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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将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分别提升不到1个百分点，相应的经济问题自然就会迎刃而解。
中国2011年5月份通胀率为5.5%，为3年来高点，工业增长也超出预期。这将为那些认为中国经济必然崩盘的人提供口实。
即使是那些认为有可能实现软着陆的人似乎也认同：中国的经济增长失衡——人们普遍将中国对西方的贸易顺差归咎于这种失衡。然而，这种观点有些过于夸大其辞。
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并不高，仅为35%，这表明消费并未受到抑制。
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逾45%）也高得离谱。这使得许多人提出了一种实现“再平衡”的标准解决方案：中国必须增加消费，抑制投资。
问题在于，这种观点是静止的，而增长则是不平衡变化的。重要的是变化的方向。
不错，过去15年间，中国私人消费占GDP的比例下降了15%。但许多东亚经济体、甚至20世纪工业化期间的美国都是如此。尽管存在着种种警告，但在储蓄率下降、或劳动力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上升之前，消费占比都不会开始增长。
不过，在一个可靠的社会保障体系确立之前，中国的储蓄率是不会下降的。增加劳动力的收入占比，也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矛盾之处在于，随着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这是件好事——劳动力占比将会下降。
与预期相反，由于私人部门相对于公共部门的角色越来越重，工业内部的劳动力收入占比也在不断下降——但这也是应该欢迎的。
在此次发布的数据和更多有关增长失衡的讨论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经济迟早会发生改变。随着农村劳动力供应的减少，以及国企和私企的相对比重趋于稳定，消费占GDP的比重将开始增长。
与此同时，那种中国投资过多的看法也存在误导性。
实际上，过去十年中国的大部分投资都是用于住宅建设，试图弥补毛泽东时代在这方面留下的不足。
最根本的是，中国的增长并未失衡。尽管如此，其贸易顺差仍将是西方的一颗眼中钉。
从原则上讲，这个问题不难解决，但解决之道与传统观点背道而驰。
分析危机后中国经济的走向、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一般皆聚焦在总量与结构、空间集聚、内需与外需、自主创新、政府与市场、国进民退、能源问题、贸易与金融、收入差距等方面，客观而言，中国GDP的高速增长的确部分依赖于低成本劳动力和结构扭曲。
目前，中国的贸易顺差约占GDP的2%至3%，因此，只要将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分别提升不到1个百分点，问题自然就会迎刃而解。
但应该采取哪种先后次序呢？最佳短期解决办法是：通过提高国企给政府的股息支付，增加公共支出。由于国企的税前利润已飙升至GDP的7%以上，只拿出其中一小部分用于社会福利，就能起到重大作用。
如果中国采取这种做法，国内本已较高的投资比率在短期内可能不必下降，而这些举措将有助于中国尽快消除贸易顺差。
考虑到2016年至2020年间，中国的投资增速有可能会下降，而这些举措还将预防贸易顺差的再次出现，同时还不会损及中国的增长或抑制全球需求。
或许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样将让中国彻底消除外界认为其经济失衡的错误看法。
作者系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Endowment)高级研究员、前世界银行(WorldBank)中国业务局局长
中国2011年5月份通胀率为5.5%，为3年来高点，工业增长也超出预期。这将为那些认为中国经济必然崩盘的人提供口实。
即使是那些认为有可能实现软着陆的人似乎也认同：中国的经济增长失衡——人们普遍将中国对西方的贸易顺差归咎于这种失衡。然而，这种观点有些过于夸大其辞。
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并不高，仅为35%，这表明消费并未受到抑制。
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逾45%）也高得离谱。这使得许多人提出了一种实现“再平衡”的标准解决方案：中国必须增加消费，抑制投资。
问题在于，这种观点是静止的，而增长则是不平衡变化的。重要的是变化的方向。
不错，过去15年间，中国私人消费占GDP的比例下降了15%。但许多东亚经济体、甚至20世纪工业化期间的美国都是如此。尽管存在着种种警告，但在储蓄率下降、或劳动力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上升之前，消费占比都不会开始增长。
不过，在一个可靠的社会保障体系确立之前，中国的储蓄率是不会下降的。增加劳动力的收入占比，也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矛盾之处在于，随着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这是件好事——劳动力占比将会下降。
与预期相反，由于私人部门相对于公共部门的角色越来越重，工业内部的劳动力收入占比也在不断下降——但这也是应该欢迎的。
在此次发布的数据和更多有关增长失衡的讨论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经济迟早会发生改变。随着农村劳动力供应的减少，以及国企和私企的相对比重趋于稳定，消费占GDP的比重将开始增长。
与此同时，那种中国投资过多的看法也存在误导性。
实际上，过去十年中国的大部分投资都是用于住宅建设，试图弥补毛泽东时代在这方面留下的不足。
最根本的是，中国的增长并未失衡。尽管如此，其贸易顺差仍将是西方的一颗眼中钉。
从原则上讲，这个问题不难解决，但解决之道与传统观点背道而驰。
分析危机后中国经济的走向、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一般皆聚焦在总量与结构、空间集聚、内需与外需、自主创新、政府与市场、国进民退、能源问题、贸易与金融、收入差距等方面，客观而言，中国GDP的高速增长的确部分依赖于低成本劳动力和结构扭曲。
目前，中国的贸易顺差约占GDP的2%至3%，因此，只要将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分别提升不到1个百分点，问题自然就会迎刃而解。
但应该采取哪种先后次序呢？最佳短期解决办法是：通过提高国企给政府的股息支付，增加公共支出。由于国企的税前利润已飙升至GDP的7%以上，只拿出其中一小部分用于社会福利，就能起到重大作用。
如果中国采取这种做法，国内本已较高的投资比率在短期内可能不必下降，而这些举措将有助于中国尽快消除贸易顺差。
考虑到2016年至2020年间，中国的投资增速有可能会下降，而这些举措还将预防贸易顺差的再次出现，同时还不会损及中国的增长或抑制全球需求。
或许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样将让中国彻底消除外界认为其经济失衡的错误看法。
作者系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Endowment)高级研究员、前世界银行(WorldBank)中国业务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