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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菲茨杰拉德是美国“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他的小说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道德关系中各种矛盾的表现形式，带有浓郁的伦理色彩。通过作品，作者表达了对社会的伦理关怀以及重建社会伦理秩序的强烈诉求。文学的伦理学批评是一项悠久的历史传统，但中西文化差异必然导致对文学理解的差异，因此他的作品在东西方文化中呈现出多重的伦理意识和声音。由于作者与书中人物所处的伦理环境特殊，使小说中的伦理关系、小说人物所作的伦理选择，以及为读者提供的道德警示和教诲均具有重要的伦理意义。其不仅能让我们认识当时的社会，还能使我们从中得到更多的启发和思考，为我们的时代提供借鉴。
关键词：迷惘的一代;菲茨杰拉德;文学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 I712.07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1）01-0062-08
20世纪20年代，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結束，作为战胜国，美国迎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期，进入了其史上“最会纵乐、最讲究绚丽”的爵士乐时代。与温文尔雅的中产阶级传统相反，战后的美国“现代意识”突增、生活节奏加快、两代人间代沟加深、性观念开放，整个社会道德观念发生了巨大改变。敏锐的菲茨杰拉德感知到这是悲剧的前提。他曾说：“其实，我的内心深处是一个想诵经传道的道学家，可要以人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进行。”[1]2091920年，菲茨杰拉德凭其创作的长篇小说《人间天堂》一举成名。此后他笔耕不辍，数个短篇及长篇小说更使其确立了“爵士乐时代”的命名者和杰出代言人的地位，其笔下人物经历了梦想幻灭后的坎坷与痛苦，表明美国梦不过梦幻泡影。著名评论家格特鲁德·斯泰因曾预言：“当菲茨杰拉德同时代的许多著名作家渐渐被人们遗忘时，菲茨杰拉德仍将拥有众多的读者”，“他的作品真正为公众创造了一个新的时代和新的一代人。”[2]152这一预言果真得以实现。时至今日，他的作品仍旧十分畅销，文学声誉甚嚣尘上，评论界对其研究也不断加深，研究热潮持续高涨。
菲茨杰拉德研究的主要方法是新批评以及传统的历史和传记研究。还有一些批评家运用了文化研究、文本研究、女性主义批评、心理分析等理论去进行研究。很多评论家关注到其作品中的伦理内涵与道德现象，但相关论述浅尝辄止，而专门从伦理角度研究的文章更是少之又少。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文学领域引入了大量的批评理论，在推动我国文学批评发展的同时却表现出伦理缺场的总体特征，进而呈现出两种倾向：一是文学批评远离文学，“存在着理论自恋（theoretical complex）、术语自恋（term complex）的严重倾向”[3]4;二是文学批评缺乏社会道德责任感。为了解决文学批评理论中伦理价值缺失的问题，文学伦理学批评在我国应运而生。它是一种从伦理角度研究和阐释文学的批评方法，倾向于回归历史环境，客观分析、理解和阐释作品中的各种道德现象。因此，从文学伦理学角度出发对菲茨杰拉德小说的研究极具社会价值，既可考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社会道德关系中各种矛盾的表现形式，亦可深入探寻小说中这群精神上的“流放者”在人生迷途中何去何从，使后代读者们能够从中参悟现实、鉴往知来。
一、奢靡的消费伦理
消费伦理主要指人们在消费活动中所持的道德观念、遵循的道德规范，以及人际间的道德关系等。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导致不同的消费伦理观，节俭的消费观在中国始终占主导地位。《左传》认为：“俭德之共也，奢恶之大也。”此外，中国人认为节俭不仅关系到个人人格，同时也与国家兴衰密切相关。“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因此，崇简构成了中华美德的重要内容。与中国对节俭的坚守不同，西方的消费伦理经历了由俭至奢的嬗变。如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曾论述过消费，他认为：“过度和不及都属于恶，中道才是德性。”[4]1915世纪末，先进的技术使欧洲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此时重商主义的经济伦理思想盛行一时。也有很多经济学家批判重商主义，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资本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与妄为。”[4]22但在资产阶级的机器时代，微弱的“尚俭”的声音还是在轰鸣的机器声中湮没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和理性在欧洲迅猛发展，美国开始了经济腾飞，商业精神笼罩一切，消费伦理大行其道。杂志、报纸和广播等媒体通力合作，打造一种与父辈节俭的理念截然不同的、及时行乐的快乐人生概念：“克勤克俭以便老来享福的理念简直愚不可及，因为到那时早已没有能力享受。不如纵情地生活，即使将来吃苦也值得。”[5]55菲茨杰拉德把这个时代说成是“历史上最放浪的、最华而不实的纵饮寻乐”[5]5。他将自己的亲身经历、人们的穿着打扮、挥金如土的生活、浪漫的爱情、梦想和激情写进了小说。其笔下人物都深陷奥古斯丁在其《上帝之城》中划分的两难困境，一边是世俗享乐与成功的“世人之城”的诱惑，一边是远离原罪的道德“上帝之城”。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尼克在亲历周遭的种种变故之后，耐人寻味地说道：“我既身在其中，又身在其外，对人生的千变万化，既感到陶醉，同时又感到厌恶。”[6]54尼克的立场也正是作者在现实生活中所采取的立场。
这一具有“巴比伦似的、绚丽的、辉煌的”时代的消费场景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与《夜色温柔》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穷小子盖茨比爱上了名门闺秀黛西，而在盖茨比参战期间，黛西嫁给了富豪汤姆。要想从汤姆手中夺回黛西，盖茨比需要筹码，于是他作出了违背良心的伦理选择，与私酒贩子、赌徒沃尔夫同流合污、迅速敛财。他只花了三年时间就在西卵买下一所豪宅，与豪宅相配套的奢侈品有：游泳池、花园、汽艇、私人海滩、劳斯莱斯轿车……总之，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没有的。盖茨比煞费苦心地创造与黛西的浪漫邂逅，几乎每个星期都要举办大型的宴会。于是，每到周末，不期而至的客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粉墨登场。“爵士年代”的夜宴狂欢、纵欲挥霍盛大启幕了：
每逢周五，足足有五箱橙子和柠檬被送到他家;而到了周一，水果全部被榨得稀烂，堆成金字塔状。[6]57
大批承办宴席的人赶来，带着装点花园的几百只帆布和彩灯……大厅里用铜杆搭起来的奢华酒吧内备有各种烈性酒、杜松子酒……一到七点，拥有全套乐器的管旋乐团就来了，是拥有双簧管、长号、萨克斯管和低音鼓……全套乐器的大乐团。[6]58
每周一，八个仆人和一个临时园丁，整整苦干一天，用许多拖把、板刷、榔头、修枝剪来收拾前一晚的残局。[6]57
菲茨杰拉德非常擅长用这种描述明细单的方式来表现人们物质生活的奢靡浪费，而明细单上所列物品种类、颜色、款式并非菲茨杰拉德随意拈来，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且对生活的仔细观察、记录而精心拟就的。再如《夜色温柔》中妮科尔与罗斯玛丽购物这个场景，罗斯玛丽虽然是明星，但家境一般，因此购物相对谨慎，她买了“两条裙子，两顶帽子和四双鞋”[7]63，很明显，她买的东西都是职业所需。而对于出身富豪的妮科尔，菲茨杰拉德则采用了列明细单的方式：“彩色念珠、沙滩上用的软垫、人造花、給洋娃娃配的袖珍家具，还有对虾色的一块新品种布料……”[7]63此外还有“十二套游衣，一个橡皮短吻鳄，一副金子和象牙镶嵌的旅行象棋，送给阿贝的几块大号亚麻手绢……”[7]63买的东西有需要的，但大部分是用不上的或送人的。小说里，罗斯玛丽对此十分羡慕，并很快打算试图效仿。菲茨杰拉德随后叙述道：“妮科尔是大量创造力和辛劳的产物。为了她，一列列火车从芝加哥开始它们的行程……美国的整个体制，随着它摇摇晃晃，轰轰烈烈地向前推进，也为像她这样的大批购物者提供了一个红火的局面。”[7]64
除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与《夜色温柔》这种比较直接地用列明细的方法来描述消费现象外，菲茨杰拉德作品中的爱情也是典型的消费品。当爱情与金钱相互较量时，金钱总能剥去爱情的多愁善感和虚幻想象。如《漂亮冤家》中菲茨杰拉德借安东尼之口辛辣地讥讽了当时社会上女性一个个待价而沽的畸形婚恋观：
第一阶层的三打淑女，宣称她们适合为三打百万富翁生儿育女。第二阶层的五打淑女展现出一种无所畏惧的雄心壮志，要赢得第一阶层的三打年轻男士。犹太姑娘们正在寻找正处于上升期的年轻经纪人或珠宝商。爱尔兰姑娘则把媚眼抛向社交界的年轻政治家、信仰虔诚的权势者。[8]29
持此种婚恋观的女性，在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中可谓比比皆是，如《人间天堂》中的罗莎琳德。当艾默里初次遇见罗莎琳德的时候，她把自己形容成一件商品：“‘罗莎琳德无限责任公司’，百分之五十一的股分，名声啊，信用啊等等，样样东西加在一起，每年两万五千美元。”[9]239当艾默里向她表达自己每周只能挣三十五美元时，罗莎琳德便放弃了他，和有钱的道森结婚了。艾默里不禁对美国流行的市侩作风抱怨道：“我们现在的培养目标就是要不择手段地拼命敛财，要做百万富翁，要让世人知道我们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美国式的生活真他妈的太笨，太蠢，太健康了。”[9]223
“爵士年代”人们生活的奢侈浪费和对金钱的贪婪追逐是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傅立叶认为：“这种经济制度造成了‘过剩’引起的经济危机，造成了政治上的混乱和道德上的堕落。”[10]469而除了金钱以外，社会中显然还存在着无形的阶级差别。森严的贵族阶级制度和门阀观念严密地禁锢着社会，他们绝不允许平民出身的青年栖身于上流社会，尤其在婚姻的抉择上，无不带着名利衡量的有色眼光。菲茨杰拉德本人也曾经历过妻子泽尔达最初对他嫌贫爱富的拒绝，而她对他的拒绝所造成的创伤成为菲茨杰拉德所有作品中噩梦般重复出现的场景：盖茨比和黛西、戴弗和妮科尔、艾默里和罗沙琳德……所有主人公无不饱受金钱和权力计谋的摧残。
二、疏离的代际伦理
“代际伦理”是指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中国对家庭伦理道德尤为注重。《孝经》载：“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与我国“父慈子孝”“孝为德本”的双向父子伦理模式不同，西方社会比较通行的代际伦理结构是父母对子女履行的单向义务关系，“孝亲”的概念较淡漠。西方一些学者认为，父母生育和教育子女都是他们对社会应尽的义务，谈不到对子女有何恩惠。当人老了，社会和国家应当负责他的生活，子女毋须承担责任。这是东西方文化的一个重大差异，西方的观点是否符合人的性德也是值得商榷的。总而言之，“孝亲”观念薄弱再加上经历战争迫害与社会突变，对社会发展悲观失望的美国青年高举反叛的大旗，质疑国家政策、忤逆父辈教诲，并果断地摒弃了宗教与传统文化。他们就像夏日戈壁公路旁的风滚草，叶子刚刚伸展，根却已慢慢地枯萎了。
虽然菲茨杰拉德言词及行为均表现出叛逆、不羁的一面，但其从小所受的教育又使他常不由自主地站在传统道德的立场深思、反省。由于父母信仰天主教，他从小就跟着父母参加各种教会活动。1912年，在纽曼学校读书期间，菲茨杰拉德遇到了他的人生导师——西戈尼·费伊神父，他们关系亲密、形同父子。这些人生经历都极大地影响了菲茨杰拉德的道德观，在他的作品中，父辈大多是道德的楷模、良心的代表，如《人间天堂》中的达西神父、《漂亮冤家》中的老亚当·帕奇、《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尼克的父亲，以及《夜色温柔》中迪克的父亲。而他们的子女，或有承传父辈教诲在乱世中洁身自好的，或有背离传统在人生道路上迷惘徘徊的。
在《人间天堂》中，艾默里出身显贵，却与父母关系淡漠。父亲一事无成、英年早逝。相对来说，母亲对他还是有影响的。艾默里不到十岁，她就向他灌输及时行乐的思想，到了十一岁，他吸烟、喝酒的行为在母亲看来“十分的老成，相当的可爱”[9]7。这样的母子关系显然不是温情的、正向的，艾默里心中经常有一种极度孤独的感觉。幸而在上预科学校期间，母亲为他指定了学业上的监护人——达西大人，一位“品行非常端正、信仰非常坚定的神职人员”[9]34。初见时，两人便十分亲近，“半小时不到的交谈，他们彼此间就确定了父与子的关系”[9]35。此后，达西大人一直伴随着艾默里的成长，指引并见证了艾默里从一个“自私主义者”转变为“人品高尚者”。达西大人之死使艾默里大受打击，并脱胎换骨般地意识到：“人活着一定要成为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成为一个对社会不可或缺的人。”[9]367因此，在父辈教导与传统继承下，艾默里没有陷入“迷惘的一代”那样患得患失、歇斯底里的情绪，对待动荡不定的现实世界，他选择承担责任、热爱生活，小说结束，他意气风发地呐喊道：“我了解我自己，那就足够啦！”[9]388 菲茨杰拉德小说中还有一个人物是继承父辈传统的典范，就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尼克，也是作家在小说中的代言人。尼克出身世家，名校毕业，与父亲关系融洽，“言语不多就能理解”，他对父亲的种种教导始终牢记心间：“每当你想批评别人的时候，要记住，这世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你拥有的那些优势……”[6]21在父亲的影响下，他拥有了正直、诚实、善良、宽厚的品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尼克被东部的发达所吸引，远离家乡来到纽约做债券生意，他对东部的灯红酒绿、夜夜笙歌感到“既沉醉其中，又置身其外”，冷静地观察着这一切。当盖茨比的悲剧发生后，尼克对东部人际间的冷漠与无情大失所望，终于看透了这个“如鬼魅般的城市”，从而决定回归民风淳朴的西部家乡。可见，正是由于尼克对父辈传统文化的继承，才能使尼克“在道德上永远保持立正的姿态”[6]22，不论身处何种乱世都能点燃心中智慧之灯，照亮归程。
除艾默里和尼克外，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的其他主人公就没那么幸运了。《漂亮冤家》中的安东尼同样系出名门，祖父亚当·帕奇家财万贯、品行正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大慈善家，他对子女管教严格，望子成龙。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安东尼原本可以成为一个优异的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可安东尼生活上讲究吃穿、轻慢无礼，“他收集了大量真丝睡袍、锦缎晨衣，数量大到令人生厌的程度。他会把自己包裹在这堆华服里，神气活现地走来走去。”[8]8事业上，他酗酒成瘾、不思进取，“他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纵情享乐之中”[8]42。在他眼里，热心于公益事业的祖父“就是头虔诚的蠢驴——是个笨蛋”[8]87。在祖父生病时，他暗暗希望祖父驾鹤西归，好继承他的遗产。继承遗产以及打遗产官司这一伦理线贯穿小说始终，虽然，安东尼最终通过欺骗获取了遗产，但却因其长期靡乱的生活作风以及对遗产的贪婪执着而导致精神错乱，终生只能在私人医生的监护下，坐在轮椅上痴人说梦，彻底沦为生活无力的失败者。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与《夜色温柔》中，为了更好地体现“美国梦”这一主题，菲茨杰拉德为主人公盖茨比与迪克设定了贫寒家境出身。小说中，盖茨比嫌弃农村的父母，他的头脑中，“从来没真正承认过他们是他的父母”[6]115，他自认是“上帝之子”，并做出抛弃父母离家出走的伦理选择，去追寻他的梦想，他的出走也象征着他与勤劳、朴实、诚恳等乡村美德渐行渐远。在《夜色温柔》中，迪克驻足在父亲墓前，向父辈告别这个场景同样标志着他对传统文化的叛离，甘愿在美女与金钱中日趋沉沦。而这两位主人公，怀揣着梦想，身处在物欲横流、人情寡淡的社会，一个遭人算计无辜惨死，一个被人利用终被抛弃。在菲茨杰拉德小说中，那些违拗父辈教诲、背离传统文化的主人公，从来都是受到谴责与诅咒的，失去了智慧的指引，他们注定不会拥有幸福的人生。
三、堕落的两性伦理
所谓“天地不交， 而万物不兴”，在中国文化中，性是自然的，但也是难登大雅之堂的苟且之事，因此中国人一向对其讳莫如深。“自宋代开始，儒教文化盛行，更是谈性色变，对性采取蔑视和禁锢的态度，一切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性行为都视为淫”[11]7，且为万恶之首。与我国古代“男女授受不亲”的理念相同，中世纪的欧洲宗教伦理的核心就是要求人们禁欲。恩格斯曾指出：“所谓基督教的道德只有禁欲这一条。”[3]114而基督教宣扬的这一两性伦理道德在中世纪晚期遭遇强烈的抗议。通过宣扬感性幸福的享乐思想，人文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们纷纷展开了对基督教禁欲主义的批判。如彼特拉克的名言“我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最能体现这一点。
19世纪20年代的美国充斥着漫无节制、放荡淫逸的氛围。年轻人变得对宗教禁欲主义漠视且怀疑：“道德是对我们的肉体所说的谎言。”[5]17因此，一切道德标准都松弛了，作为这个消费社会的“头等大事”，性欲的闸门被打开，“几个世纪及清教传统标志的羞涩、廉耻或犯罪感对它不再具有影响力”[12]160。自那个年代开始，各种色情杂志、书籍盛及一时。“《晚邮报》的插图中出现吸烟的妇女。《晚邮报》允许在它所刊登的故事中提到饮酒、爱抚行动和夫妇之间的不忠贞。”[5]58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中也反映出美国社会文化中媒介对诲淫风气的推波助澜。如《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第二章描写了尼克随汤姆和其情妇默特尔去他们在纽约的公寓开派对的场景，默特尔途中随手买了几本当时流行的刊物：《纽约闲话》、电影杂志和百老汇的黄色小刊物等。
《晚邮报》的插图，以及那些放荡的故事情节也一一在菲茨杰拉德小说中得以再现。他小说中的女性是天使与魔鬼的矛盾综合体，她们一边久经世故优雅地手拿香烟，一边却摆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罗莎琳德的表现“活脱脱就是一个活泼欢快的小女孩”[9]236（《人间天堂》）;格洛丽亚的双手“稚嫩小巧如同孩子的双手一般”[8]60（《漂亮冤家》）;罗斯玛丽“差不多长大成人了，但身上仍有那股子稚嫩”[7]4（《夜色温柔》）……对于生活，这些姑娘们精神空虚，毫无责任心。可对于男女关系，她们却无一例外地是“亲吻鉴赏家”，完全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如罗莎琳德大言不惭地宣称：“我已经跟数十个男人亲吻过了。我估计我還会再跟数十个男人接吻的。”[9]241而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男性，虽然都拥有高等学历，貌似理智的化身，但在现实社会物欲横流的冲击中，在放荡女性的诱惑中，在自甘堕落的纵欲酗酒中，他们的大脑自动陷入了昏睡状态，在战后这场没有硝烟的道德守卫战中，无不失守智慧的堡垒，弄得丢盔卸甲，无限沉沦。
这些男女主人公婚前生活放荡不羁，婚后也一样不顾婚姻的忠诚。《漂亮冤家》中，安东尼在参军期间不甘寂寞，故意勾引多特;《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黛西与汤姆这对夫妇双双出轨盖茨比与默特尔;《夜色温柔》中迪克与妮科尔这对夫妇也纷纷失身于罗斯玛丽与汤米。对于女性来说，她们“看到多少人受到诱惑而又为所欲为并未受到惩罚，于是得到鼓舞”[7]344。对于男性来说，他们会在与人“喝咖啡的时候对自己的出轨行为津津乐道，另一个的脸上则挂着满不在乎和深表赞赏的微笑”[8]53。当然，这些对婚姻不忠的行为也是令菲茨杰拉德极为痛恨的，他是位恪守传统家庭观念的人，可婚后，妻子泽尔达却曾与一位法国军官频频约会，虽然两人最终和好，但泽尔达的行为彻底摧毁了夫妻间的信任，因此他小说中那些漂亮的、不负责任的青年男女注定会走向厄运。 社会上，到处是没完没了的交谊会，其大致内容是男男女女聚在一起喝鸡尾酒，互相调情。几杯鸡尾酒下肚后，他们就能在“欢笑、接吻、挑逗爱抚和让人有些窒息的激情中度过几小时”[8]91。这种酒会实际上成了美国最流行的风俗之一，小型家庭派对与大型鸡尾酒会纷纷举行，聚会的电话邀约接到手软，到处赶场的人们络绎不绝。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绝妙见证：
有人在花园里铺着帆布的地板上跳起了舞。年老的男人们推着年轻女孩儿，不停地转圈儿。气质出众的男女拥在一起，在角落里跳着流行舞步。一阵阵欢乐而空洞的笑声，响彻夏夜的天空。[6]65
《爵士音乐世界史》演奏完毕，有的女孩美滋滋地把头靠在男人肩膀上，有的女孩嬉闹地向后仰倒在男人怀里。[6]68
舞会的场面，犹如爱伦·坡的《红死魔的面具》，城堡的假面舞会盛大开启，纵情享乐的人们上演出一幅幅堕落不堪的众生相，当午夜12点的钟声敲响，末日审判到来，红死病魔如期而至，人们便一排排地倒下了。更夸张的，菲茨杰拉德在作品中对极端的两性伦理失范也做过描述，如《夜色温柔》中卡罗琳与玛丽是一对女同性恋，路易和罗亚尔是一对男同性恋。还有令人发指的德弗罗对女儿妮科尔犯下的乱伦罪。那是充斥着性、酒精、毒品和变态的美国，一切都笼罩在爵士乐强烈的光雾里。在菲茨杰拉德看来，那些纵情声色的人们都患有难以治愈的疾病。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他描述了西卵和纽约之间大约一半路程的地方有一个灰烬谷。在这里，一个早已被遗忘的眼科医生所留下的褪色的广告招牌——T. J. 埃克尔堡医生巨大的眼睛“若有所思，阴郁地俯视着这片阴沉沉的灰堆”[6]42，但对美国这个淫欲炽盛的流行病却无解救之方。
四、冷漠的人际伦理
人际关系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与交往中形成的相互间关系，如与朋友、同事、邻里与社区的关系;人际伦理即指人们在处理这些关系时所采取的基本伦理态度与准则。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人际伦理模式大多趋向于仁义、守礼、诚信的“情感性关系”。而西方文化背景下，追求自我与独立使“个体主义”与“利益关系”至上，如霍布斯的“人与人似狼”这个命题所示，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狼一样，在没有公共权力的制约下，人凭本性自然地生活，而在争名逐利的过程中会产生竞争、猜忌与侵害，因此，为维护个人的合法利益，西方人际伦理体现为逐利、公平、可选择性的“契约型关系”。
在《人间天堂》中，菲茨杰拉德通过描写青年艾默里校园生活的成长历程，影射出人际关系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在社会各种势力与人际关系的碰撞下，艾默里自动分化为艾默里1与艾默里2两种个性。艾默里1最初在预科学校念书时是一个“老师不喜欢，同学合不来”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一年后他已完全判若两人成了艾默里2，被视为明星球员、聪明的男演员，并担任学校杂志社的主编。但这并非因为他改掉了装腔作势、喜怒无常的性格，而主要由于他母亲的豪门背景被校方挖出来了。相对来说，那些没有背景的同学要想“出人头地”就没那么容易了。比如拉希尔为了竞选班长拉票，必须帮同学做功课，拉希尔抱怨道：“他们一个个都很自私，认为投了我一票，就算给了我回报了。我希望能到一个人人都自己的功课自己完成的地方去，我已经厌倦了……”[9]50
两年的预科生涯使艾默里2树立了当一个“老滑头”的理想目标：“长相漂亮，有人际交往的头脑，从不卷入任何是非，衣冠楚楚，尤其头发必需梳得油光溜滑的。”[9]51但终究，他无法摆脱艾默里1浪漫、自我的影响，很不情愿地承认他与做一个正宗的老滑头水火不容。就这一点而言，艾默里1代表了怀疑和批判的力量，当一个艾默里全身心投入物质追求的同时，另一个艾默里却在一边默默地反思这一切的意义，反感人际交往的虚伪。同样的情况在艾默里接下来的普林斯顿大学生涯中愈发明显。普林斯顿大学的同学们表面上手挽手、肩并肩地唱着：“回去喽——回到——拿骚——楼！”而这欢快的下面是“渗透进全年级每一个人心灵深处的明争暗斗的气氛”[9]62。竞选班长、秘书长、报社主编，以及各种俱乐部之间的拉帮结派、攀高踩低，种种的社交屏障使艾默里愤愤不平。他和同学汤姆的一段谈话颇有意味：
汤姆：“你还是适应这个环境的，可是，我就很讨厌要身不由己地去迎合这种心地狭隘的势力之风。我要到这样一个地方去，那里的人们不会因为领带的颜色不入时或者衣服穿得不挺括就遭到排斥，被拒之门外。”
艾默里争辩说：“你做不到的，无论你走到哪里，你始终都会不知不觉地运用‘有气质’或者‘缺少气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人的。”[9]117
讽刺的是，谈话后不久，艾默里眼中“颇具人格魅力与高贵气质”的亨伯德就遭遇车祸一命呜呼了。艾默里内心不禁大为触动：“死得如此毫无价值，如此不值一提……像动物一样，血肉模糊地躺在地上。”[9]122更为讽刺的是，第二天，刚刚经历同学的惨死，这群普林斯顿的同学们依然愉快地开着舞会，忘情地翩翩起舞。通过对这几幕场景时间上的紧凑安排，菲茨杰拉德辛辣地揭露了世间名利的虚妄、世道的炎凉、人情的冷漠。自此以后，每当艾默里去舞会、酒吧，与狐朋狗友浑浑噩噩地过日子，总会在半梦半醒间见到亨伯德的鬼魂，从而大惊失色地逃离这些污浊的场所与虛伪的人群。菲茨杰拉德总是会在主人公沉沦堕落的时刻给予当头棒喝，使其保持清醒，“……哎，这片人间天堂……根本就没有什么快乐与安康”[9]1。
《末代大亨》是在好莱坞旅居多年的菲茨杰拉德对电影业题材的一次尝试。他先是设置了好莱坞这一阶级分明的商业背景。“好莱坞是一个区域划分十分清晰的地方，上至总裁、董事，下至住平房的技术人员，再到底层的群众演员，一眼望去你就能准确地看出哪种经济条件的人住在哪一个区域。”[13]109之后，菲茨杰拉德又精心打造了商界天才施塔尔：“他能迅速而又精确地在头脑里盘算出所有费用，令在场的人惊诧不已。”[13]68这位“金融家中的金融家”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站在好莱坞的巅峰指点江山。“当人们在黑暗中鱼贯而出时，他站在那儿向他们讲话挥手，那神态举止就像拿破仑大帝跟他的近卫军依依惜别。”[13]40工作中，他幽默风趣、作风民主，与下属关系融洽。在他的领导下，下属都忠于职守、任劳任怨。“当持续三年的经济大萧条袭来时，他保证他们毫发无损。旧帝国正在摇摇欲坠，危机四伏;但他依旧是他们的头儿，是最后一位君主。当他们从他的身旁走过时，对他的问候致意就是一种对王者低调的喝彩。”[13]40 就是这样一个叱咤风云又勇于承担的人物却依然难逃被好莱坞抛弃的噩运。小说里牵涉相当多的利益关系以及人物关系。小说一开始，好莱坞联合制片公司的前总裁舒瓦茨就因商业失败而开枪自杀，舒瓦茨死之前给施塔尔留了字条，让他当心身边的人，他的死预兆了施塔尔之后的悲剧。施塔尔的雇主是影视业的大腕儿布拉迪，布拉迪不学无术，对电影一窍不通，完全靠着施塔尔的帮助打下了半壁江山。可此后，他对施塔尔的疑心与日俱增，并想把施塔尔踢出公司，他们之间为争夺公司的控股权反目，电影厂被搞得乌烟瘴气、人心向背。在一系列的冲突中，影业界上至高管，下至演职员形成了阵线分明的两派，彼此猜忌、斗争、陷害、挑拨、打官司、暗杀。施塔尔最后虽死于空难，呼应小说开篇舒瓦茨在乘机旅途中不详的自杀，但毋庸置疑，施塔尔即使不死也难逃席卷而来的好莱坞的阴谋、腐败与暴力。菲茨杰拉德将世道的艰险、人性的阴暗如好莱坞大片儿一样呈现在读者眼前。“一生追求成蹉跎，你瞧，世事皆如故，纷纶无间道。”[9]132
就事论事，西方公事公办的“契约关系”强调公平、互利，避免了中国时而任人唯亲、不问是非的“情感性关系”的弊端。但建立在推崇竞争、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基础上的人际伦理是淡漠的、脆弱的，甚至是敌对的，这种人际关系导致伦理道德匮乏、合作关系不稳定，最终很难形成亲密、持久且富有成效的正向人际关系。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中所勾勒出的人际关系冷漠无情的各个侧面，既洞察了消费文化下美国社会生活的众生相，同时亦可看出作者对和谐人际关系的探索与追寻。
五、结语
在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时隔1个世纪，重新解读菲茨杰拉德的作品时我们发现，他的成就已经打破了时空的界限，他小说中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依旧鲜活如昨，小说中所涉及的伦理问题在现实世界中也始终存在。菲茨杰拉德想对社会中的道德乱象给予教诲，却又从不直截了当，“在每一篇故事里，都有一滴我在内——不是血，不是泪，不是精华，而是真实的自我，真正是挤出来的”[14]386。其实，他想向人们宣讲的伦理道德在混沌的世间是简洁明了的，那就是自尊、自律、勤劳、简朴、孝顺、责任、诚信，以及崇高的自我奉献精神。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包括他自己在内，会因达到或达不到这些标准而受到奖励或惩罚。而小说人物的性格表现以及所做的伦理选择会得到不同的伦理结果，具有不同的伦理价值，从而达到教诲或警醒的目的。
通过他的作品，菲茨杰拉德向社会与人民表达了他的伦理关怀，对黜奢崇俭的思考、对家庭亲情与坚贞爱情的期盼、对社会和谐与人际真诚的愿望，以及对重建社会伦理秩序的强烈诉求。他独特的写作风格所打造的艺术世界是那样的富有魅力，他种种的伦理教诲又如此感人至深。现如今，没有人会质疑这位艺术大师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他的众多名篇佳作不仅一再出版，还通过戏剧与影视的广泛传播被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他对文学艺术的锐意创新、对伦理信念的执着追求精神，将会永远在乱世中启迪着人们，并鼓励着人们奋发向上，努力拼搏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我们奋力前行，小舟逆水而上，不断地被浪潮推回到过去，不过没有关系——明天我们会跑得更快，手臂伸得更远……总有一个美好的清晨——[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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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 Scott Fitzgerald is the representative writer of the so-called “lost generation”， i.e.， concentrating on the defeat of innocence in society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With a strong sense of ethics， his novels describe various forms of con-tradictions in American moral relationships during the 1920s. Through his works， the author expresses his strong appeal for the ethical concern of the societ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ethical order. Ethical criticism of literature is a long historical tradition， b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will also lead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literature. Therefore， his works， in different cultures， present the multiple ethical consciousnesses and voices. Due to the special ethical environment of the author and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s， the ethical choices made by characters， and the moral warning and teachings for readers have important ethical significance， which enables us not only to picture and interpret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 but also to get more inspiration and consideration， providing our own era with references.
Key words： Fitzgeral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e Lost Generation
編辑：邹蕊
关键词：迷惘的一代;菲茨杰拉德;文学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 I712.07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1）01-0062-08
20世纪20年代，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結束，作为战胜国，美国迎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期，进入了其史上“最会纵乐、最讲究绚丽”的爵士乐时代。与温文尔雅的中产阶级传统相反，战后的美国“现代意识”突增、生活节奏加快、两代人间代沟加深、性观念开放，整个社会道德观念发生了巨大改变。敏锐的菲茨杰拉德感知到这是悲剧的前提。他曾说：“其实，我的内心深处是一个想诵经传道的道学家，可要以人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进行。”[1]2091920年，菲茨杰拉德凭其创作的长篇小说《人间天堂》一举成名。此后他笔耕不辍，数个短篇及长篇小说更使其确立了“爵士乐时代”的命名者和杰出代言人的地位，其笔下人物经历了梦想幻灭后的坎坷与痛苦，表明美国梦不过梦幻泡影。著名评论家格特鲁德·斯泰因曾预言：“当菲茨杰拉德同时代的许多著名作家渐渐被人们遗忘时，菲茨杰拉德仍将拥有众多的读者”，“他的作品真正为公众创造了一个新的时代和新的一代人。”[2]152这一预言果真得以实现。时至今日，他的作品仍旧十分畅销，文学声誉甚嚣尘上，评论界对其研究也不断加深，研究热潮持续高涨。
菲茨杰拉德研究的主要方法是新批评以及传统的历史和传记研究。还有一些批评家运用了文化研究、文本研究、女性主义批评、心理分析等理论去进行研究。很多评论家关注到其作品中的伦理内涵与道德现象，但相关论述浅尝辄止，而专门从伦理角度研究的文章更是少之又少。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文学领域引入了大量的批评理论，在推动我国文学批评发展的同时却表现出伦理缺场的总体特征，进而呈现出两种倾向：一是文学批评远离文学，“存在着理论自恋（theoretical complex）、术语自恋（term complex）的严重倾向”[3]4;二是文学批评缺乏社会道德责任感。为了解决文学批评理论中伦理价值缺失的问题，文学伦理学批评在我国应运而生。它是一种从伦理角度研究和阐释文学的批评方法，倾向于回归历史环境，客观分析、理解和阐释作品中的各种道德现象。因此，从文学伦理学角度出发对菲茨杰拉德小说的研究极具社会价值，既可考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社会道德关系中各种矛盾的表现形式，亦可深入探寻小说中这群精神上的“流放者”在人生迷途中何去何从，使后代读者们能够从中参悟现实、鉴往知来。
一、奢靡的消费伦理
消费伦理主要指人们在消费活动中所持的道德观念、遵循的道德规范，以及人际间的道德关系等。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导致不同的消费伦理观，节俭的消费观在中国始终占主导地位。《左传》认为：“俭德之共也，奢恶之大也。”此外，中国人认为节俭不仅关系到个人人格，同时也与国家兴衰密切相关。“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因此，崇简构成了中华美德的重要内容。与中国对节俭的坚守不同，西方的消费伦理经历了由俭至奢的嬗变。如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曾论述过消费，他认为：“过度和不及都属于恶，中道才是德性。”[4]1915世纪末，先进的技术使欧洲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此时重商主义的经济伦理思想盛行一时。也有很多经济学家批判重商主义，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资本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与妄为。”[4]22但在资产阶级的机器时代，微弱的“尚俭”的声音还是在轰鸣的机器声中湮没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和理性在欧洲迅猛发展，美国开始了经济腾飞，商业精神笼罩一切，消费伦理大行其道。杂志、报纸和广播等媒体通力合作，打造一种与父辈节俭的理念截然不同的、及时行乐的快乐人生概念：“克勤克俭以便老来享福的理念简直愚不可及，因为到那时早已没有能力享受。不如纵情地生活，即使将来吃苦也值得。”[5]55菲茨杰拉德把这个时代说成是“历史上最放浪的、最华而不实的纵饮寻乐”[5]5。他将自己的亲身经历、人们的穿着打扮、挥金如土的生活、浪漫的爱情、梦想和激情写进了小说。其笔下人物都深陷奥古斯丁在其《上帝之城》中划分的两难困境，一边是世俗享乐与成功的“世人之城”的诱惑，一边是远离原罪的道德“上帝之城”。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尼克在亲历周遭的种种变故之后，耐人寻味地说道：“我既身在其中，又身在其外，对人生的千变万化，既感到陶醉，同时又感到厌恶。”[6]54尼克的立场也正是作者在现实生活中所采取的立场。
这一具有“巴比伦似的、绚丽的、辉煌的”时代的消费场景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与《夜色温柔》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穷小子盖茨比爱上了名门闺秀黛西，而在盖茨比参战期间，黛西嫁给了富豪汤姆。要想从汤姆手中夺回黛西，盖茨比需要筹码，于是他作出了违背良心的伦理选择，与私酒贩子、赌徒沃尔夫同流合污、迅速敛财。他只花了三年时间就在西卵买下一所豪宅，与豪宅相配套的奢侈品有：游泳池、花园、汽艇、私人海滩、劳斯莱斯轿车……总之，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没有的。盖茨比煞费苦心地创造与黛西的浪漫邂逅，几乎每个星期都要举办大型的宴会。于是，每到周末，不期而至的客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粉墨登场。“爵士年代”的夜宴狂欢、纵欲挥霍盛大启幕了：
每逢周五，足足有五箱橙子和柠檬被送到他家;而到了周一，水果全部被榨得稀烂，堆成金字塔状。[6]57
大批承办宴席的人赶来，带着装点花园的几百只帆布和彩灯……大厅里用铜杆搭起来的奢华酒吧内备有各种烈性酒、杜松子酒……一到七点，拥有全套乐器的管旋乐团就来了，是拥有双簧管、长号、萨克斯管和低音鼓……全套乐器的大乐团。[6]58
每周一，八个仆人和一个临时园丁，整整苦干一天，用许多拖把、板刷、榔头、修枝剪来收拾前一晚的残局。[6]57
菲茨杰拉德非常擅长用这种描述明细单的方式来表现人们物质生活的奢靡浪费，而明细单上所列物品种类、颜色、款式并非菲茨杰拉德随意拈来，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且对生活的仔细观察、记录而精心拟就的。再如《夜色温柔》中妮科尔与罗斯玛丽购物这个场景，罗斯玛丽虽然是明星，但家境一般，因此购物相对谨慎，她买了“两条裙子，两顶帽子和四双鞋”[7]63，很明显，她买的东西都是职业所需。而对于出身富豪的妮科尔，菲茨杰拉德则采用了列明细单的方式：“彩色念珠、沙滩上用的软垫、人造花、給洋娃娃配的袖珍家具，还有对虾色的一块新品种布料……”[7]63此外还有“十二套游衣，一个橡皮短吻鳄，一副金子和象牙镶嵌的旅行象棋，送给阿贝的几块大号亚麻手绢……”[7]63买的东西有需要的，但大部分是用不上的或送人的。小说里，罗斯玛丽对此十分羡慕，并很快打算试图效仿。菲茨杰拉德随后叙述道：“妮科尔是大量创造力和辛劳的产物。为了她，一列列火车从芝加哥开始它们的行程……美国的整个体制，随着它摇摇晃晃，轰轰烈烈地向前推进，也为像她这样的大批购物者提供了一个红火的局面。”[7]64
除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与《夜色温柔》这种比较直接地用列明细的方法来描述消费现象外，菲茨杰拉德作品中的爱情也是典型的消费品。当爱情与金钱相互较量时，金钱总能剥去爱情的多愁善感和虚幻想象。如《漂亮冤家》中菲茨杰拉德借安东尼之口辛辣地讥讽了当时社会上女性一个个待价而沽的畸形婚恋观：
第一阶层的三打淑女，宣称她们适合为三打百万富翁生儿育女。第二阶层的五打淑女展现出一种无所畏惧的雄心壮志，要赢得第一阶层的三打年轻男士。犹太姑娘们正在寻找正处于上升期的年轻经纪人或珠宝商。爱尔兰姑娘则把媚眼抛向社交界的年轻政治家、信仰虔诚的权势者。[8]29
持此种婚恋观的女性，在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中可谓比比皆是，如《人间天堂》中的罗莎琳德。当艾默里初次遇见罗莎琳德的时候，她把自己形容成一件商品：“‘罗莎琳德无限责任公司’，百分之五十一的股分，名声啊，信用啊等等，样样东西加在一起，每年两万五千美元。”[9]239当艾默里向她表达自己每周只能挣三十五美元时，罗莎琳德便放弃了他，和有钱的道森结婚了。艾默里不禁对美国流行的市侩作风抱怨道：“我们现在的培养目标就是要不择手段地拼命敛财，要做百万富翁，要让世人知道我们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美国式的生活真他妈的太笨，太蠢，太健康了。”[9]223
“爵士年代”人们生活的奢侈浪费和对金钱的贪婪追逐是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傅立叶认为：“这种经济制度造成了‘过剩’引起的经济危机，造成了政治上的混乱和道德上的堕落。”[10]469而除了金钱以外，社会中显然还存在着无形的阶级差别。森严的贵族阶级制度和门阀观念严密地禁锢着社会，他们绝不允许平民出身的青年栖身于上流社会，尤其在婚姻的抉择上，无不带着名利衡量的有色眼光。菲茨杰拉德本人也曾经历过妻子泽尔达最初对他嫌贫爱富的拒绝，而她对他的拒绝所造成的创伤成为菲茨杰拉德所有作品中噩梦般重复出现的场景：盖茨比和黛西、戴弗和妮科尔、艾默里和罗沙琳德……所有主人公无不饱受金钱和权力计谋的摧残。
二、疏离的代际伦理
“代际伦理”是指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中国对家庭伦理道德尤为注重。《孝经》载：“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与我国“父慈子孝”“孝为德本”的双向父子伦理模式不同，西方社会比较通行的代际伦理结构是父母对子女履行的单向义务关系，“孝亲”的概念较淡漠。西方一些学者认为，父母生育和教育子女都是他们对社会应尽的义务，谈不到对子女有何恩惠。当人老了，社会和国家应当负责他的生活，子女毋须承担责任。这是东西方文化的一个重大差异，西方的观点是否符合人的性德也是值得商榷的。总而言之，“孝亲”观念薄弱再加上经历战争迫害与社会突变，对社会发展悲观失望的美国青年高举反叛的大旗，质疑国家政策、忤逆父辈教诲，并果断地摒弃了宗教与传统文化。他们就像夏日戈壁公路旁的风滚草，叶子刚刚伸展，根却已慢慢地枯萎了。
虽然菲茨杰拉德言词及行为均表现出叛逆、不羁的一面，但其从小所受的教育又使他常不由自主地站在传统道德的立场深思、反省。由于父母信仰天主教，他从小就跟着父母参加各种教会活动。1912年，在纽曼学校读书期间，菲茨杰拉德遇到了他的人生导师——西戈尼·费伊神父，他们关系亲密、形同父子。这些人生经历都极大地影响了菲茨杰拉德的道德观，在他的作品中，父辈大多是道德的楷模、良心的代表，如《人间天堂》中的达西神父、《漂亮冤家》中的老亚当·帕奇、《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尼克的父亲，以及《夜色温柔》中迪克的父亲。而他们的子女，或有承传父辈教诲在乱世中洁身自好的，或有背离传统在人生道路上迷惘徘徊的。
在《人间天堂》中，艾默里出身显贵，却与父母关系淡漠。父亲一事无成、英年早逝。相对来说，母亲对他还是有影响的。艾默里不到十岁，她就向他灌输及时行乐的思想，到了十一岁，他吸烟、喝酒的行为在母亲看来“十分的老成，相当的可爱”[9]7。这样的母子关系显然不是温情的、正向的，艾默里心中经常有一种极度孤独的感觉。幸而在上预科学校期间，母亲为他指定了学业上的监护人——达西大人，一位“品行非常端正、信仰非常坚定的神职人员”[9]34。初见时，两人便十分亲近，“半小时不到的交谈，他们彼此间就确定了父与子的关系”[9]35。此后，达西大人一直伴随着艾默里的成长，指引并见证了艾默里从一个“自私主义者”转变为“人品高尚者”。达西大人之死使艾默里大受打击，并脱胎换骨般地意识到：“人活着一定要成为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成为一个对社会不可或缺的人。”[9]367因此，在父辈教导与传统继承下，艾默里没有陷入“迷惘的一代”那样患得患失、歇斯底里的情绪，对待动荡不定的现实世界，他选择承担责任、热爱生活，小说结束，他意气风发地呐喊道：“我了解我自己，那就足够啦！”[9]388 菲茨杰拉德小说中还有一个人物是继承父辈传统的典范，就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尼克，也是作家在小说中的代言人。尼克出身世家，名校毕业，与父亲关系融洽，“言语不多就能理解”，他对父亲的种种教导始终牢记心间：“每当你想批评别人的时候，要记住，这世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你拥有的那些优势……”[6]21在父亲的影响下，他拥有了正直、诚实、善良、宽厚的品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尼克被东部的发达所吸引，远离家乡来到纽约做债券生意，他对东部的灯红酒绿、夜夜笙歌感到“既沉醉其中，又置身其外”，冷静地观察着这一切。当盖茨比的悲剧发生后，尼克对东部人际间的冷漠与无情大失所望，终于看透了这个“如鬼魅般的城市”，从而决定回归民风淳朴的西部家乡。可见，正是由于尼克对父辈传统文化的继承，才能使尼克“在道德上永远保持立正的姿态”[6]22，不论身处何种乱世都能点燃心中智慧之灯，照亮归程。
除艾默里和尼克外，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的其他主人公就没那么幸运了。《漂亮冤家》中的安东尼同样系出名门，祖父亚当·帕奇家财万贯、品行正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大慈善家，他对子女管教严格，望子成龙。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安东尼原本可以成为一个优异的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可安东尼生活上讲究吃穿、轻慢无礼，“他收集了大量真丝睡袍、锦缎晨衣，数量大到令人生厌的程度。他会把自己包裹在这堆华服里，神气活现地走来走去。”[8]8事业上，他酗酒成瘾、不思进取，“他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纵情享乐之中”[8]42。在他眼里，热心于公益事业的祖父“就是头虔诚的蠢驴——是个笨蛋”[8]87。在祖父生病时，他暗暗希望祖父驾鹤西归，好继承他的遗产。继承遗产以及打遗产官司这一伦理线贯穿小说始终，虽然，安东尼最终通过欺骗获取了遗产，但却因其长期靡乱的生活作风以及对遗产的贪婪执着而导致精神错乱，终生只能在私人医生的监护下，坐在轮椅上痴人说梦，彻底沦为生活无力的失败者。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与《夜色温柔》中，为了更好地体现“美国梦”这一主题，菲茨杰拉德为主人公盖茨比与迪克设定了贫寒家境出身。小说中，盖茨比嫌弃农村的父母，他的头脑中，“从来没真正承认过他们是他的父母”[6]115，他自认是“上帝之子”，并做出抛弃父母离家出走的伦理选择，去追寻他的梦想，他的出走也象征着他与勤劳、朴实、诚恳等乡村美德渐行渐远。在《夜色温柔》中，迪克驻足在父亲墓前，向父辈告别这个场景同样标志着他对传统文化的叛离，甘愿在美女与金钱中日趋沉沦。而这两位主人公，怀揣着梦想，身处在物欲横流、人情寡淡的社会，一个遭人算计无辜惨死，一个被人利用终被抛弃。在菲茨杰拉德小说中，那些违拗父辈教诲、背离传统文化的主人公，从来都是受到谴责与诅咒的，失去了智慧的指引，他们注定不会拥有幸福的人生。
三、堕落的两性伦理
所谓“天地不交， 而万物不兴”，在中国文化中，性是自然的，但也是难登大雅之堂的苟且之事，因此中国人一向对其讳莫如深。“自宋代开始，儒教文化盛行，更是谈性色变，对性采取蔑视和禁锢的态度，一切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性行为都视为淫”[11]7，且为万恶之首。与我国古代“男女授受不亲”的理念相同，中世纪的欧洲宗教伦理的核心就是要求人们禁欲。恩格斯曾指出：“所谓基督教的道德只有禁欲这一条。”[3]114而基督教宣扬的这一两性伦理道德在中世纪晚期遭遇强烈的抗议。通过宣扬感性幸福的享乐思想，人文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们纷纷展开了对基督教禁欲主义的批判。如彼特拉克的名言“我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最能体现这一点。
19世纪20年代的美国充斥着漫无节制、放荡淫逸的氛围。年轻人变得对宗教禁欲主义漠视且怀疑：“道德是对我们的肉体所说的谎言。”[5]17因此，一切道德标准都松弛了，作为这个消费社会的“头等大事”，性欲的闸门被打开，“几个世纪及清教传统标志的羞涩、廉耻或犯罪感对它不再具有影响力”[12]160。自那个年代开始，各种色情杂志、书籍盛及一时。“《晚邮报》的插图中出现吸烟的妇女。《晚邮报》允许在它所刊登的故事中提到饮酒、爱抚行动和夫妇之间的不忠贞。”[5]58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中也反映出美国社会文化中媒介对诲淫风气的推波助澜。如《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第二章描写了尼克随汤姆和其情妇默特尔去他们在纽约的公寓开派对的场景，默特尔途中随手买了几本当时流行的刊物：《纽约闲话》、电影杂志和百老汇的黄色小刊物等。
《晚邮报》的插图，以及那些放荡的故事情节也一一在菲茨杰拉德小说中得以再现。他小说中的女性是天使与魔鬼的矛盾综合体，她们一边久经世故优雅地手拿香烟，一边却摆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罗莎琳德的表现“活脱脱就是一个活泼欢快的小女孩”[9]236（《人间天堂》）;格洛丽亚的双手“稚嫩小巧如同孩子的双手一般”[8]60（《漂亮冤家》）;罗斯玛丽“差不多长大成人了，但身上仍有那股子稚嫩”[7]4（《夜色温柔》）……对于生活，这些姑娘们精神空虚，毫无责任心。可对于男女关系，她们却无一例外地是“亲吻鉴赏家”，完全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如罗莎琳德大言不惭地宣称：“我已经跟数十个男人亲吻过了。我估计我還会再跟数十个男人接吻的。”[9]241而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男性，虽然都拥有高等学历，貌似理智的化身，但在现实社会物欲横流的冲击中，在放荡女性的诱惑中，在自甘堕落的纵欲酗酒中，他们的大脑自动陷入了昏睡状态，在战后这场没有硝烟的道德守卫战中，无不失守智慧的堡垒，弄得丢盔卸甲，无限沉沦。
这些男女主人公婚前生活放荡不羁，婚后也一样不顾婚姻的忠诚。《漂亮冤家》中，安东尼在参军期间不甘寂寞，故意勾引多特;《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黛西与汤姆这对夫妇双双出轨盖茨比与默特尔;《夜色温柔》中迪克与妮科尔这对夫妇也纷纷失身于罗斯玛丽与汤米。对于女性来说，她们“看到多少人受到诱惑而又为所欲为并未受到惩罚，于是得到鼓舞”[7]344。对于男性来说，他们会在与人“喝咖啡的时候对自己的出轨行为津津乐道，另一个的脸上则挂着满不在乎和深表赞赏的微笑”[8]53。当然，这些对婚姻不忠的行为也是令菲茨杰拉德极为痛恨的，他是位恪守传统家庭观念的人，可婚后，妻子泽尔达却曾与一位法国军官频频约会，虽然两人最终和好，但泽尔达的行为彻底摧毁了夫妻间的信任，因此他小说中那些漂亮的、不负责任的青年男女注定会走向厄运。 社会上，到处是没完没了的交谊会，其大致内容是男男女女聚在一起喝鸡尾酒，互相调情。几杯鸡尾酒下肚后，他们就能在“欢笑、接吻、挑逗爱抚和让人有些窒息的激情中度过几小时”[8]91。这种酒会实际上成了美国最流行的风俗之一，小型家庭派对与大型鸡尾酒会纷纷举行，聚会的电话邀约接到手软，到处赶场的人们络绎不绝。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绝妙见证：
有人在花园里铺着帆布的地板上跳起了舞。年老的男人们推着年轻女孩儿，不停地转圈儿。气质出众的男女拥在一起，在角落里跳着流行舞步。一阵阵欢乐而空洞的笑声，响彻夏夜的天空。[6]65
《爵士音乐世界史》演奏完毕，有的女孩美滋滋地把头靠在男人肩膀上，有的女孩嬉闹地向后仰倒在男人怀里。[6]68
舞会的场面，犹如爱伦·坡的《红死魔的面具》，城堡的假面舞会盛大开启，纵情享乐的人们上演出一幅幅堕落不堪的众生相，当午夜12点的钟声敲响，末日审判到来，红死病魔如期而至，人们便一排排地倒下了。更夸张的，菲茨杰拉德在作品中对极端的两性伦理失范也做过描述，如《夜色温柔》中卡罗琳与玛丽是一对女同性恋，路易和罗亚尔是一对男同性恋。还有令人发指的德弗罗对女儿妮科尔犯下的乱伦罪。那是充斥着性、酒精、毒品和变态的美国，一切都笼罩在爵士乐强烈的光雾里。在菲茨杰拉德看来，那些纵情声色的人们都患有难以治愈的疾病。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他描述了西卵和纽约之间大约一半路程的地方有一个灰烬谷。在这里，一个早已被遗忘的眼科医生所留下的褪色的广告招牌——T. J. 埃克尔堡医生巨大的眼睛“若有所思，阴郁地俯视着这片阴沉沉的灰堆”[6]42，但对美国这个淫欲炽盛的流行病却无解救之方。
四、冷漠的人际伦理
人际关系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与交往中形成的相互间关系，如与朋友、同事、邻里与社区的关系;人际伦理即指人们在处理这些关系时所采取的基本伦理态度与准则。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人际伦理模式大多趋向于仁义、守礼、诚信的“情感性关系”。而西方文化背景下，追求自我与独立使“个体主义”与“利益关系”至上，如霍布斯的“人与人似狼”这个命题所示，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狼一样，在没有公共权力的制约下，人凭本性自然地生活，而在争名逐利的过程中会产生竞争、猜忌与侵害，因此，为维护个人的合法利益，西方人际伦理体现为逐利、公平、可选择性的“契约型关系”。
在《人间天堂》中，菲茨杰拉德通过描写青年艾默里校园生活的成长历程，影射出人际关系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在社会各种势力与人际关系的碰撞下，艾默里自动分化为艾默里1与艾默里2两种个性。艾默里1最初在预科学校念书时是一个“老师不喜欢，同学合不来”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一年后他已完全判若两人成了艾默里2，被视为明星球员、聪明的男演员，并担任学校杂志社的主编。但这并非因为他改掉了装腔作势、喜怒无常的性格，而主要由于他母亲的豪门背景被校方挖出来了。相对来说，那些没有背景的同学要想“出人头地”就没那么容易了。比如拉希尔为了竞选班长拉票，必须帮同学做功课，拉希尔抱怨道：“他们一个个都很自私，认为投了我一票，就算给了我回报了。我希望能到一个人人都自己的功课自己完成的地方去，我已经厌倦了……”[9]50
两年的预科生涯使艾默里2树立了当一个“老滑头”的理想目标：“长相漂亮，有人际交往的头脑，从不卷入任何是非，衣冠楚楚，尤其头发必需梳得油光溜滑的。”[9]51但终究，他无法摆脱艾默里1浪漫、自我的影响，很不情愿地承认他与做一个正宗的老滑头水火不容。就这一点而言，艾默里1代表了怀疑和批判的力量，当一个艾默里全身心投入物质追求的同时，另一个艾默里却在一边默默地反思这一切的意义，反感人际交往的虚伪。同样的情况在艾默里接下来的普林斯顿大学生涯中愈发明显。普林斯顿大学的同学们表面上手挽手、肩并肩地唱着：“回去喽——回到——拿骚——楼！”而这欢快的下面是“渗透进全年级每一个人心灵深处的明争暗斗的气氛”[9]62。竞选班长、秘书长、报社主编，以及各种俱乐部之间的拉帮结派、攀高踩低，种种的社交屏障使艾默里愤愤不平。他和同学汤姆的一段谈话颇有意味：
汤姆：“你还是适应这个环境的，可是，我就很讨厌要身不由己地去迎合这种心地狭隘的势力之风。我要到这样一个地方去，那里的人们不会因为领带的颜色不入时或者衣服穿得不挺括就遭到排斥，被拒之门外。”
艾默里争辩说：“你做不到的，无论你走到哪里，你始终都会不知不觉地运用‘有气质’或者‘缺少气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人的。”[9]117
讽刺的是，谈话后不久，艾默里眼中“颇具人格魅力与高贵气质”的亨伯德就遭遇车祸一命呜呼了。艾默里内心不禁大为触动：“死得如此毫无价值，如此不值一提……像动物一样，血肉模糊地躺在地上。”[9]122更为讽刺的是，第二天，刚刚经历同学的惨死，这群普林斯顿的同学们依然愉快地开着舞会，忘情地翩翩起舞。通过对这几幕场景时间上的紧凑安排，菲茨杰拉德辛辣地揭露了世间名利的虚妄、世道的炎凉、人情的冷漠。自此以后，每当艾默里去舞会、酒吧，与狐朋狗友浑浑噩噩地过日子，总会在半梦半醒间见到亨伯德的鬼魂，从而大惊失色地逃离这些污浊的场所与虛伪的人群。菲茨杰拉德总是会在主人公沉沦堕落的时刻给予当头棒喝，使其保持清醒，“……哎，这片人间天堂……根本就没有什么快乐与安康”[9]1。
《末代大亨》是在好莱坞旅居多年的菲茨杰拉德对电影业题材的一次尝试。他先是设置了好莱坞这一阶级分明的商业背景。“好莱坞是一个区域划分十分清晰的地方，上至总裁、董事，下至住平房的技术人员，再到底层的群众演员，一眼望去你就能准确地看出哪种经济条件的人住在哪一个区域。”[13]109之后，菲茨杰拉德又精心打造了商界天才施塔尔：“他能迅速而又精确地在头脑里盘算出所有费用，令在场的人惊诧不已。”[13]68这位“金融家中的金融家”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站在好莱坞的巅峰指点江山。“当人们在黑暗中鱼贯而出时，他站在那儿向他们讲话挥手，那神态举止就像拿破仑大帝跟他的近卫军依依惜别。”[13]40工作中，他幽默风趣、作风民主，与下属关系融洽。在他的领导下，下属都忠于职守、任劳任怨。“当持续三年的经济大萧条袭来时，他保证他们毫发无损。旧帝国正在摇摇欲坠，危机四伏;但他依旧是他们的头儿，是最后一位君主。当他们从他的身旁走过时，对他的问候致意就是一种对王者低调的喝彩。”[13]40 就是这样一个叱咤风云又勇于承担的人物却依然难逃被好莱坞抛弃的噩运。小说里牵涉相当多的利益关系以及人物关系。小说一开始，好莱坞联合制片公司的前总裁舒瓦茨就因商业失败而开枪自杀，舒瓦茨死之前给施塔尔留了字条，让他当心身边的人，他的死预兆了施塔尔之后的悲剧。施塔尔的雇主是影视业的大腕儿布拉迪，布拉迪不学无术，对电影一窍不通，完全靠着施塔尔的帮助打下了半壁江山。可此后，他对施塔尔的疑心与日俱增，并想把施塔尔踢出公司，他们之间为争夺公司的控股权反目，电影厂被搞得乌烟瘴气、人心向背。在一系列的冲突中，影业界上至高管，下至演职员形成了阵线分明的两派，彼此猜忌、斗争、陷害、挑拨、打官司、暗杀。施塔尔最后虽死于空难，呼应小说开篇舒瓦茨在乘机旅途中不详的自杀，但毋庸置疑，施塔尔即使不死也难逃席卷而来的好莱坞的阴谋、腐败与暴力。菲茨杰拉德将世道的艰险、人性的阴暗如好莱坞大片儿一样呈现在读者眼前。“一生追求成蹉跎，你瞧，世事皆如故，纷纶无间道。”[9]132
就事论事，西方公事公办的“契约关系”强调公平、互利，避免了中国时而任人唯亲、不问是非的“情感性关系”的弊端。但建立在推崇竞争、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基础上的人际伦理是淡漠的、脆弱的，甚至是敌对的，这种人际关系导致伦理道德匮乏、合作关系不稳定，最终很难形成亲密、持久且富有成效的正向人际关系。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中所勾勒出的人际关系冷漠无情的各个侧面，既洞察了消费文化下美国社会生活的众生相，同时亦可看出作者对和谐人际关系的探索与追寻。
五、结语
在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时隔1个世纪，重新解读菲茨杰拉德的作品时我们发现，他的成就已经打破了时空的界限，他小说中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依旧鲜活如昨，小说中所涉及的伦理问题在现实世界中也始终存在。菲茨杰拉德想对社会中的道德乱象给予教诲，却又从不直截了当，“在每一篇故事里，都有一滴我在内——不是血，不是泪，不是精华，而是真实的自我，真正是挤出来的”[14]386。其实，他想向人们宣讲的伦理道德在混沌的世间是简洁明了的，那就是自尊、自律、勤劳、简朴、孝顺、责任、诚信，以及崇高的自我奉献精神。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包括他自己在内，会因达到或达不到这些标准而受到奖励或惩罚。而小说人物的性格表现以及所做的伦理选择会得到不同的伦理结果，具有不同的伦理价值，从而达到教诲或警醒的目的。
通过他的作品，菲茨杰拉德向社会与人民表达了他的伦理关怀，对黜奢崇俭的思考、对家庭亲情与坚贞爱情的期盼、对社会和谐与人际真诚的愿望，以及对重建社会伦理秩序的强烈诉求。他独特的写作风格所打造的艺术世界是那样的富有魅力，他种种的伦理教诲又如此感人至深。现如今，没有人会质疑这位艺术大师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他的众多名篇佳作不仅一再出版，还通过戏剧与影视的广泛传播被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他对文学艺术的锐意创新、对伦理信念的执着追求精神，将会永远在乱世中启迪着人们，并鼓励着人们奋发向上，努力拼搏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我们奋力前行，小舟逆水而上，不断地被浪潮推回到过去，不过没有关系——明天我们会跑得更快，手臂伸得更远……总有一个美好的清晨——[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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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 Scott Fitzgerald is the representative writer of the so-called “lost generation”， i.e.， concentrating on the defeat of innocence in society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With a strong sense of ethics， his novels describe various forms of con-tradictions in American moral relationships during the 1920s. Through his works， the author expresses his strong appeal for the ethical concern of the societ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ethical order. Ethical criticism of literature is a long historical tradition， b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will also lead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literature. Therefore， his works， in different cultures， present the multiple ethical consciousnesses and voices. Due to the special ethical environment of the author and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s， the ethical choices made by characters， and the moral warning and teachings for readers have important ethical significance， which enables us not only to picture and interpret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 but also to get more inspiration and consideration， providing our own era with references.
Key words： Fitzgeral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e Lost Generation
編辑：邹蕊