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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中国航空工业的史册，你也许找不到他们的名字，但共和国不会忘记，有这样一群追梦人，为了给我们的飞机装上自己研制的航空发动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知难而进，披荆斩棘。为我国航空动力事业奉献一生的吴大观，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让我们追寻他的奋斗足迹，去感受中国航空动力事业发展的艰辛而光荣的历程。
一定要想办法搞出自己的发动机来
吴大观1916年出生于江苏镇江。年轻时，他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毅然从西南联大机械系转到航空系，立志航空救国。毕业后，他先是到贵州大定航空发动机厂任技术员，后远赴美国的航空发动机厂学习。1947年，他拒绝了国外的高薪聘任，仅带着两个装满书籍和技术资料的箱子回到祖国。1948年，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吴大观和家人来到解放区，受到了聂荣臻同志的亲切接见。1949年，吴大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重工业部航空筹备组组长。
新中国的航空工业是从修理飞机和制造零部件开始艰难起步的。航空发动机是飞机最重要的关键部件，被称为飞机的“心脏”，是工业王冠上的明珠，技术难度大，研制风险多，资金投入高，可靠性要求高，研发周期长，很多发达国家都望而却步。但吴大观深知自主设计制造发动机对国家的航空工業意味着什么，当他接到研制航空发动机的任务后，想得最多的是，一定要想办法搞出自己的发动机来!为我们的飞机装上“中国心”，从此成为他一生魂牵梦萦的追求。
1956年，吴大观赴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制造厂(410厂)，组建我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设计室；在此期间，他领导研制了我国第一个喷气发动机型号——喷发1A发动机。1961年，吴大观在沈阳主持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发动机设计研究所——国防部第六研究院航空发动机研究所(606所)。
他主持了我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的建设；主持完成了我国第一部航空发动机标准规范的编制……作为新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工作与新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许多个“第一”紧密相连。他先后主持研制喷发1A、涡喷5、红旗2号发动机，参与领导研制涡喷7甲、涡扇5和涡扇6发动机。虽然因为种种原因，他主持参与设计的发动机没有实现定型，但这些实践积累了经验和人才，使我国在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发之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他自己就像一台“发动机”
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两个放满了书籍的书架，墙上挂着一张发动机设计图，这就是吴大观在606所的办公室。记者看到，桌子上除了一瓶鸵鸟牌墨水，一把计算尺，一摞摆放整齐的笔记本，还有一个放大镜。在沈阳工作期间，常年的劳累使他患上了严重的眼疾，由于得不到很好的休息，他的左眼失去了光明。翻开1962年至1963年的一个红色笔记本，扉页上一行书写工整的小字：“什么时候拿出你们的产品来献给党!”
那是一个火热的拓荒年代。606研究所的院子里还是土路，杂草丛生。冬天，410厂厂房里滴水成冰。研究所刚组建时，很多人连航空发动机都没见过，但大家充满了干劲儿，要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画图。吴大观常说，“不搞出自己的发动机，我死不瞑目!”一台发动机有几万个零件，没有计算机等辅助工具，工作量之大、设计难度之高可见一斑。吴大观和他的同事们在简陋的办公室铺开设计的图纸，在寒冷昏暗的厂房里加工机器设备，在震耳欲聋的露天试车台上开始了实验……
当年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原606所副所长严成忠回忆说，当时条件很差，伏案工作能听得到远处轰隆隆的机器运转声。但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吴大观对科研工作的要求丝毫不曾放松。
所有与吴大观共事过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他的敬业精神。同事们说，他自己就像一台“发动机”。他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经常一天工作12小时以上。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比别人提前一个多小时到办公室；晚饭后他又到办公室工作，与星斗为伴。
20世纪70年代，为了提高我国航空发动机的技术水平，我国从英国罗·罗公司引进了斯贝发动机生产专利。吴大观接受组织安排，于1978年初调入中航工业西航公司(430厂)担任副厂长兼任厂设计所所长，主抓该发动机的总装、试车、赴英考核等设计技术工作，并负责该机资料整理和设计所的工作。西航公司原47车间工艺员桂挹清告诉记者，在西安工作期间，吴大观仍然坚持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早上提前一个小时到办公室，晚上到办公室工作2至3个小时。当时他的左眼已经失明，老伴担心天黑他磕着碰着，就每天用手电筒为他上下班引路。
在英国专家组成联合试车工作组进行150小时定型持久试车时，英方专家组织两班倒，而年逾六旬的吴大观一个人顶两班，发烧39摄氏度仍坚持工作，以致晕倒在试车台上。领导命令他回家休息，两小时后，他却又出现在试车台上。
做大量不起眼的“播种”工作
吴大观深知自主创新之难，深知仅有激情是不够的，还要有科学的工作方法，要严格遵循科研规律。拓荒，不仅意味着建研究所、试验基地，开展航空发动机的设计研制，还包括大量耗费心血的基础性工作，包括工作规范的制订、人才的培养，这些工作不会有耀眼光环，也不会有谁来为之传扬褒奖。可吴大观花费大量精力去做的，正是这些不起眼的拓荒工作。
606所建所之初，在虞光裕等人的配合下，吴大观主持制订了比较完整的发动机设计、试验技术标准，包括《设计员手册》、《图样管理制度》、《试验程序》等共8册，俗称“八大本”。这也是我国航空发动机研制领域第一套有效的规章制度。
“科技档案、科技信息和科技图书资料是科技人员的粮食。”这是吴大观经常强调的一句话。他在抓科研的同时，高度重视知识积累，坚持把科技信息和科技档案管理列入自己的工作日程。西航公司设计所设计员周芹生告诉记者，吴大观提出，“研究工作搞一段时间就要进行总结，把经验教训写出来，别人也可以用，不要只装在自己脑子里。”他要求出国学习的技术人员，回来后必须将资料交给所里作为档案保存。上世纪80年代初，吴大观带队在英国罗·罗公司进行工作期间，更要求技术人员每天整理技术问题。他还带领科研人员把原来无人管理、散失在外的技术资料归纳整理，并分专题组织讲授。他说，“用人民的钱买来的资料，每个技术人员都有责任钻研学习，整理好留给后人阅读。任何丢失资料、不认真学习的行为，都是对人民的犯罪。”在他的主持下整理、编写的有关技术资料，出版了11册相当有价值的汇编，为中国航空发动机的自主研制工作做了丰富的积累。
航空发动机专业人才稀缺，吴大观与所在单位的党政领导千方百 计招揽人才。一批来自全国重点院校的朝气蓬勃的毕业生和大型企业的技术人员聚集在一起，吴大观把他们当宝贝一样看待。
“先学正楷，再学草书。”吴大观亲自为科技人员制订详细的科研工作计划和技术学习计划。針对科研队伍年轻、经验不足的情况，组织“技术练兵”，一方面把他们放到科研第一线锤炼，一方面督促他们学习跟踪世界航空发动机先进技术。中航工业动力所总设计师李志广告诉记者，针对当时大家普遍不懂英语、难以进行技术交流的情况，吴大观亲自组织培训班，请英文好的同志来讲课，并号召大家每天提前10分钟上班学英语，晚饭后1小时学技术。对于技术骨干，吴大观还在家里亲自授课讲英语。如今已满头银发的李志广，还记得当年上课时边喝茶边听讲的温暖情景。吴大观要求大家，学英语一定要读出来。科研所里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每天晚上，楼里灯火辉煌、书声琅琅，很多人都是晚上10点以后才回去休息。很多老同志回忆起来，至今还津津乐道。
西航公司设计所压气机室主任韦龙庚告诉记者，吴大观要求年轻人对工作一定要认真、认真、再认真。他对设计报告、图纸等资料，哪怕不吃饭、不睡觉也要亲自一件一件过目，不符合要求的退回返工。他对涉及专利引进资料的技术文件，更是一字一句地进行中英文对校，一遍遍验算。在他身边工作的年轻人，都养成了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吴大观对年轻人不仅在政治上关心、业务上培养，而且生活上也尽力照顾。他自己从不提任何生活上的要求，却为科技人员在住房等待遇问题上奔走呼吁。在沈阳工作期间，国家经济困难，粮食和副食供应不足，有些科技人员因营养不良患了浮肿。吴大观很着急，向主管后勤的领导建议采取措施，后来从黑龙江某部队农场调来一批黄豆发给大家，才缓解了供应问题。还有一个故事被传为美谈：1962年春节，研究所党委决定请技术骨干聚餐，吴大观和其他领导点了32名同志参加，后来被称为“尖子宴会”。今天看来，一顿饭并不算什么，但在当时，此举却反映出吴大观等所领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一片情怀。
“他的眼光从不放在个人名利或单位利益上，而总是从整个行业的发展角度去看问题。”西航公司设计所二科科长王振华说。吴大观在西安工作期间，他所在的430厂需要派人到英国进行发动机高空台试验。确定出国名单时，吴大观力排众议，一半名额都给了外单位相关专业的技术人员，这中间就有后来成为院士的刘大响。
60余年来，吴大观一直在不断探索自主研发之路。他根据自己从事航空发动机型号研制的切身经验与教训，提出预先研究的重要性。他把航空发动机的预研与发展创新比作树根与枝叶的关系，没有根深就没有叶茂。他常说，航空发动机研制是“嘴里吃一个，手里拿一个，眼里看一个”，不能老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这个主张后来形成“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的良性发展基础。这些思想，也给航空发动机研制工作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深深影响了后来者。
1982年，吴大观调到航空工业部科技委工作。离开一线后，他仍然保持着勤奋的工作状态，跟踪航空发动机的新技术，为一线技术人员做些添砖加瓦的工作。他坚持自学现代发动机新技术，写了上百万字的笔记和心得体会。他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国外技术规范，组织编制了我国第一部航空发动机研制国标《涡喷、涡扇发动机通用规范》和《涡桨、涡轴发动机通用规范》，以及《发动机结构完整性大纲》等研制航空发动机的必备文件，为航空发动机研制可靠性提供了技术基础。当时一些人不理解，说，“我们现在还过不了关，你老吴搞什么名堂?有了工作标准，要求更高了，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吴大观就耐心地去解释编制规范的重要性。
中航工业原发动机局总师周晓青告诉记者，1985年底，在决定“太行”发动机前途的关键时刻，吴大观和宁幌、周晓青等9位专家坚决支持自主研制，从动力基础关系到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前途的战略高度出发，联名给党中央写信，提出了“加速航空发动机发展的建议”，吁请国家批准“太行”发动机立项研制，信件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批示。随后，“太行”发动机验证机的设计研制正式开始。今天，“太行”发动机已经实现了定型。
1993年，吴大观了解到“太行”发动机的一项加速系统实验速度提高到6秒，他对前来看望他的606所原副总师刘国玉说，“这是我听到的最好听、最好听的消息，我兴奋得一夜睡不着觉。”
1998年，82岁的吴大观总结归纳了11条《我国航空工业需要统一的认识》，对中国航空发动机的研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他写道，“航空工业是高技术产业，有知识密集、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的特点，需要列入国家计划，需要综合国力大力支持。”“技术引进，必须经过消化、吸收、再创新，不能满足于照抄照搬。”
2002年9月，斯贝发动机全面国产化进入关键时期，突然发生故障，年已87岁的吴老不辞辛苦赶到西航，帮助判明原因。
2005年5月，西航公司的领导意外地收到吴大观的一封来信，在信中，年届90的吴老再次总结他的航空科研心得，并提供了他收集到的宝贵技术资料。
活到老 学到老
2004年，吴大观办了离休手续，这一年，他88岁。但他仍每天坚持到中航工业科技委给他保留的办公室去看资料、记笔记。女儿吴晓云回忆说，“他上班与不上班是一个样。”
从2004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他记了22本笔记。随手翻开2007年7月4日的笔记，他在笔记上方写下“百学不厌”4个字。在这一年8月31日的笔记上写着：“夜2：40牙痛，今日国家自主创新捷报频传，欣喜不已而忘记牙痛。”这一天他学习的内容是《人民日报》“倡导自主创新，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四谈认清形势振奋精神”一文。
在吴大观的《90述怀》中，他这样写道：“学习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使人心平气静的过程，专心致志学习，还是一个很好的健身活动。”
他常说，“生活上我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对我来说，紧张工作是我最大的幸福，攻关胜利是我最大的快乐，艰苦朴素是我的生活准则。为中国的大飞机装上自己研制的先进发动机是我最大的心愿!”
记者来到吴大观的办公室，里面摆设着简朴的办公家具，除了书和资料还是书和资料。窗前的大柳树撑出一片浓荫。大柳树，你一定还记得曾在这里工作过的那个老人，他的头发虽然白了，但他的心还是那样的火热，那样的单纯!
吴大观的办公桌总是收拾得井井有条，桌上没有烟灰缸。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吴大观原来吸烟，有一次，一个同事出于对他身体的关心，建议他戒烟，吴大观当即表示，“我一定戒。”另一个同事开玩笑说，“如果你说到做到，我每年送你一只烤 鸭作为奖励；但你要是做不到，那就要送我一台电视机。”吴大观马上同意这个建议，从那以后他真的戒了烟。吴大观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我的脑力、智力并不是很高，但我认准了‘笨鸟先飞’和‘勤能补拙’的道理。回想自己的一生，如果说做了一些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工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毅力。”
忠厚为人 淡泊处世
吴大观在黎明公司的党小组长倪伟回忆说，“我们平时接触不多，只知道他是一个从国外回来的老专家。他从不搞特殊，到工厂来总是穿着中山装、解放鞋，在食堂和大家一起排队打饭，对同志非常和气、热情。印象最深的是他手里总是拿着技术书籍。”
中航工业发动机公司总经理马福安说，他从不对下属讲大道理，而是用自己的工作方式、工作作风影响人、引导人。
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刘大响院士回忆说，吴老言语不多，说话很慎重，不爱计较，更不爱发牢骚。他一身正气，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做。每次听到发动机研制的新进展他都会像孩子一样高兴，连说：“好!好!”每当听到研制出现问题，他就会难过地自责：“我是有责任的。”
在家人眼里，吴大观就是一个每次出差会给家人带小礼物的慈爱的亲人。老伴华国不止一次对邻居陈一林讲，“吴大观表现真好!”每天，擦脸的热毛巾他总是先递给老伴。老伴华国冬天有咳嗽的毛病，吴大观就把梨一片片仔细削下来给老伴吃，自己吃梨核。华国住院打点滴，他一定要守在旁边看着点滴，特别认真。他从不把自己的东西强加于人，对后辈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要做个好人!好好学习，讲真话!”
一次，家里电话坏了，女儿临时从科技委借了一个电话急用，没过两天，吴大观就打电话来催，说借人的东西要记得赶快还。
他从不收礼，但每年过春节，他都要女儿代他去“送礼”。吴晓云每次过年都要遵照父亲的嘱咐买4大盒点心，一盒家人吃，一盒送亲戚，一盒送科技委看门的师傅，还有一盒送办公室里经常帮他拿资料的同志。
吴大观的家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一些桌椅还是他从西安来北京时运家具的木头箱子打的。他平时衣着非常朴素，最“显赫”的就是一件灰蓝色的旧中山装。
但他很平和、很知足。他平生最喜欢的两句话，常常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一是小时候在舅舅家里看到的对联：“传家有道唯忠厚，处事无奇但率真。”一是《悲慘世界》里的句子：“人生是施予不是索取。”
“人生是施予不是索取”
上世纪60年代初，吴大观作为二级专家每月200多元工资，他在主动申请降低工资未获批准的情况下，决心拿出一部分工资作为党费上缴。从1963年起，吴大观每月都多缴100元党费。1971年，他补发了“文革”期间欠发的6000元工资，随即便把4000元作为党费交给党组织。中航工业科技委原副秘书长彭友梅告诉记者，46年来，除了每年正常缴纳党费外，吴大观在自己工资收入和离休金都不高的情况下，多次上缴“特殊党费”累计11万多元。此外，吴大观还为希望工程和灾区累计捐款9万多元。
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我自己贡献不大，但党和国家给我的待遇很高、荣誉很多，我心里不安，总想要为党做点事、出点力。我的钱不多，办不成多大的事，但我要尽自己的一点心意。我们国家人多底子薄，作为一名党员、一个公民，应尽一点社会责任。‘人生是施予不是索取’，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重要，一个人来到社会上，不是要这个要那个，而是要有所贡献。”
吴大观的邻居和党支部书记陈一林满怀深情地追忆说，“吴大观真是一名党员专家，90多岁仍然坚持参加党支部会，说跟党员在一起心里踏实。他年年写长达10多页、10000多字的思想汇报，非常认真。他因生病而不想吃饭，老伴华国找到我说，你代表党组织去劝劝他，他听支部的话。我去了，他果然听话就吃了几天饭，后来实在吃不下了，才去住院……”
“相信总有那么一天……”
进入21世纪，航空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大型飞机作为重大专项列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总装备部和国防科工委联合制定了《2020前年航空发动机发展纲要》。发动机预研取得进展，“昆仑”和“太行”发动机相继设计定型，可就在这时吴大观的生命也已经走到了尽头。
2009年2月28日，吴大观因病住进了中航工业中心医院。
“他不像一个生命快到尽头的人，看上去安详、平和、有尊严。”在吴大观去世前10来天去看望过他的中航工业发动机公司党群部副部长方苹说。
护士长黄丽忠为我们描述了吴大观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光：“他从不看电视，只是静静地看书，做笔记。每天坚持从上午8点学到10点。那种坚强的毅力给我很大的震撼。我说别看了，他说，孩子，学无止境啊!”
主治医师李炜和孔霞眼含热泪地告诉记者，“吴老在护理上不提任何要求，不会给你任何压力。他不愿意让专家会诊，也不愿用进口药。他不吃医院的营养餐，让家人送饭，却给他的护工订医院餐厅里最好的饭。他在昏迷中醒来，曾几次拔掉输液的管子，真诚地对医护人员说，‘不要在我身上浪费钱，把这些药用到该用的人身上吧。’”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住院期间，同事们每次去看吴大观，他都不谈自己的病痛，讲的都是对航空发动机科研的思考。
他一再叮嘱家人：
“不要再为我浪费国家的医药费了。不打针、不输液、不转院、不做手术。”
“后事一切从简，一定不能向组织提任何要求。”
“一定要代我交最后一次党费10万元。”
弥留之际，吴大观深情地说，“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我就想，天空是多么美、多迷人啊!我是看不到我们自己的大飞机装着我们自己的发动机飞上祖国的天空了。但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的!”
2009年3月18日，吴大观合上了双眼。
(原载《经济日报》)
让我们追寻他的奋斗足迹，去感受中国航空动力事业发展的艰辛而光荣的历程。
一定要想办法搞出自己的发动机来
吴大观1916年出生于江苏镇江。年轻时，他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毅然从西南联大机械系转到航空系，立志航空救国。毕业后，他先是到贵州大定航空发动机厂任技术员，后远赴美国的航空发动机厂学习。1947年，他拒绝了国外的高薪聘任，仅带着两个装满书籍和技术资料的箱子回到祖国。1948年，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吴大观和家人来到解放区，受到了聂荣臻同志的亲切接见。1949年，吴大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重工业部航空筹备组组长。
新中国的航空工业是从修理飞机和制造零部件开始艰难起步的。航空发动机是飞机最重要的关键部件，被称为飞机的“心脏”，是工业王冠上的明珠，技术难度大，研制风险多，资金投入高，可靠性要求高，研发周期长，很多发达国家都望而却步。但吴大观深知自主设计制造发动机对国家的航空工業意味着什么，当他接到研制航空发动机的任务后，想得最多的是，一定要想办法搞出自己的发动机来!为我们的飞机装上“中国心”，从此成为他一生魂牵梦萦的追求。
1956年，吴大观赴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制造厂(410厂)，组建我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设计室；在此期间，他领导研制了我国第一个喷气发动机型号——喷发1A发动机。1961年，吴大观在沈阳主持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发动机设计研究所——国防部第六研究院航空发动机研究所(606所)。
他主持了我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的建设；主持完成了我国第一部航空发动机标准规范的编制……作为新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工作与新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许多个“第一”紧密相连。他先后主持研制喷发1A、涡喷5、红旗2号发动机，参与领导研制涡喷7甲、涡扇5和涡扇6发动机。虽然因为种种原因，他主持参与设计的发动机没有实现定型，但这些实践积累了经验和人才，使我国在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发之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他自己就像一台“发动机”
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两个放满了书籍的书架，墙上挂着一张发动机设计图，这就是吴大观在606所的办公室。记者看到，桌子上除了一瓶鸵鸟牌墨水，一把计算尺，一摞摆放整齐的笔记本，还有一个放大镜。在沈阳工作期间，常年的劳累使他患上了严重的眼疾，由于得不到很好的休息，他的左眼失去了光明。翻开1962年至1963年的一个红色笔记本，扉页上一行书写工整的小字：“什么时候拿出你们的产品来献给党!”
那是一个火热的拓荒年代。606研究所的院子里还是土路，杂草丛生。冬天，410厂厂房里滴水成冰。研究所刚组建时，很多人连航空发动机都没见过，但大家充满了干劲儿，要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画图。吴大观常说，“不搞出自己的发动机，我死不瞑目!”一台发动机有几万个零件，没有计算机等辅助工具，工作量之大、设计难度之高可见一斑。吴大观和他的同事们在简陋的办公室铺开设计的图纸，在寒冷昏暗的厂房里加工机器设备，在震耳欲聋的露天试车台上开始了实验……
当年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原606所副所长严成忠回忆说，当时条件很差，伏案工作能听得到远处轰隆隆的机器运转声。但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吴大观对科研工作的要求丝毫不曾放松。
所有与吴大观共事过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他的敬业精神。同事们说，他自己就像一台“发动机”。他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经常一天工作12小时以上。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比别人提前一个多小时到办公室；晚饭后他又到办公室工作，与星斗为伴。
20世纪70年代，为了提高我国航空发动机的技术水平，我国从英国罗·罗公司引进了斯贝发动机生产专利。吴大观接受组织安排，于1978年初调入中航工业西航公司(430厂)担任副厂长兼任厂设计所所长，主抓该发动机的总装、试车、赴英考核等设计技术工作，并负责该机资料整理和设计所的工作。西航公司原47车间工艺员桂挹清告诉记者，在西安工作期间，吴大观仍然坚持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早上提前一个小时到办公室，晚上到办公室工作2至3个小时。当时他的左眼已经失明，老伴担心天黑他磕着碰着，就每天用手电筒为他上下班引路。
在英国专家组成联合试车工作组进行150小时定型持久试车时，英方专家组织两班倒，而年逾六旬的吴大观一个人顶两班，发烧39摄氏度仍坚持工作，以致晕倒在试车台上。领导命令他回家休息，两小时后，他却又出现在试车台上。
做大量不起眼的“播种”工作
吴大观深知自主创新之难，深知仅有激情是不够的，还要有科学的工作方法，要严格遵循科研规律。拓荒，不仅意味着建研究所、试验基地，开展航空发动机的设计研制，还包括大量耗费心血的基础性工作，包括工作规范的制订、人才的培养，这些工作不会有耀眼光环，也不会有谁来为之传扬褒奖。可吴大观花费大量精力去做的，正是这些不起眼的拓荒工作。
606所建所之初，在虞光裕等人的配合下，吴大观主持制订了比较完整的发动机设计、试验技术标准，包括《设计员手册》、《图样管理制度》、《试验程序》等共8册，俗称“八大本”。这也是我国航空发动机研制领域第一套有效的规章制度。
“科技档案、科技信息和科技图书资料是科技人员的粮食。”这是吴大观经常强调的一句话。他在抓科研的同时，高度重视知识积累，坚持把科技信息和科技档案管理列入自己的工作日程。西航公司设计所设计员周芹生告诉记者，吴大观提出，“研究工作搞一段时间就要进行总结，把经验教训写出来，别人也可以用，不要只装在自己脑子里。”他要求出国学习的技术人员，回来后必须将资料交给所里作为档案保存。上世纪80年代初，吴大观带队在英国罗·罗公司进行工作期间，更要求技术人员每天整理技术问题。他还带领科研人员把原来无人管理、散失在外的技术资料归纳整理，并分专题组织讲授。他说，“用人民的钱买来的资料，每个技术人员都有责任钻研学习，整理好留给后人阅读。任何丢失资料、不认真学习的行为，都是对人民的犯罪。”在他的主持下整理、编写的有关技术资料，出版了11册相当有价值的汇编，为中国航空发动机的自主研制工作做了丰富的积累。
航空发动机专业人才稀缺，吴大观与所在单位的党政领导千方百 计招揽人才。一批来自全国重点院校的朝气蓬勃的毕业生和大型企业的技术人员聚集在一起，吴大观把他们当宝贝一样看待。
“先学正楷，再学草书。”吴大观亲自为科技人员制订详细的科研工作计划和技术学习计划。針对科研队伍年轻、经验不足的情况，组织“技术练兵”，一方面把他们放到科研第一线锤炼，一方面督促他们学习跟踪世界航空发动机先进技术。中航工业动力所总设计师李志广告诉记者，针对当时大家普遍不懂英语、难以进行技术交流的情况，吴大观亲自组织培训班，请英文好的同志来讲课，并号召大家每天提前10分钟上班学英语，晚饭后1小时学技术。对于技术骨干，吴大观还在家里亲自授课讲英语。如今已满头银发的李志广，还记得当年上课时边喝茶边听讲的温暖情景。吴大观要求大家，学英语一定要读出来。科研所里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每天晚上，楼里灯火辉煌、书声琅琅，很多人都是晚上10点以后才回去休息。很多老同志回忆起来，至今还津津乐道。
西航公司设计所压气机室主任韦龙庚告诉记者，吴大观要求年轻人对工作一定要认真、认真、再认真。他对设计报告、图纸等资料，哪怕不吃饭、不睡觉也要亲自一件一件过目，不符合要求的退回返工。他对涉及专利引进资料的技术文件，更是一字一句地进行中英文对校，一遍遍验算。在他身边工作的年轻人，都养成了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吴大观对年轻人不仅在政治上关心、业务上培养，而且生活上也尽力照顾。他自己从不提任何生活上的要求，却为科技人员在住房等待遇问题上奔走呼吁。在沈阳工作期间，国家经济困难，粮食和副食供应不足，有些科技人员因营养不良患了浮肿。吴大观很着急，向主管后勤的领导建议采取措施，后来从黑龙江某部队农场调来一批黄豆发给大家，才缓解了供应问题。还有一个故事被传为美谈：1962年春节，研究所党委决定请技术骨干聚餐，吴大观和其他领导点了32名同志参加，后来被称为“尖子宴会”。今天看来，一顿饭并不算什么，但在当时，此举却反映出吴大观等所领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一片情怀。
“他的眼光从不放在个人名利或单位利益上，而总是从整个行业的发展角度去看问题。”西航公司设计所二科科长王振华说。吴大观在西安工作期间，他所在的430厂需要派人到英国进行发动机高空台试验。确定出国名单时，吴大观力排众议，一半名额都给了外单位相关专业的技术人员，这中间就有后来成为院士的刘大响。
60余年来，吴大观一直在不断探索自主研发之路。他根据自己从事航空发动机型号研制的切身经验与教训，提出预先研究的重要性。他把航空发动机的预研与发展创新比作树根与枝叶的关系，没有根深就没有叶茂。他常说，航空发动机研制是“嘴里吃一个，手里拿一个，眼里看一个”，不能老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这个主张后来形成“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的良性发展基础。这些思想，也给航空发动机研制工作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深深影响了后来者。
1982年，吴大观调到航空工业部科技委工作。离开一线后，他仍然保持着勤奋的工作状态，跟踪航空发动机的新技术，为一线技术人员做些添砖加瓦的工作。他坚持自学现代发动机新技术，写了上百万字的笔记和心得体会。他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国外技术规范，组织编制了我国第一部航空发动机研制国标《涡喷、涡扇发动机通用规范》和《涡桨、涡轴发动机通用规范》，以及《发动机结构完整性大纲》等研制航空发动机的必备文件，为航空发动机研制可靠性提供了技术基础。当时一些人不理解，说，“我们现在还过不了关，你老吴搞什么名堂?有了工作标准，要求更高了，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吴大观就耐心地去解释编制规范的重要性。
中航工业原发动机局总师周晓青告诉记者，1985年底，在决定“太行”发动机前途的关键时刻，吴大观和宁幌、周晓青等9位专家坚决支持自主研制，从动力基础关系到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前途的战略高度出发，联名给党中央写信，提出了“加速航空发动机发展的建议”，吁请国家批准“太行”发动机立项研制，信件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批示。随后，“太行”发动机验证机的设计研制正式开始。今天，“太行”发动机已经实现了定型。
1993年，吴大观了解到“太行”发动机的一项加速系统实验速度提高到6秒，他对前来看望他的606所原副总师刘国玉说，“这是我听到的最好听、最好听的消息，我兴奋得一夜睡不着觉。”
1998年，82岁的吴大观总结归纳了11条《我国航空工业需要统一的认识》，对中国航空发动机的研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他写道，“航空工业是高技术产业，有知识密集、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的特点，需要列入国家计划，需要综合国力大力支持。”“技术引进，必须经过消化、吸收、再创新，不能满足于照抄照搬。”
2002年9月，斯贝发动机全面国产化进入关键时期，突然发生故障，年已87岁的吴老不辞辛苦赶到西航，帮助判明原因。
2005年5月，西航公司的领导意外地收到吴大观的一封来信，在信中，年届90的吴老再次总结他的航空科研心得，并提供了他收集到的宝贵技术资料。
活到老 学到老
2004年，吴大观办了离休手续，这一年，他88岁。但他仍每天坚持到中航工业科技委给他保留的办公室去看资料、记笔记。女儿吴晓云回忆说，“他上班与不上班是一个样。”
从2004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他记了22本笔记。随手翻开2007年7月4日的笔记，他在笔记上方写下“百学不厌”4个字。在这一年8月31日的笔记上写着：“夜2：40牙痛，今日国家自主创新捷报频传，欣喜不已而忘记牙痛。”这一天他学习的内容是《人民日报》“倡导自主创新，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四谈认清形势振奋精神”一文。
在吴大观的《90述怀》中，他这样写道：“学习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使人心平气静的过程，专心致志学习，还是一个很好的健身活动。”
他常说，“生活上我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对我来说，紧张工作是我最大的幸福，攻关胜利是我最大的快乐，艰苦朴素是我的生活准则。为中国的大飞机装上自己研制的先进发动机是我最大的心愿!”
记者来到吴大观的办公室，里面摆设着简朴的办公家具，除了书和资料还是书和资料。窗前的大柳树撑出一片浓荫。大柳树，你一定还记得曾在这里工作过的那个老人，他的头发虽然白了，但他的心还是那样的火热，那样的单纯!
吴大观的办公桌总是收拾得井井有条，桌上没有烟灰缸。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吴大观原来吸烟，有一次，一个同事出于对他身体的关心，建议他戒烟，吴大观当即表示，“我一定戒。”另一个同事开玩笑说，“如果你说到做到，我每年送你一只烤 鸭作为奖励；但你要是做不到，那就要送我一台电视机。”吴大观马上同意这个建议，从那以后他真的戒了烟。吴大观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我的脑力、智力并不是很高，但我认准了‘笨鸟先飞’和‘勤能补拙’的道理。回想自己的一生，如果说做了一些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工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毅力。”
忠厚为人 淡泊处世
吴大观在黎明公司的党小组长倪伟回忆说，“我们平时接触不多，只知道他是一个从国外回来的老专家。他从不搞特殊，到工厂来总是穿着中山装、解放鞋，在食堂和大家一起排队打饭，对同志非常和气、热情。印象最深的是他手里总是拿着技术书籍。”
中航工业发动机公司总经理马福安说，他从不对下属讲大道理，而是用自己的工作方式、工作作风影响人、引导人。
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刘大响院士回忆说，吴老言语不多，说话很慎重，不爱计较，更不爱发牢骚。他一身正气，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做。每次听到发动机研制的新进展他都会像孩子一样高兴，连说：“好!好!”每当听到研制出现问题，他就会难过地自责：“我是有责任的。”
在家人眼里，吴大观就是一个每次出差会给家人带小礼物的慈爱的亲人。老伴华国不止一次对邻居陈一林讲，“吴大观表现真好!”每天，擦脸的热毛巾他总是先递给老伴。老伴华国冬天有咳嗽的毛病，吴大观就把梨一片片仔细削下来给老伴吃，自己吃梨核。华国住院打点滴，他一定要守在旁边看着点滴，特别认真。他从不把自己的东西强加于人，对后辈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要做个好人!好好学习，讲真话!”
一次，家里电话坏了，女儿临时从科技委借了一个电话急用，没过两天，吴大观就打电话来催，说借人的东西要记得赶快还。
他从不收礼，但每年过春节，他都要女儿代他去“送礼”。吴晓云每次过年都要遵照父亲的嘱咐买4大盒点心，一盒家人吃，一盒送亲戚，一盒送科技委看门的师傅，还有一盒送办公室里经常帮他拿资料的同志。
吴大观的家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一些桌椅还是他从西安来北京时运家具的木头箱子打的。他平时衣着非常朴素，最“显赫”的就是一件灰蓝色的旧中山装。
但他很平和、很知足。他平生最喜欢的两句话，常常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一是小时候在舅舅家里看到的对联：“传家有道唯忠厚，处事无奇但率真。”一是《悲慘世界》里的句子：“人生是施予不是索取。”
“人生是施予不是索取”
上世纪60年代初，吴大观作为二级专家每月200多元工资，他在主动申请降低工资未获批准的情况下，决心拿出一部分工资作为党费上缴。从1963年起，吴大观每月都多缴100元党费。1971年，他补发了“文革”期间欠发的6000元工资，随即便把4000元作为党费交给党组织。中航工业科技委原副秘书长彭友梅告诉记者，46年来，除了每年正常缴纳党费外，吴大观在自己工资收入和离休金都不高的情况下，多次上缴“特殊党费”累计11万多元。此外，吴大观还为希望工程和灾区累计捐款9万多元。
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我自己贡献不大，但党和国家给我的待遇很高、荣誉很多，我心里不安，总想要为党做点事、出点力。我的钱不多，办不成多大的事，但我要尽自己的一点心意。我们国家人多底子薄，作为一名党员、一个公民，应尽一点社会责任。‘人生是施予不是索取’，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重要，一个人来到社会上，不是要这个要那个，而是要有所贡献。”
吴大观的邻居和党支部书记陈一林满怀深情地追忆说，“吴大观真是一名党员专家，90多岁仍然坚持参加党支部会，说跟党员在一起心里踏实。他年年写长达10多页、10000多字的思想汇报，非常认真。他因生病而不想吃饭，老伴华国找到我说，你代表党组织去劝劝他，他听支部的话。我去了，他果然听话就吃了几天饭，后来实在吃不下了，才去住院……”
“相信总有那么一天……”
进入21世纪，航空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大型飞机作为重大专项列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总装备部和国防科工委联合制定了《2020前年航空发动机发展纲要》。发动机预研取得进展，“昆仑”和“太行”发动机相继设计定型，可就在这时吴大观的生命也已经走到了尽头。
2009年2月28日，吴大观因病住进了中航工业中心医院。
“他不像一个生命快到尽头的人，看上去安详、平和、有尊严。”在吴大观去世前10来天去看望过他的中航工业发动机公司党群部副部长方苹说。
护士长黄丽忠为我们描述了吴大观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光：“他从不看电视，只是静静地看书，做笔记。每天坚持从上午8点学到10点。那种坚强的毅力给我很大的震撼。我说别看了，他说，孩子，学无止境啊!”
主治医师李炜和孔霞眼含热泪地告诉记者，“吴老在护理上不提任何要求，不会给你任何压力。他不愿意让专家会诊，也不愿用进口药。他不吃医院的营养餐，让家人送饭，却给他的护工订医院餐厅里最好的饭。他在昏迷中醒来，曾几次拔掉输液的管子，真诚地对医护人员说，‘不要在我身上浪费钱，把这些药用到该用的人身上吧。’”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住院期间，同事们每次去看吴大观，他都不谈自己的病痛，讲的都是对航空发动机科研的思考。
他一再叮嘱家人：
“不要再为我浪费国家的医药费了。不打针、不输液、不转院、不做手术。”
“后事一切从简，一定不能向组织提任何要求。”
“一定要代我交最后一次党费10万元。”
弥留之际，吴大观深情地说，“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我就想，天空是多么美、多迷人啊!我是看不到我们自己的大飞机装着我们自己的发动机飞上祖国的天空了。但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的!”
2009年3月18日，吴大观合上了双眼。
(原载《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