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年才俊，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文脉都有着十分深刻的把握。十几年前，他搞了一个系列“作家访谈”，当时崛起的文坛新锐，几乎都被他访谈过，好像南京的《青春》雜志还特意为他开辟了一个专门的栏目，把他的访谈文字源源不断地发表，在当时颇有影响。我的那一期访谈，他居然写了近两万字，成为我文学生涯最重要、最珍贵的一个历史文献，经常被后来的研究者引用。
　　这些访谈对象，现在大多都是文坛的翘楚，是“红人”，刘超大可以借其名而增其势、借其光而增其华，把自己的影响弄大，但是他内敛、隐忍，好像这些人与自己无关。他只是沉潜地写自己的文章，自己成就自己，自己证明自己。
　　可以看出，他是真正的文学赤子，有纯粹的器识和器局。
　　他的散文、小说和评论，我只要能看见，都要悉心拜读，所以对他的文章情势是熟悉的。
　　北大的研读，造就了他的学人底蕴，与文人的近距离接触，扩宽了他的文学眼界，因而他不盲目地写，也不任性地写，而是有很清醒的主观介入，“别有用心”地写。
　　比如他的《寒风吹彻》。因为“南国的冬天雪迹罕至”，所以他偏就写这“罕至之雪”。他下笔于“普遍之外”，捕捉“独特”，写暖中之寒。
　　比如他的《这不过是春天》。他不写遍地春草和鲜花，而是写苍枝铁柯的老树，写垂死之下的生机，涂抹老树上的“嫩红”，让人感受到了向死而生的力量。
　　他的“别有用心”，让他的文字走进了我的内心。虽然他是南人，我是北蛮，但是他却写出了我能感受到的东西，化解了南风北俗的隔膜，让我们“通感”在一起。也就是说，他独特地写，反而让文字远阔，写出了人人都有的经典情感和经典伦理。如果他只写南人通常都能感受的东西，那么跟我等北方人有什么关系？从刘超的文字，我感觉到，有时“普遍之外”，恰恰可以“广谱”，有致远的意义。
　　他写人物的文字，也是这样的。
　　《江天浩渺地萧森，山形依旧枕寒流》，写废名。
　　《云月，红颜落尽》，写张爱玲。
　　《荒原，一弯新月下的野花》，写陈梦家。
　　《日落南安府》，写王阳明。
　　从文章的题目上，就已透露出他的用意，即他写人物，也不立足于他们的得意、辉煌、光鲜，而是关注他们的痛感、孤寂、清冷、哀伤，写出他们的生命质感。一旦进入文本的深处，直让读者感到，岁月的荒寒、时局的动荡、人情的浇薄、生存的艰难、是非的纠结，恰恰培肥了人性，恰恰成就了智慧，恰恰醒豁了心扉，反倒给予生的信念，在平庸中崛起，在平俗中卓越。
　　也就是说，他在燕园读人物、写人物，一直警惕着“书香的催眠”，寄情于“燕园之外”，还原历史现场，揭示人生起伏，呈现生命冷暖。
　　他写的是致用之书、受用之书。好像是有意向五四时期人生派文学的致敬动作。
　　总的说，刘超写奇思、幽思、冷思，甚至是僻思。写寒处暖意，幽处深意，窄处宽意，瘦处肥意，鄙处雅意，此处彼意。就像苏珊·桑塔格所说，向往“别处之思”，写有张力的文字。
　　这样的文字和这样的作家，也许不会大热，但正像钱锺书所说，因为它不闹，所以要抚读。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