宜民众居住,被民众所接纳,能够满足市民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需要的城市为目标,通过调整产业结构降低过剩产能,建设低碳、绿色、可持续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同时,根据天津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所提出的“建设生态宜居的现代化天津”这一目标,为实现天津市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环境更宜居,生态更美好,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逐步形成了绿色文明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也已经基本建成。
1.生态承载能力加强
2011年以来,天津市坚持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将市域内的山地、河流、水库、湖泊、湿地、盐田、郊野公园、城市公园、林类、约占全市总面积四分之一的区域纳人永久性保护范围,用法律为约束制定了生态保护约束,进一步完善了生态保护的顶层设计。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生态修复,努力增强生态承载能力,实施重点生态环境治理工程,加强大黄堡、七里海、团泊洼、北大港等湿地及沿海滩涂、人海河口的生态保护和修复,湿地面积从2010年的171.8千公顷扩大至2014年的295.6千公顷,湿地占市域国土面积比重为23.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8.4个百分点,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仅低于上海(73.3%)和江苏(27.5%)。制定并落实《绿化美化行动方案》,大规模实施林业生态建设,林业投资累计完成62.19亿元,新增造林面积55.18万亩。到2015年年末,全市实有树木9155.35万株,比2010年年末增长1.3倍;林木绿化率达到23.7%,比2010年年末提高2.4个百分点;林业增加值达到4.61亿元,比2010年年末增加23倍。“十三五,”时期,天津市将造林170万亩,实现林木绿化率28.2%。
2.经济发展向低碳、高效、清洁转变
2011年以来,天津市通过转方式、调结构来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挖掘环境经济共赢“内驱力”。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耗下降6.6%,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13.9%,同时服务业增加9661.30亿元,增长10.0%,优势产业产值占工业比重达到91.4%,行业和产业结构不断向轻能耗方向发展。随着低单耗产业对高单耗产业的“替代”,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升级,五年来全市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6.3%,增速比2010年回落4.1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煤炭消费量同比减少287.56万吨,天然原油持有量同比下降6.4%,而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量同比提高2.3个百分点;能源消费由单一向多元发展,一方面,天然气消费量从2010年年末的22.93亿立方米增至63.62亿立方米,年均增长32.3%,天然气在一次能源中所占比重为12.6%,提高了7.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加大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增加风电厂和垃圾发电厂10个;光纤、太阳能电池产量大幅增加,加大新能源汽车和机器人的投入使用,投入生产的新能源汽车达4.79万辆,机器人33套;新旧动能接替转换,2016年全市能费总量同比仅增长1.4%(见表1),以较低的能源消费增长支撑了中高速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不断弱化。能耗强度大幅下降,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改善。近年来,全市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和化解过剩产能,鼓励高耗能企业节能改造,不断改进重点领域和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方式,能效水平全面提升。
3.京津冀联防联控机制深化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背景下,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始终是协同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建设生态城市的基本要求。2013年9月12日,我国首先启动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建立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目标是到2017年三地细颗粒物浓度下降25%左右。随后,2015年11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强调应该打破行政区域限制,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促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扩大区域生态空间。重点是联防联控环境污染,建立一体化的环境准入和退出机制,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实施清洁水行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生态保护与建设。同时,2015年11月,京津冀三地环保厅(局)正式签署《京津冀区域环境保护率先突破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以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为重点,以联合立法、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协同治污等10个方面为突破口,联防联控,共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自此,“京津冀环境执法联动工作机制”正式启动,联动工作机制”以务实、高效和可持續为原则,明确了联动执法四方面主要内容:一是排查与处置跨行政区区域流域重污染企业及环境污染问题、环境违法案件或突发环境污染事件;二是排查与处置位于区域饮用水源保护地、自然保护区等重要生态功能区内的排污企业;三是在国家重大活动保障、空气重污染、秸秆禁烧等特殊时期,联动排查与整治大气污染源;四是调查处理上级交办的重点案件。具体执法重点将结合京津冀三地年度环境保护重点工作及各季节环境监察阶段性重点工作任务确定。
4.环境污染治理力度增强
(1)大气环境质量显著提升
2011年以来,天津市以防治PM2.5污染为重点,深人推进“清新空气”行动,经过精准治霾、科学治污,空气质量逐年提高。根据2016年统计数据,2016全年空气质量达标天数226天;PM2.5、PM10年均浓度分别下降1.4%.11.2%。其中一级优天数比2013年增加38天,重度以上污染天数较2013年减少23天。天津市大气中主要污染物SO2、NO2、PM10、PM2.5、CO年均浓度较2013年分别下降64.4%.11.1%.31.3%、28.1%、27.0%,O3上升4.0%。环保部通报的《全国74个重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状况》表明,天津顺利退出全国大气污染最严重城市前十位。重点实施“控煤”治理工程,公众“心肺之患”明显缓解。燃煤是影响空气质量和形成PM2.5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最大力度、最快速度压减燃煤”是促进京津冀空气质量改善的攻坚重点。因此,2012年,天津继北后在全国第二个提出煤炭消费总量控制。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煤炭消费量同比减少287.56万吨,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量的11.8%,同比提高2.3个百分点。三年时间完成《清新空气行动方案》中“2017年比2012年煤炭消费减少1000万吨”任务目标的69.5%。同时,天津市加大对落后产能的淘汰力度,2014年全市已经提前完成“十二五”时期的落后产能淘汰任务。全市累计完成淘汰炼铁产能50万吨、炼钢产能40万吨、焦炭产能86万吨、水泥产能250万吨、印染产能2000万米、烧秸产能140万吨,2016年年末,全市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与2010年年末相比,分别净削减21.9%和27.5%。 (2)水环境质量更加优化
2011年以来,天津成为继北京后全国首批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试点地区,确定并严格执行水资源开发利用、用水效率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的“三条红线”,持续加强水资源保护力度,引滦工程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连续14年保持100%,南水北调中线正式通水以来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II类水质标准。完善水污染防治机制,水清岸绿前景可期。近年来,深人推进水污染源监管,自2013年实施“清水河道”行动以来,累计关闭或治理废水直排企业1112项、停产整治296家、工业渗坑治理92家。至2016年年底,全市共有污水处理厂49座,比2010年末新增19座;污水处理能力达283.3万吨/日,累计提高38.3%;污水处理率达到91.6%,提高6.3个百分点;废水中化学需氧量和氨氮的排放量与2010年年末相比,分别净削减12.3%和14.4%,超额完成节能减排约束性目标。坚持全民参与,节水型城市建设稳居国内领先地位。2011年以来,不断巩固完善节水管理体系、节水法规体系、水费价格调控体系、计划用水管理体系、节水型创建体系及节水社会宣传体系“六大体系”建设,节水管理水平实现稳步提高。全市万元GDP用水量从2010年的25立方米降至2016年的16.19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从2010年的10.8立方米降至2015年的7.65立方米;2014年,全市人均日生活用水量为124.3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8.4%,重复利用率91.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5个百分点,主要节水指标在全国领先。
(3)土壤污染防治,力度加大
天津市土壤污染来源主要为污水灌溉污染、农药污染、化肥污染、畜禽粪便污染以及农用薄膜污染,针对以上土壤污染问题,天津市政府从开展土壤污染调查人手,通过建设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提升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水平,详细调查土壤环境质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农用地进行分类管理,实施建设用地准人管理。同时,天津市政府通过对未利用地环境进行管理,严格控制新增土壤污染,强化空间布局管控。最后,将污染源监控作为土壤污染治理工作的重点,对工业污染进行严格管控,进一步降低农业和生活污染,对污染源进行有序合理的治理与修复。天津市政府建立了全市土壤环境治理目标,一方面,通过分区管控,争取到2020年中心城区域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100%;滨海新区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5%以上;环城四区重点加强新增建设用地和污灌区土壤环境风险管控;其他五区重点加强耕地及重要生态功能区保护。另一方面,通过对土壤污染全面治理,到2030年,全市土壤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全面管控。
(4)噪声、辐射污染治理方式多元化
首先,在处理噪声污染方面,天津市环保局从目前声环境现状出发,贯彻落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进一步做好天津市声环境保护_L作,以城市规划为指导,按区域规划用地的主导功能、用地现状对天津市声环境进行区划,加强对声环境的控制和治理。天津市声环境功能区划总面积1935.43km2,其中1类声环境功能区面积658.95km?,占区划总面积的34%;2类声环境功能区面积589.83km2,占区划总面积的30.5%;3类声环境功能区面积630.64km?,占区划总面积的32.6%;机场区划面积54.2km2,占区划总面积的2.8%;交通枢纽区划面积1.81km2,占区划总面积的0.1%。2016年《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加强各类噪声污染防治,新创建安静小区16个,同时对已创建安静居住小区开展复测复检工作,全市已建安静小区348个。其次,在处理辐射污染方面,增加保护辐射环境安全的有效措施,加大执法力度,2016年共完成核技术应用项目文件审批备案618件,790余次全体人员集体出动执法,依法检查和技术应用单位279家,注销许可证7家,责令停产整治6家,现场检查、检测通信基站200余个,处理群众信访270余件。同时對辐射安全进行统一监测,2016年共核发《辐射安全许可证》104件。
5.生活环境更加绿色宜居
2011年-2016年五年间,天津市以环保项目建设为重点,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推力,加强对污染地区的统一建设、统一治理。在居民生活环境方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10436.4亿元,年均完成投资2087.28亿元,加强环境噪声管理,建成安静居住小区333个;在城市绿化美化方面,2016年提高城市主体道路机扫水洗覆盖率达到90%,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保持在98%以上,污水处理厂出水达标率提高到94%,新增公园22个,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绿地率达到36.4%和32.1%,在美丽天津社情民意调查中,天津园林绿化满意度达94.8%;在废旧设施处理方面,2016年上半年就完成了淘汰全市29万辆黄标车的目标,提前实施国五机动车用汽柴油标准和国五机动车排放标准,提高了居民出行的便捷度,使城市更加年轻化,更加绿色;在美丽村庄建设方面,天津市委、市政府以“六化”和“六个一”为标准,先后建成美丽村庄461个、美丽社区480个,实现了文明生态村的建设目标。其中,天津市共有五个村庄被农业部认定为中国最美休闲乡村,四处景观被农业部认定为中国美丽田园。
2016年12月出台的《天津市特色小镇规划建设工作推动方案》拟定到2020年,本市将创建10个市级实力小镇、20个市级特色小镇。按照这一发展目标,天津在东丽区华明镇和西青区中北镇两个特色小镇的基础上,又发展了静海区团泊镇、武清区大王古镇、津南区八里台镇等一系列特色小镇,这些“颜值高”,制度新、活力足的特色小镇正在将天津城镇化建设推向新的高度。目前,京滨工业园区已成为大王古镇富民的重要支撑和区域城镇化的重要引擎,大王古镇也吸引了越来越多企业和人才落户,镇政府为部分企业解决难题,为企业发展创造良机。特色小镇同时也是解决城镇化、工业化与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四)生态宜居城市建设目标
当前天津市建立了保护、治理监管“三位一体”的生态宜居城市建设目标,以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以大气、土壤、水污染等防治為中心,以环境综合整治长效机制为支撑,坚持严肃治污全力改善生态环境,全面落实环保主体责任,加强环境保护,着力推进大绿工程,努力加快天津市生态宜居建设,目标是将天津打造成天蓝水清地绿的美丽城市。一是坚持绿色导向,保护大气质量。推动循环发展,加快淘汰转型低端低效产能,深化燃煤、扬尘、机动车和工业污染治理,集中整治“散乱污”企业,加快发展绿色产业,着力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减少钢铁、化工企业等重点行业污染物的排放。二是坚持系统施治,改善水体环境质量。加强水污染的治理工作,强化饮用水源保护,加强饮用水监管力度,全面推进污水排放的控制工作,推动地表水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以水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实施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三是坚持分类管理,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开展土壤污染调查,实施农用土地分类管理和建设用地准入管理,严控新增土壤污染,推进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四是坚持建管同步,全力提升城市品质。突出地上地下统筹、硬件软件并重、保护开发并举、功能美观兼顾的城市内涵,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抓好全国文明城区、国家级卫生区、国家园林城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国家级5A景区“五区”创建巩固工作,对美丽社区和美丽村庄建设工作进行大力扶持和鼓励,形成生态宜居的美丽新城。实现生态宜居城市建设目标要持续深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正确处理好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舍得”关系,使城市发展的主色调从黄色变为绿色,让绿色经济、绿色文化绿色社会等绿色发展理念深人人心,让天津市的山更青、水更绿、天更蓝、空气更清新⑧。
四、天津建设生态宜居城市的政策建议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建设生态宜居的现代化城市,就是要在“生态承载力”与“生态红线”的硬约束下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天津在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城市病”的困扰,例如人口膨胀、资源短缺、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近几年来,天津市以打造生态宜居环境为重点,在建设生态城市和宜居城市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进一步推进天津市的生态宜居现代化城市建设,从国内外已有经验和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来看,建设生态宜居的现代化天津,实现天津的绿色发展,首先需要政府、企业以及居民的积极共同参与,形成发展合力;其次需要根据天津市的发展现状、发展协调性和发展潜力,协调好社会、经济、产业、人口、科技、管理、资源、交通和环境等多个方面的发展问题,形成现代化发展体系。具体建议如下:
(一)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建立区域协调联动机制
积极建设美丽天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全面推进公园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附属绿地、其他绿地等园林绿化工程建设;提高全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绿地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推进中心城区主干道路、重点地区、重点次支道路沿线建筑立面整修全覆盖;提高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创建全国最整洁城市;推进城市管理规范化、标准化、动态化、常态化、信息化进程,进一步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
积极融入京津冀城市群建设,优化城市发展质量。充分发挥“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优势,进一步强化京津联动,加快实现同城化发展。加快轨道交通建设与港口群建设,尽快打造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网络化。加强三省市产业发展规划衔接,加快津冀承接平台建设。实现联防联控环境污染,贯彻执行京津冀一体化的环境准人和退出机制。
继续推进特色小镇建设。通过特色小镇吸引企业和人才落户,建议镇政府增加企业发展配套措施,为企业发展创造良机;利用特色小镇同时解决城镇化、工业化与农村现代化联动绿色发展的重大问题。
加强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对农业生产全过程进行清洁化控制,减轻农业面源污染,推进天津市农村地区的煤改气和煤改电等清洁能源工程。开展生态示范乡镇建设,改善乡镇、村生态环境,加强农村环境连片整治专项资金的监督管理。
(二)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完善生态文明顶层设计
合理规划城市结构布局。加快构建天津市生态宜居环境,应调整交通运输结构和生态绿化结构。建议紧贴居民出行需求,提高交通系统的紧凑性;扩大地铁覆盖面积,科学合理设计地铁线路,完善地下交通网络和地面公共交通体系,实现地面交通站点与地铁站点的无缝衔接;鼓励绿色交通,推动共享单车适度发展和有效管理;有效提高城市绿化率,建议预留生态空地和生态分区,在景观规划的基础上制定可持续发展总体规划,构建城市绿色网络。
适度调整城市产业布局。2018年,天津市服务业生产总值比重已经达到58.6%,总体形成了“三二一”产业发展新格局。建议全市继续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转型发展的关键环节,加快推进先进制造业重大项目建设,着力构建与现代化大都市地位相适应的服务经济体系;加快产业动能转换,积极培育航空航天、装备制造等优势支柱产业,积极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扶植互联网金融等新兴业态、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积极培育中小微科技型企业。
积极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在新《环保法》的统领下,结合《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及《京津冀区域环境保护率先突破合作框架协议》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机制,细化环境保护方案以及实现目标,并就实施结果进彳实时动态监督和反馈。
提高生态治理能力。持续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统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完善政府、企业、公众多元主体责任分担、合作共治和监督制衡机制,不断强化法律经济、科技和行政等多种治理手段,推动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促进绿色生产技术创新
注重能源利用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强对新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和生产项目的资助,利用廢弃物和有机垃圾发展生物燃料、沼气燃料代替化石燃料,减少污染物排放;积极推广新能源技术,建立清洁能源使用示范区;借鉴、引进国外先进的节能环保措施,打造生态社区。
发展绿色经济,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形成三次产业联动发展模式。推行清洁生产,强化重点行业节能减排和节水技术改造,开展生态设计,推行能效标准和用水强度标准,提高工业集约用地水平;构建绿色农业体系,发展节约集约型农业,推广使用节能型农业机械,推行农业清洁生产,加强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鼓励延伸农业产业链,大力推广农业循环经济典型模式;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优化运输结构,发展多式联运,构建绿色服务业体系。
推进公共机构绿色消费。使用政府资金建设的公共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凡具备条件的办公区要安装雨水回收系统和中水利用设施,增加创建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严格执行政府对节能环保产品的优先采购和强制采购制度,扩大政府绿色采购范围,健全标准体系和执行机制,提高政府绿色采购的水平和规模。
(四)加强检查监督力度,健全完善法制环境
加强行政监督和行政处罚力度。对涉及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行为进行监督查验;进一步推进《天津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以及有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范”配套文件的实施,细化文件执行标准,对违规行为进行严格查处。
强化公众监督。开通居民举报热线,鼓励居民就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现象进行有偿举报;公布环境保护部门的公共邮箱、在环保部门相关网站设立群众意见专区。
加强舆论监督。完善媒体曝光机制,对互联网实施实时监控,对网络曝光的问题要积极核实、查处。充分利用实体媒体,对诚信度高、规范运作的企业、单位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个人行为通过报刊、新闻媒体、政府网站等予以表扬,对违法违规行为予以曝光。
(五)注重城市文化建设,着力提升人文社会环境
加强保护和继承传统文化。坚持保护、复原、修复传统建筑,增加博物馆数量,提高博物馆展示质量,博物馆内增加社会公共服务项目。继续扩大国学文化节、妈祖文化节、杨柳青文化旅游节、五大道旅游节等活动的影响力度。在完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基础上,打造天津市非物质文化保护基地。加大传承人保护力度,建议出台政策对传承人进行扶持。
加强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文化场馆建设,增建图书馆城市展览馆、体育馆、科技馆、游泳馆等设施;打造“特色文化街区”,促进文化娱乐街、文化用品街、饮食文化街等文化街巷建设;抓好文化标识工程,打造出天津城区特色文化景观,彰显天津的文化特色。
(六)提高公众参与度,积极倡导绿色生活方式
引导确立居民生态观念。加大对生态宜居城市的宣传力度,重点加强对各居民区的宣传,引导居民积极参与到生态宜居城市建设中来,增强居民自律性;建立重大生态问题决策听证制度,让公众真正参与到重大决策中,提高政策落实的自觉性;积极开展多种活动,在提高公众参与度的同时培育居民生态观念。
倡导居民绿色生活模式。建议推动设立专门的环保咨询机构,提供环境、生态等方面的专业咨询服务;鼓励居民绿色出行,增强公共交通网络化设计,提高交通系统的紧凑性,提高公共交通便利度;建议建立健全绿色消费长效机制,加快推广新能源汽车和绿色家电等节能环保新产品;实施绿色环保建材的生产和使用,推广建筑垃圾循环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注释:
①本部分内容参考逄锦聚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
②数据来源于《2016年天津经济形势分析》,天津市统计局。
③数据来源于《2016年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天津市统计局。
④数据来源于历年《天津市统计年鉴》,天津市生态环境局。
⑤资料来源于《京津冀三省市建立环境执法联动工作机制》,北京市环境保护局。
⑥数据来源于《2016年天津市环境状况公报》,天津市生态环境局。
⑦资料来源于《天津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天津市生态环境局。
⑧资料来源于《天津市“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天津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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