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地方性知识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和环境适应性的特点。农事实践中的技术选择体现了地方性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契合性。我国传统农业发达，农民生产经验丰富，但科学知识却贫乏。需要用科学的眼光加强对地方性农业知识的挖掘和整理，扩大其传播途径和影响范围，使呈凌乱状和消弭状的经验型农业传统知识系统化、科学化。而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中，农民应增加科学知识的修养，自觉融合二者并运用这种契合性，发挥地方性知识的环境适应性和生态呵护作用，创造出一种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农业实践。
　　关键词：地方性知识；科学知识；技术选择；农事实践
　　中图分类号：F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1)06—0167—05
　　
　　从文化生态学派的观点看，各民族的文化都是对该民族所生存的自然生态条件的适应模式，地方性知识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和环境适应性的特点。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中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差异较大，农业生产经验丰富，科学知识却贫乏。科学知识在农事劳作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却为农民所乏有。专事实用的农业地方性知识与科学知识差异较大，农民农事实践中的技术选择却也表明二者之间具有契合性。需要用科学的眼光加强对地方性农业知识的挖掘整理，增加其传播途径、扩大其影响范围，使呈凌乱状和消弭状的传统经验型农业知识科学化、系统化、知识化，改变其自生自灭的原生状态。契合性视角下，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中，农民应该增加科学知识的修持和运用，充分发挥地方性知识的环境适应性，运用这种契合性创造一种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农业实践。
　　
　　一、地方性知识的提出
　　
　　地方性知识是吉尔兹在《地方性知识：从比较的观点看事实和法律》中提出的概念。吉尔兹延续了韦伯关于理解的论述，认为文化是一张充满意义的网，人们置身其中，人类的社会行为始终受到各种知识系统的引导和规范。它强调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世界”，从“距离相近”而非“距离相远”的视角来理解事物的象征意义。
　　地方性农业知识历史久远，属于特定的区域，是传统农业积淀的产物，是农民的乡土实践与方法。它内生于农(牧)民和农(牧)业，具有一定的地域适应性，且大多有传播限制，和地理地貌、气候、水文等条件息息相关，它是一种动态的集合体，是建立在试验、消解、传播以及接纳的基础之上的地方化了的知识。正因为这种地域适应性，地方性农业知识多有较强的生态价值。
　　人们倾向于认为地方性知识与科学知识是两种对立的世界观，仿佛二者不可调和。而事实上，二者间的隔阂并没有也不应该如此之深。在格尔茨那里，法律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法律和民族志都是与所在地方相关联的议题，当法律作用于不同地域的人群时，由于政治、文化、经济、地理等背景的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地方性法律。同样的，科学知识也可以从这一角度加以理解，它的发挥作用需要以当地文化为基础。从根本上说，地方性知识和科学知识都应被看作是在历史实践中，尤其是社会与制度环境发生和发展的产物，二者需要互为补充。
　　
　　二、甘肃的农事实践
　　
　　农事是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所从事的一切实践活动，如作物的播种、田间管理、积肥、治虫、除草、防灾、农机具维护以及家禽饲养等。而所谓技术选择，是指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文化因素条件下，社会成员对于更好地生存和生活的一种主观努力，它既是对于另一种完全或相对不同于农民生存和生活技术的选择，也是指具体的农业生产技术的选择与实施，既是指人们对做事情的工具的选择，也是人们对做事情方法的选择。
　　在农事劳作中，农民的技术选择体现了地方性知识和科学知识的交锋。每个农民都仔细权衡各个地块在实施某种措施后所产生出来的有利或不利影响，以及生产技术条件和环境因素等等，在历史绵延中既有继承也不放弃创新。在技术选择中，农民会依据社会、经济、文化和地域性因素来做出决定：究竟是选择内生的、传统的“土法”，还是选择普同性的科学知识，抑或是兼而有之。
　　
　　(一)农业生产基本条件
　　砂田是甘肃中部干旱、半干旱地区独特的抗旱耕作方式。这是当地农民为适应干旱少雨且蒸发量大的气候条件而创立的用养结合的耕作方式。砂田不能无限期使用——长期不施肥或少施肥带来了土壤肥力下降，产量降低——老砂田的肥力枯竭不可避免。如果想要对砂田进行重新利用，就必须进行较长时期的更新。而起砂、铺砂的劳动量是非常惊人的，并非一两个人在短期内可以完成，有时候甚至需要一代人。正如吕永峰所言，找到一种克服或弥补砂田缺陷的办法，至关重要。
　　甘肃的地方农业科学研究所和甘肃省农业科学研究院研发了若干适合于老砂田耕种的作物，以农业科研单位和农技推广站为依托，整合项目和资源，使得甘肃的砂田作物种植有了实质性的发展，出现了诸如会宁的砂田西瓜和甜瓜产业、靖远的砂田西瓜产业、皋兰的红枣和西瓜产业等。在甘肃皋兰，在包括科研机构以及民营的红枣经营公司所设立的沙枣研究所的帮助下，加之林业部门的配合，实践出在老砂田上种植枣树、套种金银花的方法，万亩旱砂田变成了增收的枣园，营造了“皋兰模式”，或为陇中地区解决老砂田困境破题。
　　在这里，有两种貌似截然不同的两种话语体系和共同体：一方面，是创立砂田的当地农民，这一传统方法的源头可追溯至明朝，是地道的土生土长的传统技术；另一方面，是代表科学知识的共同体，由农业科学院(所)和农技推广站以及相关农业辅助机构组成，有一个较为严密的组织体系，持有科学技术。其工作内容主要包括：种子的改良与推广、土壤条件的改善和土地规划利用、化肥和农药的应用和指导、病虫害的防治以及其他各种农业条件的提升。我们很容易看到来自于后者的“专家”对于前者的诟病和压制，前者被看成是无知、被动、没有主见的单向度人，可见，两种知识的对接并非易事。正如法国农民学者蒙德拉斯所言，任何进步，尽管在别处进行过实验，但仍需在每个地方接受实验。一种新事物要顺利进入具体的农业区域，首先要完全适应那里的具体环境。
　　但农民们接受了基于品种试验和砂田改良的科学知识。究其原因，表面上在于他们看到了其中的产量和由此带来的效益，深层次上在于两种知识在表层对垒下存在对接的可能。
　　
　　(二)田间管理
　　提及抗灾，人们习惯想到的是动员各方力量，将其理解为繁杂浩繁的系统工程，似乎离开科学技术、专家献策和政府动员就无从谈起。冰雹灾害也是袭击西北地区的一种常见灾害，每年五至七月为高发期，岷县、镇原、临夏、漳县、会宁、永登等地为多发区。甘南高原、天祝和岷县等地的冰雹出现的年平均日数高达6—16天。对于冰雹灾害，老百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据清朝刘献廷所著《广阳杂记》：“土人见黄云起，则鸣金鼓，以枪炮向之施攻，即散去”。这种通过枪炮来驱散冰雹的方法，完全符合冰雹驱 散的科学原则，后人对其多有赞誉。“土法”蕴含着“科学”，地方性知识和科学知识齐集于同一种技艺，两种“知识”的界限并不如想象中那般明显。此外，一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天水当地还流行着在田间撒草木灰来除草的办法。
　　甘南草原近年来由于过度放牧、挖金沙、挖虫草和天敌减少而变得问题严重：鼠害猖獗，牧草减少和植被覆盖度的降低。处于食物链下端的鼠类和兔类获得了极大的生存繁殖空间。甘南草原上的地老鼠学名鼢鼠，专以草根为食，加之其疯狂的挖洞本领，使原本脆弱的草原植被不堪承受，竞相枯死。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牧民们自有一套传承千年的生态伦理：当地藏民信奉藏传佛教，不会去捕鼠，天然地具有强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他们真诚地相信神山时刻在监视着高原上所有的生灵，他们甚至没有老鼠是害的观念。
　　但毕竟鼠患严重影响到牧民的日常生产，对于如何灭鼠，传统牧民认为，应该通过自然调节的方式，由生物天敌来对付鼠患。这种“习惯法”在遭遇过度放牧、挖金沙、挖虫草和天敌减少而变得满目疮痍的草原上显得有些苍白无力。而当地政府主导的方式则主要是通过化学农药“鼢鼠灵”和“c型肉霉素”灭鼠，这一方式和藏民的理念产生了冲突。
　　这是一种传统与现代、地方性和全局性的对冲，貌似两种价值观的对立。但这一对立并非不可调和：在甘南，有很大一部分藏民在经历了退牧还草、轮牧和异地迁徙之后也已经接受了农药灭鼠的理念并自觉参与到了灭鼠的行动中来，有的还主动请汉人助其灭鼠。而经过人工治理的草场，基本上看不到堆起的黑土，生态效果较为明显。
　　
　　(三)耕作制度
　　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我国逐渐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各式耕作制度，它强调精耕细作、重视复种、用地和养地结合，充分利用地力。耕作制度的改制(简称“耕作改制”)，是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范畴，它是在科学知识的指导下，种植者对于累积下来的轮作、套种、间种等所做的调整。对于耕作制度所作的调整，农业史上一直不断，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
　　针对当地干旱少雨的自然条件，甘肃很多地方都进行了耕作制度的不断调整和对土地进行深耕深翻等做法。如在20世纪70年代，甘肃定西县的青岚乡大坪村的经过改制以后的土地轮作方式是：豌豆、扁豆一小麦一马铃薯一谷子一莜麦一胡麻；豌豆、扁豆一小麦一马铃薯一小麦一谷子一莜麦一胡麻等多年轮作制。养地作物豌豆、扁豆占了l/3，达到用地养地的两相结合，对于恢复地力有着较好作用。轮作制度加上土地的深耕可以有效遏制当地的严酷自然环境、抑制杂草丛生、防治病虫害的危害，同时也可以调节用水用肥。在陇东、陇南等棉区，实行了棉、麦套种，大大减轻了棉蚜的危害程度。还有一些地块实行了水旱轮作，改变了野燕麦的生活环境，因而杂草数量也明显减少。
　　形成一种耕作制度的客观基础，一方面是该地区的自然条件，比如气温高低、无霜期长短、日照时间、雨量多少、灾害性天气等气候因素，还有诸如地势高低、土壤性质、水利资源等地理条件；另一方面，也是农业生产水平和社会经济条件——包括农作物价格、耕作技术、肥料供应、灌溉设施、品种资源、栽培经验、农业机械、劳动力多寡等作用下的产物。农民们接受了来自农技推广部门的建议，在种植步骤、耕作措施上以及作物品种上服从了来自后者安排，但亦不放弃微调，在改制后的地块上套种一些占地面积小的作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地方性知识与科学知识对接之可能。根本而言，知识体系之间的对立，反映了特定的社会和历史关系，农业实践本身就是在社会历史关系中产生的，需要在发展着的社会、历史与政治表达中考察。
　　
　　三、地方性知识和科学知识的契合
　　
　　在科学知识的大传统遭遇地方性知识的小传统时，双方拉锯的力度把持至关重要。认识主体与客体高度统一的地方性知识存在着一种意义协商机制，它强调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世界，从距离相近而非距离相远的视角来理解事物的象征意义。当然，我们肯定地方性知识在破除“我族中心主义”观的同时，也不能陷进“地方中心主义”的泥沼，滑入文化相对主义的陷阱：对地方性知识持无原则无条件的肯定过分而枉顾普世科学知识的价值。
　　农民采用何种类型的技术，同特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下的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农民做出的决定是综合包括自然限制和社会约束多个变量的函数。农业技术的选择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它不仅仅指涉工具对象，也内含使用工具背后的思想和观念，技术既有物质性的一面，也有非物质性的一面……技术是有关‘实践’的知识，它包含在有关如何行事的程式或方法之中。
　　在农事劳作中，农民们面对现代科学的冲击，不是被动地接受或者反对，而是保持一种审视的眼光，在观察和实践中对农耕技术和方式进行灵活调整。农民始终对自己的生产劳动保持清醒的认知，在传统知识及实践经验的指引下，对现代农业科技进行科学而理性的审视。地方农业实践具有明显的可塑性，它是根据不同的雨水、土壤、土地坡度、市场机会和劳动力供给条件而做出调整的一整套技术。这种“地方农业实践”具有明显的开放性，这是综合了作物产量、劳作时间、劳力条件、气候状况、地理条件、市场行情等方面所作出的灵活选择，是农民的生产经验的总结，也是一种生存策略，用格尔茨的话说，这种地方农业实践是“建设性”的。地方性知识和科学知识的对垒与对接最终统一于农民的在农事劳作中的技术选择，而农民的“地方农业实践”具有适应环境的先天性禀赋和灵活特质，这种“地方化的艺术”是有选择的、理智的、生态的，它以其独特的可塑性和重构性，使得知识在历史绵延中不断承传。
　　虽然传统地方性农业知识包含了生态机理，并表现出睿智的地方适应性，但由于缺乏系统总结、改进与创新，也没有创造出经济和生态的双重效益。需要用现代科学阐发其机理，改进其操作，并使之标准化、精确化、操作化。另外，从传播途径和范围而言，许多传统农业技术只是建立在口传亲授的基础上，传播范围窄、传播渠道单一，使得地方性农业知识出现了断代和消失的危险。因此，需要用科学的眼光加强对地方性农业知识的挖掘和整理工作，增加其传播的途径，扩大其影响的范围，使呈凌乱状和消弭状的传统经验型农业知识科学化、系统化、知识化，改变其自生自灭的原生状态。
　　总体而言，地方性农业知识的更新是缓慢的，有时甚至是停滞的，而科学知识则是更替的、常新的，传统农业知识在面临科学知识的更新状态，需寻求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环境适应性”，而非仅仅具有“自然环境适应性”。这就需要用科学知识来引导、改善和利用地方性农业知识，当前的农业市场化和社会化的条件下，充分挖掘地方性农业知识的潜能，寻求实现现代生态农业的新途径，使其在发挥自身作用的同时，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服务一方经济。
　　
　　四、契合性视角下传统农业的现代化演变 　　
　　传统农业由于其自身局限性，面临从传统型向现代型历史性跨越的问题。在我国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短缺的条件下，发展现代农业不能走规模化、机械化和高投入、高产出的西方途径，而现有国情也决定了我们不能采取日、韩等国依靠高补贴维持小规模农户高收入和高价格的做法，必须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因此，我们发展传统农业转型既不是对传统生产方式的简单“回归”，也不应是对发达国家农业发展模式的“拷贝”，而必须是对传统农业生态理念的延伸和现有农业生产模式的革新。是对传统农业模式的综合性改造，其综合性首先必须依靠科学知识和技术。
　　科学技术作为现代农业的第一推动力，在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它对于农产品质量的提高、农业生产过程的精致化、农业配套设施的完善以及农业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等都具有不可或缺的影响。离开了科学技术，农业的发展就缺乏有效的支撑。而农民作为一线农业生产者，对科技的掌握尤为欠缺，这成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中的掣肘因素。因此，必须增加农民的科学知识素养，强化其对农产品加工、贮藏保鲜技术、食品营养学、食品化学、微生物发酵等技术和知识的认知。
　　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开放系统，不仅包括农业的装备水平、投入产出能力，还包括生产过程中的科学技术运用、组织管理、生态环境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等多个层面。现代农业不仅是一个生产性产业，还是一个农产品生产、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为一身的聚合体。
　　而专事实用的地方性知识不仅可以维护乡村田野景观，保护生态多样性，传承传统农业文化，而且在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要用生态学的观念改造传统农业，用科学知识改造传统农业知识，充分利用地方性知识的生态呵护作用和地域适应性。因此，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过程中，除了充分利用科学知识，我们还需要整理、挖掘、拯救地方性农业知识，扩大其应用范围，让掌握农业科学知识的农民自觉运用地方性农业知识和传统农业生产经验，并结合地质地貌和水文气候等地域条件，创造出一条适应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把科学知识与地方性知识的结合起来、把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业生产环境的结合起来，从而将我国现代农业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参考文献：
　　[1]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M]，王海龙，张家碹，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273—277。
　　[2]金文林，农事学[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0：1。
　　[3]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9。
　　[4]吕永峰，砂田的启迪与创新[EB／OL]，[2008 ll一25]，http：／／cae．jsu．edu．cn．
　　[5]H·蒙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39。
　　[6]甘肃省地方史志编撰委员会，甘肃省志·农业志[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69。
　　[7]安德明，天人之际的非常对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23—231。
　　[8]南文渊，高原藏族生态文化[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2：60。
　　[9]张炳炎，甘肃农业病虫草害及其防治研究[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485。
　　[10]拉扎尔·塞维托，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地方化农业知识与粮食生产[J]，国际社会科学，2007(1)：131。
　　[11]查尔斯·哈珀，环境与社会[M]，肖晨阳，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5—23。
　　[12]詹娜，断裂与延续[J]，文化遗产，2008(2)：121122。
　　[13]詹姆斯·斯科特，国家的视角[M]，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91。
　　[14]冀宏，赵黎明，浅论对传统农业的理性回归与技术创新范式[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30一35。
　　[15]贾乃新，解析现代农业[N]，吉林日报，2007--04
　　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