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唐朝是三教合流的发展阶段，在书法上也展现出多种姿态。唐代道教被奉为国教：儒家经典被重新用于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被重新确立为国家的官方教义，佛教也得到了了一定程度发展。三教合流，即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观念相互碰撞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过程。本文试图从多个维度对唐朝的当政者对儒释道的措施变化，试图找出相应的对唐朝书法中变化的体现。
关键词：唐代书法;儒释道;阶段变化
一、道儒相渗透的实用书法
唐朝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皇朝，文化上是南北文化交融的时代。唐太宗以儒家思想治世为核心，实际上道家思想为辅助。初唐的书法风格以南朝绮丽为主，王氏书风影响颇大。唐太宗李世民认李耳为皇宗，并且唐高宗李治追封李耳为“太上玄元皇帝”[12]，用老子的李姓来为自己的统治正名并赢得支持。
（一）初唐书法理论中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中的“玄妙”和儒家思想的“和”“兼善”还是对书法理论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书法理论中有许多道家思想用辞和儒家思想用辞同时出现的现象，二者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像太宗的《笔意》中提倡书法的最高境界是“思与神会，同乎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的道家玄妙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并且提出书法妙就妙在“神气冲和”这种平正典雅的中庸之美。而从《王羲之论传》中可看出来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认为王羲之的书法“点曳之工， 裁成之妙， 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 势如斜而反直” ，而其他书法家“钟虽擅美一时， 亦为迥绝， 论其尽善， 或有所疑”“献之虽有父风， 殊非新巧”“子云近世擅名江表， 然仅得成书， 无丈夫气 ”认为张芝，师宜官年代久远不能看到，钟繇书法尽美但未尽善，并且认为王献之有父亲的风貌但是远远达不到其父亲的高度，这也符合当时儒家君臣、父子等级的观念，有其特定的政治作用。南朝的书法家萧子云更是被批评为无筋无骨，认为他“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唐太宗认为只有王羲之的笔法达到了“尽善尽美”，其他的“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像虞世南《笔髓论》提出书法要有“冲和”之美，扼住了六朝以来的绮丽的书法审美追求，而“尽善尽美”和“冲和”之美都是儒家所提倡的观念。这一类书法理论把握了书法宏观层面上审美的大方向。
由现存的唐太宗的《温泉铭》刻石拓本和虞世南的行草书法拓本《贤兄帖》（图1）比较也可以看出二者书法一脉相承。
（二）儒家思想地位的提升。
唐初对于书法唐太宗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1、广开科举，设立常科，每年一次。并且将儒家经典重新整理成为考试科目。扩大了儒家思想的影响程度。唐代的科举制为书法世俗化奠定了政治基础。这一举措在客观上促进了书法的发展，《新唐书·选举志下》：“凡择人之法有四……三曰书，楷法遒美。”楷书写的遒美被以条例的形式明确提出为录取的条件之一，书法的品评和实用性产生了直接的关系，。在《新唐书·选举志》虞世南《笔髓论》第一句就指出“文字经艺之本，王政之始也”。书法的学习与仕途挂钩，这就客观上推动了世俗阶级对于“真书”学习的需求以及规范书法的迅速普及。这一时期大量的关于书写技法的书论问世。
2、设置书法专门机构。设立弘文馆，积极传播书法。王溥在《唐会要》中记载“贞观元年敕，见在京官文物职事，五品以上子，有性爱学书，即有书性者，听于馆内学书。”重视书法的质量。
3、广收天下法帖并刊刻提供书法范本。《唐朝叙书录》曾记载“贞观六年正月八日，命整理御府古今工书钟王等真迹，得一千五百一十卷”，使经典法帖得到妥善安置，并令褚遂良辨别真伪加以题跋鉴定，并且命怀仁整理王羲之书法为《怀仁集王圣教序》，并于唐高宗咸亨三年刊刻成碑，供世人模仿学习并让王氏书法广为流传。
上文提到唐太宗更重视儒教和道教，但在晚年却和玄奘交谈中透漏出“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似乎是对佛教持肯定态度。汤用彤先生也提到“太宗晚年，因遭遇奘师，或较前信佛”。648年唐太宗命玄奘重新翻译《金刚般若经》并且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度化僧人，对于佛教的扶持举措多见于晚年。
二、佛教的经生书法与官方书法
在当时主流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女性想称帝并不容易，儒家思想强调女性依附于男性，“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更有儒家经典明确提出“妇人无与外政，虽王后尤以蚕织为事。”，女人不得干政。所以为了让自己的统治名正言顺，只能从外法当中寻求合理性。武则天从佛教中找到了合理性。一个叫怀义的僧人在昙无谶翻译的《大方等大云经》中找到“舍是天形，即以女身，当国王土”。提出女人也可以当国王，武则天为了维护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也会大力扶持佛教。
武则天本人存世作品不多《荐福寺碑》碑额、为崇福寺题额，《升仙太子碑》是最贴近武则天原貌的书法碑刻作品。但是她本人最重要的贡献是对《华严经》的补充，武则天认为当时的《华严经》并不完整，于是派人去于阑求取得全本梵文《华严经》，并组织力量进行翻译，耗时四年，完成了《华严经》的翻译，直接推动了华严宗的完善。并亲自为《华严经》制序，并赐诸寺庙。
在當时手抄经文还是传播佛法的重要手段，所以这一举措推动了这一时期的经生书法的发展。从敦煌出土的唐朝写经卷子可以看出唐代的经生分为官方的和私人的，官方的比如《唐六典·卷八》记载“弘文馆置楷书手二十五人”斯2965《妙法莲华经卷第七》题尾云“上元三年三月廿一日弘文馆楷书王智莞写”。唐朝书法的兴盛从现存与佛教有关的碑刻中也可看出一二。褚遂良的《圣教序》《伊阕佛龛碑》，薛稷《信行禅师碑》，李邕《麓山寺碑》徐浩《不空和尚碑》，颜真卿《多宝塔碑》柳公权的《消灾经》等等。民间的如敦煌残卷中的一些作品，唐代女书法家吴彩鸾在宋人写的《墨庄漫路》中有记载：“今蜀中导江迎祥院藏经中佛本行经六十卷，乃彩鸾所书”。不论是官方的或者民间的经生书作品虽然有严格的格式要求但都没有专门关于写经体的书法理论传世。这一时期的书法教育也是以王羲之书法为范本，在近代发现的敦煌藏经洞中敦煌卷子伯2544号有兰亭序全文，虽有些简陋但是也在尽力向王羲之书法靠拢。并且斯1619号《佛经疏释》文后附“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也是出自《兰亭序》中。佛教的发展丰富了书法写作的内容，但经生体在书法的用笔，结字等方面上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这一时期的书法更偏重于形式美中规整的一面是工整之美。 三、儒道影响下的雄浑与狂放
武则天晚年，唐玄宗李隆基重新掌握了国家的实际权力，开始重新重视儒家思想。并且儒家思想在逐步的发展中开始摆脱六朝时期妍美的风格显示出雄浑的风貌。
（一）儒家思想下的雄浑书风
到了中唐复古领袖人物韩愈排佛兴儒，力图恢复儒家的道德情怀。张怀瓘的《书论》中也受到复古思潮的影响提倡“风骨”这一审美观念认为“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明确提出认为骨气的地位在妍美之上。孙过庭的《书谱》中也提出“假令众妙攸归，务存骨气。”显示出这一时期偏雄伟的审美倾向和精神面貌。这一时期书法的代表有力追汉朝的唐玄宗端庄的隶书，李阳冰为代表的“玉箸篆”，楷书则有“颜筋柳骨”。
在历史中看，一个朝代如果推崇一个人往往需要扎实的理由，而不仅仅是由于书法写得好。颜真卿，字清臣，中唐著名书法家，儒学传家，一个彪悍的人。颜氏家族，儒学世家，一个彪悍的家族。从《东方朔画赞》个人雄浑风格初见端倪开始，到后期的《颜氏家庙碑》《颜勤礼碑》的成熟风格无不在显示出一个端正的儒生形象。欧阳修在《集古录》中认为“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元郝经《陵川集》中说颜真卿书法：“书家规矩，准绳之大将，森森如剑戟，有不可犯之色。”安史之乱中侄子颜季明被叛军杀死，颜杲卿至死不降。颜真卿在悲痛中写下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颜真卿后被派遣晓谕叛将李希烈，不接受叛将招安，终被缢杀，颜真卿以其人格的尽美和书法的尽善完成了人格和书法的完美统一。
（二）思想自由酝酿出的狂放书风
在唐玄宗统治后期又偏向道家思想，书法风貌也顯示出崇尚自然的倾向。
张旭与怀素的草书为盛唐书法的代表作。一方面法度严谨，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了对浪漫的自然追求的倾向。在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赞叹张旭草书：“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这说明草书的内在驱动是以情发物，情景交融。“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13]将各种情绪调动起来，以外部世界的自然为师法对象，强调了作为人的情和师法对象的广阔对于书法创作的影响。唐代的草书具有形式美感，不仅注重黑也注重留白，笔画线条之间形成连绵不绝之势。更丰富了书法欣赏的内涵。草书由于成书速度快和其对情感调动的要求常常还具有表演性质，张旭有“脱帽露顶王公前”李白有“天子呼来不上船”都显示出书法家对于潇洒，自由的向往。书法是有温度的，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有记载：“时有公孙大娘，亦善舞剑器。张旭见之，因为草书。”这也体现了“道法自然”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自然”作为审美观念，和道家的大道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将形式美发挥到了极致。
唐代的书法在三教合流中对于不同时期的书法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偏重，但总体来数是相互交流，各自完善的。唐朝是“尚法”的唐朝，书法不仅承载了诗歌所带来的情;道家思想所赋予的洒脱和儒家思想承载的道德和责任感也显示出了不同思想所带来的或雄浑或飘逸的姿态，使书法作为艺术在历史中闪耀着不灭的光芒。
参考文献
[1]王元军. 从敦煌唐写经卷子看唐代的写经书法[A].唐史论丛（第六辑）[C].：，1995：16.
[2]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重庆出版社，2009.
[4]李四龙. 论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类型[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5]刘晓陶. 论唐代书法美学的“自然观”[J]. 美术观察，2008（07）.
[6]何永胜. 欧阳询的书学观及其成因探析[J]. 中国书画，2010（08）.
[7]李彤.历代经典书论释读[M].东南大学出版社，2015.
[8]李志平. 唐代书法艺术的成就及其贡献[J]. 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03）.
[9]林继中. 魏晋风度与盛唐气象的转换[J]. 人文杂志，1995.
[10]丛文俊. 朱关田《唐代书法家年谱》评述[J]. 中国书法，2002（11）.
[11]周睿.《世人传统与书法美学》[M].广西美术出版社，2017.
[12]据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上篇《统治阶级氏族及其升降》考证李唐王室是鲜卑人李初古拔的后代.
[13]韩愈《送高闲上人序》.
关键词：唐代书法;儒释道;阶段变化
一、道儒相渗透的实用书法
唐朝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皇朝，文化上是南北文化交融的时代。唐太宗以儒家思想治世为核心，实际上道家思想为辅助。初唐的书法风格以南朝绮丽为主，王氏书风影响颇大。唐太宗李世民认李耳为皇宗，并且唐高宗李治追封李耳为“太上玄元皇帝”[12]，用老子的李姓来为自己的统治正名并赢得支持。
（一）初唐书法理论中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中的“玄妙”和儒家思想的“和”“兼善”还是对书法理论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书法理论中有许多道家思想用辞和儒家思想用辞同时出现的现象，二者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像太宗的《笔意》中提倡书法的最高境界是“思与神会，同乎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的道家玄妙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并且提出书法妙就妙在“神气冲和”这种平正典雅的中庸之美。而从《王羲之论传》中可看出来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认为王羲之的书法“点曳之工， 裁成之妙， 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 势如斜而反直” ，而其他书法家“钟虽擅美一时， 亦为迥绝， 论其尽善， 或有所疑”“献之虽有父风， 殊非新巧”“子云近世擅名江表， 然仅得成书， 无丈夫气 ”认为张芝，师宜官年代久远不能看到，钟繇书法尽美但未尽善，并且认为王献之有父亲的风貌但是远远达不到其父亲的高度，这也符合当时儒家君臣、父子等级的观念，有其特定的政治作用。南朝的书法家萧子云更是被批评为无筋无骨，认为他“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唐太宗认为只有王羲之的笔法达到了“尽善尽美”，其他的“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像虞世南《笔髓论》提出书法要有“冲和”之美，扼住了六朝以来的绮丽的书法审美追求，而“尽善尽美”和“冲和”之美都是儒家所提倡的观念。这一类书法理论把握了书法宏观层面上审美的大方向。
由现存的唐太宗的《温泉铭》刻石拓本和虞世南的行草书法拓本《贤兄帖》（图1）比较也可以看出二者书法一脉相承。
（二）儒家思想地位的提升。
唐初对于书法唐太宗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1、广开科举，设立常科，每年一次。并且将儒家经典重新整理成为考试科目。扩大了儒家思想的影响程度。唐代的科举制为书法世俗化奠定了政治基础。这一举措在客观上促进了书法的发展，《新唐书·选举志下》：“凡择人之法有四……三曰书，楷法遒美。”楷书写的遒美被以条例的形式明确提出为录取的条件之一，书法的品评和实用性产生了直接的关系，。在《新唐书·选举志》虞世南《笔髓论》第一句就指出“文字经艺之本，王政之始也”。书法的学习与仕途挂钩，这就客观上推动了世俗阶级对于“真书”学习的需求以及规范书法的迅速普及。这一时期大量的关于书写技法的书论问世。
2、设置书法专门机构。设立弘文馆，积极传播书法。王溥在《唐会要》中记载“贞观元年敕，见在京官文物职事，五品以上子，有性爱学书，即有书性者，听于馆内学书。”重视书法的质量。
3、广收天下法帖并刊刻提供书法范本。《唐朝叙书录》曾记载“贞观六年正月八日，命整理御府古今工书钟王等真迹，得一千五百一十卷”，使经典法帖得到妥善安置，并令褚遂良辨别真伪加以题跋鉴定，并且命怀仁整理王羲之书法为《怀仁集王圣教序》，并于唐高宗咸亨三年刊刻成碑，供世人模仿学习并让王氏书法广为流传。
上文提到唐太宗更重视儒教和道教，但在晚年却和玄奘交谈中透漏出“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似乎是对佛教持肯定态度。汤用彤先生也提到“太宗晚年，因遭遇奘师，或较前信佛”。648年唐太宗命玄奘重新翻译《金刚般若经》并且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度化僧人，对于佛教的扶持举措多见于晚年。
二、佛教的经生书法与官方书法
在当时主流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女性想称帝并不容易，儒家思想强调女性依附于男性，“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更有儒家经典明确提出“妇人无与外政，虽王后尤以蚕织为事。”，女人不得干政。所以为了让自己的统治名正言顺，只能从外法当中寻求合理性。武则天从佛教中找到了合理性。一个叫怀义的僧人在昙无谶翻译的《大方等大云经》中找到“舍是天形，即以女身，当国王土”。提出女人也可以当国王，武则天为了维护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也会大力扶持佛教。
武则天本人存世作品不多《荐福寺碑》碑额、为崇福寺题额，《升仙太子碑》是最贴近武则天原貌的书法碑刻作品。但是她本人最重要的贡献是对《华严经》的补充，武则天认为当时的《华严经》并不完整，于是派人去于阑求取得全本梵文《华严经》，并组织力量进行翻译，耗时四年，完成了《华严经》的翻译，直接推动了华严宗的完善。并亲自为《华严经》制序，并赐诸寺庙。
在當时手抄经文还是传播佛法的重要手段，所以这一举措推动了这一时期的经生书法的发展。从敦煌出土的唐朝写经卷子可以看出唐代的经生分为官方的和私人的，官方的比如《唐六典·卷八》记载“弘文馆置楷书手二十五人”斯2965《妙法莲华经卷第七》题尾云“上元三年三月廿一日弘文馆楷书王智莞写”。唐朝书法的兴盛从现存与佛教有关的碑刻中也可看出一二。褚遂良的《圣教序》《伊阕佛龛碑》，薛稷《信行禅师碑》，李邕《麓山寺碑》徐浩《不空和尚碑》，颜真卿《多宝塔碑》柳公权的《消灾经》等等。民间的如敦煌残卷中的一些作品，唐代女书法家吴彩鸾在宋人写的《墨庄漫路》中有记载：“今蜀中导江迎祥院藏经中佛本行经六十卷，乃彩鸾所书”。不论是官方的或者民间的经生书作品虽然有严格的格式要求但都没有专门关于写经体的书法理论传世。这一时期的书法教育也是以王羲之书法为范本，在近代发现的敦煌藏经洞中敦煌卷子伯2544号有兰亭序全文，虽有些简陋但是也在尽力向王羲之书法靠拢。并且斯1619号《佛经疏释》文后附“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也是出自《兰亭序》中。佛教的发展丰富了书法写作的内容，但经生体在书法的用笔，结字等方面上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这一时期的书法更偏重于形式美中规整的一面是工整之美。 三、儒道影响下的雄浑与狂放
武则天晚年，唐玄宗李隆基重新掌握了国家的实际权力，开始重新重视儒家思想。并且儒家思想在逐步的发展中开始摆脱六朝时期妍美的风格显示出雄浑的风貌。
（一）儒家思想下的雄浑书风
到了中唐复古领袖人物韩愈排佛兴儒，力图恢复儒家的道德情怀。张怀瓘的《书论》中也受到复古思潮的影响提倡“风骨”这一审美观念认为“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明确提出认为骨气的地位在妍美之上。孙过庭的《书谱》中也提出“假令众妙攸归，务存骨气。”显示出这一时期偏雄伟的审美倾向和精神面貌。这一时期书法的代表有力追汉朝的唐玄宗端庄的隶书，李阳冰为代表的“玉箸篆”，楷书则有“颜筋柳骨”。
在历史中看，一个朝代如果推崇一个人往往需要扎实的理由，而不仅仅是由于书法写得好。颜真卿，字清臣，中唐著名书法家，儒学传家，一个彪悍的人。颜氏家族，儒学世家，一个彪悍的家族。从《东方朔画赞》个人雄浑风格初见端倪开始，到后期的《颜氏家庙碑》《颜勤礼碑》的成熟风格无不在显示出一个端正的儒生形象。欧阳修在《集古录》中认为“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元郝经《陵川集》中说颜真卿书法：“书家规矩，准绳之大将，森森如剑戟，有不可犯之色。”安史之乱中侄子颜季明被叛军杀死，颜杲卿至死不降。颜真卿在悲痛中写下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颜真卿后被派遣晓谕叛将李希烈，不接受叛将招安，终被缢杀，颜真卿以其人格的尽美和书法的尽善完成了人格和书法的完美统一。
（二）思想自由酝酿出的狂放书风
在唐玄宗统治后期又偏向道家思想，书法风貌也顯示出崇尚自然的倾向。
张旭与怀素的草书为盛唐书法的代表作。一方面法度严谨，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了对浪漫的自然追求的倾向。在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赞叹张旭草书：“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这说明草书的内在驱动是以情发物，情景交融。“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13]将各种情绪调动起来，以外部世界的自然为师法对象，强调了作为人的情和师法对象的广阔对于书法创作的影响。唐代的草书具有形式美感，不仅注重黑也注重留白，笔画线条之间形成连绵不绝之势。更丰富了书法欣赏的内涵。草书由于成书速度快和其对情感调动的要求常常还具有表演性质，张旭有“脱帽露顶王公前”李白有“天子呼来不上船”都显示出书法家对于潇洒，自由的向往。书法是有温度的，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有记载：“时有公孙大娘，亦善舞剑器。张旭见之，因为草书。”这也体现了“道法自然”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自然”作为审美观念，和道家的大道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将形式美发挥到了极致。
唐代的书法在三教合流中对于不同时期的书法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偏重，但总体来数是相互交流，各自完善的。唐朝是“尚法”的唐朝，书法不仅承载了诗歌所带来的情;道家思想所赋予的洒脱和儒家思想承载的道德和责任感也显示出了不同思想所带来的或雄浑或飘逸的姿态，使书法作为艺术在历史中闪耀着不灭的光芒。
参考文献
[1]王元军. 从敦煌唐写经卷子看唐代的写经书法[A].唐史论丛（第六辑）[C].：，1995：16.
[2]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重庆出版社，2009.
[4]李四龙. 论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类型[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5]刘晓陶. 论唐代书法美学的“自然观”[J]. 美术观察，2008（07）.
[6]何永胜. 欧阳询的书学观及其成因探析[J]. 中国书画，2010（08）.
[7]李彤.历代经典书论释读[M].东南大学出版社，2015.
[8]李志平. 唐代书法艺术的成就及其贡献[J]. 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03）.
[9]林继中. 魏晋风度与盛唐气象的转换[J]. 人文杂志，1995.
[10]丛文俊. 朱关田《唐代书法家年谱》评述[J]. 中国书法，2002（11）.
[11]周睿.《世人传统与书法美学》[M].广西美术出版社，2017.
[12]据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上篇《统治阶级氏族及其升降》考证李唐王室是鲜卑人李初古拔的后代.
[13]韩愈《送高闲上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