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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杨锐是我国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体系研究和实践先行者之一，先后受邀担任国家发改委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评审专家组成员、国家林草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咨询专家、国家公园标准化委员会副主任、自然保护区专家委员会委员、自然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全面深度参加了国家公园顶层设计咨政工作，是三江源国家公园评估验收组组长。
在我国第一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之际，记者第一时间专访了杨锐，聆听他对于第一批国家公园设立的思考，以及我国在国家公园建设方面的宝贵经验。
记者：您作为中国国家公园研究和实践的先行者，在正式设园之际有哪些感受和感想？
杨锐：我的感受是喜悦，但更多的是期待。
我从事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研究接近30年，是最早开展中国国家公园研究和实践的学者之一，从20多岁的毛头小伙干到两鬓斑白，可以说国家公园是我的第二生命，是我愿意用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去播种的种子、去浇灌的幼苗和去守护的大树，是我珍视的精神家园。因此，听到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第一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我内心无比喜悦，30多年的梦想终于成真。我在云南梅里雪山感受到的难以言表的心理震撼和精神层面的巅峰体验，终于可以让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代中国人有机会体会。
喜悦之余，更多的是祝福和期待。国家公园是千年大计，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是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代中国人的权利，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代中国人的责任。正式设立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我期待中国国家公园坚守“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和全民公益性”三大理念，行稳致远，走出中国自己的国家公园治理之路。
记者：您认为我国正式设立国家公园有何突出意义？我国国家公园的最大的亮点体现在哪里？
杨锐：国家公园是国家、人民、民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中国国家公园的设立和发展至少具有四个层面的意义：就国家治理而言，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载体，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发挥主导作用；就人民而言，它是中国最美丽的国土，是人民向往的美好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就中华民族而言，它是世代传承的无价遗产，是中华民族偉大复兴中国梦的华彩乐章；就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它将在保护地球生物和文化多样性、缓解气候变化危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有可能成为中国国家公园的最大亮点。首先，中国具有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以管子的“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为代表，在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和人、自然和文化从来都不是二元分裂的，而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把它称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其次，“自然与人的和谐共生”是中国国家公园建设的现实需求。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相应地，中国国家公园边界内外的人口密度也是世界上最高的。中国的国家公园基本上位于老少边穷地区，必须统筹考虑生态保护与社区生计，在生态保护第一和最严格的保护前提下，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保护与社区生计良性互动的治理模式。第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国家公园治理目标是可行的。去年作为评估组组长，我考察验收了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项目，从中看到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家公园治理新理念、新方法与新模式正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成型。中国完全有可能走出一条自己的国家公园治理之路。
记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国家公园建立于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那么，中国的国家公园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国家公园有何不同？与之相比，中国国家公园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杨锐：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国家公园相比，中国国家公园的时代背景、建设规模和建设难度明显不同。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国家公园建立的时代背景是工业文明和人口的爆炸式增长。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于1872年在美国建立的时候，“生态学”的概念才刚刚在德语文献中提出，在英文文献中甚至还没有出现。“生态系统”“生态运动”“生物多样性”这些我们今天耳熟能详、对“国家公园”十分重要的概念则先后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生态文明”的概念更是于21世纪初才在中国发展起来。就世界范围来讲，“国家公园”的概念早于“生态”相关概念，国家公园的实践也早于生态运动和生态文明的实践。
中国的情况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所不同。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时，中国正处于工业文明叠加生态文明、工业化叠加信息化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同时生态学也已经成为系统的、可以指导自然和生态保护实践的知识体系。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目前也是唯一一个将生态文明作为国家战略系统部署和落实的国家；中国还是世界上信息化发展最迅速的国家之一；同时中国也是各种生态保护和修复实践规模最大、类型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以此为背景，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在起步阶段就具有起点高和后发优势明显的特征，可以站在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高度，吸收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100多年国家公园建设的经验教训，运用生态学和信息技术的最新成果，建立科学、适用的中国国家公园体系和体制。
中国国家公园建设还具有“大”和“难”两个特点。第一批整合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面积之和，已经超过美国全部60个国家公园面积之和，未来中国国家公园预计占国土面积的10%，也远远超出了美国2.3%和世界平均3.42%的水平。第一批整合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平均面积为46000平方公里，是美国国家公园平均面积的大约14倍。由此可见，中国国家公园总体占地规模庞大、个体国家公园占地范围巨大是中国国家公园建设的显著特征。
“难”是中国国家公园建设的另一个特点。虽然中国的土地制度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但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叠加不同形式、不同年限的土地承包制，造成中国国家公园建设地区土地权属的复杂程度世所罕见。中国从西北到东南，集体土地占比越来越高。例如，武夷山国家公园70%以上的土地是集体土地，三江源国家公园虽然几乎都是国有土地，但是这些土地也几乎全部长期承包给了牧民。造成中国国家公园建设难度在国际上独一无二，没有先例可循。
在我国第一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之际，记者第一时间专访了杨锐，聆听他对于第一批国家公园设立的思考，以及我国在国家公园建设方面的宝贵经验。
记者：您作为中国国家公园研究和实践的先行者，在正式设园之际有哪些感受和感想？
杨锐：我的感受是喜悦，但更多的是期待。
我从事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研究接近30年，是最早开展中国国家公园研究和实践的学者之一，从20多岁的毛头小伙干到两鬓斑白，可以说国家公园是我的第二生命，是我愿意用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去播种的种子、去浇灌的幼苗和去守护的大树，是我珍视的精神家园。因此，听到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第一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我内心无比喜悦，30多年的梦想终于成真。我在云南梅里雪山感受到的难以言表的心理震撼和精神层面的巅峰体验，终于可以让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代中国人有机会体会。
喜悦之余，更多的是祝福和期待。国家公园是千年大计，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是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代中国人的权利，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代中国人的责任。正式设立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我期待中国国家公园坚守“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和全民公益性”三大理念，行稳致远，走出中国自己的国家公园治理之路。
记者：您认为我国正式设立国家公园有何突出意义？我国国家公园的最大的亮点体现在哪里？
杨锐：国家公园是国家、人民、民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中国国家公园的设立和发展至少具有四个层面的意义：就国家治理而言，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载体，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发挥主导作用；就人民而言，它是中国最美丽的国土，是人民向往的美好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就中华民族而言，它是世代传承的无价遗产，是中华民族偉大复兴中国梦的华彩乐章；就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它将在保护地球生物和文化多样性、缓解气候变化危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有可能成为中国国家公园的最大亮点。首先，中国具有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以管子的“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为代表，在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和人、自然和文化从来都不是二元分裂的，而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把它称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其次，“自然与人的和谐共生”是中国国家公园建设的现实需求。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相应地，中国国家公园边界内外的人口密度也是世界上最高的。中国的国家公园基本上位于老少边穷地区，必须统筹考虑生态保护与社区生计，在生态保护第一和最严格的保护前提下，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保护与社区生计良性互动的治理模式。第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国家公园治理目标是可行的。去年作为评估组组长，我考察验收了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项目，从中看到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家公园治理新理念、新方法与新模式正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成型。中国完全有可能走出一条自己的国家公园治理之路。
记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国家公园建立于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那么，中国的国家公园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国家公园有何不同？与之相比，中国国家公园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杨锐：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国家公园相比，中国国家公园的时代背景、建设规模和建设难度明显不同。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国家公园建立的时代背景是工业文明和人口的爆炸式增长。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于1872年在美国建立的时候，“生态学”的概念才刚刚在德语文献中提出，在英文文献中甚至还没有出现。“生态系统”“生态运动”“生物多样性”这些我们今天耳熟能详、对“国家公园”十分重要的概念则先后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生态文明”的概念更是于21世纪初才在中国发展起来。就世界范围来讲，“国家公园”的概念早于“生态”相关概念，国家公园的实践也早于生态运动和生态文明的实践。
中国的情况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所不同。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时，中国正处于工业文明叠加生态文明、工业化叠加信息化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同时生态学也已经成为系统的、可以指导自然和生态保护实践的知识体系。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目前也是唯一一个将生态文明作为国家战略系统部署和落实的国家；中国还是世界上信息化发展最迅速的国家之一；同时中国也是各种生态保护和修复实践规模最大、类型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以此为背景，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在起步阶段就具有起点高和后发优势明显的特征，可以站在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高度，吸收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100多年国家公园建设的经验教训，运用生态学和信息技术的最新成果，建立科学、适用的中国国家公园体系和体制。
中国国家公园建设还具有“大”和“难”两个特点。第一批整合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面积之和，已经超过美国全部60个国家公园面积之和，未来中国国家公园预计占国土面积的10%，也远远超出了美国2.3%和世界平均3.42%的水平。第一批整合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平均面积为46000平方公里，是美国国家公园平均面积的大约14倍。由此可见，中国国家公园总体占地规模庞大、个体国家公园占地范围巨大是中国国家公园建设的显著特征。
“难”是中国国家公园建设的另一个特点。虽然中国的土地制度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但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叠加不同形式、不同年限的土地承包制，造成中国国家公园建设地区土地权属的复杂程度世所罕见。中国从西北到东南，集体土地占比越来越高。例如，武夷山国家公园70%以上的土地是集体土地，三江源国家公园虽然几乎都是国有土地，但是这些土地也几乎全部长期承包给了牧民。造成中国国家公园建设难度在国际上独一无二，没有先例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