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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他不仅是中国的文化名人，也是世界的文化伟人。他在中国和全世界的文化史上都享有崇高的、不朽的地位。他为我们留下的《史记》不仅是我国历史文化中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笔珍贵的财富。《史记》在我国的文学领域和史学领域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鲁迅先生称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非常恰如其分的评价。
一、为什么要将项刘进行比较？
《史记》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无论是写人还是叙事，都大大超过了它以前的任何一部散文著作。司马迁善于在不违背历史事实的前提下，用他敏锐深邃的思想和匠心独运的手法，塑造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使之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点。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小吏酒徒，无不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其中刘邦和项羽是作者所着力刻画的两个人物形象。尽管同为历史人物、同为英雄人物，作者对他们的写法，对他们的感情，对他们的好恶，并不是千篇一律地要么全面肯定、要么全盘否定，而是各有褒贬，以一个历史学家的公正、客观、冷静的写实手法去叙述，同时又以一个作家所特有的细腻、丰富的大写意手法去渲染，使其跃然纸上，出现在读者眼前，真可谓是掩卷而人物形神俱在。
刘邦和项羽两人同为一代英雄豪杰，既有相同之处：两人都出身于贫穷之家、崛起于草莽之间，同样生活在秦朝末年的乱世之中；后来又都加入农民起义，共立楚怀王，举兵攻帝阙；在农民起义中分别被推举为首领，为推翻暴君，两人均居功至伟，并携手推翻了秦朝的暴政。但又有不同之处：项羽在少年时学万人敌，力拔山河。其性格刚勇、率直而又暴戾，而刘邦则机智、多变且又无赖；在对待战争方面，项羽只是一味靠武力，而刘邦更讲究战略战术；对秦之态度，项羽大烧阿房宫，刘邦则秋毫无犯；在成功方面，早期项羽志满意得，刘邦谨慎卑谦，后来垓下之围，项羽兵败自刎，刘邦则成就西汉大业。通过比较分析就会发现，两人从多方面既是对立的、又是互补的。
二、具体比较
第一，在《史记》中，作者提到两人在秦始皇巡游时，都曾见到过。但两人的态度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项王曰：“彼可取而代也！”既显示了项羽的远大志向，也说明他的性格中直率、狂妄而又自信的一面。而刘邦曰：“大丈夫当如此也！”出言谨慎、谦虚，但又暗含其志不在小。同时从这两句中，作者又为后文的成败垫下伏笔。项羽取而代之只是昙花一现，而刘邦当如此则是其日后成为两汉开国皇帝，为子孙开创万代基业的不朽功绩。
第二，成长过程。少年时项羽不学书剑而习万人敌，而且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可见其志不小，但也反映出他才大志疏。自从追随叔父起兵以来，他身经百战，敢打敢拼，靠武力、暴力取得了成功，赢得了声威，令众人莫敢仰视、膝行而进。这其中他残暴、冷酷的缺点也暴露无遗。而刘邦少而无赖，尽管做过亭长，但却酗酒无赖、好大喜功；尽管后来逐步登上起义军领袖的宝座，靠的却是巧取豪夺；他也曾斩蛇冲锋，都是靠谋略制胜，又表现出了他有勇有谋、机智善变的优点。
第三，性格方面。项羽直率、豪爽、简单、重义，表面强悍，实则怯懦、仁慈。在鸿门宴中，经不住刘邦的三言两语的狡辩、恭维，直言是曹无伤也！反映出他的直率、简单；从火烧阿房宫一节中，反映出他的粗暴；从杀宋义一节至垓下溃围、夺旗、斩将，反映出他的强悍、凶猛，但这只是他性格的一部分。在鸿门宴中，面对喝斗卮酒、吃生彘肩的樊烩，他按剑而跽、未有以应，反映出他的怯懦、虚弱的一面，特别是不忍杀前来道罪、手无寸铁实则为拖延时间、狼子野心的刘邦，结果放虎归山，而终至于四面楚歌、乌江自刎，完全表现了他的妇人之仁、小人之心；自刎不渡江，反映出他的倔强、堕落、至死不悔，临死赠头于追之、认之，必欲杀之以邀功取赏的故人，则反映出他忠奸不分、愚不可及。而刘邦则表面谦卑，有时软弱，但实则顽强、果断，有时甚至狼子野心、背信弃义。在鸿门宴中伪装得多么温顺，像羔羊一样。而在对待韩信、彭越、黥布等功臣时，则显出其凶残、多疑的本性。在鸿门宴中只身赴宴、立诛曹无伤又反映出其果断刚强。为逃命，数推其子女于车下。在面对项羽欲言其父以胁迫他退兵时，他说：“吾翁若尔翁。”反映出他的无赖、无情甚至寡廉鲜耻的一面，为个人之野心，而置亲人生死于不顾。
第四，用人方面。项羽是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不辨忠奸且多疑猜忌，在鸿门宴中，初认为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充分证明他自负、狂妄；亚父范增一再劝他杀了刘邦，但他不纳谏言、一意孤行；对于内奸项伯则不辨忠奸；分封诸王后，又猜忌诸王有谋反之心而任意废立，最终导致失去民心。而刘邦在危急关头则从谏纳贤，善于礼贤下士、知人善任，张良、萧何、韩信之辈皆为之所用。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从中可见一斑。凭着这班人的文韬武略，最后终于成就帝王大业。但狐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登上帝位后，废除异姓王，分封同姓王，也反映出他狭隘、多猜忌的一面。前后截然不同，判若两人，形成鲜明的对照。
三、比较的意义
通过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尽管作者对他们两人的描写有明显的不同，但作者并不是简单地、以传统的中国人的好人和坏人的画脸谱式的手法来描写这两个历史人物。我们从楚汉战争的风起云落的历史事件中，可以看出作者笔下的两个人物形象，既是你中有我，又是我中有你。例如，在推翻暴秦的历史过程中，两人都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项羽性格中有多疑、猜忌的一面，刘邦后期也有；刘邦有坚强的一面，面对失败，不屈不挠，实则项羽也有，为实现自己的目标，九死而不悔；暴戾的项羽也有善良、多情的一面，别虞姬，赠宝马。同时，两人身上各有自己的闪光之处，项羽的豪爽，直率，重情义，轻生死，力拔山河的盖世英雄气概，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缺点也很明显，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有勇无谋、涂炭生灵、残暴冷酷且又有妇人之仁，最终导致自我毁灭，功亏一篑。而刘邦为人机智多变，忍辱负重、礼贤下士、采纳雅言、高瞻远瞩，最终成就伟业，但他的无赖、负心的小人行为，更为我们所不耻。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不能苛求作者把他们塑造成违背历史真实的完美英雄人物。相反地，我们更应该感谢作者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给我们的文学画廊增添了这么两个鲜活而又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假如作者把其中的一个描写成伟人，另一个为小人，或者两个均为完美的伟人，或者都是一无是处的反面人物，那么不仅会违背历史真实，而且使人物形象趋于公式化、简单化，千篇一律，枯燥乏味，缺乏生动性、形象性。也正因为每一个形象都是一个矛盾体，既有其可爱可敬的地方，又有可憎可恨的地方，只有这样的形象，才是真实、完美的，符合生活逻辑的。反复体味，细加揣摩，我们才能体会到作者的匠心独运，也不能不为作者高超的手法所叹服！真不愧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四、比较后的思索
尽管在《史记》中作者以史学家的客观、公正的笔触给我们塑造了这两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对于两人的优缺点，作者是爱憎分明的，在符合历史真实的前提下，作者对两人都是有褒有贬，各有短长。然而我们在仔细阅读、掩卷沉思之余，就可以发现作者对两人的态度还是有点不同。对于项羽是盛赞其力拔山河的英雄气概，批评其粗暴、简单的同时，更多地对其功败垂成的结局哀其不幸、深表同情，这一点从字里行间都可看出；对刘邦在承认其建功立业的同时，更多地对他的卑鄙无赖、小人行为给予了有力的抨击。尽管作者的笔法是写实的，但其情感因素的天平还是有所倾斜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一是作者少年时仗剑游历全国各地，心仪历史英雄人物，故而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重情重义，重坦荡、磊落，而且跳出了以成败论英雄的怪圈，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辩证地去描写，去评价。二是作者生活在刘汉时代，看到了当时表面繁荣，实则黑暗、腐朽的西汉王朝，特别是对汉武帝的穷兵黩武、任用酷吏、严刑峻法深恶痛绝而且深受其害。三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绝对的客观、公正是没有的，作者也不例外。作者在朝廷上只想为李陵说几句公正话，却遭到了宫刑。在《报任少卿书》中，作者字字血、声声泪，生不如死的独白，道出了作者心中的悲愤和对统治者的倾诉。作者为什么没有慷慨就死呢？就是因为《史记》没有完成，是谁造成作者的这种苦难呢？是汉武帝，是刘汉王朝。对此，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不能不有所表现，也正因为如此，作者在苟活着完成这部不朽之作后便去向不明，不知所终，这难道就不是对刘汉王朝的一种控诉吗？
一、为什么要将项刘进行比较？
《史记》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无论是写人还是叙事，都大大超过了它以前的任何一部散文著作。司马迁善于在不违背历史事实的前提下，用他敏锐深邃的思想和匠心独运的手法，塑造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使之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点。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小吏酒徒，无不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其中刘邦和项羽是作者所着力刻画的两个人物形象。尽管同为历史人物、同为英雄人物，作者对他们的写法，对他们的感情，对他们的好恶，并不是千篇一律地要么全面肯定、要么全盘否定，而是各有褒贬，以一个历史学家的公正、客观、冷静的写实手法去叙述，同时又以一个作家所特有的细腻、丰富的大写意手法去渲染，使其跃然纸上，出现在读者眼前，真可谓是掩卷而人物形神俱在。
刘邦和项羽两人同为一代英雄豪杰，既有相同之处：两人都出身于贫穷之家、崛起于草莽之间，同样生活在秦朝末年的乱世之中；后来又都加入农民起义，共立楚怀王，举兵攻帝阙；在农民起义中分别被推举为首领，为推翻暴君，两人均居功至伟，并携手推翻了秦朝的暴政。但又有不同之处：项羽在少年时学万人敌，力拔山河。其性格刚勇、率直而又暴戾，而刘邦则机智、多变且又无赖；在对待战争方面，项羽只是一味靠武力，而刘邦更讲究战略战术；对秦之态度，项羽大烧阿房宫，刘邦则秋毫无犯；在成功方面，早期项羽志满意得，刘邦谨慎卑谦，后来垓下之围，项羽兵败自刎，刘邦则成就西汉大业。通过比较分析就会发现，两人从多方面既是对立的、又是互补的。
二、具体比较
第一，在《史记》中，作者提到两人在秦始皇巡游时，都曾见到过。但两人的态度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项王曰：“彼可取而代也！”既显示了项羽的远大志向，也说明他的性格中直率、狂妄而又自信的一面。而刘邦曰：“大丈夫当如此也！”出言谨慎、谦虚，但又暗含其志不在小。同时从这两句中，作者又为后文的成败垫下伏笔。项羽取而代之只是昙花一现，而刘邦当如此则是其日后成为两汉开国皇帝，为子孙开创万代基业的不朽功绩。
第二，成长过程。少年时项羽不学书剑而习万人敌，而且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可见其志不小，但也反映出他才大志疏。自从追随叔父起兵以来，他身经百战，敢打敢拼，靠武力、暴力取得了成功，赢得了声威，令众人莫敢仰视、膝行而进。这其中他残暴、冷酷的缺点也暴露无遗。而刘邦少而无赖，尽管做过亭长，但却酗酒无赖、好大喜功；尽管后来逐步登上起义军领袖的宝座，靠的却是巧取豪夺；他也曾斩蛇冲锋，都是靠谋略制胜，又表现出了他有勇有谋、机智善变的优点。
第三，性格方面。项羽直率、豪爽、简单、重义，表面强悍，实则怯懦、仁慈。在鸿门宴中，经不住刘邦的三言两语的狡辩、恭维，直言是曹无伤也！反映出他的直率、简单；从火烧阿房宫一节中，反映出他的粗暴；从杀宋义一节至垓下溃围、夺旗、斩将，反映出他的强悍、凶猛，但这只是他性格的一部分。在鸿门宴中，面对喝斗卮酒、吃生彘肩的樊烩，他按剑而跽、未有以应，反映出他的怯懦、虚弱的一面，特别是不忍杀前来道罪、手无寸铁实则为拖延时间、狼子野心的刘邦，结果放虎归山，而终至于四面楚歌、乌江自刎，完全表现了他的妇人之仁、小人之心；自刎不渡江，反映出他的倔强、堕落、至死不悔，临死赠头于追之、认之，必欲杀之以邀功取赏的故人，则反映出他忠奸不分、愚不可及。而刘邦则表面谦卑，有时软弱，但实则顽强、果断，有时甚至狼子野心、背信弃义。在鸿门宴中伪装得多么温顺，像羔羊一样。而在对待韩信、彭越、黥布等功臣时，则显出其凶残、多疑的本性。在鸿门宴中只身赴宴、立诛曹无伤又反映出其果断刚强。为逃命，数推其子女于车下。在面对项羽欲言其父以胁迫他退兵时，他说：“吾翁若尔翁。”反映出他的无赖、无情甚至寡廉鲜耻的一面，为个人之野心，而置亲人生死于不顾。
第四，用人方面。项羽是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不辨忠奸且多疑猜忌，在鸿门宴中，初认为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充分证明他自负、狂妄；亚父范增一再劝他杀了刘邦，但他不纳谏言、一意孤行；对于内奸项伯则不辨忠奸；分封诸王后，又猜忌诸王有谋反之心而任意废立，最终导致失去民心。而刘邦在危急关头则从谏纳贤，善于礼贤下士、知人善任，张良、萧何、韩信之辈皆为之所用。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从中可见一斑。凭着这班人的文韬武略，最后终于成就帝王大业。但狐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登上帝位后，废除异姓王，分封同姓王，也反映出他狭隘、多猜忌的一面。前后截然不同，判若两人，形成鲜明的对照。
三、比较的意义
通过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尽管作者对他们两人的描写有明显的不同，但作者并不是简单地、以传统的中国人的好人和坏人的画脸谱式的手法来描写这两个历史人物。我们从楚汉战争的风起云落的历史事件中，可以看出作者笔下的两个人物形象，既是你中有我，又是我中有你。例如，在推翻暴秦的历史过程中，两人都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项羽性格中有多疑、猜忌的一面，刘邦后期也有；刘邦有坚强的一面，面对失败，不屈不挠，实则项羽也有，为实现自己的目标，九死而不悔；暴戾的项羽也有善良、多情的一面，别虞姬，赠宝马。同时，两人身上各有自己的闪光之处，项羽的豪爽，直率，重情义，轻生死，力拔山河的盖世英雄气概，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缺点也很明显，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有勇无谋、涂炭生灵、残暴冷酷且又有妇人之仁，最终导致自我毁灭，功亏一篑。而刘邦为人机智多变，忍辱负重、礼贤下士、采纳雅言、高瞻远瞩，最终成就伟业，但他的无赖、负心的小人行为，更为我们所不耻。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不能苛求作者把他们塑造成违背历史真实的完美英雄人物。相反地，我们更应该感谢作者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给我们的文学画廊增添了这么两个鲜活而又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假如作者把其中的一个描写成伟人，另一个为小人，或者两个均为完美的伟人，或者都是一无是处的反面人物，那么不仅会违背历史真实，而且使人物形象趋于公式化、简单化，千篇一律，枯燥乏味，缺乏生动性、形象性。也正因为每一个形象都是一个矛盾体，既有其可爱可敬的地方，又有可憎可恨的地方，只有这样的形象，才是真实、完美的，符合生活逻辑的。反复体味，细加揣摩，我们才能体会到作者的匠心独运，也不能不为作者高超的手法所叹服！真不愧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四、比较后的思索
尽管在《史记》中作者以史学家的客观、公正的笔触给我们塑造了这两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对于两人的优缺点，作者是爱憎分明的，在符合历史真实的前提下，作者对两人都是有褒有贬，各有短长。然而我们在仔细阅读、掩卷沉思之余，就可以发现作者对两人的态度还是有点不同。对于项羽是盛赞其力拔山河的英雄气概，批评其粗暴、简单的同时，更多地对其功败垂成的结局哀其不幸、深表同情，这一点从字里行间都可看出；对刘邦在承认其建功立业的同时，更多地对他的卑鄙无赖、小人行为给予了有力的抨击。尽管作者的笔法是写实的，但其情感因素的天平还是有所倾斜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一是作者少年时仗剑游历全国各地，心仪历史英雄人物，故而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重情重义，重坦荡、磊落，而且跳出了以成败论英雄的怪圈，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辩证地去描写，去评价。二是作者生活在刘汉时代，看到了当时表面繁荣，实则黑暗、腐朽的西汉王朝，特别是对汉武帝的穷兵黩武、任用酷吏、严刑峻法深恶痛绝而且深受其害。三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绝对的客观、公正是没有的，作者也不例外。作者在朝廷上只想为李陵说几句公正话，却遭到了宫刑。在《报任少卿书》中，作者字字血、声声泪，生不如死的独白，道出了作者心中的悲愤和对统治者的倾诉。作者为什么没有慷慨就死呢？就是因为《史记》没有完成，是谁造成作者的这种苦难呢？是汉武帝，是刘汉王朝。对此，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不能不有所表现，也正因为如此，作者在苟活着完成这部不朽之作后便去向不明，不知所终，这难道就不是对刘汉王朝的一种控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