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瞰青藏高原东部，沿着横断山往北一直延展到秦岭，东西横跨四川、陕西和甘肃三省，南北绵延700多公里，海拔落差5000多米，总面积为27134平方公里的野生大熊猫原始家园——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区映入眼帘。

和谐“国宝”家园

　　山脉纵横、地势复杂、气候差异明显、空间分布不均，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区以“奇”“杂”“多变”的特点吸引了116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35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在这片奇山峻岭中繁衍生息。
　　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区大致介于东经102°至108°，北纬28°至34°之间，与秦岭、岷山、邛崃山和大小相岭山系相连，如同一条生态链连接着川、陕、甘三省。
　　这里地势地表崎岖，有着大陆性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季风气候。大熊猫国家公园整合了80余个自然保护地，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区、生态价值实现先行区和世界生态教育样板。
　　其中，“国宝”大熊猫更是对这片土地情有独钟。
　　“大熊猫国家公园覆盖了大熊猫分布区内的大面积栖息地与潜在栖息地。我们通过机构整合、体制创新等途徑，在整合原有各类保护地的基础上，努力维护范围更大、完整性更强的生态平衡，让大熊猫更好地栖息、生存和繁衍。”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向可文说。
　　作为野生大熊猫集中分布区和主要繁衍栖息地，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区内大熊猫栖息地面积达18056平方公里，有野生大熊猫1631只，占全国野生大熊猫总量的87.50%。

“隐士”频频出山

　　高山密林之中，行踪隐秘的野生动物警觉性极强。素有“森林隐士”之称的大熊猫，即便是常年跑野外的调查人员，曾经邂逅过它的也是寥寥无几。
　　然而近年来，野生大熊猫频频被保护区监测队的队员们发现，保护区附近的村民也有幸见证它们的生活。
　　今年1月，大熊猫国家公园宝兴片区的一位村民在山路上偶遇一只野生大熊猫下山悠闲玩耍；今年3月，喇叭河片区巡护员偶遇一只野生大熊猫缓缓地穿过林区公路；今年5月，卧龙片区监测队员杨文刚、曾永兵在牛头山开展野外调查时，一天之内目击三只野生大熊猫，创下了野外偶遇大熊猫频率最高、数量最多的纪录。
　　从难以相见到频繁邂逅的背后，是肉眼可见的保护成效。
　　“近几年的监测发现，整个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的独立探测次数明显高于以往。我们对部分区域开展的大熊猫DNA个体识别表明，大熊猫种群数量也是明显增加的，它们的活动范围也在扩展，自然遇见的几率大大增加。同时人们友善的保护意识也让野生动物能够与人类和谐相处。”向可文说道。

保护从未间断

　　作为“国宝”，大熊猫的生存和繁衍，牵动着亿万人的心。
　　多年来，我国一直在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特别是对大熊猫保护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自1989年以来，国家陆续颁布《野生动物保护法》和《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多项法律法规；2017年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全面启动；2018年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山西、甘肃三省管理局陆续挂牌；与18个国家和地区的22个单位开展了大熊猫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2016年9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在第六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上宣布将大熊猫的濒危等级从濒危降为易危。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已建立大熊猫自然保护区67处，野生大熊猫数量达1864只，相比10年前增加了近17%。
　　尽管对大熊猫的保护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大熊猫在现实中所受到的其他威胁仍然不可忽视。
　　西华师范大学珍稀动植物研究所原所长、“大熊猫研究第一人”胡锦矗表示，野化放归被认为是增加孤立种群遗传多样性、解决大熊猫栖息地“碎片化”最快捷的手段。“我们致力于大熊猫科研的目的，就是保护与复壮野生大熊猫种群。圈养大熊猫繁育技术取得的长足进步，能为野生种群的补充给予支持。”他说道。
　　此外，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联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将卧龙核桃坪、天台山和都江堰3个野化培训基地，栗子坪、大相岭两个野化放归基地作为大熊猫小种群复壮的重要科研支撑。
　　保护大熊猫的意义早已不止于保护大熊猫本身，更在于保护研究其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大熊猫国家公园从保护管理到生态系统治理，从增进民生福祉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通过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新模式，复壮野生大熊猫种群，实现整体保护，真正为大熊猫撑起了一把生态“保护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