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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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惩治恶意侵犯商标权的行为,保护商标权人的智力成果以及全面提高对商标权保护的重视度,我国《商标法》2019年第四次修正提高了惩罚性赔偿数额上限以及惩罚性赔偿倍数.实证分析显示,法定赔偿泛化与惩罚性赔偿适用比例偏低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究其原因,主要归因于商标维权诉讼主体举证困难、赔偿倍数缺乏统一的适用标准、惩罚性赔偿计算基数难以明晰、商标批量维权案件占比偏高.为使商标领域惩罚性赔偿条款能够在统筹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应严格适用证明妨害规则,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优化惩罚性赔偿基数的认定标准以及细化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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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科技大学,山东 青岛 266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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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惩治恶意侵犯商标权的行为,保护商标权人的智力成果以及全面提高对商标权保护的重视度,我国《商标法》2019年第四次修正提高了惩罚性赔偿数额上限以及惩罚性赔偿倍数.实证分析显示,法定赔偿泛化与惩罚性赔偿适用比例偏低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究其原因,主要归因于商标维权诉讼主体举证困难、赔偿倍数缺乏统一的适用标准、惩罚性赔偿计算基数难以明晰、商标批量维权案件占比偏高.为使商标领域惩罚性赔偿条款能够在统筹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应严格适用证明妨害规则,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优化惩罚性赔偿基数的认定标准以及细化惩罚性赔偿倍数的司法判定标准;减少商标批量维权,净化商标维权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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