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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观点普遍认为,“一边倒”政策的实行有其历史必然性,然而,历史的事实却告诉我们,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中美双方在激烈对抗的背后也有过接触甚至互认的机遇。
关键词:中美关系;对抗;机遇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2-036-02
中美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此前三十余年,双方敌视、对抗 ,有外交争斗,更有兵刃相见。不可否认,新中国建立伊始,中美建交的主导权在美国一方,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和仇视共产主义的政策,注定了中美的建交问题,取决于美国,而非中国。对于建交问题,双方决策层都有所考虑,中国共产党方面基于巩固新生政权,争取外援的考虑,以及美苏对于新中国截然相反的态度,在立国初始,便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即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方。“一边倒”政策在外交上的实践是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对苏联进行的国事访问,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一边倒”政策的制定,源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时代条件,对此政策的评议,说法不一,过往的观点普遍认为,“一边倒”政策是新中国建国伊始,外交上的必然选择,不行“一边倒”之策,则友邦不再成为友邦,而敌国则依然为敌国,新中国在外交上将陷于完全孤立,不利于争取外援。因此,巩固新生政权是新中国实行“一边倒”政策的内部因素,而美苏对于新中国截然相反的态度则是中国实行“一边倒”政策的外部因素。此类观点认为,“一边倒”政策的实行有其历史必然性。然而,数十载过去了,当我们反观这段历史,沿着这一脉络去寻找历史的原貌,我们会发现,事实并非完全像我们通常所了解的那样,在时空的缝隙间,历史原来还有另一面。
1949年,随着国共内战形势日趋明朗,共产党席卷中国之势已成定局,在此背景下,美国曾经考虑过承认新中国,放弃败亡的国民党政权。就此事,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易帜后,特意留下,并未随同国民党政府南下广州(苏联大使还跟到了广州),而是奉华府之命,继续逗留南京,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进行了多次有关承认中共新政权的谈判。然而由于中共领导人态度明确,一边倒投向苏联,加之期间发生过多起反美事件,因此,谈判并没有结果。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美国国务院立即召集远东问题专家进行会议,与会者包括政府要员、学者、企业界人士,马歇尔、费正清等人都出席了。会上,大多数人主张放弃国民党政权,承认新政权,只是在方式上和时间上有所不同。12月8日,在美国支持下,联合国通过决议,重申尊重中国领土完整。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除承认1949年12月8日联大有关中国问题的原则决议外,又再次重申“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并明确表示美国及其盟国承认中国对台湾行使主权之事实。杜鲁门同时宣布,美国无意采取武力干预中国目前之情势,并将避免采取可能导致介入中国内战的政策。当时,美国国内反共浪潮很高,但杜鲁门主张围堵共产势力扩张,即乔治•凯南的“围堵政策”,而不愿与中共直接开战。1950年1月12日,新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美国的基本立场”的演说,他表示,国民政府不是被军事击败,而是被人们抛弃。
至此,美国对华政策基调已定,即在等待承认中国新政权的过程中,让位于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自己来承担败亡的命运。
此时的台湾国民党政权正值四面楚歌、风雨飘摇之时,美国已经抛弃他,而毛泽东又与斯大林于1950年2 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结为军事同盟,形式呈一边倒之势。1950年4 月,大量解放军部队集结东南沿海,准备渡海作战,美国中央情报局更是估计蒋介石政权撑不过1950年上半年,但不久后,即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彻底改变了国际局势,尤其是中美关系。金日成的军事冒险,给了美国人以口实,杜鲁门随即宣布军事介入朝鲜半岛,并派遣第七舰队陈兵台湾海峡,以阻止中共部队对台湾的进攻,同时也阻止国民党军反共大陆,这就是“台海中立化”政策,但并非“台湾中立化”政策。麦克阿瑟甚至建议封锁中国海岸,轰炸中国东北,摧毁中国进行战争的工业基础,并借用国民党军参战等。然而,杜鲁门、艾奇逊等则不愿将战争扩大至中国,认为这样将有可能导致美苏之间的核战争,这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故而坚持把朝战限制在半岛之内,英国等盟国也反对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尤其反对国民党军参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将军也认为,如将朝战扩大至中国,将是美国在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为了确保政策的一致性,贯彻朝鲜战争本土化目标,杜鲁门于1951年4月免去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朝鲜战争爆发之初,美国仍然没有放弃对中国新政权的承认的准备,关键在于,美国要看中国对朝战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对于是否参加朝战,起初意见并不一致。1950年10月4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召开,会议就是否出兵朝鲜问题展开讨论。大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林彪就持反对意见,认为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废待举,与美国作战,没有必胜的把握。就连毛泽东本人也对此事思量再三,颇费心血。毛泽东后来对金日成提起这件事,说:“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对于出兵问题,中国更多地是从自身的安全角度考虑,中国并无意助朝鲜统一半岛,当然,如果出现这种结果,中国当然愿意看到,中国出兵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持半岛现状,保住朝鲜这块战略安全缓冲地带。1950年10月19日,中国志愿军部队秘密进入朝鲜,26日开始展开攻势……
朝战爆发前,美国已经着手研究承认中国新政权问题,并开始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问题。但朝战爆发后,中国直接出兵朝鲜,中美成为敌国,美国的对华政策几乎完全倒置过来。在联合国,美国抛出了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议案,并获得了通过。美国也据此全力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而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则坐收渔利,在美国的支持下,依然保有联合国席位,并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享有否决权。
朝鲜战争对台湾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国民党在大厦将倾之时,抓住了朝战这根救命稻草,奇迹般地获得重生,可以说朝战的最大受益者莫过于台湾国民党当局。蒋介石自1927年在国民党内部实施反共清党以来,就以坚定的反共立场闻名于世。朝战爆发后美国右翼及舆论界更是把蒋塑造为“反共先知”和“反共英雄”,蒋介石夫妇此时声望飙升,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地位趋于有利。
中国对于朝战的直接介入,促使美国不再考虑与新中国的建交问题,也不再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而是转而全力助蒋反共。1950年美国经济援助台湾为5500万美元,1951年超过9000万,1952、1953年均在8000万以上。1951年5月,美国军事顾问团在台湾成立,负责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1951年美国对台军援为7100万美元,1952年增至27500万美元。1953年对台湾当局而言,是幸运的一年,是年,强硬反共的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艾就任后,大批美械运抵台湾,同年十一月,以反共起家的尼克松访台,蒋介石称赞其为世界反共事业接班人。朝鲜战争爆发后,美蒋关系持续升温不断发展,最终更是促成了1954年12月2日《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签定,很明显,这一条约直接针对中共……
大国间的博弈,首先考虑到的是自身的国家利益,正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从国共与美国的关系变迁中,我们也能够清晰地理出这样一条脉络:1949年中国内战大局已定,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决定抛弃国民党,并与中共接触,而共产党人出于对美国的惯性思考,对于美方的态度变化并没有及时洞察,而是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全力倒向苏联一边。朝鲜战争爆发初期,中美之间仍有互认机会,美国拒绝国民党军参战,更反对把战事扩大至中国境内,坚持朝战限于半岛之内等立场,加之中美在朝鲜兵刃相见后,美军并无攻击中国境内任何一地区,都足以说明,美国没有直接入侵中国的打算。至于美军陈兵台海,隔绝两岸,则更多地是出于大国博弈的考虑,台湾只是美国人手中的棋子,然而中国对于朝战的军事介入,则直接断绝了中美建交的可能性,以及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道路。鉴于中国的直接参战,美国的对华政策徒然转变,不仅不再考虑承认问题,反而拉回原已打算放弃的国民党政权,结为军事同盟,共同反共,而苏联于战前给于中国的承诺,从事后看无异于空头支票,中国在保护了一个友好邻邦的同时,却又失去了更大的一片国际空间,从辩证的角度看,得不偿失。
今天,朝鲜半岛问题依然高悬空中,函待解决,然而今日之中美关系不同于以往,中俄关系也不同于往时,中朝关系的裂痕也已为世人所知,加之朝鲜核爆成功,使半岛局势更趋复杂,半岛一旦有事,各方将作反应,朝鲜半岛问题何时尘埃落定,我们唯有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夏立平:《21世纪初的中美关系——非对称性相互依存》,载《当代亚太》 ,2005年第12期。
[2]徐良:《冲突与合作》,载《江西师范大学》 ,2002年 。
[3]戴维•蓝普顿:《同床异梦:处理1989至2000之中美外交》,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
关键词:中美关系;对抗;机遇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2-036-02
中美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此前三十余年,双方敌视、对抗 ,有外交争斗,更有兵刃相见。不可否认,新中国建立伊始,中美建交的主导权在美国一方,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和仇视共产主义的政策,注定了中美的建交问题,取决于美国,而非中国。对于建交问题,双方决策层都有所考虑,中国共产党方面基于巩固新生政权,争取外援的考虑,以及美苏对于新中国截然相反的态度,在立国初始,便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即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方。“一边倒”政策在外交上的实践是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对苏联进行的国事访问,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一边倒”政策的制定,源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时代条件,对此政策的评议,说法不一,过往的观点普遍认为,“一边倒”政策是新中国建国伊始,外交上的必然选择,不行“一边倒”之策,则友邦不再成为友邦,而敌国则依然为敌国,新中国在外交上将陷于完全孤立,不利于争取外援。因此,巩固新生政权是新中国实行“一边倒”政策的内部因素,而美苏对于新中国截然相反的态度则是中国实行“一边倒”政策的外部因素。此类观点认为,“一边倒”政策的实行有其历史必然性。然而,数十载过去了,当我们反观这段历史,沿着这一脉络去寻找历史的原貌,我们会发现,事实并非完全像我们通常所了解的那样,在时空的缝隙间,历史原来还有另一面。
1949年,随着国共内战形势日趋明朗,共产党席卷中国之势已成定局,在此背景下,美国曾经考虑过承认新中国,放弃败亡的国民党政权。就此事,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易帜后,特意留下,并未随同国民党政府南下广州(苏联大使还跟到了广州),而是奉华府之命,继续逗留南京,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进行了多次有关承认中共新政权的谈判。然而由于中共领导人态度明确,一边倒投向苏联,加之期间发生过多起反美事件,因此,谈判并没有结果。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美国国务院立即召集远东问题专家进行会议,与会者包括政府要员、学者、企业界人士,马歇尔、费正清等人都出席了。会上,大多数人主张放弃国民党政权,承认新政权,只是在方式上和时间上有所不同。12月8日,在美国支持下,联合国通过决议,重申尊重中国领土完整。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除承认1949年12月8日联大有关中国问题的原则决议外,又再次重申“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并明确表示美国及其盟国承认中国对台湾行使主权之事实。杜鲁门同时宣布,美国无意采取武力干预中国目前之情势,并将避免采取可能导致介入中国内战的政策。当时,美国国内反共浪潮很高,但杜鲁门主张围堵共产势力扩张,即乔治•凯南的“围堵政策”,而不愿与中共直接开战。1950年1月12日,新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美国的基本立场”的演说,他表示,国民政府不是被军事击败,而是被人们抛弃。
至此,美国对华政策基调已定,即在等待承认中国新政权的过程中,让位于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自己来承担败亡的命运。
此时的台湾国民党政权正值四面楚歌、风雨飘摇之时,美国已经抛弃他,而毛泽东又与斯大林于1950年2 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结为军事同盟,形式呈一边倒之势。1950年4 月,大量解放军部队集结东南沿海,准备渡海作战,美国中央情报局更是估计蒋介石政权撑不过1950年上半年,但不久后,即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彻底改变了国际局势,尤其是中美关系。金日成的军事冒险,给了美国人以口实,杜鲁门随即宣布军事介入朝鲜半岛,并派遣第七舰队陈兵台湾海峡,以阻止中共部队对台湾的进攻,同时也阻止国民党军反共大陆,这就是“台海中立化”政策,但并非“台湾中立化”政策。麦克阿瑟甚至建议封锁中国海岸,轰炸中国东北,摧毁中国进行战争的工业基础,并借用国民党军参战等。然而,杜鲁门、艾奇逊等则不愿将战争扩大至中国,认为这样将有可能导致美苏之间的核战争,这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故而坚持把朝战限制在半岛之内,英国等盟国也反对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尤其反对国民党军参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将军也认为,如将朝战扩大至中国,将是美国在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为了确保政策的一致性,贯彻朝鲜战争本土化目标,杜鲁门于1951年4月免去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朝鲜战争爆发之初,美国仍然没有放弃对中国新政权的承认的准备,关键在于,美国要看中国对朝战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对于是否参加朝战,起初意见并不一致。1950年10月4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召开,会议就是否出兵朝鲜问题展开讨论。大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林彪就持反对意见,认为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废待举,与美国作战,没有必胜的把握。就连毛泽东本人也对此事思量再三,颇费心血。毛泽东后来对金日成提起这件事,说:“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对于出兵问题,中国更多地是从自身的安全角度考虑,中国并无意助朝鲜统一半岛,当然,如果出现这种结果,中国当然愿意看到,中国出兵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持半岛现状,保住朝鲜这块战略安全缓冲地带。1950年10月19日,中国志愿军部队秘密进入朝鲜,26日开始展开攻势……
朝战爆发前,美国已经着手研究承认中国新政权问题,并开始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问题。但朝战爆发后,中国直接出兵朝鲜,中美成为敌国,美国的对华政策几乎完全倒置过来。在联合国,美国抛出了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议案,并获得了通过。美国也据此全力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而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则坐收渔利,在美国的支持下,依然保有联合国席位,并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享有否决权。
朝鲜战争对台湾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国民党在大厦将倾之时,抓住了朝战这根救命稻草,奇迹般地获得重生,可以说朝战的最大受益者莫过于台湾国民党当局。蒋介石自1927年在国民党内部实施反共清党以来,就以坚定的反共立场闻名于世。朝战爆发后美国右翼及舆论界更是把蒋塑造为“反共先知”和“反共英雄”,蒋介石夫妇此时声望飙升,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地位趋于有利。
中国对于朝战的直接介入,促使美国不再考虑与新中国的建交问题,也不再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而是转而全力助蒋反共。1950年美国经济援助台湾为5500万美元,1951年超过9000万,1952、1953年均在8000万以上。1951年5月,美国军事顾问团在台湾成立,负责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1951年美国对台军援为7100万美元,1952年增至27500万美元。1953年对台湾当局而言,是幸运的一年,是年,强硬反共的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艾就任后,大批美械运抵台湾,同年十一月,以反共起家的尼克松访台,蒋介石称赞其为世界反共事业接班人。朝鲜战争爆发后,美蒋关系持续升温不断发展,最终更是促成了1954年12月2日《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签定,很明显,这一条约直接针对中共……
大国间的博弈,首先考虑到的是自身的国家利益,正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从国共与美国的关系变迁中,我们也能够清晰地理出这样一条脉络:1949年中国内战大局已定,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决定抛弃国民党,并与中共接触,而共产党人出于对美国的惯性思考,对于美方的态度变化并没有及时洞察,而是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全力倒向苏联一边。朝鲜战争爆发初期,中美之间仍有互认机会,美国拒绝国民党军参战,更反对把战事扩大至中国境内,坚持朝战限于半岛之内等立场,加之中美在朝鲜兵刃相见后,美军并无攻击中国境内任何一地区,都足以说明,美国没有直接入侵中国的打算。至于美军陈兵台海,隔绝两岸,则更多地是出于大国博弈的考虑,台湾只是美国人手中的棋子,然而中国对于朝战的军事介入,则直接断绝了中美建交的可能性,以及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道路。鉴于中国的直接参战,美国的对华政策徒然转变,不仅不再考虑承认问题,反而拉回原已打算放弃的国民党政权,结为军事同盟,共同反共,而苏联于战前给于中国的承诺,从事后看无异于空头支票,中国在保护了一个友好邻邦的同时,却又失去了更大的一片国际空间,从辩证的角度看,得不偿失。
今天,朝鲜半岛问题依然高悬空中,函待解决,然而今日之中美关系不同于以往,中俄关系也不同于往时,中朝关系的裂痕也已为世人所知,加之朝鲜核爆成功,使半岛局势更趋复杂,半岛一旦有事,各方将作反应,朝鲜半岛问题何时尘埃落定,我们唯有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夏立平:《21世纪初的中美关系——非对称性相互依存》,载《当代亚太》 ,2005年第12期。
[2]徐良:《冲突与合作》,载《江西师范大学》 ,2002年 。
[3]戴维•蓝普顿:《同床异梦:处理1989至2000之中美外交》,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