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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疯癫是受人喜爱的文学题材。运用福柯关于疯癫历史的理论研究英国文学里的疯癫现象，可以详细勾勒出不同时期疯癫如何被构建出来的：文艺复兴时期是疯癫的黄金时期，这时疯癫是知识和理性；古典时期，疯癫是兽性和堕落而遭囚禁；现代社会，疯癫是一种精神病，在精神病院被医学专家治疗。通过疯癫我们可以探究疯癫和理性的变化关系，发现疯癫在特定的社会阶段被不同的文化、知识和经济结构所决定和建构。
关键词：疯癫与英国文学；文艺复兴时期；古典禁闭时代；现代精神病院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08)12-0137-4
蒲柏说“疾病是一种早期的老龄。它教给我们现世状态中的脆弱，同时启发我们思考未来。可以说胜过一千卷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著述。”（蒲柏，2003：57）疯癫作为疾病的一种, 涉及了人性、知识、权力、精神病学、生理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一直颇受作家青睐，成为文学的一种独特景观。“理性—疯癫关系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向度。”（福柯，1999：前言）英国文学中疯癫形象一直很丰富，“在很长时间里，某些忧郁症被认为是英国人特有的；在医学中和文学中都对此确认不疑。”（福柯，1999：196）本文运用福柯疯癫理论系统梳理英国文学中疯癫形象，观察疯癫的演变，诠释疯癫如何进入文本，揭示疯癫面具下的权力结构，以反映特定时期英国社会的历史、性别、种族等现实。
1. 文艺复兴：疯癫的黄金时代
文艺复兴时期疯癫作为一种美学现象出现在社会领域中，既普遍又使人着迷，“其原因在于它就是知识。”（福柯，1999：17）疯癫形象原形半人半神的狄俄尼索斯(Dionysus)，就能够看见常人不能见的真理。“对于那些长期处在重病之下的患者，由于长期处于恐惧和世间冷暖之间，他们以那种情况观察外界的事物时，往往可以见到一般健康的人所无法见到的情形。……，是一种极大痛苦当中产生的觉醒。”（尼采，1993：67）受难的耶稣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23节）。“疯癫是受难的一种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是临终前的最后形式。”（福柯，1999：73）莎士比亚笔下系列疯癫人物就是这样的受难者，他们揭露了权力、金钱、性别背后的东西，成为受尊敬和同情的对象。
李尔王原是个刚愎自用、喜怒无常的暴君，发疯后在风雨交加、人神交流的荒原上流浪。这时他认识到社会、人性的普遍黑暗，绝望地呼号，“震撼一切的霹雳啊，把这生殖繁密的、饱满的地球击平了吧！”（莎士比亚，1999：1306）失势疯癫的他才认识到权势的危害，同情百姓的贫苦。“一个人只有在生病时（而不是健康情况下）才能明确体验到躯体的‘隐匿性’和‘异己性’存在。”（图姆斯，2000：85)疯癫的李尔王产生了超越理智的、直觉的大智慧，思考人生悲剧性本质：“当我们生下地来的时候，我们因为来到这个全是傻瓜的广大舞台上，禁不住放声大哭。”（莎士比亚，1999：1330）同样“魔鬼一样的皇后”麦克白夫人对权力充满了渴望。她鼓动参与了丈夫弑君篡位的罪行，是女巫的人间化身。当上了王后，所幻想的幸福却变成了泡影，她开始后悔：“要是用毁灭他人的手段，使自己置身在充满着疑虑的欢娱里，那么还不如那被我们所害的人，倒落得无忧无虑。”（莎士比亚，1999：1367）疯癫的根本语言是理性语言，疯癫的她在许多“不应该说的话”里忏悔了内心痛苦，不再参与杀人勾当，郁郁而终。而麦克白在罪恶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最后被枭首示众。
雅典贵族泰门家财万贯乐善好施，但千金散尽后被以前的施舍对象拒于门外。世态炎凉使他发了疯，看清商业“不是使人拥有自己，而是不断地使人疏离自己的本质和自己的世界”（福柯，1999：198），认识到金钱的罪恶，“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莎士比亚，1999：1580）他赞扬小偷，“因为你们都是明目张胆地做贼，并不蒙着庄严的假面具；那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才是最可怕的穿窬大盗哩。”（莎士比亚，1999：1588）他神情狂乱、穴居野地、诅咒人类、诅咒黄金，最后悲愤离世。
英国的父权制是造成疯癫的重要因素。大家闺秀奥菲莉娅纯洁天真，但因卷入父权的阴谋中，成为政治斗争的的牺牲品。对父兄、情人的爱恨使她失去了理智。父亲不测使她感到人生无常，她开始质疑人的归宿，“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可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变成什么。”（莎士比亚，1999：991）失恋的痛苦使她发疯后唱内容不“健康”的民歌，表达对婚姻与性爱既恐惧又向往的“淫荡不雅”的压抑心理，解构了父权制下清纯听话的乖乖女的形象。这是她发疯前无论如何也不会表露出来的，勒替斯听后说：“这一种无意识的话，比正言危论还要有力得多。”（莎士比亚，1999：994）
从上述形象看，文艺复兴时期疯癫构成人的基线、本真，比“理性更接近于幸福和真理，比理性更接近于理性”（福柯，1999：13），构成一种对社会现实、伦理道德、科学文化的激烈否定和有力批判，具有美学上的启示意义。这时疯癫者可以像精灵一样自由地穿行于原野山谷，没有行动限制。
2. 古典时期：疯癫的禁闭时代
古典时代禁闭制度流行，“疯癫就被从想像的自由王国中强行拖出，……它就被关押起来，在禁闭城堡中听命于理性、受制于道德戒律，在漫漫黑夜中度日。”（福柯，1999：57-58）疯癫开始和丑闻、兽性、骄傲、死亡、黑夜、原罪、流血等联系在一起。《远大前程》中的郝薇香小姐、《简·爱》中的伯莎·梅森等为代表的女性疯癫尤为引人注目。伊莱恩·肖瓦尔特在《女性的疾病》中指出十七世纪以来，英国疯癫女性总是多于男性，有时甚至是男性的一倍。维多利亚时期对女性压迫和性禁锢登峰造极，反映在文学中就是维多利亚时期特有的疯女形象。
从小被宠坏的贵族小姐郝薇香傲慢多情，长大后被弟弟坑害，又疏远了好心亲戚马修，被骗去钱财还被情人抛弃。一怒之下她自我囚禁，以报复男性为生活唯一目的。疯癫使她变成了蜡人、骷髅、幽灵，成为黑暗中的鬼魅。从深层结构上说，郝薇香的悲剧根源有三个：其一是她“拒绝外部世界，企图自我封闭、滞留于过去的古老庄园的生活形态”（陈晓兰，2004：135-141）。在与金钱至上的资产阶级的对垒中，郝薇香所代表的高贵傲慢、固执保守的土地贵族不可避免地失败了；其二在于她父亲违背了父权社会的游戏规则，让她而不是男性继承人继承家产，结果遭到父权势力的暗算；其三是她违背了维多利亚时期虚伪的性禁忌，毫不掩饰自己的激情和欲望，对爱情倾其所有，结果遭受社会的惩罚：“因爱得过度而失望的爱情，尤其是被死亡愚弄的爱情，别无出路，只有诉诸疯癫。”（福柯，1999：83）郝薇香被迫自闭于沙提斯庄园是社会对疯癫惩罚的一种形式。
伯莎曾拥有“财富、美貌、魅力和才艺”，名闻西印度群岛西班牙城，但婚后不久就变成了“恶魔”、“野兽”、“女疯子”，被秘密囚禁桑菲尔德庄园阁楼十余年。伯莎是否是疯女人一直令人争论不休，其实这里面真正的主题并不是疯癫或理性，“而是那些被认为患精神病的人与那些冒称精神健全的人之间变化着的关系结构”（怀特，2003：237）。判断伯莎是否疯癫的深层标准是她的血统和肤色，在白人殖民者的眼中，殖民地人民不是疯子便是傻瓜。她没有继承父亲的白人特征，却继承克里奥耳母亲黑人“野蛮”的特征：“黑乎乎五官鼓鼓”（勃朗特，1993：320-321）。她是罗切斯特家族的耻辱，“克里奥耳妇女是一个充满危险的社会群体中的二等成员”（O’Callaughan, 1998: 214）。但这个家族贪图伯莎的巨额陪嫁，那么禁闭就是家族设法避免耻辱的一种计谋。“老于世故、放荡不羁、并不比魔鬼好多少”的罗切斯特利用人们对疯癫的偏见，轻易地以疯癫之名把伯莎囚禁起来，合法霸占她的财产，过上肆无忌惮的浪荡生活。因为那时疯癫是丑闻、堕落、罪恶的明显记号。在骗婚阴谋暴露后，罗切斯特就向众人展示伯莎的疯癫以推卸责任，“疯癫变成某种供观看的东西，不再是人自身包含的怪物，而是具有奇特生理机制的动物，是人类长期受其压制的兽行。”（福柯，1999：64）即使简·爱也批评罗切斯特说，“对那个不幸的女人来说，你实在冷酷无情。”（勃朗特，1993：34）但简和他人并没有从人道主义角度解救伯莎，而任之被继续关押，导致悲剧最终发生。
古典时期的疯癫是野兽化身，是上帝仁慈的最远对象。郝薇香、伯莎都体现了这一特征：疯癫失去基本的人性，被视为愚蠢、危险、淫荡和肮脏的兽性。两人的疯癫体现在令人生畏的攻击倾向中，体现在阴森可怖的囚禁形象中，但她们不甘沉默，咆哮抗争。疯癫是绝对的抗争形式，但结果并不乐观，她们都不得好死。
3. 现代社会：疯癫的炼狱时代
科学时代里疯癫被视为疾病，得在疯人院里接受隔离治疗，遭受更残忍的精神摧残：“禁闭的恐怖是从外面包围着疯癫，……在休养院产生的恐惧却要深刻得多……现在疯癫不再会引起恐惧。它自己因茕茕孑立而感到恐惧，从而完全听凭关于睿智、真理和道德的教育学的支配。”（福柯，1999：227-228）古典禁闭室里疯癫者“身体上失去了自由，但还可以保持兽性的咆哮”（汪民安，2002：30），现代疯人院里疯癫者连咆哮权也丧失了。现代医生和看护用四种手段来治疗精神病人：缄默、镜象认识、无休止的审判和对医务人员的神化。精神病院中，不是疯癫者的兽性被压制下去了，而是人本身被消灭了；不是疯癫者被治愈了，而是这种治疗行为本身就包含抹杀疯癫真相和实质的异化作用。
伍尔夫《达洛维太太》中塞普蒂莫斯就深切地揭示了现代社会权力机构借助医学手段对人的压制和戕害。作者本人患有精神病，对精神病院和医生的淫威有体验，她宣称：“我要描述生与死、神志清醒与精神错乱；我要批判这个社会制度，并表现它如何在起作用，写它最紧张的运转方式。”（伍尔夫，2003：前言）赛普蒂默斯为拯救具有莎士比亚传统的英格兰而战，未死于战场却死于医疗体制和战后和平生活中的压迫、罪恶。霍姆斯大夫对他的病症视而不见，使负罪感成为病人的一种意识，让“疯癫被迫不断地审判自己”，反省自己的堕落和罪恶。代表医务人员神话的布拉德肖爵士利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借用科学面具来控制疯癫。他与患者的关系“象征着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价值观的庞大结构的一个缩影，即以家长权威为中心的家庭与子女的关系，以直接司法为中心的越轨与惩罚的关系，以社会和道德秩序为中心的疯癫与无序的关系”（福柯，1999：253）。他把病人当成幼稚未成年者，把自己塑造成为父亲和法官，剥夺病人的一切自由。他对病人软硬兼施，运用劝诱手段让意志薄弱者卑躬屈膝。一旦这些不能奏效，就运用警察与社会力量。爱美不想死的赛普蒂默斯以死反抗这些披着疗救精神的合法外衣、以“人性”和“均衡”面目出现的医务人员，在被强制隔离前跳楼身亡。
《印度之行》揭露了现代精神治疗如何行使司法权以维护父权殖民秩序。天真幼稚的奎斯特小姐为在印度的双重身份所焦虑：种族上的统治者与性别上的被统治者。外出游览时，她开始思考婚姻与爱情、性别与种族、自由与责任等问题而不得发生暂时疯狂。奎斯特案件引起了英印人的极度恐慌，“这种威胁不仅是针对白人妇女的，而且是针对文明本身的，因为对人种混杂、优生计划的失败及种族退化的担忧，通过白人男性的种族侵犯仪式表现出来了。”（霍尔，2003：263）她的疯癫立即被英印殖民者抓住利用，从被英印上流社会排斥的“粗野无理，脾气古怪”野丫头变为“英国人所有的优良品质”的代表。她被隔离起来，被强化负罪感，导致病情加剧。隔离使菲尔丁等自由主义者无法接近，殖民者从而弄大事态达到险恶的政治目的。特顿税务局长等父权殖民统治迫使奎斯特“用装腔作势的口气背诵着她在山洞里可怕的冒险经历”（福斯特，1992：212），证明他们的殖民谬论：“所有不幸的印度人都有犯罪的心理”，所有的黑人男性都想强奸白人女性。隔离和利用以“回声”形式折磨着奎斯特。法庭上她一说出事实的真相，回声就立即消失。但庭审后，她又从特顿所设的种族精神病院转到菲尔丁所设的性别心理诊室。菲尔丁运用了精神病医生的缄默治疗法，让奎斯特陷于未经历过的被遗弃和孤独中。她主动忏悔那不可言说的性幻觉，并在菲尔丁暗示下接受了父权制对女性的“常识性”解读：“脆弱的妇女受性歇斯底里折磨，不吸引人的妇女渴望被强奸。”（Sharpe, 1991：27）
现代精神病治疗“把医学变成司法，把治疗变成镇压……总之，一切安排都是为了使疯人认识到自己处于一个天网恢恢的审判世界”（福柯，1999：247）。较之古典时期，现代精神病人心理抑郁比肉体囚禁更可怕，负罪感和耻辱感被不断强化，被迫自我审问。
4. 结论
世界文学中英国文学的疯癫范例比较系统，反映了权力金钱对人性的异化、父权制度对女性的迫害、英帝国对殖民地的压迫等社会问题。在人们的眼中，疯癫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神启——古典时期的罪恶——现代社会的病情”的变化，疯癫者身份也经历了“智者——野兽——病人”的演变，他们的行动也经历了“自由——囚禁——隔离”的过程。 疯癫现象的演变可以看出，“疯癫没有本质，只有现象，只有表征”（雷诺，2004：46），“是被逐渐地建构起来的”（张世英，1987：2）。“艺术品与疯癫共同诞生和变成现实的时刻，也就是世界开始发现自己受到那个艺术作品的指责，并对那个作品的性质负有责任的时候。”（福柯，1999：269）透过艺术作品中的疯癫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社会和反思现代文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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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疯癫与英国文学；文艺复兴时期；古典禁闭时代；现代精神病院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08)12-0137-4
蒲柏说“疾病是一种早期的老龄。它教给我们现世状态中的脆弱，同时启发我们思考未来。可以说胜过一千卷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著述。”（蒲柏，2003：57）疯癫作为疾病的一种, 涉及了人性、知识、权力、精神病学、生理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一直颇受作家青睐，成为文学的一种独特景观。“理性—疯癫关系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向度。”（福柯，1999：前言）英国文学中疯癫形象一直很丰富，“在很长时间里，某些忧郁症被认为是英国人特有的；在医学中和文学中都对此确认不疑。”（福柯，1999：196）本文运用福柯疯癫理论系统梳理英国文学中疯癫形象，观察疯癫的演变，诠释疯癫如何进入文本，揭示疯癫面具下的权力结构，以反映特定时期英国社会的历史、性别、种族等现实。
1. 文艺复兴：疯癫的黄金时代
文艺复兴时期疯癫作为一种美学现象出现在社会领域中，既普遍又使人着迷，“其原因在于它就是知识。”（福柯，1999：17）疯癫形象原形半人半神的狄俄尼索斯(Dionysus)，就能够看见常人不能见的真理。“对于那些长期处在重病之下的患者，由于长期处于恐惧和世间冷暖之间，他们以那种情况观察外界的事物时，往往可以见到一般健康的人所无法见到的情形。……，是一种极大痛苦当中产生的觉醒。”（尼采，1993：67）受难的耶稣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23节）。“疯癫是受难的一种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是临终前的最后形式。”（福柯，1999：73）莎士比亚笔下系列疯癫人物就是这样的受难者，他们揭露了权力、金钱、性别背后的东西，成为受尊敬和同情的对象。
李尔王原是个刚愎自用、喜怒无常的暴君，发疯后在风雨交加、人神交流的荒原上流浪。这时他认识到社会、人性的普遍黑暗，绝望地呼号，“震撼一切的霹雳啊，把这生殖繁密的、饱满的地球击平了吧！”（莎士比亚，1999：1306）失势疯癫的他才认识到权势的危害，同情百姓的贫苦。“一个人只有在生病时（而不是健康情况下）才能明确体验到躯体的‘隐匿性’和‘异己性’存在。”（图姆斯，2000：85)疯癫的李尔王产生了超越理智的、直觉的大智慧，思考人生悲剧性本质：“当我们生下地来的时候，我们因为来到这个全是傻瓜的广大舞台上，禁不住放声大哭。”（莎士比亚，1999：1330）同样“魔鬼一样的皇后”麦克白夫人对权力充满了渴望。她鼓动参与了丈夫弑君篡位的罪行，是女巫的人间化身。当上了王后，所幻想的幸福却变成了泡影，她开始后悔：“要是用毁灭他人的手段，使自己置身在充满着疑虑的欢娱里，那么还不如那被我们所害的人，倒落得无忧无虑。”（莎士比亚，1999：1367）疯癫的根本语言是理性语言，疯癫的她在许多“不应该说的话”里忏悔了内心痛苦，不再参与杀人勾当，郁郁而终。而麦克白在罪恶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最后被枭首示众。
雅典贵族泰门家财万贯乐善好施，但千金散尽后被以前的施舍对象拒于门外。世态炎凉使他发了疯，看清商业“不是使人拥有自己，而是不断地使人疏离自己的本质和自己的世界”（福柯，1999：198），认识到金钱的罪恶，“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莎士比亚，1999：1580）他赞扬小偷，“因为你们都是明目张胆地做贼，并不蒙着庄严的假面具；那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才是最可怕的穿窬大盗哩。”（莎士比亚，1999：1588）他神情狂乱、穴居野地、诅咒人类、诅咒黄金，最后悲愤离世。
英国的父权制是造成疯癫的重要因素。大家闺秀奥菲莉娅纯洁天真，但因卷入父权的阴谋中，成为政治斗争的的牺牲品。对父兄、情人的爱恨使她失去了理智。父亲不测使她感到人生无常，她开始质疑人的归宿，“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可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变成什么。”（莎士比亚，1999：991）失恋的痛苦使她发疯后唱内容不“健康”的民歌，表达对婚姻与性爱既恐惧又向往的“淫荡不雅”的压抑心理，解构了父权制下清纯听话的乖乖女的形象。这是她发疯前无论如何也不会表露出来的，勒替斯听后说：“这一种无意识的话，比正言危论还要有力得多。”（莎士比亚，1999：994）
从上述形象看，文艺复兴时期疯癫构成人的基线、本真，比“理性更接近于幸福和真理，比理性更接近于理性”（福柯，1999：13），构成一种对社会现实、伦理道德、科学文化的激烈否定和有力批判，具有美学上的启示意义。这时疯癫者可以像精灵一样自由地穿行于原野山谷，没有行动限制。
2. 古典时期：疯癫的禁闭时代
古典时代禁闭制度流行，“疯癫就被从想像的自由王国中强行拖出，……它就被关押起来，在禁闭城堡中听命于理性、受制于道德戒律，在漫漫黑夜中度日。”（福柯，1999：57-58）疯癫开始和丑闻、兽性、骄傲、死亡、黑夜、原罪、流血等联系在一起。《远大前程》中的郝薇香小姐、《简·爱》中的伯莎·梅森等为代表的女性疯癫尤为引人注目。伊莱恩·肖瓦尔特在《女性的疾病》中指出十七世纪以来，英国疯癫女性总是多于男性，有时甚至是男性的一倍。维多利亚时期对女性压迫和性禁锢登峰造极，反映在文学中就是维多利亚时期特有的疯女形象。
从小被宠坏的贵族小姐郝薇香傲慢多情，长大后被弟弟坑害，又疏远了好心亲戚马修，被骗去钱财还被情人抛弃。一怒之下她自我囚禁，以报复男性为生活唯一目的。疯癫使她变成了蜡人、骷髅、幽灵，成为黑暗中的鬼魅。从深层结构上说，郝薇香的悲剧根源有三个：其一是她“拒绝外部世界，企图自我封闭、滞留于过去的古老庄园的生活形态”（陈晓兰，2004：135-141）。在与金钱至上的资产阶级的对垒中，郝薇香所代表的高贵傲慢、固执保守的土地贵族不可避免地失败了；其二在于她父亲违背了父权社会的游戏规则，让她而不是男性继承人继承家产，结果遭到父权势力的暗算；其三是她违背了维多利亚时期虚伪的性禁忌，毫不掩饰自己的激情和欲望，对爱情倾其所有，结果遭受社会的惩罚：“因爱得过度而失望的爱情，尤其是被死亡愚弄的爱情，别无出路，只有诉诸疯癫。”（福柯，1999：83）郝薇香被迫自闭于沙提斯庄园是社会对疯癫惩罚的一种形式。
伯莎曾拥有“财富、美貌、魅力和才艺”，名闻西印度群岛西班牙城，但婚后不久就变成了“恶魔”、“野兽”、“女疯子”，被秘密囚禁桑菲尔德庄园阁楼十余年。伯莎是否是疯女人一直令人争论不休，其实这里面真正的主题并不是疯癫或理性，“而是那些被认为患精神病的人与那些冒称精神健全的人之间变化着的关系结构”（怀特，2003：237）。判断伯莎是否疯癫的深层标准是她的血统和肤色，在白人殖民者的眼中，殖民地人民不是疯子便是傻瓜。她没有继承父亲的白人特征，却继承克里奥耳母亲黑人“野蛮”的特征：“黑乎乎五官鼓鼓”（勃朗特，1993：320-321）。她是罗切斯特家族的耻辱，“克里奥耳妇女是一个充满危险的社会群体中的二等成员”（O’Callaughan, 1998: 214）。但这个家族贪图伯莎的巨额陪嫁，那么禁闭就是家族设法避免耻辱的一种计谋。“老于世故、放荡不羁、并不比魔鬼好多少”的罗切斯特利用人们对疯癫的偏见，轻易地以疯癫之名把伯莎囚禁起来，合法霸占她的财产，过上肆无忌惮的浪荡生活。因为那时疯癫是丑闻、堕落、罪恶的明显记号。在骗婚阴谋暴露后，罗切斯特就向众人展示伯莎的疯癫以推卸责任，“疯癫变成某种供观看的东西，不再是人自身包含的怪物，而是具有奇特生理机制的动物，是人类长期受其压制的兽行。”（福柯，1999：64）即使简·爱也批评罗切斯特说，“对那个不幸的女人来说，你实在冷酷无情。”（勃朗特，1993：34）但简和他人并没有从人道主义角度解救伯莎，而任之被继续关押，导致悲剧最终发生。
古典时期的疯癫是野兽化身，是上帝仁慈的最远对象。郝薇香、伯莎都体现了这一特征：疯癫失去基本的人性，被视为愚蠢、危险、淫荡和肮脏的兽性。两人的疯癫体现在令人生畏的攻击倾向中，体现在阴森可怖的囚禁形象中，但她们不甘沉默，咆哮抗争。疯癫是绝对的抗争形式，但结果并不乐观，她们都不得好死。
3. 现代社会：疯癫的炼狱时代
科学时代里疯癫被视为疾病，得在疯人院里接受隔离治疗，遭受更残忍的精神摧残：“禁闭的恐怖是从外面包围着疯癫，……在休养院产生的恐惧却要深刻得多……现在疯癫不再会引起恐惧。它自己因茕茕孑立而感到恐惧，从而完全听凭关于睿智、真理和道德的教育学的支配。”（福柯，1999：227-228）古典禁闭室里疯癫者“身体上失去了自由，但还可以保持兽性的咆哮”（汪民安，2002：30），现代疯人院里疯癫者连咆哮权也丧失了。现代医生和看护用四种手段来治疗精神病人：缄默、镜象认识、无休止的审判和对医务人员的神化。精神病院中，不是疯癫者的兽性被压制下去了，而是人本身被消灭了；不是疯癫者被治愈了，而是这种治疗行为本身就包含抹杀疯癫真相和实质的异化作用。
伍尔夫《达洛维太太》中塞普蒂莫斯就深切地揭示了现代社会权力机构借助医学手段对人的压制和戕害。作者本人患有精神病，对精神病院和医生的淫威有体验，她宣称：“我要描述生与死、神志清醒与精神错乱；我要批判这个社会制度，并表现它如何在起作用，写它最紧张的运转方式。”（伍尔夫，2003：前言）赛普蒂默斯为拯救具有莎士比亚传统的英格兰而战，未死于战场却死于医疗体制和战后和平生活中的压迫、罪恶。霍姆斯大夫对他的病症视而不见，使负罪感成为病人的一种意识，让“疯癫被迫不断地审判自己”，反省自己的堕落和罪恶。代表医务人员神话的布拉德肖爵士利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借用科学面具来控制疯癫。他与患者的关系“象征着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价值观的庞大结构的一个缩影，即以家长权威为中心的家庭与子女的关系，以直接司法为中心的越轨与惩罚的关系，以社会和道德秩序为中心的疯癫与无序的关系”（福柯，1999：253）。他把病人当成幼稚未成年者，把自己塑造成为父亲和法官，剥夺病人的一切自由。他对病人软硬兼施，运用劝诱手段让意志薄弱者卑躬屈膝。一旦这些不能奏效，就运用警察与社会力量。爱美不想死的赛普蒂默斯以死反抗这些披着疗救精神的合法外衣、以“人性”和“均衡”面目出现的医务人员，在被强制隔离前跳楼身亡。
《印度之行》揭露了现代精神治疗如何行使司法权以维护父权殖民秩序。天真幼稚的奎斯特小姐为在印度的双重身份所焦虑：种族上的统治者与性别上的被统治者。外出游览时，她开始思考婚姻与爱情、性别与种族、自由与责任等问题而不得发生暂时疯狂。奎斯特案件引起了英印人的极度恐慌，“这种威胁不仅是针对白人妇女的，而且是针对文明本身的，因为对人种混杂、优生计划的失败及种族退化的担忧，通过白人男性的种族侵犯仪式表现出来了。”（霍尔，2003：263）她的疯癫立即被英印殖民者抓住利用，从被英印上流社会排斥的“粗野无理，脾气古怪”野丫头变为“英国人所有的优良品质”的代表。她被隔离起来，被强化负罪感，导致病情加剧。隔离使菲尔丁等自由主义者无法接近，殖民者从而弄大事态达到险恶的政治目的。特顿税务局长等父权殖民统治迫使奎斯特“用装腔作势的口气背诵着她在山洞里可怕的冒险经历”（福斯特，1992：212），证明他们的殖民谬论：“所有不幸的印度人都有犯罪的心理”，所有的黑人男性都想强奸白人女性。隔离和利用以“回声”形式折磨着奎斯特。法庭上她一说出事实的真相，回声就立即消失。但庭审后，她又从特顿所设的种族精神病院转到菲尔丁所设的性别心理诊室。菲尔丁运用了精神病医生的缄默治疗法，让奎斯特陷于未经历过的被遗弃和孤独中。她主动忏悔那不可言说的性幻觉，并在菲尔丁暗示下接受了父权制对女性的“常识性”解读：“脆弱的妇女受性歇斯底里折磨，不吸引人的妇女渴望被强奸。”（Sharpe, 1991：27）
现代精神病治疗“把医学变成司法，把治疗变成镇压……总之，一切安排都是为了使疯人认识到自己处于一个天网恢恢的审判世界”（福柯，1999：247）。较之古典时期，现代精神病人心理抑郁比肉体囚禁更可怕，负罪感和耻辱感被不断强化，被迫自我审问。
4. 结论
世界文学中英国文学的疯癫范例比较系统，反映了权力金钱对人性的异化、父权制度对女性的迫害、英帝国对殖民地的压迫等社会问题。在人们的眼中，疯癫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神启——古典时期的罪恶——现代社会的病情”的变化，疯癫者身份也经历了“智者——野兽——病人”的演变，他们的行动也经历了“自由——囚禁——隔离”的过程。 疯癫现象的演变可以看出，“疯癫没有本质，只有现象，只有表征”（雷诺，2004：46），“是被逐渐地建构起来的”（张世英，1987：2）。“艺术品与疯癫共同诞生和变成现实的时刻，也就是世界开始发现自己受到那个艺术作品的指责，并对那个作品的性质负有责任的时候。”（福柯，1999：269）透过艺术作品中的疯癫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社会和反思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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