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寻找自我位置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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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印象里的博士是什么样?
  我身边有几位博士朋友,喜欢在朋友圈分享最近感兴趣的讲座,也喜欢在豆瓣上写下对学术工作意义的思索,对孤独感的排解,或无力感。毕业了的人偶尔怀念读书时的生活,在读的人时常感慨“读不下去了”。
  我大概知道,博士生的日常与焦虑、繁重的工作为伍,但直到采访了七八位在读博士生后才发现,对他们而言,一周7天,6天都是工作日是惯例。有人早上7点半去实验室,一待就是15个小时。有人晚上10点才从办公室离开,转头发现,“你的教授加班比你更加勤快”。
  可以说,选择学术工作就是选择了一种不轻松的生活方式。人们读博的原因各种各样。比如,有的人说,“我觉得在高校里工作对自己是一种滋养”,“学术是我唯一的热情”;还有些人,正如豆瓣上的一个话题讨论条目——“我们仍未知道那年所做的学术研究的意义。”
  实不相瞒,读研时,我也曾对学术工作抱有幻想:万一我就是那个“天选之子”呢?工作近一年后,我才明白,容易陷入意义危机、坐不住冷板凳的自己的确不适合做研究。但还有一些人,博士读了两三年后,依然无法确定自己是否适合学术工作。离开?细数自己为这个学位付出的时间与努力,他们掐灭了这个念头。
  不过这些不是我今天想说的,我想说的,是一个寻找自我位置的故事。我的受访对象之一,赵四——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在读博士,最近终于觉得自己有点读博的状态了。这是她读博的第三年。
  从附中到本科、研究生、博士,赵四年轻生命里的多数时间都在音乐学院度过。5岁学钢琴时,她就被父母期许着能去国内最好的音乐学府读书。14岁时,专业老师告诉她,你如果以这个水平考音乐学院肯定是考不上的,她换了专业,改学音乐学(一个纯理论类的专业),不用再弹钢琴,如释重负。
  表面看来,赵四的求学之路顺风顺水。可赵四隐约觉得哪里不对劲。“在音乐学院待太久了,我对外面的世界是一无所知的,我甚至连别的专业还有什么都不太清楚。你接触的都是这个圈子的人,你的世界其实就这么大。”身边同学毕业后的去处多是大剧院、出版社等体面的单位。考虑赚钱被认为是有点儿羞耻的,“大家好像都不太注重钱,工作要体面,要有户口。”
  一直以来,赵四给人的印象柔柔弱弱,长得温柔,成绩也好。可能与失恋有关,可能与自我意识的觉醒有关,大四大五时,她厌倦了做一个乖孩子、好学生,试着逃课、泡吧,觉得自我意识的觉醒来得有些迟。那的确是一种下坠的快乐——漂浮的、充满幻觉的快乐。“你知道这是不对,但你非常舒適。”
  至此,她与学校的关系变得像一场猫鼠游戏。她愈想逃,愈发现逃不脱。本科毕业时,出国读书的计划落空,她顺利保研本校。再往后,在母亲的强烈要求下,她又在完全没有复习的前提下顺利考上本校的博士。
  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她朋友身上,她一定跳出来大声喊着:“和家庭独立的第一步就是精神弑父(母)啊,你太弱了!”她对我坦白,啊,我明白我是有非常软弱和没有主见的那一面。
  25岁、26岁那两年,赵四迫切想要和社会建立联系,于是在就读研究生期间,她积极地出去找工作。导师不解,她明明拥有不上班的机会,却要每天赶早高峰挤地铁。“别人想逃离这种生活,但是你为什么偏偏要加入?”
  赵四回答,我就想试试。
  那种不适感怎么形容呢?有一天,她在一个新媒体专栏上发表了《女老实人约炮指北》,详细讲述自己的约炮经历和找不到男朋友的事实。她将这篇文章分享在朋友圈,没有设置分组。后来有几个同学问她,“你怎么能把这个文章发在朋友圈里呢?”语气里满是责怪与难为情。
  是一种“好像没有哪里不对,但你就是觉得自己做错了”的感觉。这种感觉被赵四视作一种精英氛围,而她,厌倦了追求卓越的目标。
  很长一段时间,撕裂的感觉都存在于她的生活里。与学校,她始终若即若离。在一家亚文化内容公司兼职几年后,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认同,并承认,“我其实就是一个很亚的人,不主流的,甚至有些返古。我对那种主流的成功也非常没有感觉。”
  尽管如此,她最近还是回归了校园,认真思考她10万字的毕业论文要如何写。完成它是毕业前的头等大事。那之后,她想换个城市生活,做一阵子自由职业者。“北京我待够了。”
  如果妈妈施压,她可能还是会去找教职。但她同时明白,“我不能就困在这个系统里,不能为了体制里的奖惩体系去做事。我还是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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